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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华商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上也展示出更多的活力和风采。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锐意进取,引领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完成了人才、资金的储备。而商会,则为全球华商建立有效的合作、携手共进搭建了平台,在提升华商形象和品牌竞争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期“商会论道”栏目专访了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苏宁环球集团董事长张桂平,探索做好商会文化建设,帮助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提高竞争力的秘籍。
《经济》:每个商会都有自己的文化,请谈谈您对商会文化的理解。
张桂平:商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有不同的层面和形态,比如说战略文化、制度文化、运营文化等,打造独具特色的商会文化,就是要牢牢把握商会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使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商会都具有各自的特色,这对增强商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商会是近年来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历史还相对较短,商会的形态也不尽相同,有以业缘为基础的同业商会,也有以地缘为纽带的地域商会等,各类商会的宗旨、作用、职能等还在摸索建立的过程中。相应的,商会文化也处在不断形成和稳定的过程中,可以说,迄今还没有一家商会形成了成熟且独特的商会文化。
商会历史虽短,但中国商帮的历史却很悠久。现代商会文化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对古代商帮文化的传承。现代商会文化尽管还不成熟,但却有脉络可循,有倾向性可以把握。比如浙商的团结进取精神,比如苏商强调的政商和谐观念,比如我们徽商的“贾而好儒”的传统和徽骆驼的吃苦精神,都很好识别。一个商人,如果对自身所属商会文化及自身文化属性认同,就容易亲近商会,亲近同仁,从而促进会员间的交流和团结。
商会文化建设一方面离不开对商会会员个体文化信仰的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需要有意识地通过各种工作去培养和建立。比如我们江苏省安徽商会着力推行的民主文化,力求打破商会一言堂的专断作风,通过会长办公会形成集体决策,秘书处根据集体决策开展工作,可以让会员对商会产生主人翁的意识,有利于凝聚和团结会员;又比如我们商会着力打造的和谐文化,通过开展“缘聚”活动,促进省内各地各级会员的广泛接触,不仅为会员合作奠定基础,也是促进会员团结、增强商会凝聚力的手段;再比如我们商会着力强调的服务文化,通过实实在在地帮助会员解决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切实发挥商会的排忧解难作用,在会员间形成有困难找商会的共识,从根本上增强商会的凝聚力。
这些举措都是将商会的文化建设具体到商会的日常工作当中,但商会文化建设更离不开独立的文化活动的举办。比如我们商会举办的千人书画大展,比如我们商会主办的艺术沙龙、商会书画院开展的系列活动等,通过这些文化活动一方面提升会员的个人文化素质,继承徽商“贾而好儒”的传统,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活动的举办,在会员间形成了以集体办活动,以活动促交流的氛围和共识。
当然,在商言商,商会文化的凝聚功能最终还是要通过商务活动的开展得到落实。我们希望通过把商务和文化有机结合,让会员加入商会后入有所得、得则能留、留而能久,真正实现企业发展和个人素质提升的双丰收才是我们成立商会的根本目的,也是商会增强凝聚力的根本所在。
《经济》:商会如何促进企业加强合作,抱团发展,提高竞争力?
张桂平:简单说,商会在企业抱团发展中发挥着聚集人脉、商脉和财脉三方面基础性作用。通过商会平台的搭建,每一个加入商会的会员都有机会结识更多的企业家,获得丰富的人脉资源,这是商会发挥的人脉拓展作用。有了人脉,才有抱团的前提,同为企业家,有相似的理想和追求,从而有抱团的动力和能力。所谓商脉,即通过会员间的交流,信息共享,思维碰撞,能突破单个企业家的视野、信息和判断等各方面的局限,从而比较容易发现到更多商机,寻找到更多投资渠道。同时,也可以在会员间开展业务往来,优势互补,从而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利润率。
所谓财脉,即单个会员容易受个体资金状况的制约,很多好的项目、好的投资机会无法开展。通过商会,可以把具有共同兴趣和判断的会员资源进行整合,共同投资,利益共享,从而实现单个企业想做却做不了的事,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此外,商会平台的引导、参谋、信息、服务、分享功能也都在会员抱团发展中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随着商会的不断发展,商会职能在不断拓宽和深化,商会在企业抱团发展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我相信随着商会的发展壮大,商会还能不断开发出更多功能从而服务会员各方面的发展需要。
《经济》:在企业管理中,一直有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讨论。您更倾向于哪种企业管理模式?
张桂平:在企业管理中,是倾向人治还是法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西方企业大多是法治,中国企业大多是人治;大企业以法治为主,而小企业以人治为主。法治有公平的优点,也有冷漠的不足;人治容易导致专断,但也有温情的一面。实行法治的西方国家产生过很多全球知名大公司,而实行人治的中国小公司也有很多不断成长为成功且成熟的大企业,因此,不能简单的讨论人治与法治的优劣。
比如小企业更适合人治,大企业必须要法治,为什么呢?因为企业管理是需要很高的人力成本。小企业由于部门工作不饱和等各种原因,管理出不了效益,所以企业无法支撑人力成本开支,如果强行推行法治,导致管理人员太多,不但企业不赚钱,反而会成为企业的一个沉重负担。而当企业大了,业务多了,人员多了,层级多了,结构复杂了,企业所有者的个人能力的局限性就凸显出来了。如果企业没有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那么企业很多的重要文件或重大决策就无法有效传达或执行。
完美的企业管理应当以法治为基础,辅之以巧妙有效的人治。把法治和人治两种手段有机结合,不走两个极端,法治需要人情来实施,人治也需要法治为依托。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这么完美,中国是一个人治传统悠久的国家,人情在企业管理中的正面作用很明显,但负面作用更大。因此,我认为在企业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一定要不断的实现从人治走向法治。法治的企业最大的优点在于有一套纠错机制。这样,个人可以退出或死亡,但企业可以依靠制度而长青。任何人都是企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零件坏了可以换,但整部机器仍在正常运行。
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企业成熟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过程,成功的企业家要主动把人治企业引向法治企业,甘愿接受制度的制约。企业能适时、适地、适宜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统一他人意愿为集体目标而共同努力,方可称之为成功的企业。
《经济》:每个商会都有自己的文化,请谈谈您对商会文化的理解。
张桂平:商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有不同的层面和形态,比如说战略文化、制度文化、运营文化等,打造独具特色的商会文化,就是要牢牢把握商会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使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商会都具有各自的特色,这对增强商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商会是近年来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历史还相对较短,商会的形态也不尽相同,有以业缘为基础的同业商会,也有以地缘为纽带的地域商会等,各类商会的宗旨、作用、职能等还在摸索建立的过程中。相应的,商会文化也处在不断形成和稳定的过程中,可以说,迄今还没有一家商会形成了成熟且独特的商会文化。
商会历史虽短,但中国商帮的历史却很悠久。现代商会文化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对古代商帮文化的传承。现代商会文化尽管还不成熟,但却有脉络可循,有倾向性可以把握。比如浙商的团结进取精神,比如苏商强调的政商和谐观念,比如我们徽商的“贾而好儒”的传统和徽骆驼的吃苦精神,都很好识别。一个商人,如果对自身所属商会文化及自身文化属性认同,就容易亲近商会,亲近同仁,从而促进会员间的交流和团结。
商会文化建设一方面离不开对商会会员个体文化信仰的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需要有意识地通过各种工作去培养和建立。比如我们江苏省安徽商会着力推行的民主文化,力求打破商会一言堂的专断作风,通过会长办公会形成集体决策,秘书处根据集体决策开展工作,可以让会员对商会产生主人翁的意识,有利于凝聚和团结会员;又比如我们商会着力打造的和谐文化,通过开展“缘聚”活动,促进省内各地各级会员的广泛接触,不仅为会员合作奠定基础,也是促进会员团结、增强商会凝聚力的手段;再比如我们商会着力强调的服务文化,通过实实在在地帮助会员解决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切实发挥商会的排忧解难作用,在会员间形成有困难找商会的共识,从根本上增强商会的凝聚力。
这些举措都是将商会的文化建设具体到商会的日常工作当中,但商会文化建设更离不开独立的文化活动的举办。比如我们商会举办的千人书画大展,比如我们商会主办的艺术沙龙、商会书画院开展的系列活动等,通过这些文化活动一方面提升会员的个人文化素质,继承徽商“贾而好儒”的传统,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活动的举办,在会员间形成了以集体办活动,以活动促交流的氛围和共识。
当然,在商言商,商会文化的凝聚功能最终还是要通过商务活动的开展得到落实。我们希望通过把商务和文化有机结合,让会员加入商会后入有所得、得则能留、留而能久,真正实现企业发展和个人素质提升的双丰收才是我们成立商会的根本目的,也是商会增强凝聚力的根本所在。
《经济》:商会如何促进企业加强合作,抱团发展,提高竞争力?
张桂平:简单说,商会在企业抱团发展中发挥着聚集人脉、商脉和财脉三方面基础性作用。通过商会平台的搭建,每一个加入商会的会员都有机会结识更多的企业家,获得丰富的人脉资源,这是商会发挥的人脉拓展作用。有了人脉,才有抱团的前提,同为企业家,有相似的理想和追求,从而有抱团的动力和能力。所谓商脉,即通过会员间的交流,信息共享,思维碰撞,能突破单个企业家的视野、信息和判断等各方面的局限,从而比较容易发现到更多商机,寻找到更多投资渠道。同时,也可以在会员间开展业务往来,优势互补,从而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利润率。
所谓财脉,即单个会员容易受个体资金状况的制约,很多好的项目、好的投资机会无法开展。通过商会,可以把具有共同兴趣和判断的会员资源进行整合,共同投资,利益共享,从而实现单个企业想做却做不了的事,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此外,商会平台的引导、参谋、信息、服务、分享功能也都在会员抱团发展中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随着商会的不断发展,商会职能在不断拓宽和深化,商会在企业抱团发展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我相信随着商会的发展壮大,商会还能不断开发出更多功能从而服务会员各方面的发展需要。
《经济》:在企业管理中,一直有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讨论。您更倾向于哪种企业管理模式?
张桂平:在企业管理中,是倾向人治还是法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西方企业大多是法治,中国企业大多是人治;大企业以法治为主,而小企业以人治为主。法治有公平的优点,也有冷漠的不足;人治容易导致专断,但也有温情的一面。实行法治的西方国家产生过很多全球知名大公司,而实行人治的中国小公司也有很多不断成长为成功且成熟的大企业,因此,不能简单的讨论人治与法治的优劣。
比如小企业更适合人治,大企业必须要法治,为什么呢?因为企业管理是需要很高的人力成本。小企业由于部门工作不饱和等各种原因,管理出不了效益,所以企业无法支撑人力成本开支,如果强行推行法治,导致管理人员太多,不但企业不赚钱,反而会成为企业的一个沉重负担。而当企业大了,业务多了,人员多了,层级多了,结构复杂了,企业所有者的个人能力的局限性就凸显出来了。如果企业没有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那么企业很多的重要文件或重大决策就无法有效传达或执行。
完美的企业管理应当以法治为基础,辅之以巧妙有效的人治。把法治和人治两种手段有机结合,不走两个极端,法治需要人情来实施,人治也需要法治为依托。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这么完美,中国是一个人治传统悠久的国家,人情在企业管理中的正面作用很明显,但负面作用更大。因此,我认为在企业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一定要不断的实现从人治走向法治。法治的企业最大的优点在于有一套纠错机制。这样,个人可以退出或死亡,但企业可以依靠制度而长青。任何人都是企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零件坏了可以换,但整部机器仍在正常运行。
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企业成熟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过程,成功的企业家要主动把人治企业引向法治企业,甘愿接受制度的制约。企业能适时、适地、适宜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统一他人意愿为集体目标而共同努力,方可称之为成功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