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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患有酒精依赖症的人对自己的病浑然不知。只有少数渴望拯救自己的嗜酒者们，联起手来，组成了一个“酒鬼帮助酒鬼”的组织，共同应对潜伏于体内的“魔鬼”。
根据2003年有关研究人员做的抽样调查显示，酒精依赖者在调查人群中所占比例达到千分之三十七。如果照此推算，全国约有4000多万人患此病症。
酒精依赖患者的平均寿命为53岁，自杀率和离婚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数。如果把相关情绪性疾病引发的自杀也算进来，这个数字会更高。
藏在体内的“魔鬼”
关霆刚刚50岁，头发却已经全白，看上去比同龄人老很多。他常说，自己的身体里藏着一个魔鬼。从染上酒瘾的那一刻算起，这个“魔鬼”整整跟了他18年。
一旦喝了第一杯酒，“魔鬼”就在关霆体内复活，牢牢控制住他的身体，紧接着是第二杯、第三杯……直到人事不省。多年的饮酒经历，已经伤害到了他的神经末梢系统，虚汗、颤抖，这些身体反应接踵而来。
关霆从22岁参加工作后开始饮酒，十年之后，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嗜酒者。没日没夜地喝酒，让他的工作和生活一团混乱。在家人的逼迫下，他下定决心戒酒。但这时关霆发现，魔鬼早已经进入身体，并开始反噬。
戒酒第一天，他不吃不喝迷迷糊糊。第二天，鼻子大出血。第三天，他出现了幻视、幻觉：总看见窗外有红灯不断闪烁；走在街上，似乎身边每个人都是跟踪他的警察。
关霆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医生，却不懂这病，只好将他送进精神病医院，一住就是8个月。出院后，关霆的酒虽然暂时停掉了，但那些焦虑和狂躁却无法逃避。他患上了抑郁症。
一天，他站在离家不远处的五道口铁轨上，茫然看着驶来的列车，没有任何闪避的意思。所幸，那只是一节牵引机车，司机及时刹住了车，下来抽了他两个嘴巴，骂道：你想找死啊！
自杀未遂的关霆什么也没敢说，扭头跑回了家。他又一次端起了酒杯。只有在酒精的不断麻醉中，他才能获得解脱。他一向自认有坚强的意志力，刚刚工作那会儿还曾跑去玉渊潭冬泳，唯独对酒，竟毫无抵抗能力。
几年后，关霆再次被送进医院。此时他酒精中毒，肝部分硬化，肾炎引发身体浮肿。在主治医师的推荐下，关霆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名为AA（Alcoholic Anonymous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戒酒小组。
酒精依赖是一种病
进入AA以后，关霆逐渐了解到，这是一个完全由嗜酒者组成的组织，是几名中国医生去美国考察访问之后，把这种国外已经存在多年的戒酒方式介绍回北京的。经过十年发展，北京已有4个AA小组，活动地点分别位于安定医院、北大六院、回龙观医院和东中街元嘉国际公寓。嗜酒者们每周定期聚到一起，彼此交流戒酒心得。成员之间还结成一对一的助帮关系，在没有集体活动时，彼此会通过电话、网络、见面等方式，鼓励对方戒酒。
每次AA聚会，关霆和其他成员们分享着各自的故事。发言的人总是先告诉大家：“我是一个酒鬼”——这是他们共同的身份，不同的是，有人说得沉重，有人面带自嘲的笑容，还有人耸耸肩摊开手做个无奈表情。
承认自己是酒鬼，直面自己一塌糊涂的生活，这被AA成员们视为面对自己、走向康复的起点。但起点之后，他们要一项一项面对自己的过去和内心，用自己的回忆与讲诉，一点点揭开内心深处的伤疤，这，并不容易。
其中一项，每个嗜酒者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道德反省。这对一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关霆来说，实在艰难。他随时会自我辩解，埋怨他人。好在他没有放弃，坚持着尝试了整整两个月后，在面对小组其他成员时，他终于可以坦然讲诉自己的种种缺点。
参加AA已经四年，这期间，关霆的生活中不再有酒精，取而代之的，是坚持参加AA小组的活动。
“酒精依赖是一种脑疾病。”北京回龙观医院酒精依赖病房副主任医师孙洪强说，诊断一个酒精依赖者（也称嗜酒者），不在于他是否爱喝酒，能喝多少酒，而是有一整套诊断体系。通俗来讲，这个体系核心的标准有两条：对喝酒不可自控；有强烈的戒断反应。
所谓戒断反应，是指嗜酒者一旦戒酒，身体会出现一系列强烈的身体症状。这在每一位打算戒酒的嗜酒者身上都有体现。心慌手抖是轻微症状，严重的会出现幻视、幻听乃至谵妄。
这种疾病，正是关霆所说的那个“魔鬼”，AA的成员们都认同，正是这个“魔鬼”，让他们在面对酒精时迥异于常人。“我们跟正常人不同，常人哪怕再喜欢喝酒，说停就能停，但我们却做不到。”
“嗜酒者有着对酒精极度敏感的体质，往往形成终身依赖。”孙洪强分析，酒精依赖症就跟糖尿病一样，目前无法根治，只能在长达一生的时间里，尽量控制着不发作。“一朝为酒鬼，终身为酒鬼。”这几乎是所有嗜酒者的宿命。
只有酒鬼能帮助酒鬼
“一个嗜酒者仅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戒酒。这与道德或者意志力无关。”酒精依赖就像一种精神上的癌症，单靠药物几乎无法治疗，于是，越来越多的“关霆”自己行动起来，希望通过AA来拯救自己的生活。
那么AA又凭什么拯救这些被“魔鬼”看上的人呢？靠成员间的互相鼓励与督促。那些坚持下来的AA会员认为，正是相扶相携才让他们走到今天。他们因酒精而被抛弃在精神世界的黑暗之中，恐惧和空虚相随，面临着失去亲情与工作的双重困境，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抱团取暖。
在这个坚信“只有酒鬼能帮助酒鬼”的组织里，不同身份、年龄、性别的人聚集到一起，共同对付各自脑袋中的那个“魔鬼”。同病相怜的感觉，让他们互相支撑。
与关霆一样，40岁的北京人王戈几乎每次活动都坚持参加。“只有不断地来AA，跟大家在一起，才能填补心中的那个空洞。”
此前，他多次戒酒未果，多次醉后打骂，让饱受伤害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家。同许许多多的嗜酒者一样，王戈也是从喝酒追求尽兴，逐渐发展到不可自控，直至“众叛亲离”，同妻子、朋友、同事的关系“统统完蛋”。他也曾有终结自己生命的经历，那时他已进入谵妄状态。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他竟然从北京的西北，步行到南城，几乎穿越了这座城市，并在不自知的状况下跳入水中。苏醒后，他发现自己身在医院，警察询问他是否遭到了抢劫。
加入AA后，他找到了一个后来与他情同手足的“助帮人”——美国小伙子大卫。每当他涌起强烈的喝酒欲望时，他会迅速拿起电话，打给大卫。一通电话聊下来，他紧绷的神经会放松下来——他知道，自己又一次做到了“今日无酒”。
王戈最忘不了第一个没有酒的除夕夜。外面鞭炮声不断，他一人在家看“春晚”，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挥之不去。然而零点时分，令他意外的是，大卫和妻子开车来到他家。原来，大卫怕他在除夕夜忍耐不住，重新勾起酒瘾，就特地来陪他过春节，还带来了饺子和鞭炮。他感动得要命，想在家里弄点儿吃的招待大卫夫妇，但只翻出了两根黄瓜。
在大卫的帮助下，王戈已经四年半时间滴酒未沾。他重新找了一份固定的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空余时间较多。这样，他能抽出时间来参加AA的活动。
AA成员非常珍视彼此间的友情，正是这些有相似经历的朋友间的互相扶持，让关霆和王戈他们在“魔鬼”的觊觎下，一步步走到今天。
如今，中国AA已成立10周年。在这10年时间里，除了北京外，天津、上海、延吉、成都、昆明等城市都有了自己的AA小组。即便如此，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成员却并不多。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离开。“坚持下来很难，而要放弃，却有一千个理由。”
放弃的人要么回去复饮，继续醉生梦死，要么住院治疗，有的则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一些国家，对酒驾者的处理方式更人性化。警方在将酒驾者投入监狱之前，会让他们先选择是否见一见戒酒咨询师，确认自己是否属于酒精依赖者。如果是，会让他们接受治疗。
但在中国，对于酒精依赖是一种病，整个社会尚未形成共识，这无论对嗜酒者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意味着危险。
根据2003年有关研究人员做的抽样调查显示，酒精依赖者在调查人群中所占比例达到千分之三十七。如果照此推算，全国约有4000多万人患此病症。
酒精依赖患者的平均寿命为53岁，自杀率和离婚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数。如果把相关情绪性疾病引发的自杀也算进来，这个数字会更高。
藏在体内的“魔鬼”
关霆刚刚50岁，头发却已经全白，看上去比同龄人老很多。他常说，自己的身体里藏着一个魔鬼。从染上酒瘾的那一刻算起，这个“魔鬼”整整跟了他18年。
一旦喝了第一杯酒，“魔鬼”就在关霆体内复活，牢牢控制住他的身体，紧接着是第二杯、第三杯……直到人事不省。多年的饮酒经历，已经伤害到了他的神经末梢系统，虚汗、颤抖，这些身体反应接踵而来。
关霆从22岁参加工作后开始饮酒，十年之后，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嗜酒者。没日没夜地喝酒，让他的工作和生活一团混乱。在家人的逼迫下，他下定决心戒酒。但这时关霆发现，魔鬼早已经进入身体，并开始反噬。
戒酒第一天，他不吃不喝迷迷糊糊。第二天，鼻子大出血。第三天，他出现了幻视、幻觉：总看见窗外有红灯不断闪烁；走在街上，似乎身边每个人都是跟踪他的警察。
关霆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医生，却不懂这病，只好将他送进精神病医院，一住就是8个月。出院后，关霆的酒虽然暂时停掉了，但那些焦虑和狂躁却无法逃避。他患上了抑郁症。
一天，他站在离家不远处的五道口铁轨上，茫然看着驶来的列车，没有任何闪避的意思。所幸，那只是一节牵引机车，司机及时刹住了车，下来抽了他两个嘴巴，骂道：你想找死啊！
自杀未遂的关霆什么也没敢说，扭头跑回了家。他又一次端起了酒杯。只有在酒精的不断麻醉中，他才能获得解脱。他一向自认有坚强的意志力，刚刚工作那会儿还曾跑去玉渊潭冬泳，唯独对酒，竟毫无抵抗能力。
几年后，关霆再次被送进医院。此时他酒精中毒，肝部分硬化，肾炎引发身体浮肿。在主治医师的推荐下，关霆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名为AA（Alcoholic Anonymous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戒酒小组。
酒精依赖是一种病
进入AA以后，关霆逐渐了解到，这是一个完全由嗜酒者组成的组织，是几名中国医生去美国考察访问之后，把这种国外已经存在多年的戒酒方式介绍回北京的。经过十年发展，北京已有4个AA小组，活动地点分别位于安定医院、北大六院、回龙观医院和东中街元嘉国际公寓。嗜酒者们每周定期聚到一起，彼此交流戒酒心得。成员之间还结成一对一的助帮关系，在没有集体活动时，彼此会通过电话、网络、见面等方式，鼓励对方戒酒。
每次AA聚会，关霆和其他成员们分享着各自的故事。发言的人总是先告诉大家：“我是一个酒鬼”——这是他们共同的身份，不同的是，有人说得沉重，有人面带自嘲的笑容，还有人耸耸肩摊开手做个无奈表情。
承认自己是酒鬼，直面自己一塌糊涂的生活，这被AA成员们视为面对自己、走向康复的起点。但起点之后，他们要一项一项面对自己的过去和内心，用自己的回忆与讲诉，一点点揭开内心深处的伤疤，这，并不容易。
其中一项，每个嗜酒者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道德反省。这对一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关霆来说，实在艰难。他随时会自我辩解，埋怨他人。好在他没有放弃，坚持着尝试了整整两个月后，在面对小组其他成员时，他终于可以坦然讲诉自己的种种缺点。
参加AA已经四年，这期间，关霆的生活中不再有酒精，取而代之的，是坚持参加AA小组的活动。
“酒精依赖是一种脑疾病。”北京回龙观医院酒精依赖病房副主任医师孙洪强说，诊断一个酒精依赖者（也称嗜酒者），不在于他是否爱喝酒，能喝多少酒，而是有一整套诊断体系。通俗来讲，这个体系核心的标准有两条：对喝酒不可自控；有强烈的戒断反应。
所谓戒断反应，是指嗜酒者一旦戒酒，身体会出现一系列强烈的身体症状。这在每一位打算戒酒的嗜酒者身上都有体现。心慌手抖是轻微症状，严重的会出现幻视、幻听乃至谵妄。
这种疾病，正是关霆所说的那个“魔鬼”，AA的成员们都认同，正是这个“魔鬼”，让他们在面对酒精时迥异于常人。“我们跟正常人不同，常人哪怕再喜欢喝酒，说停就能停，但我们却做不到。”
“嗜酒者有着对酒精极度敏感的体质，往往形成终身依赖。”孙洪强分析，酒精依赖症就跟糖尿病一样，目前无法根治，只能在长达一生的时间里，尽量控制着不发作。“一朝为酒鬼，终身为酒鬼。”这几乎是所有嗜酒者的宿命。
只有酒鬼能帮助酒鬼
“一个嗜酒者仅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戒酒。这与道德或者意志力无关。”酒精依赖就像一种精神上的癌症，单靠药物几乎无法治疗，于是，越来越多的“关霆”自己行动起来，希望通过AA来拯救自己的生活。
那么AA又凭什么拯救这些被“魔鬼”看上的人呢？靠成员间的互相鼓励与督促。那些坚持下来的AA会员认为，正是相扶相携才让他们走到今天。他们因酒精而被抛弃在精神世界的黑暗之中，恐惧和空虚相随，面临着失去亲情与工作的双重困境，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抱团取暖。
在这个坚信“只有酒鬼能帮助酒鬼”的组织里，不同身份、年龄、性别的人聚集到一起，共同对付各自脑袋中的那个“魔鬼”。同病相怜的感觉，让他们互相支撑。
与关霆一样，40岁的北京人王戈几乎每次活动都坚持参加。“只有不断地来AA，跟大家在一起，才能填补心中的那个空洞。”
此前，他多次戒酒未果，多次醉后打骂，让饱受伤害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家。同许许多多的嗜酒者一样，王戈也是从喝酒追求尽兴，逐渐发展到不可自控，直至“众叛亲离”，同妻子、朋友、同事的关系“统统完蛋”。他也曾有终结自己生命的经历，那时他已进入谵妄状态。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他竟然从北京的西北，步行到南城，几乎穿越了这座城市，并在不自知的状况下跳入水中。苏醒后，他发现自己身在医院，警察询问他是否遭到了抢劫。
加入AA后，他找到了一个后来与他情同手足的“助帮人”——美国小伙子大卫。每当他涌起强烈的喝酒欲望时，他会迅速拿起电话，打给大卫。一通电话聊下来，他紧绷的神经会放松下来——他知道，自己又一次做到了“今日无酒”。
王戈最忘不了第一个没有酒的除夕夜。外面鞭炮声不断，他一人在家看“春晚”，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挥之不去。然而零点时分，令他意外的是，大卫和妻子开车来到他家。原来，大卫怕他在除夕夜忍耐不住，重新勾起酒瘾，就特地来陪他过春节，还带来了饺子和鞭炮。他感动得要命，想在家里弄点儿吃的招待大卫夫妇，但只翻出了两根黄瓜。
在大卫的帮助下，王戈已经四年半时间滴酒未沾。他重新找了一份固定的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空余时间较多。这样，他能抽出时间来参加AA的活动。
AA成员非常珍视彼此间的友情，正是这些有相似经历的朋友间的互相扶持，让关霆和王戈他们在“魔鬼”的觊觎下，一步步走到今天。
如今，中国AA已成立10周年。在这10年时间里，除了北京外，天津、上海、延吉、成都、昆明等城市都有了自己的AA小组。即便如此，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成员却并不多。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离开。“坚持下来很难，而要放弃，却有一千个理由。”
放弃的人要么回去复饮，继续醉生梦死，要么住院治疗，有的则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一些国家，对酒驾者的处理方式更人性化。警方在将酒驾者投入监狱之前，会让他们先选择是否见一见戒酒咨询师，确认自己是否属于酒精依赖者。如果是，会让他们接受治疗。
但在中国，对于酒精依赖是一种病，整个社会尚未形成共识，这无论对嗜酒者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意味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