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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为标志，新时期的“产教融合”导向不仅吹响了从创新实践走向制度落地的号角，而且勾勒出教育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图景，对山西省创新转型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山西省产教融合现状与新时期产教融合导向存在四个“不相适应”的根本瓶颈。针对上述山西省产教融合发展的巨大差距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提出了“破、立、融、补”四字诀对策。
【关键词】产教融合;创新发展;新动能
产教融合是新时期深化教育改革的新框架。2018年4月，在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山西省人民办公厅出台《山西省促进产教融合实施方案》（晋政办发〔2018〕38号），进而形成了促进全省产教融合的顶层设计。为深入贯彻该方案的实施，以下围绕山西省产教融合的发展现状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充分认识国务院产教融合导向的新要求和对山西省创新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意义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印发的首个推动教育综合改革的政策性文件，同时也是首次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发布的专门关于产教融合的纲领性文件。相较以往的“产教融合”政策导向及对山西省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产教融合”导向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新时期的“产教融合”导向吹响了从创新实践走向制度落地的号角
从渊源上看，产教融合理念并非是十九大会议以后的产物。早在2014年，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就首次提出“深化产教融合”。到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三部委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再到2016年党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产教融合”一直作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高频词”“【关键词】”和“热点词”。此次产教融合文件从职业教育领域进一步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相较以往的产教融合内涵，此次国务院文件中的“产教融合”已经不再是诱导式的实践创新，而是、可以用于指导教育和产业全方位变革、具有纲领性、全局性指导意义的制度体系安排，其对教育和产业发展的影响将是根本性和全局性的。
（二）新时期的“产教融合”导向勾勒出教育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图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新时期的“产教融合”导向立足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了“结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新型城镇化、制造强国战略，统筹优化教育和产业结构，同步规划产教融合发展政策措施、支持方式、实现途径和重大项目，促进教育和产业联动发展，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最终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的新格局”的战略路径。同时，新时期的产教融合导向还提出“将产教融合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各环节，贯穿人才开发全过程，同时通过发挥高等教育对国家和区域创新中心发展的支撐引领作用，切实增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贡献度”，由此可以看出，产教融合已经成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教融合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的地位相较以往文件显著提升。
（三）新时期的“产教融合”将成为山西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主战场
产业兴则区域兴，教育强则后劲足，产业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正汇聚为一种现代经济发展的强劲创新动力。多年来，山西省丰富的煤炭资源赋存，并受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及全省产业投入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逐步形成了资源型依赖性特征明显、创新原生动力不足的突出特点。数字显示，2016年，山西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为132.6亿元，仅占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额的0.84%;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为1.03%，不足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的一半（全国2.11%）。在全国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16年全国研究投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05个百分点）的大背景下，山西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不升反降（下降0.01个百分点）。从中部六省看，山西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排名第6位，经费投入约为湖北的20%;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排第6位，投入强度较湖北落后0.83个百分点。研发投入指标与全国的巨大差距不仅反映出山西省创新水平的巨大差距，同时也昭示着山西省产教融合塑就的创新动力的巨大缺失。在当前山西省经济转型异常紧迫的大环境下，缩小与先进地区创新动力的巨大差距单纯依靠招才引智不行，依靠传统的投入模式更不行，只有依靠产教融合聚合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固本培元，全省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才有出路。
二、山西省产教融合发展滞后的根本性瓶颈
与全国产教融合供求结构性矛盾的一般性特征有所差异，山西省产教融合发展滞后除了表现出供求结构、质量、水平上的一般性矛盾以外，还体现为市场主体的发育不足、供求总量的不足、分布上的不均衡等诸多问题。这种制约山西省产教融合发展滞后的根本性瓶颈主要体现为“四个不相适应”。
（一）传统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与新时期产教融合导向下的企业主体地位不相适应
强调企业主体地位是国务院新时期产教融合政策导向的突出特征。但对于以焦煤、钢铁、冶金为主体的山西传统企业而言，对垄断性资源依赖性强、产业链条短、盈利模式单一构成了这些企业经营的主要特征。在这种经营模式下，仅靠采掘、大宗商品交易即可获取高额的利润，进而大大削弱了这些企业的创新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存在使得全省企业集群大多吸附在资源型产业上，同时也大大透支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数据显示，山西中小企业数占全国中小企业总数的比重不足1%，每万人拥有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4.4%和81.8%。在仅有的民营企业中，资产规模在10亿元以上的，超过80%是涉煤企业，且大多数处于产业链末端。民营企业的弱小和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不足极大限制了企业在产教融合体系中主体地位的发挥，同时也大大限制了全省的创新发展活力。 （二）人才培育需求观念错位与新时期产教融合导向下服务需求、优化结构的根本原则不相适应
人才培育需求观念的错位在高校和职业院校中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院校发展的类“GDP”崇拜使院校在发展提升的过程中越来越综合化、同质化，人才培育的需求导向逐步为院校的发展导向所取代。从高职高专至“双一流”高校，大致可以划分为高职高专、以学院命名的高校、硕士学位授予高校、以大学命名的高校、博士学位授予高校、“双一流”高校六个层级，高一层级的院校会有高一层级的资源，高一层级的院校会有高一层级的发展空间，由此造成学校内部对于升级发展有着无穷的动力。无穷的追求动力下是院校专业扩充、规模扩大的发展冲动，对于山西乃至国内任何一个高校，校长、书记都在这种发展的浪潮中裹挟前进，学校每一层次的提高甚至都被寄予几代人的梦想，在这种背景下，需求导向往往为发展提升的理念所替代，专业调整、学校发展同质化严重等问题积重难返。二是人才培育秉承“现实主义”和“跟随主义”，院校的专业设置难以发挥对山西产业升级转型的牵引作用。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能源类专业是现有山西所有高校中同质化最高、也是普及率最高的专业，这种专业设置虽然高度契合山西省现有产业的结构特征，但如果所有高校都将能源类专业作为必备课程，那么支撑山西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牵引力何在，高校的特色又该如何体现。
（三）产教主体激励机制不相容和保守观念横行与新时期产教融合导向下的校企协同创新方向不相适应
在院校和企业调研过程中，山西省普遍存在“职教院校主动希望产教融合、企业不积极”和“企业主动希望产教融合、高校不积极”的矛盾局面。对于前者而言，职教院校希望与企业协同育人，企业却认为其不能带给企业先进的技术或优厚的回报，反而企业会为之支付高额的安全警戒、人工培训成本。对于后者而言，企业希望从高校获取先进技术，而高校独特的职称评价机制、复杂的财务审查报销机制往往会使高校教师对于与企业的合作望而却步，叠加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和一系列知识产权风险以及山西近年来发展的保守观念，往往使高校与企业的产教融合成为“镜中月、水中花”。职业院校的就业导向、企业的盈利导向和高校的职称导向，产教融合不同主体的目标导向、激励机制难以相容造成的后果是全省产教融合举步维艰，山西创新驱动动力的严重不足。
（四）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与新时期产教融合导向下产教供需双向对接的衔接机制不相适应
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在山西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功能单一，无法承担起聚合行业需求、引领教育体系变革的重要角色;二是专业能力不足，无法担负起评估产教融合绩效、服务产教供需双向对接的基本使命;三是主体缺位，产教融合的关键环节和市场化运营机构缺失。在国内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运作成熟的公共研究机构、咨询机构、评估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行业组织机构等社会化机构已经成为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地区的行业组织机构甚至已经完全可以承担政府在项目评估、检验检测等领域的职责，这些组织机构的存在成为产教融合的粘合剂。而在山西省，这种市场化的社会组织机构不仅极为欠缺，而且运作模式仍有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严重制约了山西省产教融合水平的提升。
三、促进山西省产教深度融合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山西省产教融合发展的巨大差距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如下具体政策建议：
（一）秉承“立”字诀，从立法立规立机构上找突破
一是成立全省“深化产教融合促进委员会”，形成全省产教融合工作推进的统一组织机构，全方位服务和引导企业、学校、行业、社会参与产教融合。
二是研究编制全省产教融合发展规划，推动将国家产教融合精神充分融入到全省转型综改试验区战略，融入到“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建设具体实践中。
三是探索在全国率先出台产教融合促进法，将产教融合作为全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强化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抓手，深化重点环节改革创新。
四是按照“核准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要求，编制全省产教融合重点项目库，列入重点项目库的项目，实行动态管理，滚动实施，分批推进，扎实推进产教融合项目实施和政策落地。
（二）力主“破”字诀，从破除机制体制观念上做文章
一是立足以开放促改革，通过从沿海先进地区引进一批有产教融合意识和丰富经验的教育家，将先进地区领先的产教融合理念引入山西省教育发展实践，从根本上革新山西省现有的教育发展观念。
二是秉承以开放促发展，破除体制机制束缚，鼓励山西省内高校、职校与国外先进办学机构的合作交流，探索在山西设立产教融合论坛、产教融合博览会、高校技术成果交易会等论坛展会活动，构建全省产教融合开放发展的国际化平台。
三是以构建产教主体激励相容的体制模式为目标，通过高校、职校自主权改革、职称评定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形成产教融合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合力。
（三）做好“融”字诀，从融合区域协调和部门分工机制上谋发展
一是建立产教融合区域协作机制。全省各相关部门围绕产教融合总体方案涉及的重点领域设立专項支持办法，全省构建形成以方案为总体导向、重点领域为支撑的“1+N”政策扶持体系，各地市按照总体方案导引，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促进本地区产教融合发展的配套方案和具体实施办法。
二是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一主一副一区多组团”空间布局的总体架构下，优化产教融合与全省区域发展空间布局，强化产教融合重点项目对全省重点区域发展的创新动力支撑。
三是支持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综改示范区等重大载体创建产教融合试点，鼓励各地市依托行业企业、产业园区等有效载体创建产教融合联盟和创设产教融合试点项目。
四是有效发挥互联网开放创新优势，鼓励市县将产教融合和全省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特色小镇建设等工作相结合，广泛联系高校、企业和社会机构，打造市县产教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形成覆盖县乡的产教融合城镇化服务网络。 （四）突出“补”字诀，在补齐财政支持和市场主体短板上下功夫
一是紧扣如何通过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本有机融合，盘活用好政府财政资金，变以往奖励、贴息等政府无偿性投入为股权投资、共建基金等有偿性滚动、良性循环使用模式，实现融资模式灵活、资金总量扩容、支持力度增强、投入效益提升的工作目的。
二是降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办学门槛。鼓励行业、企业以资源整合、资产置换、引进民间资本和混合所有制等方式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推行实施办学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行准入条件公开制和审批工作备案制管理。
三是加强社会第三方机构建设。联合发达省份部分优质公共研究机构、咨询机构、评估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行业组织机构等社会化机构，优化山西省的社会第三方服务保障体系，承担政府在项目评估、检验检测等领域的职责，使政府从繁忙的评价工作的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发现和解决市场缺失与不足，研究、指导社会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科学评估评价，支持开展产教融合效能评价，培育市场化的产教融合粘合剂组织。同时，完善行业产教融合评价体系，建立量化管理模式下的全方位评价体系，建立健全评价统计体系，细化分解数据链，分析潜在问题，强化监测评价结果运用，加强事中事后工作的服务保障。同时，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发展。
参考文献：
[1]侯文东，任磊，张云鹏.“三位一体”产教融合特色学院模式的创新实践[J].现代职业教育，2021（27）：104-105.
[2]张晶薇，张国峰，汪江，樊增广.转型发展高校产教融合整体化协同育人实践策略及保障机制[J].中国冶金教育，2021（03）：39-43.
[3]张晓囡.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教师职业发展能力提升[J].人才资源开发，2021（13）：60-61.
基金项目：
山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山西科技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对策研究：基于‘双链’融合的视角”（项目编号：2018041053-4）;山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山西城镇化建设背景下非农就业转移阶层的代际流动性研究”（项目编号：2018041073-4）;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欠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困境及其破解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9B150）;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项目“信息不完全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通過议价所实现的均衡工资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9W080）。
作者简介：
闫振坤（1983-）：男，河南焦作人，博士，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转型与产业政策;
王录安（1987-）：男，山东菏泽人，博士，山西财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流动性和收入分配。
【关键词】产教融合;创新发展;新动能
产教融合是新时期深化教育改革的新框架。2018年4月，在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山西省人民办公厅出台《山西省促进产教融合实施方案》（晋政办发〔2018〕38号），进而形成了促进全省产教融合的顶层设计。为深入贯彻该方案的实施，以下围绕山西省产教融合的发展现状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充分认识国务院产教融合导向的新要求和对山西省创新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意义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印发的首个推动教育综合改革的政策性文件，同时也是首次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发布的专门关于产教融合的纲领性文件。相较以往的“产教融合”政策导向及对山西省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产教融合”导向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新时期的“产教融合”导向吹响了从创新实践走向制度落地的号角
从渊源上看，产教融合理念并非是十九大会议以后的产物。早在2014年，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就首次提出“深化产教融合”。到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三部委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再到2016年党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产教融合”一直作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高频词”“【关键词】”和“热点词”。此次产教融合文件从职业教育领域进一步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相较以往的产教融合内涵，此次国务院文件中的“产教融合”已经不再是诱导式的实践创新，而是、可以用于指导教育和产业全方位变革、具有纲领性、全局性指导意义的制度体系安排，其对教育和产业发展的影响将是根本性和全局性的。
（二）新时期的“产教融合”导向勾勒出教育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图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新时期的“产教融合”导向立足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了“结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新型城镇化、制造强国战略，统筹优化教育和产业结构，同步规划产教融合发展政策措施、支持方式、实现途径和重大项目，促进教育和产业联动发展，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最终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的新格局”的战略路径。同时，新时期的产教融合导向还提出“将产教融合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各环节，贯穿人才开发全过程，同时通过发挥高等教育对国家和区域创新中心发展的支撐引领作用，切实增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贡献度”，由此可以看出，产教融合已经成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教融合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的地位相较以往文件显著提升。
（三）新时期的“产教融合”将成为山西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主战场
产业兴则区域兴，教育强则后劲足，产业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正汇聚为一种现代经济发展的强劲创新动力。多年来，山西省丰富的煤炭资源赋存，并受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及全省产业投入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逐步形成了资源型依赖性特征明显、创新原生动力不足的突出特点。数字显示，2016年，山西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为132.6亿元，仅占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额的0.84%;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为1.03%，不足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的一半（全国2.11%）。在全国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16年全国研究投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05个百分点）的大背景下，山西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不升反降（下降0.01个百分点）。从中部六省看，山西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排名第6位，经费投入约为湖北的20%;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排第6位，投入强度较湖北落后0.83个百分点。研发投入指标与全国的巨大差距不仅反映出山西省创新水平的巨大差距，同时也昭示着山西省产教融合塑就的创新动力的巨大缺失。在当前山西省经济转型异常紧迫的大环境下，缩小与先进地区创新动力的巨大差距单纯依靠招才引智不行，依靠传统的投入模式更不行，只有依靠产教融合聚合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固本培元，全省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才有出路。
二、山西省产教融合发展滞后的根本性瓶颈
与全国产教融合供求结构性矛盾的一般性特征有所差异，山西省产教融合发展滞后除了表现出供求结构、质量、水平上的一般性矛盾以外，还体现为市场主体的发育不足、供求总量的不足、分布上的不均衡等诸多问题。这种制约山西省产教融合发展滞后的根本性瓶颈主要体现为“四个不相适应”。
（一）传统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与新时期产教融合导向下的企业主体地位不相适应
强调企业主体地位是国务院新时期产教融合政策导向的突出特征。但对于以焦煤、钢铁、冶金为主体的山西传统企业而言，对垄断性资源依赖性强、产业链条短、盈利模式单一构成了这些企业经营的主要特征。在这种经营模式下，仅靠采掘、大宗商品交易即可获取高额的利润，进而大大削弱了这些企业的创新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存在使得全省企业集群大多吸附在资源型产业上，同时也大大透支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数据显示，山西中小企业数占全国中小企业总数的比重不足1%，每万人拥有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4.4%和81.8%。在仅有的民营企业中，资产规模在10亿元以上的，超过80%是涉煤企业，且大多数处于产业链末端。民营企业的弱小和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不足极大限制了企业在产教融合体系中主体地位的发挥，同时也大大限制了全省的创新发展活力。 （二）人才培育需求观念错位与新时期产教融合导向下服务需求、优化结构的根本原则不相适应
人才培育需求观念的错位在高校和职业院校中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院校发展的类“GDP”崇拜使院校在发展提升的过程中越来越综合化、同质化，人才培育的需求导向逐步为院校的发展导向所取代。从高职高专至“双一流”高校，大致可以划分为高职高专、以学院命名的高校、硕士学位授予高校、以大学命名的高校、博士学位授予高校、“双一流”高校六个层级，高一层级的院校会有高一层级的资源，高一层级的院校会有高一层级的发展空间，由此造成学校内部对于升级发展有着无穷的动力。无穷的追求动力下是院校专业扩充、规模扩大的发展冲动，对于山西乃至国内任何一个高校，校长、书记都在这种发展的浪潮中裹挟前进，学校每一层次的提高甚至都被寄予几代人的梦想，在这种背景下，需求导向往往为发展提升的理念所替代，专业调整、学校发展同质化严重等问题积重难返。二是人才培育秉承“现实主义”和“跟随主义”，院校的专业设置难以发挥对山西产业升级转型的牵引作用。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能源类专业是现有山西所有高校中同质化最高、也是普及率最高的专业，这种专业设置虽然高度契合山西省现有产业的结构特征，但如果所有高校都将能源类专业作为必备课程，那么支撑山西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牵引力何在，高校的特色又该如何体现。
（三）产教主体激励机制不相容和保守观念横行与新时期产教融合导向下的校企协同创新方向不相适应
在院校和企业调研过程中，山西省普遍存在“职教院校主动希望产教融合、企业不积极”和“企业主动希望产教融合、高校不积极”的矛盾局面。对于前者而言，职教院校希望与企业协同育人，企业却认为其不能带给企业先进的技术或优厚的回报，反而企业会为之支付高额的安全警戒、人工培训成本。对于后者而言，企业希望从高校获取先进技术，而高校独特的职称评价机制、复杂的财务审查报销机制往往会使高校教师对于与企业的合作望而却步，叠加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和一系列知识产权风险以及山西近年来发展的保守观念，往往使高校与企业的产教融合成为“镜中月、水中花”。职业院校的就业导向、企业的盈利导向和高校的职称导向，产教融合不同主体的目标导向、激励机制难以相容造成的后果是全省产教融合举步维艰，山西创新驱动动力的严重不足。
（四）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与新时期产教融合导向下产教供需双向对接的衔接机制不相适应
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在山西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功能单一，无法承担起聚合行业需求、引领教育体系变革的重要角色;二是专业能力不足，无法担负起评估产教融合绩效、服务产教供需双向对接的基本使命;三是主体缺位，产教融合的关键环节和市场化运营机构缺失。在国内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运作成熟的公共研究机构、咨询机构、评估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行业组织机构等社会化机构已经成为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地区的行业组织机构甚至已经完全可以承担政府在项目评估、检验检测等领域的职责，这些组织机构的存在成为产教融合的粘合剂。而在山西省，这种市场化的社会组织机构不仅极为欠缺，而且运作模式仍有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严重制约了山西省产教融合水平的提升。
三、促进山西省产教深度融合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山西省产教融合发展的巨大差距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如下具体政策建议：
（一）秉承“立”字诀，从立法立规立机构上找突破
一是成立全省“深化产教融合促进委员会”，形成全省产教融合工作推进的统一组织机构，全方位服务和引导企业、学校、行业、社会参与产教融合。
二是研究编制全省产教融合发展规划，推动将国家产教融合精神充分融入到全省转型综改试验区战略，融入到“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建设具体实践中。
三是探索在全国率先出台产教融合促进法，将产教融合作为全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强化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抓手，深化重点环节改革创新。
四是按照“核准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要求，编制全省产教融合重点项目库，列入重点项目库的项目，实行动态管理，滚动实施，分批推进，扎实推进产教融合项目实施和政策落地。
（二）力主“破”字诀，从破除机制体制观念上做文章
一是立足以开放促改革，通过从沿海先进地区引进一批有产教融合意识和丰富经验的教育家，将先进地区领先的产教融合理念引入山西省教育发展实践，从根本上革新山西省现有的教育发展观念。
二是秉承以开放促发展，破除体制机制束缚，鼓励山西省内高校、职校与国外先进办学机构的合作交流，探索在山西设立产教融合论坛、产教融合博览会、高校技术成果交易会等论坛展会活动，构建全省产教融合开放发展的国际化平台。
三是以构建产教主体激励相容的体制模式为目标，通过高校、职校自主权改革、职称评定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形成产教融合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合力。
（三）做好“融”字诀，从融合区域协调和部门分工机制上谋发展
一是建立产教融合区域协作机制。全省各相关部门围绕产教融合总体方案涉及的重点领域设立专項支持办法，全省构建形成以方案为总体导向、重点领域为支撑的“1+N”政策扶持体系，各地市按照总体方案导引，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促进本地区产教融合发展的配套方案和具体实施办法。
二是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一主一副一区多组团”空间布局的总体架构下，优化产教融合与全省区域发展空间布局，强化产教融合重点项目对全省重点区域发展的创新动力支撑。
三是支持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综改示范区等重大载体创建产教融合试点，鼓励各地市依托行业企业、产业园区等有效载体创建产教融合联盟和创设产教融合试点项目。
四是有效发挥互联网开放创新优势，鼓励市县将产教融合和全省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特色小镇建设等工作相结合，广泛联系高校、企业和社会机构，打造市县产教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形成覆盖县乡的产教融合城镇化服务网络。 （四）突出“补”字诀，在补齐财政支持和市场主体短板上下功夫
一是紧扣如何通过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本有机融合，盘活用好政府财政资金，变以往奖励、贴息等政府无偿性投入为股权投资、共建基金等有偿性滚动、良性循环使用模式，实现融资模式灵活、资金总量扩容、支持力度增强、投入效益提升的工作目的。
二是降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办学门槛。鼓励行业、企业以资源整合、资产置换、引进民间资本和混合所有制等方式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推行实施办学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行准入条件公开制和审批工作备案制管理。
三是加强社会第三方机构建设。联合发达省份部分优质公共研究机构、咨询机构、评估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行业组织机构等社会化机构，优化山西省的社会第三方服务保障体系，承担政府在项目评估、检验检测等领域的职责，使政府从繁忙的评价工作的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发现和解决市场缺失与不足，研究、指导社会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科学评估评价，支持开展产教融合效能评价，培育市场化的产教融合粘合剂组织。同时，完善行业产教融合评价体系，建立量化管理模式下的全方位评价体系，建立健全评价统计体系，细化分解数据链，分析潜在问题，强化监测评价结果运用，加强事中事后工作的服务保障。同时，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发展。
参考文献：
[1]侯文东，任磊，张云鹏.“三位一体”产教融合特色学院模式的创新实践[J].现代职业教育，2021（27）：104-105.
[2]张晶薇，张国峰，汪江，樊增广.转型发展高校产教融合整体化协同育人实践策略及保障机制[J].中国冶金教育，2021（03）：39-43.
[3]张晓囡.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教师职业发展能力提升[J].人才资源开发，2021（13）：60-61.
基金项目：
山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山西科技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对策研究：基于‘双链’融合的视角”（项目编号：2018041053-4）;山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山西城镇化建设背景下非农就业转移阶层的代际流动性研究”（项目编号：2018041073-4）;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欠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困境及其破解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9B150）;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项目“信息不完全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通過议价所实现的均衡工资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9W080）。
作者简介：
闫振坤（1983-）：男，河南焦作人，博士，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转型与产业政策;
王录安（1987-）：男，山东菏泽人，博士，山西财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流动性和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