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抚今追昔，周总理对档案事业的关注历历在目。1954年，他提议批准设立国家档案局；1956年，他主持讨论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1958年，他提出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1959年6月，他接见出席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的代表时，又对曾三同志说：“你们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如今半个世纪已过，按照周总理的前三点指示，在建设中国特色档案管理体制上，成绩卓著；但在“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上，尚有较大差距。
　　一是对司马迁是否档案人有争议。当年曾三致信郭沫若，郭老依据史实做出结论“我倾向于司马迁曾经是一位档案工作者”。司马迁认为“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表明这位太史令确曾负有掌管档案图书的责任。但也许是司马迁在档案之外的建树过于突出，被认为不能等同今之档案人。若此逻辑成立，今之许多单位兼职档案员亦不能算是档案人。可档案部门是把他们统计在内的，开展活动时（如档案演讲比赛），他们也是参加的。如此看来，对司马迁的要求未免太过苛刻。
　　二是以现代社会的档案工作与史学研究有严格分工为借口，认为档案人专注档案，远离史学，乃时代进步之使然。
　　以上两点的弦外之音，则是档案人没必要学司马迁，更不可能当司马迁。对此，笔者曾一度不解。后经一位高人私下指点，方知此乃表面现象，深层原因是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为缺少撰写《史记》所需的功底和产生司马迁的人才机制辩解。
　　先说功底：一是历史知识匮乏。各级综合档案馆虽藏有历史档案，却鲜有能全面浏览研究其具体内容者。故编研成果不少，却多为浅尝辄止、述而不作的大事记、文件汇编等，难成地方史的专家。二是写作能力欠缺。作为文案人员，目前档案人的写作功底非但与宣传、新闻、出版、文学创作等圈外人士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就是在党政办公系统内，也和有笔杆子之称的文秘人员有较大差距。就档案人目前的写作功底，实难企及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水平。
　　再说机制。一是编研只是档案馆诸多工作中的一项，定员有限。二是对档案部门编著史书，从无硬性要求。三是档案管理中重档案载体管护，轻档案信息解读的现象依然存在。四是档案人多为档案系毕业，对史学知之不多难与历史结缘。上述机制造成档案人缺少历史研究的必备条件和基本素质，“当司马迁”自然无从谈起。
　　正因为此，周总理教诲中的“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中的“当”字，实在有点强档案人所难。而随着对司马迁是否档案人的质询，以及对现代社会档史分工的片面理解，“学”也难免终成口号。其实周总理对档案人的期望既是一贯的，又是很高的。正如国家档案局杨冬权局长所言：周总理“他这样讲就是希望档案工作者不仅要保管档案，而且要研究档案，利用档案来编写我们党、我们国家真实的历史。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周总理1958年曾提出，档案馆工作者除了整理保管好文件，使利用查找方便以外，还要编写历史资料，要续修明、清两朝的历史。1963年又指示，档案工作必须研究历史，应当用档案印证历史事实，证明我们历史上的斗争经验，并指出研究历史要同当前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要钻到档案中出不来。可惜，多年来我们对周总理的这些指示，理解浮浅，贯彻不力。
　　我们老是埋怨档案人社会地位不高，公众档案意识不强，却未意识到，正是档案人的水平有限和业绩不显，才是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为何一提航天，人们就竖大拇指，是因为“神舟”的接连发射成功，有目共睹。如果档案人也能在国、省、市、县史的编修中独挑大梁，而不是单纯提供档案史料；如果央视的百家讲坛也能有档案界的专家侃侃而谈，人们就不会小视档案人。
　　当然，不是任何档案人都能成为司马迁，但司马迁利用档案史料编著《史记》所体现的精神，却值得所有档案人学习。而其中必有少数佼佼者能成为历史研究的专家，则是确定无疑的。只要我们把周总理的教诲，提到振兴档案事业的高度来认识，把培养重量级的历史专家列入档案事业的长远发展目标，把编修国史、地方史，包括某一时期的断代史，某一方面的专门史，分别作为各级档案馆的更高追求，矢志不移、不拘一格地培养一批立足馆藏，研究有素，独挑大梁的拔尖史学人才，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但愿再过20年，每个综合档案馆都能拿出一两部自己编著的国史、地方史、断代史，以告慰周总理在天之灵。深信到那时，档案人的社会地位会有空前提高，公众的档案意识也会有空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