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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口头文化是我们理解民族精神生活和历史的珍贵遗存。《江格尔》与《水浒》作为在民间口头基础上累积的叙事性文本，皆成型于元末至明中叶，经歌手/文人依靠独特艺术表现力和洞察力建构而成；一个口头成篇不断传播，另一个经文人加工定型后基本不再变动，二者在延续主题、不断被创作、传承的同时，也附着上时代意识和社会文化的印记。本文通过叙事话语结构阐释，使二者相互镜照中，呈现各自本质上的共通性与差异性，目的不在于评判叙事话语价值的高低，而是为了深层次把握文本中的人文内涵。
关键词：结构程式化；集体无意识；回目层次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2-0160-02
“只有在语言里人的内在性才能找到其完全的、无所不包和客观可理解的表达”[1]。史诗《江格尔》与小说《水浒》，皆在民间口头基础上，经历“民间故事-口头传播-说唱文学-歌手表演/文人加工-文本定型/口头书面化”演化而来，以一种延展游移的方式拓展着自身结构，阐发自身叙事意义。
一、叙事程式结构与审美内质的共性阐发
“程式是一种在相同的布格条件下，为表述某一特定意义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语，具有重复性和稳定性”，是“思想和被唱出的诗句彼此密切结合的产物”[2]。程式是个模子，是口头叙事中有意识的艺术技巧与结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将口头话语中蕴含的历史现实与审美内涵熔铸成民族意象的表现形式。
西北民族，生活在沙漠戈壁滩上，史诗是他们走过的文化步履。“程式是口承史诗的核心要素，它制约着史诗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所有环节”[3]。《江格尔》作为一部活形态的口头话语典范，它是通过语言、行为、思想、感情，运用类型化、规范化、成套动作或旋律表现出来的，其内涵通过适合的载体有规律地传承下来的。口头话语的叙事，程式存在于句法、主题、故事形式、情节脉络以及动作场景中，如《江格尔》有关征战描写的程式[4]：
口头话语以朴质的形式表现先民心理基质，首先是行为，其次是想象，阐发共性思维、雷同话语，充满感性色彩。《水浒传》作为汉民族心理象征，从口头叙事到文人成书中，存在公共语段与叙事程式化现象，即古典小说中的雷同。就《水浒传》中出现的程式，多表现在好汉结义、与朝廷作战、英雄落草为寇环节上，如三打祝家庄：奉命出师豪气冲天→两军对峙交战→兵败被擒，宋江招降→归入梁山，皆大欢喜[5]。
陈东林曾指出：“描写卢俊义被董超、薛霸押送的故事中，主要和基本情节，和押送林冲时如出一辙。只是林冲是被鲁智深救下，而卢俊义是被燕青救下——这种极端雷同的描写，只有在《水浒传》中才能见到，其他经典名著绝无此例。”[6]《江格尔》叙事结构上的程式：情节相似、话语雷同；《水浒传》叙事思维程式化，事件雷同，虽有公共语段，但在每个叙事中仍会有新的积淀，进而对人物形象产生新的诠释。重蹈相似的文化足迹，也是族人承负思想的手段。对一些公共情节，假如把它上升到史诗认知层面，用一种宽容的角度看待，笔者认为，《水浒传》中公共程式的出现是所处时期公共文化想象的隐映，从水浒故事孕育初期就已根深蒂固。《水浒传》成书并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其形成经过故事情节口头传播-民间成型-文人定稿，出现较多程式化结构与雷同公共语段也属自然。它们在口头到书面的转化中，叙事围绕着程式、主题、故事范型来勾勒，达到了多元模式下的连贯一致。毛宗岗感慨：“水浒，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
二、叙事结构下的思想阐释
奥尔别利在《亚美尼亚英雄史诗》中写道：“尽管吉坦英雄的表现形式不同，古希腊人推崇的是普罗米修斯，格鲁吉亚人敬崇的是阿米拉尼，亚美尼亚人心中的英雄是姆格尔，但为民众谋幸福并准备为此献身的形象是各族人民所共有的。”[7]《水浒传》、《江格尔》作为各自领域的代表文化，都经历了民间口头叙事阶段，使民族情感与想象获得了最佳载体，也使民间传统文化与审美指向、心理沉积得以流转。
《江格尔》中“江格尔手执道格新希尔格玉玺召集众狮子”，表现出草原人心理行为方式，在宏观上具有人道主义因素，符合现代人的意识。《水浒传》“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体现了整体意识，与现代的集体意识不谋而合。江格尔英雄群、梁山好汉都是在整体化一大布局下的个体，这个个体自然要为整体服务。《水浒传》崇忠义，对叛逆之徒绝不原谅；表现均富贵、仇富心理；《江格尔》叙事中敬英雄、敬大千万物。《江格尔》“战争与和平”中，表现爱好和平、善的一面。蒙古族尊长生天：一切是命中注定，例如迎娶的新娘都是阿拉坦策吉预测得来，英雄历经艰辛抱得美人归，比如江格尔迎娶阿盖沙布、乌兰洪古尔迎娶杜布尔希拉纳琴。
现代意义上形成的‘水浒文化’与‘江格尔学’，是显学背景下对应的叙事心态折射，是集体无意识观念的融合。无论是铁木真统一大漠南北功勋，亦或是卫拉特蒙古族神话色彩史诗中的江格尔汗，还是三国水浒中占山为王的业绩，无一不在印证这一点。古典小说、民族史诗的叙事是时代的隐映，是民族共同认同感与归属感的体现。创作的思维方式与文本体裁密不可分的，但不论卫拉特部族亦或是梁山群体，表面是写结义征战，实则在陈述整个集体的命运。通过集体的行为把英雄观念、君权思想、宗教情节、个体意识一个个展现出来，折射的是全民共同的心理与文化认同。
三、叙事结构下的艺术手法——回目与篇章
《水浒传》以回目为结构，“回目”即每一回的题目，其特点“不仅每回都用偶句作目，而且每条回目都对仗工稳、平仄和谐”[8]。回目使得《水浒传》叙事自觉性得以直观呈现。《水浒传》具有散韵结合的特点，由回目引导下的篇章内容上存在短篇话语联缀的特点，算是一部“拼凑起来的巨著”。回目虽精美却不精巧，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像人名重复、动作累赘、用词单调、以偏概全等。用词也很单调，如：“花和尚大闹桃花村”（5回）、“鲁智深大闹野猪林”（8回）、“武松大闹飞云蒲”（30回）、“花荣大闹清风寨”——单一个‘闹’字，在整篇回目中就有12篇出现；“武松醉打蒋门神”（29回）、“宋公明三打祝家庄”（47、48、50回）——“打”字出现14次，还有“取”、“义”、“战”等字，重复现象比比皆是。 《水浒传》结构是线性与串联式的合成；而史诗《江格尔》却独立成篇，具有标准的口传史诗的特质。《江格尔》中，英雄故事独立成篇，每一章都有相关章节的题目，多是传唱或研读过程中直接概括得出。每一章目几乎涵盖“初建功业—恋爱婚配—英雄结义—宝木巴壮大—征战复仇—凯旋而回—本巴乐土幸福长存”各部分。没有时间顺序，以人名、事件构成篇名，叙事概括性强。王佑夫曾说：“这些章目旨意绝非歌唱爱情，亦非展示民俗，而是呼唤新的生命——一根生命链条的延展过程。”[9]将英雄人物以理想化的方式呈现，表达人民对历史的追忆，体现民族乐观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有专章写婚配的，例如《洪古尔结亲》、《飞毛腿赛力罕塔卜克结亲》、《浩顺·乌兰聚亲》等，第41章是铁嘴贺吉拉根同希尔三位可汗打官司的故事，可见当时蒙古氏族内部是依靠法律条文来约束汗国间行为的，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制意识。
两部作品皆为民间口头基础上的叙事话语，无论《江格尔》还是《水浒》，都是以一种延展游移的方式拓展着自身的结构，阐发自身内涵。“程式属于传统，是共同积累的结果，传统不是一个模式”[10]，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的“重演”，在“重演”中传承新的民族意象与宝贵的历史精神。那些程式化的密码组成游离不变因素，不断为世人所接收，成为一种复印结构。它是民族生命中传递出来情绪化、复杂化的口头符号，是胞族、部落、民族对逝去情绪的自我“反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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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威尔海姆·伏尔泰.诠释学的起源[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75.
〔2〕（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7，98.
〔3〕尹虎彬.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三十年[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3）.
〔4〕黑勒.《江格尔》汉文全译本[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5〕阳建雄.水浒传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12-18.
〔6〕陈东林.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存在雷同的毛病[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3）：59.
〔7〕E.M.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19.
〔8〕石麟.章回小说回目的来源演变及其文化意蕴[J].明清小说研究，2004，（1）：22.
〔9〕王佑夫.中国古代民族诗学初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203.
〔10〕尹虎彬.口头文学研究中的程式概念[J].民间文学论坛，1996，（3）：61.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关键词：结构程式化；集体无意识；回目层次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2-0160-02
“只有在语言里人的内在性才能找到其完全的、无所不包和客观可理解的表达”[1]。史诗《江格尔》与小说《水浒》，皆在民间口头基础上，经历“民间故事-口头传播-说唱文学-歌手表演/文人加工-文本定型/口头书面化”演化而来，以一种延展游移的方式拓展着自身结构，阐发自身叙事意义。
一、叙事程式结构与审美内质的共性阐发
“程式是一种在相同的布格条件下，为表述某一特定意义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语，具有重复性和稳定性”，是“思想和被唱出的诗句彼此密切结合的产物”[2]。程式是个模子，是口头叙事中有意识的艺术技巧与结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将口头话语中蕴含的历史现实与审美内涵熔铸成民族意象的表现形式。
西北民族，生活在沙漠戈壁滩上，史诗是他们走过的文化步履。“程式是口承史诗的核心要素，它制约着史诗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所有环节”[3]。《江格尔》作为一部活形态的口头话语典范，它是通过语言、行为、思想、感情，运用类型化、规范化、成套动作或旋律表现出来的，其内涵通过适合的载体有规律地传承下来的。口头话语的叙事，程式存在于句法、主题、故事形式、情节脉络以及动作场景中，如《江格尔》有关征战描写的程式[4]：
口头话语以朴质的形式表现先民心理基质，首先是行为，其次是想象，阐发共性思维、雷同话语，充满感性色彩。《水浒传》作为汉民族心理象征，从口头叙事到文人成书中，存在公共语段与叙事程式化现象，即古典小说中的雷同。就《水浒传》中出现的程式，多表现在好汉结义、与朝廷作战、英雄落草为寇环节上，如三打祝家庄：奉命出师豪气冲天→两军对峙交战→兵败被擒，宋江招降→归入梁山，皆大欢喜[5]。
陈东林曾指出：“描写卢俊义被董超、薛霸押送的故事中，主要和基本情节，和押送林冲时如出一辙。只是林冲是被鲁智深救下，而卢俊义是被燕青救下——这种极端雷同的描写，只有在《水浒传》中才能见到，其他经典名著绝无此例。”[6]《江格尔》叙事结构上的程式：情节相似、话语雷同；《水浒传》叙事思维程式化，事件雷同，虽有公共语段，但在每个叙事中仍会有新的积淀，进而对人物形象产生新的诠释。重蹈相似的文化足迹，也是族人承负思想的手段。对一些公共情节，假如把它上升到史诗认知层面，用一种宽容的角度看待，笔者认为，《水浒传》中公共程式的出现是所处时期公共文化想象的隐映，从水浒故事孕育初期就已根深蒂固。《水浒传》成书并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其形成经过故事情节口头传播-民间成型-文人定稿，出现较多程式化结构与雷同公共语段也属自然。它们在口头到书面的转化中，叙事围绕着程式、主题、故事范型来勾勒，达到了多元模式下的连贯一致。毛宗岗感慨：“水浒，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
二、叙事结构下的思想阐释
奥尔别利在《亚美尼亚英雄史诗》中写道：“尽管吉坦英雄的表现形式不同，古希腊人推崇的是普罗米修斯，格鲁吉亚人敬崇的是阿米拉尼，亚美尼亚人心中的英雄是姆格尔，但为民众谋幸福并准备为此献身的形象是各族人民所共有的。”[7]《水浒传》、《江格尔》作为各自领域的代表文化，都经历了民间口头叙事阶段，使民族情感与想象获得了最佳载体，也使民间传统文化与审美指向、心理沉积得以流转。
《江格尔》中“江格尔手执道格新希尔格玉玺召集众狮子”，表现出草原人心理行为方式，在宏观上具有人道主义因素，符合现代人的意识。《水浒传》“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体现了整体意识，与现代的集体意识不谋而合。江格尔英雄群、梁山好汉都是在整体化一大布局下的个体，这个个体自然要为整体服务。《水浒传》崇忠义，对叛逆之徒绝不原谅；表现均富贵、仇富心理；《江格尔》叙事中敬英雄、敬大千万物。《江格尔》“战争与和平”中，表现爱好和平、善的一面。蒙古族尊长生天：一切是命中注定，例如迎娶的新娘都是阿拉坦策吉预测得来，英雄历经艰辛抱得美人归，比如江格尔迎娶阿盖沙布、乌兰洪古尔迎娶杜布尔希拉纳琴。
现代意义上形成的‘水浒文化’与‘江格尔学’，是显学背景下对应的叙事心态折射，是集体无意识观念的融合。无论是铁木真统一大漠南北功勋，亦或是卫拉特蒙古族神话色彩史诗中的江格尔汗，还是三国水浒中占山为王的业绩，无一不在印证这一点。古典小说、民族史诗的叙事是时代的隐映，是民族共同认同感与归属感的体现。创作的思维方式与文本体裁密不可分的，但不论卫拉特部族亦或是梁山群体，表面是写结义征战，实则在陈述整个集体的命运。通过集体的行为把英雄观念、君权思想、宗教情节、个体意识一个个展现出来，折射的是全民共同的心理与文化认同。
三、叙事结构下的艺术手法——回目与篇章
《水浒传》以回目为结构，“回目”即每一回的题目，其特点“不仅每回都用偶句作目，而且每条回目都对仗工稳、平仄和谐”[8]。回目使得《水浒传》叙事自觉性得以直观呈现。《水浒传》具有散韵结合的特点，由回目引导下的篇章内容上存在短篇话语联缀的特点，算是一部“拼凑起来的巨著”。回目虽精美却不精巧，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像人名重复、动作累赘、用词单调、以偏概全等。用词也很单调，如：“花和尚大闹桃花村”（5回）、“鲁智深大闹野猪林”（8回）、“武松大闹飞云蒲”（30回）、“花荣大闹清风寨”——单一个‘闹’字，在整篇回目中就有12篇出现；“武松醉打蒋门神”（29回）、“宋公明三打祝家庄”（47、48、50回）——“打”字出现14次，还有“取”、“义”、“战”等字，重复现象比比皆是。 《水浒传》结构是线性与串联式的合成；而史诗《江格尔》却独立成篇，具有标准的口传史诗的特质。《江格尔》中，英雄故事独立成篇，每一章都有相关章节的题目，多是传唱或研读过程中直接概括得出。每一章目几乎涵盖“初建功业—恋爱婚配—英雄结义—宝木巴壮大—征战复仇—凯旋而回—本巴乐土幸福长存”各部分。没有时间顺序，以人名、事件构成篇名，叙事概括性强。王佑夫曾说：“这些章目旨意绝非歌唱爱情，亦非展示民俗，而是呼唤新的生命——一根生命链条的延展过程。”[9]将英雄人物以理想化的方式呈现，表达人民对历史的追忆，体现民族乐观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有专章写婚配的，例如《洪古尔结亲》、《飞毛腿赛力罕塔卜克结亲》、《浩顺·乌兰聚亲》等，第41章是铁嘴贺吉拉根同希尔三位可汗打官司的故事，可见当时蒙古氏族内部是依靠法律条文来约束汗国间行为的，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制意识。
两部作品皆为民间口头基础上的叙事话语，无论《江格尔》还是《水浒》，都是以一种延展游移的方式拓展着自身的结构，阐发自身内涵。“程式属于传统，是共同积累的结果，传统不是一个模式”[10]，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的“重演”，在“重演”中传承新的民族意象与宝贵的历史精神。那些程式化的密码组成游离不变因素，不断为世人所接收，成为一种复印结构。它是民族生命中传递出来情绪化、复杂化的口头符号，是胞族、部落、民族对逝去情绪的自我“反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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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威尔海姆·伏尔泰.诠释学的起源[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75.
〔2〕（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7，98.
〔3〕尹虎彬.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三十年[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3）.
〔4〕黑勒.《江格尔》汉文全译本[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5〕阳建雄.水浒传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12-18.
〔6〕陈东林.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存在雷同的毛病[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3）：59.
〔7〕E.M.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19.
〔8〕石麟.章回小说回目的来源演变及其文化意蕴[J].明清小说研究，2004，（1）：22.
〔9〕王佑夫.中国古代民族诗学初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203.
〔10〕尹虎彬.口头文学研究中的程式概念[J].民间文学论坛，1996，（3）：61.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