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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是一个纷乱而璀璨的时代，也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开端，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浪潮中，众多留洋学子回归祖国，以少年英才启迪着国人的智慧，满足着国人对现代的渴求。
虽然武夫当国，这些知识分子却也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并在思想上闪烁出耀人的光辉。一代宗师，风华绝代，留下了一段民国的美妙记忆。
“学”“富”五车
当年的教授们可谓是“学”“富”五车，尤其是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之下，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一夜之间成为了北大教授，教授们的收入也是不断增长。
1917年1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到了1917年5月3日，教育部公布了《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对国立大学中的校长、学长、正教授、预科教授、助教、讲师、外国教员、图书馆主任、庶务主任、校医及事务员等薪俸数额做了详细的规定。
当时公立大学基本是按教育部所定标准来发放职员薪水。以北京大学为例，1917年4月，周作人受聘为北大国史编纂处编纂一职，月薪120银元，后担任北大文科教授，月薪“教授初级为240银圆，随后可以加到280圆为止”，这与教育部规定的本科教授最高工资为280圆相符。
1917年1月，当时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26岁青年胡适，以一篇 《文学改良刍议》，打响白话文运动第一枪。当年夏天，胡适回国受聘于北大当教授，教授哲学，月薪260银圆。
刚踏入社会的胡适就能拿到如此高薪，自是振奋。上课一个月后，胡适立即被评为一级本科教授，加了薪水，他高兴地给母亲写信：
“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及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
根据1917年2月6日教育部公布的 《小学教员俸给规程令》可以看出，大学教员的收入是中小学教员的10倍以上。当时中学教员一般实行时薪制，“1922年以前一般为每小时5角至2圆。1922年实行学制改革后，初中一般每小时1圆至1圆2角5分。”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教授们的收入水平非常高。这也可以参看191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在对曹家渡的调查中显示“工人支持五口之家的伙食费月需15圆”。难怪青年胡适看到自己的工资单，会在心中发出“尽够养吾兄弟全家”的豪言。
民国初年，大学教授群体的收入属于当时社会的上层，他们享受着很高的经济待遇，工作条件相对优越，这些凸显出了高学历人才的匮乏，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现状。
此外，一些有影响的教授往往还在其他学校兼职授课，创办杂志、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甚至在政府谋有职位，他们的收入无疑会更高。
教授们的高收入水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日常生活
在当时，大学教员的收入处于社会的中上层，用鲁迅自己的话，他们是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何况这些教授还有相当丰厚的稿费收入。以胡适为例，到1928年底，仅胡适在亚东图书馆出书的版税和稿酬就有三万银圆。
鲁迅在京历任教育部职员、大学教授、期刊撰稿人等职，收入也颇为可观。纵观这一时期的教授群体，他们的身份大多都是在几所大学兼任教授或多个期刊的撰稿人，多渠道的收入使得他们能从容地享受文化生活。
教授们承袭古代士人传统，互相宴请或互相邀约，或是轮流做东。据当时顾颉刚回忆：“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12圆，加酒水消费总共不到20圆，每人两圆。鱼唇席10圆、海参席8圆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40圆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11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此外，教授家一般都顾着仆人和厨子，这些厨子常是能够做出一手家乡风味菜的。
在物质生活之外，教授们还追求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们要买书、听戏、游玩，这些既同他们的职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又是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精神享受，所以日常的娱乐花费成为他们的主要消费之一。
民国初年大学教授是社会中上层，经济收入远过于普通民众，尽管有拮据之时，但大多数人维持温饱不成问题，因而比普通人有更多精神追求。
生活品味是建立在文化背景基础上的，他们光顾最多的地方是琉璃厂文化街厂甸，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著名的所在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去处。
这个旧书摊遍布的地方，经史子集小说野史应有尽有，在当时吸引了大批文人，如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日常生活中最频繁的就是买书。他在北京居住了十五年，浏览古书，访求碑帖，徜徉于琉璃厂。
钱玄同喜欢逛旧书摊更是出了名的，而且只要他到了那里，一般情況下都会把自己看到的所有喜欢的书一网打尽，时人戏称钱玄同为“厂甸巡阅使”。
文人藏书是雅嗜，读书人多少都爱闲逛书店书摊。在某种意义上，士人藏书，比富户对财产更有一份痴情，他们将藏书看作是自己的万贯家财，是一种精神的物化。
相对稳定充裕的收入，决定了他们体面的生活，可以让他们在教学之余，开展富有情趣和文化意味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并且受到社会的尊敬。
买房与租房
读书人看重书房，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住所是最被看重的事情之一。
1919年春夏之交，已经39岁的鲁迅有了一定的积蓄，这时的他开始张罗一件大事——买房。此时的鲁迅家道早已衰落，作为长子的他，面对着自己的家室及两个弟弟的家庭，需要买一个很大的房子，能够住下自己、二弟、三弟共十几口子人。
在经过多方考察之后，鲁迅选了一个有二十八间房子的四合院，这是一个三进院落的大院，二门外是外院，有南屋三间；二门内，中间有北屋三大间；前院又有东西厢房各三间；后院有一排九间的北屋，三间为一套。 房子在八道湾胡同11号，总价约3500个银圆，据说院子大得可以开运动会。3500圆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在1918年，清华大学的外籍教员在北京西郊对195户居民做了一个调查。根据统计结果，北京市郊平均五口之家，每年收入100银圆就能维持生活了。
买房后，鲁迅又花了600多银圆购置家具和房屋装修，但对他来说，买房、装修费用加在一起都不存在什么压力，他在银行贷了500圆，又将祖屋变卖，应付下来绰绰有余。
兄弟失和后，鲁迅又买了一座四合院，三间北屋是家人的住房，东厢房是女工的住房，西厢房是厨房，三间南屋是藏书室兼会客室。
同样作为教授的胡适却没有买房，而是一直选择租房而居。从胡适给母亲的信来看，胡适不仅有能力赡养母亲，连兄弟全家都可以接济，他是完全有能力买房的。但是，他认为有比买房更重要的事要做。他把钱省下来，买书买画，买敦煌残卷，买各种文物。他还资助学生等。
胡适虽然不买房，却对住所的要求特别高，他租住的房子，要宽敞明亮，甚至需要专门的客房，以招待朋友。在北京的时候胡适就搬了五次家，一处比一处气派。
性情中人
身处黄金时代，这些教授们性情各异，有的幽默、有的沉默、有的狂狷、有的自谦，但是他们有着共性就是博闻强识、学富五车。
他们中人缘最好的当属胡适。无论是国学泰斗，还是西学大家，无论是文科大师，还是科技巨匠，他基本上都和这些了不起的人物关系很好。陈独秀、钱玄同、陶行知、赵元任、徐志摩等这些耳熟能详的人，都是胡适的好朋友。
在这些教授中，最特立独行的当属钱玄同。他在北大任教时，从来不批改学生的考卷，于是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有“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之后，直接送到教务室，由里面的工作人员统一盖章，然后按照每个学生的名字分别计入学分档案。
后来，钱玄同到燕京大学任教，同样的行为惹怒了校方，说如果不批改考卷，校方将依照制度，扣发你的薪金。钱玄同也怒了，立即写信回复，并在信封内附上钞票若干：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钱玄同还曾在报上与保守派论战时，生气地说：“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然而就是这个喜欢走极端的人，促进了汉字的改革和标点符号的运用。今天我们看到的汉字和标点以及小时候学过的拼音，都和这位特立独行的教授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自派遣留学生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归国留学生地位最高的时代当属20世纪初的二十几年，可谓是留学生的黄金时代。
二十世纪最初的二十年，清朝覆亡、民国肇建，国体政制除旧布新。在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历史转折时期，代表中国新思想新潮流的留学生们迎来了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黄金时期。
但是，在当时留学生群体内部不自觉地分为三六九等。回国已久的老留学生看不起回国不久的新留学生，博士瞧不起硕士，硕士瞧不起学士，留学西洋的瞧不起留学东洋的，留学东洋的瞧不起没出过洋的 （这在钱钟书先生的 《围城》里有详细的描述）。
时称留学西洋为“镀金”，留学东洋为“镀银”。于是，当时流传着“西洋一等、东洋二等、国内三等”的说法。故当时胡适、徐志摩等欧美留学回来的“绅士文人”是不大瞧得起郭沫若、胡元秋等留日作家的。
当时留学生归国便身价倍增，一躍成为大学师资的上层，简直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令那些没有出国求学的国内学子羡慕不已。
陶希圣早年毕业于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后来成为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他由于没有出国留过学，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当上了大学教授后，一遇到别人谈论学历出身，他便窘迫不已。
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在国内学生与留学生的比较竞争中，国内学生尝到的是苦味，我自己是个过来人”。
清末民初，作为留学归国教授的黄金年代，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在那个独特的时代，留学生给中国带来了一股现代的清风，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正是由于社会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渴求，一个短暂的教授黄金时代由此出现了。
（选自《看历史》2017年第2期）
虽然武夫当国，这些知识分子却也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并在思想上闪烁出耀人的光辉。一代宗师，风华绝代，留下了一段民国的美妙记忆。
“学”“富”五车
当年的教授们可谓是“学”“富”五车，尤其是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之下，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一夜之间成为了北大教授，教授们的收入也是不断增长。
1917年1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到了1917年5月3日，教育部公布了《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对国立大学中的校长、学长、正教授、预科教授、助教、讲师、外国教员、图书馆主任、庶务主任、校医及事务员等薪俸数额做了详细的规定。
当时公立大学基本是按教育部所定标准来发放职员薪水。以北京大学为例，1917年4月，周作人受聘为北大国史编纂处编纂一职，月薪120银元，后担任北大文科教授，月薪“教授初级为240银圆，随后可以加到280圆为止”，这与教育部规定的本科教授最高工资为280圆相符。
1917年1月，当时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26岁青年胡适，以一篇 《文学改良刍议》，打响白话文运动第一枪。当年夏天，胡适回国受聘于北大当教授，教授哲学，月薪260银圆。
刚踏入社会的胡适就能拿到如此高薪，自是振奋。上课一个月后，胡适立即被评为一级本科教授，加了薪水，他高兴地给母亲写信：
“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及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
根据1917年2月6日教育部公布的 《小学教员俸给规程令》可以看出，大学教员的收入是中小学教员的10倍以上。当时中学教员一般实行时薪制，“1922年以前一般为每小时5角至2圆。1922年实行学制改革后，初中一般每小时1圆至1圆2角5分。”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教授们的收入水平非常高。这也可以参看191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在对曹家渡的调查中显示“工人支持五口之家的伙食费月需15圆”。难怪青年胡适看到自己的工资单，会在心中发出“尽够养吾兄弟全家”的豪言。
民国初年，大学教授群体的收入属于当时社会的上层，他们享受着很高的经济待遇，工作条件相对优越，这些凸显出了高学历人才的匮乏，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现状。
此外，一些有影响的教授往往还在其他学校兼职授课，创办杂志、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甚至在政府谋有职位，他们的收入无疑会更高。
教授们的高收入水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日常生活
在当时，大学教员的收入处于社会的中上层，用鲁迅自己的话，他们是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何况这些教授还有相当丰厚的稿费收入。以胡适为例，到1928年底，仅胡适在亚东图书馆出书的版税和稿酬就有三万银圆。
鲁迅在京历任教育部职员、大学教授、期刊撰稿人等职，收入也颇为可观。纵观这一时期的教授群体，他们的身份大多都是在几所大学兼任教授或多个期刊的撰稿人，多渠道的收入使得他们能从容地享受文化生活。
教授们承袭古代士人传统，互相宴请或互相邀约，或是轮流做东。据当时顾颉刚回忆：“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12圆，加酒水消费总共不到20圆，每人两圆。鱼唇席10圆、海参席8圆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40圆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11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此外，教授家一般都顾着仆人和厨子，这些厨子常是能够做出一手家乡风味菜的。
在物质生活之外，教授们还追求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们要买书、听戏、游玩，这些既同他们的职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又是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精神享受，所以日常的娱乐花费成为他们的主要消费之一。
民国初年大学教授是社会中上层，经济收入远过于普通民众，尽管有拮据之时，但大多数人维持温饱不成问题，因而比普通人有更多精神追求。
生活品味是建立在文化背景基础上的，他们光顾最多的地方是琉璃厂文化街厂甸，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著名的所在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去处。
这个旧书摊遍布的地方，经史子集小说野史应有尽有，在当时吸引了大批文人，如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日常生活中最频繁的就是买书。他在北京居住了十五年，浏览古书，访求碑帖，徜徉于琉璃厂。
钱玄同喜欢逛旧书摊更是出了名的，而且只要他到了那里，一般情況下都会把自己看到的所有喜欢的书一网打尽，时人戏称钱玄同为“厂甸巡阅使”。
文人藏书是雅嗜，读书人多少都爱闲逛书店书摊。在某种意义上，士人藏书，比富户对财产更有一份痴情，他们将藏书看作是自己的万贯家财，是一种精神的物化。
相对稳定充裕的收入，决定了他们体面的生活，可以让他们在教学之余，开展富有情趣和文化意味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并且受到社会的尊敬。
买房与租房
读书人看重书房，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住所是最被看重的事情之一。
1919年春夏之交，已经39岁的鲁迅有了一定的积蓄，这时的他开始张罗一件大事——买房。此时的鲁迅家道早已衰落，作为长子的他，面对着自己的家室及两个弟弟的家庭，需要买一个很大的房子，能够住下自己、二弟、三弟共十几口子人。
在经过多方考察之后，鲁迅选了一个有二十八间房子的四合院，这是一个三进院落的大院，二门外是外院，有南屋三间；二门内，中间有北屋三大间；前院又有东西厢房各三间；后院有一排九间的北屋，三间为一套。 房子在八道湾胡同11号，总价约3500个银圆，据说院子大得可以开运动会。3500圆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在1918年，清华大学的外籍教员在北京西郊对195户居民做了一个调查。根据统计结果，北京市郊平均五口之家，每年收入100银圆就能维持生活了。
买房后，鲁迅又花了600多银圆购置家具和房屋装修，但对他来说，买房、装修费用加在一起都不存在什么压力，他在银行贷了500圆，又将祖屋变卖，应付下来绰绰有余。
兄弟失和后，鲁迅又买了一座四合院，三间北屋是家人的住房，东厢房是女工的住房，西厢房是厨房，三间南屋是藏书室兼会客室。
同样作为教授的胡适却没有买房，而是一直选择租房而居。从胡适给母亲的信来看，胡适不仅有能力赡养母亲，连兄弟全家都可以接济，他是完全有能力买房的。但是，他认为有比买房更重要的事要做。他把钱省下来，买书买画，买敦煌残卷，买各种文物。他还资助学生等。
胡适虽然不买房，却对住所的要求特别高，他租住的房子，要宽敞明亮，甚至需要专门的客房，以招待朋友。在北京的时候胡适就搬了五次家，一处比一处气派。
性情中人
身处黄金时代，这些教授们性情各异，有的幽默、有的沉默、有的狂狷、有的自谦，但是他们有着共性就是博闻强识、学富五车。
他们中人缘最好的当属胡适。无论是国学泰斗，还是西学大家，无论是文科大师，还是科技巨匠，他基本上都和这些了不起的人物关系很好。陈独秀、钱玄同、陶行知、赵元任、徐志摩等这些耳熟能详的人，都是胡适的好朋友。
在这些教授中，最特立独行的当属钱玄同。他在北大任教时，从来不批改学生的考卷，于是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有“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之后，直接送到教务室，由里面的工作人员统一盖章，然后按照每个学生的名字分别计入学分档案。
后来，钱玄同到燕京大学任教，同样的行为惹怒了校方，说如果不批改考卷，校方将依照制度，扣发你的薪金。钱玄同也怒了，立即写信回复，并在信封内附上钞票若干：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钱玄同还曾在报上与保守派论战时，生气地说：“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然而就是这个喜欢走极端的人，促进了汉字的改革和标点符号的运用。今天我们看到的汉字和标点以及小时候学过的拼音，都和这位特立独行的教授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自派遣留学生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归国留学生地位最高的时代当属20世纪初的二十几年，可谓是留学生的黄金时代。
二十世纪最初的二十年，清朝覆亡、民国肇建，国体政制除旧布新。在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历史转折时期，代表中国新思想新潮流的留学生们迎来了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黄金时期。
但是，在当时留学生群体内部不自觉地分为三六九等。回国已久的老留学生看不起回国不久的新留学生，博士瞧不起硕士，硕士瞧不起学士，留学西洋的瞧不起留学东洋的，留学东洋的瞧不起没出过洋的 （这在钱钟书先生的 《围城》里有详细的描述）。
时称留学西洋为“镀金”，留学东洋为“镀银”。于是，当时流传着“西洋一等、东洋二等、国内三等”的说法。故当时胡适、徐志摩等欧美留学回来的“绅士文人”是不大瞧得起郭沫若、胡元秋等留日作家的。
当时留学生归国便身价倍增，一躍成为大学师资的上层，简直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令那些没有出国求学的国内学子羡慕不已。
陶希圣早年毕业于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后来成为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他由于没有出国留过学，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当上了大学教授后，一遇到别人谈论学历出身，他便窘迫不已。
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在国内学生与留学生的比较竞争中，国内学生尝到的是苦味，我自己是个过来人”。
清末民初，作为留学归国教授的黄金年代，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在那个独特的时代，留学生给中国带来了一股现代的清风，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正是由于社会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渴求，一个短暂的教授黄金时代由此出现了。
（选自《看历史》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