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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力促进中心启动建设以来的20多年，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方面形成了一些探索与成果，主要集中在境外同类机构的研究、定位功能和发展环境的分析、主要业务的凝练，运行模式和体制机制分析、绩效评价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等5个方面，对指导和推动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与同类科技中介机构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综述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下一步研究方向形成了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生产力促进中心；研究综述；发展方向；科技中介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2.002
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建设发展已经有22年的实践[1]，其中总结凝练了一些经验、机制和模式。而最早有关生产力促进中心主题的研究文章可以追溯到1981年，在当年《科技管理研究》第四期上刊发了一篇题为“关于利用港、澳条件开展科技工作的若干情况和意见”的文章，简要介绍了香港的生产力促进机构；有关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文献中，1994年第2期红河州党校学报上发表的《浅议组建红河州生产力发展中心》则是首次专门性的研究文章。
考虑到我国的生产力促进中心是从1992年启动建设的，文献回顾应当以此为起点，依托中国知网以生产力促进中心作为主题进行检索，剔除报纸类的单纯消息性的文章，并按照内容关联性和针对性的原则进行二次筛选，最终确定156篇文章作为研究内容。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基本涵盖了从1992年到2014年初针对生产力促进中心进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其中还包括了7篇硕士论文（遗憾的是尚无博士论文），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境外同类机构的研究、定位功能和发展环境的分析、主要业务的凝练，运行模式和体制机制分析、绩效评价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1 境外同类机构的研究
生产力促进中心这项工作最早源于对港澳台同类机构的学习借鉴，因而文献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一领域，从已有的相关文章看，上世纪九十年代研究境外科技中介机构与我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的文章最多，1994年，钱柏泉[2]结合赴港考察，系统介绍了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组织机构、工作内容、业务方向、运行机制等，并对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建设提出了建议。虽然这篇文章不长，内容的详尽性和针对性与此后同类文章相比也稍显欠缺，但在当时的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下，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5年至2001年，陆续又有6篇文章相继刊发，涉及的国别和范畴也更加广泛。1995年，首次对欧共体[3]的企业与创新网、企业与创新中心的研究，并对比利时的Socran创新中心和Innotek创新中心、法国的Synergie创新中心进行了重点介绍，总结回顾了创新网和创新中心在1984年到1993年的投入和产出情况。1999年，系统介绍了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4]的运行情况，包括机构的定位、目标、业务等方面，并且重点对中心的特点及其对应的功能进行了描述，说明了政府在科技中介机构发展中的作用、科技中介在官产学研合作中的功能等。2001年，有关德国石荷州技术转移中心[5]的研究文章，较为全面的对发达国家科技中介机构的业务定位进行了介绍，并结合我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的实践，形成了更加有针对性的建议。
2001年之后，与生产力促进中心相关的境外机构的研究极为沉寂，一方面是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同类型机构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境外机构与这类科技中介机构的比较研究日趋活跃；另一方面，生产力促进中心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更多的从业者已经能够实地考察境外机构的情况，文献研究的热度减弱。直到2012年，有文章[6]更加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境外同类机构的情况，并对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设想。在介绍相关机构时，既包括了熟悉的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重点是近十年新的发展情况；同时，介绍了德国史太白转移中心、欧洲企业网络、美国的相关机构和企业化运行的服务网络、日本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及其重要机构，以及韩国、法国、瑞典、西班牙的相关服务机构，几乎覆盖了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初步形成了不同机构之间的对比和与我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的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机构性质的非决定性作用、服务一体化和专业化的趋势、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手段保障、国际化视野的导向等判断，进而形成了对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的志、质、智、制、秩等五个方面的建议。
2 功能定位和政策环境
生产力促进中心最早的发展定位，是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发[1995]8号）提出的“要建立、健全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技术、信息服务的生产力促进中心等技术服务机构”，这对起步阶段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石定环[7]（1997）在分析了当时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基础上，从政府、行业与地区、企业三个层面详细阐述了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宗旨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王章豹等[8]（2001）重点从企业生产力系统的劳动力、劳动工具、科学技术、管理等维度入手，提出了生产力促进中心相应的服务功能定位，形成了促进生产力转化提升的演进路径。此后，文献中鲜见有关功能定位的研究，而2012年才有文章[9]对整个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阶段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首次提出四阶段划分方法（以往常见的是三阶段），并对每一阶段进行了特征描述和划分，按照区域和规模两个维度逐一解释了发展进程中的功能选择路径。
由于是“自上而下”的组织实施模式，生产力促进中心从发展之初就面临着良好的政策环境，前述有关发展阶段的文章曾收集了1992年至2012年的部门级以上的政策文件名录，从中可以看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扶持政策密集出台、成效明显，因此那一阶段的政策需求方面的研究极少。2000年，刘久贵等[10]针对发展形势和外部环境，重点从法律体系和政府扶持两个角度提出了工作思考，一方面借鉴香港、新加坡等的相关法律，提出对非赢利机构给予法律支持的建议；另一方面，围绕中心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提出财政投入、融资方式等方面的探索方向。此后，2002年，生产力促进中心被正式写入中小企业促进法。2009年，季非非[11]提出了应加强生产力促进中心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非营利机构发展、培养专门人才方面的具体建议。2014年，在梳理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重点省行动的若干试点政策，系统分析了我国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政策演进过程及面临的问题。 3 业务实践
与研究功能定位不同，对生产力促进中心典型业务的研究主要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2011年还有专门的文献研究了50个典型案例[12]。而从研究型文章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业务的实证分析。生产力促进中心起步开始，主要业务范围集中在从境外引入的咨询诊断服务和信息化服务，之后文献研究重点关注了咨询诊断的服务内容、流程、盈利模式，特别是随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针对性和时效性更加明显；同时，同时期是我国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加速实施的重要阶段，这项主要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也成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重要业务，相关的研究也较为集中。此外，在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同时，面向乡镇企业特别是农业企业和普通农户的服务也日趋多样化，此类文献也是数量最多的，2012年，薛强等[13]对生产力促进中心“三农”服务归纳为农业技术推广、产业化、信息化、人才培育、农资供给等五个方面，并分析了农技对接、服务市场化、服务队伍、服务模式等四个突出问题。
二是新兴业务的演进凝练。近十年来，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服务业务不断创新和拓展，工业设计、技术服务、科技金融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部分文献也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研究方法受限于服务范围和商业模式的困惑，未能进一步开展理论研究。同期，“十一五”初期的工业分包[14]和“十二五”初期的文化科技[15]成为新的业务功能，前者开拓了生产力促进中心利用国际经济和科技资源、学习借鉴国际通行业务规范的先河，既集成了自身的服务要素和客户群体，又拓宽了服务的范畴和提升了服务竞争力；后者则是顺应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趋势，特别是中央决定提出的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部署，依托市场化运行的优势，探索并逐渐成长的服务手段。
三是服务新业态的理论探索。2011年，科技部正式提出实施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产业集群、服务基层科技的专项行动，简称为两服务行动。围绕这两大服务任务，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实践探索不断加快，但是未能进行充分的实证分析。而从理论研究的视角看，先后有文章探讨了培育产业集群[16]、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17]方面，生产力促进中心发挥的功能作用和探索新业务的途径，虽然这些研究之中也收录一些实践的案例，但研究的切入点与以往相比有很大不同，如产业集群是从分析其优势和对科技的需求入手，进而提出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业态创新的具体方向；区域创新体系则是基于经济驱动的三阶段理论，分析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困境，据此形成对服务功能延展的路径选择。
4 运行模式和机制
在建设初期，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组建方式和运行机制基本上以各级科技部门事业单位的形态存在及发展，因此相关研究直到200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
一方面，针对单个中心、单一层次的研究较多，包括大学建设生产力促进中心、国有企业建立中心、行业性的中心定位等方面，研究思路总体上是针对当时事业性质、政府背景中心居多情况下，如何探索其他所有制形式和组建方式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路径，涉及的范围很宽，创新点也比较丰富，虽然部分文献对当时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但从长远看还是具有开阔思路、前瞻研究的意义。同时，结合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陈德权[18]（2007）分析了中心的发展模式和动力机制，指出潜在风险和危机的化解方式，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发展策略。而在2013年，首次出现了对生产力促进中心组织文化的研究[19]，通过对31家中心的调查，初步判定了典型文化类型和趋势特征，并从组织构建的角度提出了文化培育、转型和人本要素的判断。
另一方面，根据不同层级的中心发展，对区域体系建设的关注逐渐增多，特别是两次生产力促进中心重点省行动的现实案例，更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丰富的素材。1999年的第一次重点省行动实施之后，研究的重点是区域体系如何构建和形成，如刘宝铭等[20]（2004）率先提出了区域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构建的10个原则，形成了6项推进计划；刘勇[21]（2007）则是首次以省级区域为分析目标，探讨了依托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促进省内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的构建和服务要素流动与配置。而“十一五”后半段启动的体系建设重点省行动试点工作，因其覆盖面宽、规范性强而积累了更多的做法和经验，薛强等[22]（2013）通过总结体系建设重点省行动的实践，提出了形成机制和形态的四种表现，并尝试着探索跨行政区划的宏观体系布局方式。
5 绩效评价
在实证评价方面。早在1993年8月，原国家科委工业科技司就布置了“我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模式研究”的课题，由当时的机械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江苏生产力促进中心、辽宁生产力促进中心、宜昌生产力促进中心等4个单位承担，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亚太地区生产力促进运动研究、国内生产力促进中心现状调研、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地位和作用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发展模式、生产力促进中心工作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政策措施建议等六部分。1994年4月，形成了《生产力促进中心工作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讨论稿）》，初步探索了适应我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阶段特点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条件、工作业绩、经济效益等3类一级指标，其下划分为10个二级指标和49个三级指标，明确了评价期限、数据采集与校验、分析图表制作等评价步骤和具体方法。此后，科技部先后制定了4个国家级示范中心的绩效评价办法，分别在2003年、2007年、2011年和2014年。总体上看，四个评价办法保持了工作思路上的延续性，对指导示范中心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具体评价方法上，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这是有了宏观层面的部署，生产力促进中心绩效评价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为相关实证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理论研究方面。相比国家级示范中心十一年的评价实践，对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的理论研究则明显不足，检索到的相关文献中，最早一篇仅是在2009年，文章数量也很有限，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区域性或者个体性评价，刘建玮[23]（2011）选择了某市的一家自收自支类事业性质的生产力促进中心进行评价分析，运用访谈法、问卷法等方式，参考KPI（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尝试构建了评价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指标和方法，并进行了实证研究；许水平等[24]（2013）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基于2001年至2011年的江西全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数据，以每年为一决策单元，进行了年度科技服务效率的评价，首次探索对区域性的综合评价；王晓凤等[25]（2013）从河北省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实际着手，建立了相适应的灰色系统评价模型，并以2011年全省11个地区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全国层面上，薛强等[26]（2013）运用变异系数法，首次对各省区市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情况进行了分区评价，初步探索了消除区域差异影响评价结果的方法，试图建立全国性的评价方法，以便更好地综合反映各中心的运行情况。 6 分析与展望
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发展已经有20多年了，从已有的研究文献看，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都取得了一定进展。总的来看，有几个特征。一是定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多，在本文采集的156篇文章中，绝大部分是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基于实践的经验总结或者体制机制研究，以量化指标和数据为基础的理论研究性的文章所占比重偏低；二是研究层次两极化，宏观层面的目标思路和微观层次的个案研究比较多，早期的文章基本是从生产力促进中心宏观布局和定位角度出发的研究，近期文章多是单个中心或者单一层级中心的分析，缺少衔接宏观和微观的中观层次研究，从结构上看没有形成有机衔接；三是文章数量和研究水平层次与同类科技中介机构相比存在差距，在知网空间以孵化器作为篇名进行检索，博士论文31篇，优秀硕士论文166篇，这还未包括以创业服务中心为篇名的检索，而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研究中没有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也仅有7篇，同时20多年的有效文献数还不如孵化器的优秀硕士论文数多，差距显而易见。
文献研究少不一定反应实践能力和水平，但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社会关注度，同时缺少实践总结和理论分析也对其建设发展产生影响。从下一步研究方向看，一方面应当重视运用各种理论方法解构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实践过程，形成符合其运行规律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特别是已经在其他科技中介机构研究中比较成熟的方法，可以尝试其在生产力促进中心中的验证和比较分析，同时，注重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包括研究方法的跨领域应用，必然生态学演化为产业生态，进而形成科技服务业的产业生态并应用在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研究。另一方面，逐步构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理论体系，从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包括创新资源）配置、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针对其内在特征和本质属性，探索这类机构研究分析的理论基础，进而增加理论深度，逐步丰富理论内涵，提升研究层次和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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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薛强，我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的阶段及特征分析[J].科技成果纵横.2012（3）：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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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许水平，尹继东，鲍聪颖.江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年科技服务效率研究[J].科技广场.2013（8）：146-150.
[25]王晓凤，祁伟，张明秋.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河北省区域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J].商业时代.2013（12）：128-130. [26]薛强，赵静.基于变异系数法的不同地区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实力的综合评价[J].东方论坛.2013（3）：56-61.
（责任编辑：姚 英）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Productivity Promotion Center from 1992-2013
ZHAO Jing1，XUE Qiang 2.3
（1.Torch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MOST， Beijing，100045；2.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关键词：生产力促进中心；研究综述；发展方向；科技中介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2.002
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建设发展已经有22年的实践[1]，其中总结凝练了一些经验、机制和模式。而最早有关生产力促进中心主题的研究文章可以追溯到1981年，在当年《科技管理研究》第四期上刊发了一篇题为“关于利用港、澳条件开展科技工作的若干情况和意见”的文章，简要介绍了香港的生产力促进机构；有关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文献中，1994年第2期红河州党校学报上发表的《浅议组建红河州生产力发展中心》则是首次专门性的研究文章。
考虑到我国的生产力促进中心是从1992年启动建设的，文献回顾应当以此为起点，依托中国知网以生产力促进中心作为主题进行检索，剔除报纸类的单纯消息性的文章，并按照内容关联性和针对性的原则进行二次筛选，最终确定156篇文章作为研究内容。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基本涵盖了从1992年到2014年初针对生产力促进中心进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其中还包括了7篇硕士论文（遗憾的是尚无博士论文），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境外同类机构的研究、定位功能和发展环境的分析、主要业务的凝练，运行模式和体制机制分析、绩效评价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1 境外同类机构的研究
生产力促进中心这项工作最早源于对港澳台同类机构的学习借鉴，因而文献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一领域，从已有的相关文章看，上世纪九十年代研究境外科技中介机构与我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的文章最多，1994年，钱柏泉[2]结合赴港考察，系统介绍了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组织机构、工作内容、业务方向、运行机制等，并对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建设提出了建议。虽然这篇文章不长，内容的详尽性和针对性与此后同类文章相比也稍显欠缺，但在当时的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下，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5年至2001年，陆续又有6篇文章相继刊发，涉及的国别和范畴也更加广泛。1995年，首次对欧共体[3]的企业与创新网、企业与创新中心的研究，并对比利时的Socran创新中心和Innotek创新中心、法国的Synergie创新中心进行了重点介绍，总结回顾了创新网和创新中心在1984年到1993年的投入和产出情况。1999年，系统介绍了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4]的运行情况，包括机构的定位、目标、业务等方面，并且重点对中心的特点及其对应的功能进行了描述，说明了政府在科技中介机构发展中的作用、科技中介在官产学研合作中的功能等。2001年，有关德国石荷州技术转移中心[5]的研究文章，较为全面的对发达国家科技中介机构的业务定位进行了介绍，并结合我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的实践，形成了更加有针对性的建议。
2001年之后，与生产力促进中心相关的境外机构的研究极为沉寂，一方面是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同类型机构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境外机构与这类科技中介机构的比较研究日趋活跃；另一方面，生产力促进中心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更多的从业者已经能够实地考察境外机构的情况，文献研究的热度减弱。直到2012年，有文章[6]更加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境外同类机构的情况，并对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设想。在介绍相关机构时，既包括了熟悉的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重点是近十年新的发展情况；同时，介绍了德国史太白转移中心、欧洲企业网络、美国的相关机构和企业化运行的服务网络、日本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及其重要机构，以及韩国、法国、瑞典、西班牙的相关服务机构，几乎覆盖了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初步形成了不同机构之间的对比和与我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的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机构性质的非决定性作用、服务一体化和专业化的趋势、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手段保障、国际化视野的导向等判断，进而形成了对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的志、质、智、制、秩等五个方面的建议。
2 功能定位和政策环境
生产力促进中心最早的发展定位，是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发[1995]8号）提出的“要建立、健全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技术、信息服务的生产力促进中心等技术服务机构”，这对起步阶段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石定环[7]（1997）在分析了当时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基础上，从政府、行业与地区、企业三个层面详细阐述了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宗旨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王章豹等[8]（2001）重点从企业生产力系统的劳动力、劳动工具、科学技术、管理等维度入手，提出了生产力促进中心相应的服务功能定位，形成了促进生产力转化提升的演进路径。此后，文献中鲜见有关功能定位的研究，而2012年才有文章[9]对整个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阶段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首次提出四阶段划分方法（以往常见的是三阶段），并对每一阶段进行了特征描述和划分，按照区域和规模两个维度逐一解释了发展进程中的功能选择路径。
由于是“自上而下”的组织实施模式，生产力促进中心从发展之初就面临着良好的政策环境，前述有关发展阶段的文章曾收集了1992年至2012年的部门级以上的政策文件名录，从中可以看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扶持政策密集出台、成效明显，因此那一阶段的政策需求方面的研究极少。2000年，刘久贵等[10]针对发展形势和外部环境，重点从法律体系和政府扶持两个角度提出了工作思考，一方面借鉴香港、新加坡等的相关法律，提出对非赢利机构给予法律支持的建议；另一方面，围绕中心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提出财政投入、融资方式等方面的探索方向。此后，2002年，生产力促进中心被正式写入中小企业促进法。2009年，季非非[11]提出了应加强生产力促进中心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非营利机构发展、培养专门人才方面的具体建议。2014年，在梳理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重点省行动的若干试点政策，系统分析了我国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政策演进过程及面临的问题。 3 业务实践
与研究功能定位不同，对生产力促进中心典型业务的研究主要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2011年还有专门的文献研究了50个典型案例[12]。而从研究型文章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业务的实证分析。生产力促进中心起步开始，主要业务范围集中在从境外引入的咨询诊断服务和信息化服务，之后文献研究重点关注了咨询诊断的服务内容、流程、盈利模式，特别是随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针对性和时效性更加明显；同时，同时期是我国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加速实施的重要阶段，这项主要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也成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重要业务，相关的研究也较为集中。此外，在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同时，面向乡镇企业特别是农业企业和普通农户的服务也日趋多样化，此类文献也是数量最多的，2012年，薛强等[13]对生产力促进中心“三农”服务归纳为农业技术推广、产业化、信息化、人才培育、农资供给等五个方面，并分析了农技对接、服务市场化、服务队伍、服务模式等四个突出问题。
二是新兴业务的演进凝练。近十年来，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服务业务不断创新和拓展，工业设计、技术服务、科技金融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部分文献也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研究方法受限于服务范围和商业模式的困惑，未能进一步开展理论研究。同期，“十一五”初期的工业分包[14]和“十二五”初期的文化科技[15]成为新的业务功能，前者开拓了生产力促进中心利用国际经济和科技资源、学习借鉴国际通行业务规范的先河，既集成了自身的服务要素和客户群体，又拓宽了服务的范畴和提升了服务竞争力；后者则是顺应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趋势，特别是中央决定提出的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部署，依托市场化运行的优势，探索并逐渐成长的服务手段。
三是服务新业态的理论探索。2011年，科技部正式提出实施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产业集群、服务基层科技的专项行动，简称为两服务行动。围绕这两大服务任务，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实践探索不断加快，但是未能进行充分的实证分析。而从理论研究的视角看，先后有文章探讨了培育产业集群[16]、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17]方面，生产力促进中心发挥的功能作用和探索新业务的途径，虽然这些研究之中也收录一些实践的案例，但研究的切入点与以往相比有很大不同，如产业集群是从分析其优势和对科技的需求入手，进而提出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业态创新的具体方向；区域创新体系则是基于经济驱动的三阶段理论，分析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困境，据此形成对服务功能延展的路径选择。
4 运行模式和机制
在建设初期，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组建方式和运行机制基本上以各级科技部门事业单位的形态存在及发展，因此相关研究直到200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
一方面，针对单个中心、单一层次的研究较多，包括大学建设生产力促进中心、国有企业建立中心、行业性的中心定位等方面，研究思路总体上是针对当时事业性质、政府背景中心居多情况下，如何探索其他所有制形式和组建方式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路径，涉及的范围很宽，创新点也比较丰富，虽然部分文献对当时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但从长远看还是具有开阔思路、前瞻研究的意义。同时，结合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陈德权[18]（2007）分析了中心的发展模式和动力机制，指出潜在风险和危机的化解方式，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发展策略。而在2013年，首次出现了对生产力促进中心组织文化的研究[19]，通过对31家中心的调查，初步判定了典型文化类型和趋势特征，并从组织构建的角度提出了文化培育、转型和人本要素的判断。
另一方面，根据不同层级的中心发展，对区域体系建设的关注逐渐增多，特别是两次生产力促进中心重点省行动的现实案例，更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丰富的素材。1999年的第一次重点省行动实施之后，研究的重点是区域体系如何构建和形成，如刘宝铭等[20]（2004）率先提出了区域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构建的10个原则，形成了6项推进计划；刘勇[21]（2007）则是首次以省级区域为分析目标，探讨了依托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促进省内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的构建和服务要素流动与配置。而“十一五”后半段启动的体系建设重点省行动试点工作，因其覆盖面宽、规范性强而积累了更多的做法和经验，薛强等[22]（2013）通过总结体系建设重点省行动的实践，提出了形成机制和形态的四种表现，并尝试着探索跨行政区划的宏观体系布局方式。
5 绩效评价
在实证评价方面。早在1993年8月，原国家科委工业科技司就布置了“我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模式研究”的课题，由当时的机械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江苏生产力促进中心、辽宁生产力促进中心、宜昌生产力促进中心等4个单位承担，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亚太地区生产力促进运动研究、国内生产力促进中心现状调研、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地位和作用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发展模式、生产力促进中心工作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政策措施建议等六部分。1994年4月，形成了《生产力促进中心工作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讨论稿）》，初步探索了适应我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阶段特点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条件、工作业绩、经济效益等3类一级指标，其下划分为10个二级指标和49个三级指标，明确了评价期限、数据采集与校验、分析图表制作等评价步骤和具体方法。此后，科技部先后制定了4个国家级示范中心的绩效评价办法，分别在2003年、2007年、2011年和2014年。总体上看，四个评价办法保持了工作思路上的延续性，对指导示范中心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具体评价方法上，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这是有了宏观层面的部署，生产力促进中心绩效评价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为相关实证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理论研究方面。相比国家级示范中心十一年的评价实践，对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的理论研究则明显不足，检索到的相关文献中，最早一篇仅是在2009年，文章数量也很有限，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区域性或者个体性评价，刘建玮[23]（2011）选择了某市的一家自收自支类事业性质的生产力促进中心进行评价分析，运用访谈法、问卷法等方式，参考KPI（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尝试构建了评价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指标和方法，并进行了实证研究；许水平等[24]（2013）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基于2001年至2011年的江西全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数据，以每年为一决策单元，进行了年度科技服务效率的评价，首次探索对区域性的综合评价；王晓凤等[25]（2013）从河北省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实际着手，建立了相适应的灰色系统评价模型，并以2011年全省11个地区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全国层面上，薛强等[26]（2013）运用变异系数法，首次对各省区市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情况进行了分区评价，初步探索了消除区域差异影响评价结果的方法，试图建立全国性的评价方法，以便更好地综合反映各中心的运行情况。 6 分析与展望
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发展已经有20多年了，从已有的研究文献看，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都取得了一定进展。总的来看，有几个特征。一是定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多，在本文采集的156篇文章中，绝大部分是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基于实践的经验总结或者体制机制研究，以量化指标和数据为基础的理论研究性的文章所占比重偏低；二是研究层次两极化，宏观层面的目标思路和微观层次的个案研究比较多，早期的文章基本是从生产力促进中心宏观布局和定位角度出发的研究，近期文章多是单个中心或者单一层级中心的分析，缺少衔接宏观和微观的中观层次研究，从结构上看没有形成有机衔接；三是文章数量和研究水平层次与同类科技中介机构相比存在差距，在知网空间以孵化器作为篇名进行检索，博士论文31篇，优秀硕士论文166篇，这还未包括以创业服务中心为篇名的检索，而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研究中没有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也仅有7篇，同时20多年的有效文献数还不如孵化器的优秀硕士论文数多，差距显而易见。
文献研究少不一定反应实践能力和水平，但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社会关注度，同时缺少实践总结和理论分析也对其建设发展产生影响。从下一步研究方向看，一方面应当重视运用各种理论方法解构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实践过程，形成符合其运行规律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特别是已经在其他科技中介机构研究中比较成熟的方法，可以尝试其在生产力促进中心中的验证和比较分析，同时，注重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包括研究方法的跨领域应用，必然生态学演化为产业生态，进而形成科技服务业的产业生态并应用在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研究。另一方面，逐步构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理论体系，从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包括创新资源）配置、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针对其内在特征和本质属性，探索这类机构研究分析的理论基础，进而增加理论深度，逐步丰富理论内涵，提升研究层次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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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 英）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Productivity Promotion Center from 1992-2013
ZHAO Jing1，XUE Qiang 2.3
（1.Torch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MOST， Beijing，100045；2.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