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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具有2217年的建城历史，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看西汉南越王遗迹、进广州城市博物馆、走北京路千年古道，你可以找到广州历史的记忆和千年的文脉……但不知你是否发现，除了政府明文保护起来的文物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历史文化古迹、纪念性地标、历史标志性建筑都被悄悄地拆光了!
上世纪末，广州旧城改造对历史文化遗存的毁灭性破坏虽无可挽回，但其教训却值得今人汲取，一些错误的观念亟待纠正。现代化不等于高楼林立，旧城改造不等于要大拆大建。城市历史文化被毁，历史文脉被割断，城市文化个性丧失，城市面貌雷同，是中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命运。
广州自从2007年民间打响了天字码头的保卫战后，拯救广州历史文化遗存成了广州城中的热点话题。如今，越来越多文化遗产的废存在媒体中成了一个剧烈的拉锯战。《羊城晚报》在今年4月17日出版的题为《广州非正常死亡历史文化》档案中，大篇幅跟踪报道了广州多处历史文化遗产的遗失情况。从去年的“天字码头搬迁”事件，到今年上半年的“非正常死亡”的古建筑成了热点，广州专家和市民或痛心、或惋惜、或激愤。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一篇又一篇追古寻今的第一手材料为广州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面对着将永远消失的历史容颜，我们扪心自问：广州人，该如何捍卫我们的历史和感情?《羊城晚报》这次义愤填膺的专题策划，体现了报纸“三贴近”原则，还原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用《新闻日日睇》主持人陈扬的话来说，《羊城晚报》不愧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流新闻纸!
拉斯韦尔1948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最早提到了构成传播的5个基本要素。①这一模式如今普遍运用到了新闻策划中，成为不可缺少的策划模板。同样，这5个要素同样适用于此次“保护广州历史文化遗存”的专题中：who(谁——亲身经历变迁的人)，says what(说什么——广州文化遗存的消失)，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羊城晚报)，to whom(向谁说——与广州有浓厚感情的读者)，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反响热烈，要求立法)。
以寻找已消失的历史文化遗存为素材，勾起市民对遗存的怀旧感
《羊城晚报》(以下简称羊晚)从去年开始关注这一专题的报道。这一专题更像一部纪录片，记载着过去、现在的变迁。因为这个命题与广州市民紧密相关，任何文化层次的市民，只要是关心广州历史文化进程的人们都能参与到讨论当中。
新闻的策划选材是媒体打造创新能力的一个战场。一个出奇制胜的新闻事件策划既需要对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有深刻的认识与把握，同时又要跳出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按照创新思维的规律，对事物进行新的判断与整合。
羊晚策划此次专题，主要是看到广州人怀旧、念旧物。广州的老城区对广州市民，尤其是当地的原居民，历史文化遗存就是他们生活的灵魂寄托。羊晚能抓住这个角度，以新闻的接近性率先定下策划的专题，这是聪明之举。就比如天字码头即将搬迁的消息传开后，各方意见数不胜数。羊晚特意在网上做了一个专题网页，内容围绕“天字码头，怎能说拆就拆”这个专题，把报道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事件跟踪、市民心声和专家意见。记者把各部分有关的内容集合在一起，让网民能时刻参与进来关注事件的进程，同时也能清楚地知道其他方面的意见。
谁来讲述历史文化遗存呢?——市民自己
羊晚改变了以往记者照本宣科地公布政府条令的做法。这一次，记者变成了情感的推动者，报道者是经历过变迁的人，自己说自己的故事。
这里的述说者包括：一、亲自见证广州历史文化遗存变迁的市民；二、为遗存的保留做过突出贡献的市民；三、有鲜明的个性，爱广州的市民。
2008年4月2日，题为《86岁老人15年来奔波抢拍广州：与钩机赛跑!》的文章就是一篇典型的人物深度报道。内容的报道借鉴了电视剧的流行元素，设置悬念，讲述了86岁老人用15年时间奔走于老城区，只为定格羊城即将消失的城市风貌。他是见证广州拆迁最多并留下最真实最详尽记录最多的人。
《清明微雨中，追悼早逝的文明》，文章中用了大量白描，让文风变得哀思和沉重。出版当日正是4月5日清明节，这与节日的哀愁遥相呼应。借以“今·夕”为题的组图对比记述记者每到一处遗址的感情。文章拉近与读者的现场感，仿佛记者是带着读者一同亲临走访。
面向关心和爱护广州历史文化的受众定位
受众应该定位在哪里?这也许是这次专题报道编辑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受众定位于新城区的百姓们，定位于“新广州人”，那么他们的兴趣就无从谈起。因为他们一直住在钢筋水泥筑起的高楼大厦之中，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骑楼”、哪里是“泮塘”，他们更没有老广州人对遗存一砖一瓦的感情，体会不到遗存被拆后的那种痛心、惋惜、激怒的心情。所以这个报道选中的受众应该是关心广州发展，对广州有深刻感情的市民。他们会打电话去媒体反映意见；他们会乐于上网陈述观点；他们更乐于到社区委员会出谋划策；他们会关心市政建设，敢于说话。我们应该给予他们一些空间，让他们畅所欲言。同时我们把老市民对拆迁的看法及时告知政府有关部门，那么群众和政府之间的理解可能会多一些，沟通也就会再进一步。
报社应该根据这次大的策划报道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羊晚的成功有赖于把这个新闻资源找到了具体的落脚点上，通过受众对遗存的回忆，把一个个怀旧的故事串联起来，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不让更多的历史文化遗存流失。
以羊城晚报这张文化底蕴深厚的报纸作为载体，宣扬广州历史文化
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就是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真正意义的讯息并不是媒介所提示给人们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②换句话说，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
《羊城晚报》扮演着信息的提供者，它网罗各界观点，把最客观的东西提供给群众，公道自在人心。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次专题最适合报道的载体。因为它切合了传统，耐读，有强烈的文化味儿的特点。所谓文化味儿首先是“文”，即文理，重一个“理”字，道理、理性；其次是“华”，指光华，一种光明的美的特质。中国的报纸，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带有一种“横”劲儿，一种漠视人的霸气，讲“理”的少，少有“文”和“华”，不说改革开放前，就是“解放思想”30年的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气息。但《羊城晚报》几乎不是，更难得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讲理、讲美，就像一个文质彬彬、品质端正的人物，给人亲切、愉悦、值得信赖的感觉。
羊晚在这次的专题策划中显示了一张报纸的良心、道德感和服务于社会的热诚。从某种意义上讲：传媒作为一种社会公器，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其社会责任感比新闻报道本身更重要。③它的成功体现在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
对我们的历史文化要心存敬畏
策划“保护广州历史文化遗存”专题新闻后，在社会上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在老城区市民当中的议论最为热烈。随之，一股探寻遗迹的想法在年轻一代中油然而生。《非正常死亡系列：善待历史，呵护城市归属感》一文中就有这样一篇花絮：对话人物是华南农业大学的一位学生和一位老师就学校内的古楼红满堂应不应该拆的各自看法。学生说红满堂就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是华南农业大学的重要文化，不能拆。老师的观点是红满堂破旧不堪，修复得花很多钱。现在的建设，也正是创造100年后的历史，不要过于留恋过去。
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这红满堂该不该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年轻一代已经在留意着身边的旧物，不管它多么陈旧，但那里寄托着我们最质朴最原始的感情。这种探寻的过程作为一种反馈能够传递给传播者，这种现象至少有力地证明了：大家对自己身边的历史文化遗存还是怀念的，是人们从心底真正渴望和需要的这种人文文化。
《非正常死亡系列》的报道，让市民、专家呼吁应该完善“文物保护”的法规。我们的社会建设在进步，但为什么就没有一套能跟得上形势变化的体制法规呢?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汤国华说：“一定要立法，让文物部门在必要时有权启动紧急措施。”
现象背后的立法完善正是传播者所期待的。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其社会责任感比新闻报道本身更重要。它打造了这样一个平台，营造百家争鸣的舆论氛围。最终它要告诉人们的是：对我们的历史文化要心存敬畏，这是我们获得精神家园和谐宁静的唯一途径。
注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美]：《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②麦克卢汉[加]：《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③罗恩·史密斯[美]著，李青黎译：《新闻道德评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黄匡宇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南方传媒研究所所长；罗文婧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研究生)
编校：杨彩霞
上世纪末，广州旧城改造对历史文化遗存的毁灭性破坏虽无可挽回，但其教训却值得今人汲取，一些错误的观念亟待纠正。现代化不等于高楼林立，旧城改造不等于要大拆大建。城市历史文化被毁，历史文脉被割断，城市文化个性丧失，城市面貌雷同，是中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命运。
广州自从2007年民间打响了天字码头的保卫战后，拯救广州历史文化遗存成了广州城中的热点话题。如今，越来越多文化遗产的废存在媒体中成了一个剧烈的拉锯战。《羊城晚报》在今年4月17日出版的题为《广州非正常死亡历史文化》档案中，大篇幅跟踪报道了广州多处历史文化遗产的遗失情况。从去年的“天字码头搬迁”事件，到今年上半年的“非正常死亡”的古建筑成了热点，广州专家和市民或痛心、或惋惜、或激愤。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一篇又一篇追古寻今的第一手材料为广州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面对着将永远消失的历史容颜，我们扪心自问：广州人，该如何捍卫我们的历史和感情?《羊城晚报》这次义愤填膺的专题策划，体现了报纸“三贴近”原则，还原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用《新闻日日睇》主持人陈扬的话来说，《羊城晚报》不愧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流新闻纸!
拉斯韦尔1948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最早提到了构成传播的5个基本要素。①这一模式如今普遍运用到了新闻策划中，成为不可缺少的策划模板。同样，这5个要素同样适用于此次“保护广州历史文化遗存”的专题中：who(谁——亲身经历变迁的人)，says what(说什么——广州文化遗存的消失)，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羊城晚报)，to whom(向谁说——与广州有浓厚感情的读者)，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反响热烈，要求立法)。
以寻找已消失的历史文化遗存为素材，勾起市民对遗存的怀旧感
《羊城晚报》(以下简称羊晚)从去年开始关注这一专题的报道。这一专题更像一部纪录片，记载着过去、现在的变迁。因为这个命题与广州市民紧密相关，任何文化层次的市民，只要是关心广州历史文化进程的人们都能参与到讨论当中。
新闻的策划选材是媒体打造创新能力的一个战场。一个出奇制胜的新闻事件策划既需要对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有深刻的认识与把握，同时又要跳出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按照创新思维的规律，对事物进行新的判断与整合。
羊晚策划此次专题，主要是看到广州人怀旧、念旧物。广州的老城区对广州市民，尤其是当地的原居民，历史文化遗存就是他们生活的灵魂寄托。羊晚能抓住这个角度，以新闻的接近性率先定下策划的专题，这是聪明之举。就比如天字码头即将搬迁的消息传开后，各方意见数不胜数。羊晚特意在网上做了一个专题网页，内容围绕“天字码头，怎能说拆就拆”这个专题，把报道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事件跟踪、市民心声和专家意见。记者把各部分有关的内容集合在一起，让网民能时刻参与进来关注事件的进程，同时也能清楚地知道其他方面的意见。
谁来讲述历史文化遗存呢?——市民自己
羊晚改变了以往记者照本宣科地公布政府条令的做法。这一次，记者变成了情感的推动者，报道者是经历过变迁的人，自己说自己的故事。
这里的述说者包括：一、亲自见证广州历史文化遗存变迁的市民；二、为遗存的保留做过突出贡献的市民；三、有鲜明的个性，爱广州的市民。
2008年4月2日，题为《86岁老人15年来奔波抢拍广州：与钩机赛跑!》的文章就是一篇典型的人物深度报道。内容的报道借鉴了电视剧的流行元素，设置悬念，讲述了86岁老人用15年时间奔走于老城区，只为定格羊城即将消失的城市风貌。他是见证广州拆迁最多并留下最真实最详尽记录最多的人。
《清明微雨中，追悼早逝的文明》，文章中用了大量白描，让文风变得哀思和沉重。出版当日正是4月5日清明节，这与节日的哀愁遥相呼应。借以“今·夕”为题的组图对比记述记者每到一处遗址的感情。文章拉近与读者的现场感，仿佛记者是带着读者一同亲临走访。
面向关心和爱护广州历史文化的受众定位
受众应该定位在哪里?这也许是这次专题报道编辑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受众定位于新城区的百姓们，定位于“新广州人”，那么他们的兴趣就无从谈起。因为他们一直住在钢筋水泥筑起的高楼大厦之中，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骑楼”、哪里是“泮塘”，他们更没有老广州人对遗存一砖一瓦的感情，体会不到遗存被拆后的那种痛心、惋惜、激怒的心情。所以这个报道选中的受众应该是关心广州发展，对广州有深刻感情的市民。他们会打电话去媒体反映意见；他们会乐于上网陈述观点；他们更乐于到社区委员会出谋划策；他们会关心市政建设，敢于说话。我们应该给予他们一些空间，让他们畅所欲言。同时我们把老市民对拆迁的看法及时告知政府有关部门，那么群众和政府之间的理解可能会多一些，沟通也就会再进一步。
报社应该根据这次大的策划报道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羊晚的成功有赖于把这个新闻资源找到了具体的落脚点上，通过受众对遗存的回忆，把一个个怀旧的故事串联起来，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不让更多的历史文化遗存流失。
以羊城晚报这张文化底蕴深厚的报纸作为载体，宣扬广州历史文化
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就是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真正意义的讯息并不是媒介所提示给人们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②换句话说，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
《羊城晚报》扮演着信息的提供者，它网罗各界观点，把最客观的东西提供给群众，公道自在人心。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次专题最适合报道的载体。因为它切合了传统，耐读，有强烈的文化味儿的特点。所谓文化味儿首先是“文”，即文理，重一个“理”字，道理、理性；其次是“华”，指光华，一种光明的美的特质。中国的报纸，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带有一种“横”劲儿，一种漠视人的霸气，讲“理”的少，少有“文”和“华”，不说改革开放前，就是“解放思想”30年的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气息。但《羊城晚报》几乎不是，更难得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讲理、讲美，就像一个文质彬彬、品质端正的人物，给人亲切、愉悦、值得信赖的感觉。
羊晚在这次的专题策划中显示了一张报纸的良心、道德感和服务于社会的热诚。从某种意义上讲：传媒作为一种社会公器，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其社会责任感比新闻报道本身更重要。③它的成功体现在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
对我们的历史文化要心存敬畏
策划“保护广州历史文化遗存”专题新闻后，在社会上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在老城区市民当中的议论最为热烈。随之，一股探寻遗迹的想法在年轻一代中油然而生。《非正常死亡系列：善待历史，呵护城市归属感》一文中就有这样一篇花絮：对话人物是华南农业大学的一位学生和一位老师就学校内的古楼红满堂应不应该拆的各自看法。学生说红满堂就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是华南农业大学的重要文化，不能拆。老师的观点是红满堂破旧不堪，修复得花很多钱。现在的建设，也正是创造100年后的历史，不要过于留恋过去。
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这红满堂该不该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年轻一代已经在留意着身边的旧物，不管它多么陈旧，但那里寄托着我们最质朴最原始的感情。这种探寻的过程作为一种反馈能够传递给传播者，这种现象至少有力地证明了：大家对自己身边的历史文化遗存还是怀念的，是人们从心底真正渴望和需要的这种人文文化。
《非正常死亡系列》的报道，让市民、专家呼吁应该完善“文物保护”的法规。我们的社会建设在进步，但为什么就没有一套能跟得上形势变化的体制法规呢?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汤国华说：“一定要立法，让文物部门在必要时有权启动紧急措施。”
现象背后的立法完善正是传播者所期待的。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其社会责任感比新闻报道本身更重要。它打造了这样一个平台，营造百家争鸣的舆论氛围。最终它要告诉人们的是：对我们的历史文化要心存敬畏，这是我们获得精神家园和谐宁静的唯一途径。
注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美]：《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②麦克卢汉[加]：《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③罗恩·史密斯[美]著，李青黎译：《新闻道德评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黄匡宇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南方传媒研究所所长；罗文婧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研究生)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