可能是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就不把生病当成个事。直到一个礼拜之前，自己的腿一下子磕在了北京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水泥地上。我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回家冲了一下，然后还很得意洋洋地从抽屉里拿了碘伏棉签和百多邦软膏敷在伤口上，心里想的是：呵呵，自己处理伤口也不是什么难事嘛。然后照常上下班、做瑜伽、跑步。昨天去医院，医生把我痛骂了一顿，然后告诉我，现在伤口严重感染，创面皮肤组织已经坏死，严重的话可能还要植皮，建议住院。
　　我当时心理已经全线崩溃，但表情还是特别镇定地说：“没这么严重吧？”医生瞧了我一眼：“你要是觉得不严重就不严重呗，那是你自己的事。”然后我就彻底怂了。
　　换药之后去吃了很久没去的港式茶餐厅， 聊了一会儿没正经的之后，我不无感慨地告诉老齐，我竟然也会因为一点伤筋动骨的小病害怕了。这是不是变老的标志？
　　后来我跟她说，从医院包扎完伤口回来之后，我怀着愤怒沮丧的心情发了条微博：完了，这下挂了。然后我就洗了会儿衣服，把冰箱里剩的萝卜烧牛腩重新放在锅上煮，结果楼下的警卫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叫某某的人上来找我。知道是一个以前的同事的时候，我惊讶的嘴巴里能放两个鸡蛋，因为我跟他真的不熟，不熟到甚至没说过几句话。他之所以知道我家在哪儿纯粹是因为曾经坐过同一辆班车。他给我打电话，说在微博上看到我贴的腿伤的照片就突然想过来要看看我。我没让他上来，因为我觉得被冒犯大过了感动。他走之前把一些跌打药放在警卫那里，我下去拿的时候突然有点内疚。后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过去表示谢意，他不无委屈地说：“其实他也就是想来看看我，没有别的意思。”
　　后来我问老齐，是不是我们才工作两年就积累起来的敌意和冷漠，已经大到足以让我们生硬地拒绝一个人的好意，不管这好意是不是真的单纯？没毕业的时候，我们胆子大到可以搭陌生人的车从西宁去青海湖，可以在后海的酒吧里喝陌生人的酒。可是现在，我甚至连前同事的好意都本能地抗拒，晚上一过了八点就只想尽快回家。现在如果问我会不会在街上扶起老人，我觉得我不会扶，这是实话。因为我怕被骗怕受伤害。
　　可老齐说，消失的不是信任，是脑海中曾经有过的无限可能。年轻的时候遇见无数种可能性，也因为岁月大好而勇于尝试，那些所谓的挫折，所谓的伤害，其实真正能打倒我们的没有多少，因为无限可能带来的新奇感给予我们的远远大于伤害。可现在，我们不再愿意有太多的可能性，我们只想老老实实沿着前面这条还算是看得见路标的路走下去，走到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指向明确的未来。那些细碎的、短暂的却给人惊喜的关系，给我们带来的不再是温暖，而是疲惫。就像是老齐，宁愿在长途火车上给我打两个小时的电话也不愿意和坐在旁边的老外帅哥聊一句话。就像是我，宁愿窝在家里用我妈给我的独家秘方煮一锅滋味早就烂熟于心的羊肉汤，也不再愿意大老远跑到宋庄或者怀柔吃什么羊肉。我们沉溺于十几年的亲密关系里，觉得只有老酒才能越酿越香。
　　后来我问老齐，变成这样的人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老齐说，她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的感觉。只要我们还能意识到未来仍然有无限可能在等待，这就不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