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第一部以大学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它把中国大学教育的源流，从繁杂的史籍里掘出，勾勒出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过程图景。曲著的力量，在于使故纸堆一样的历史显形于文字，在于激光束一般的洞察力，在于一种新的以史实为基础以系统分析为方法的探索范式。
　　把眼光再扩大一点，我们也可从国学研究的角度来估价曲著的意义。季羡林说，国学研究就是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重点是传统文化；邓广铭、张岱年则干脆认为国学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这三个人能代表北大的国学研究，而北大又能代表中国的国学研究，则按这三个人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曲著就是近期国学研究的一大成果。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历史上，科举制度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它表明中国最早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善的文官政治。在西方，贵族政治、武人政治和宗教政治长期存在；中世纪，贵族和教会把持国务，文官杳无踪迹。十五世纪以前，英国的官员纯属贵族与教士；十六世纪以前的法国、十七世纪前的德国，诸侯割据各方操纵国政；明治维新(一八六九年)前的日本，天皇形同虚设，权力被封建领主(大名)操持。在中国，公元前三世纪秦朝统一全国，秦汉时期即出现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职业文官队伍；隋朝，科举萌芽；唐代，严格意义上的科举制度便已产生；到北宋，弥封(用纸条封住考生姓名)、誊录(设专人抄写考卷以免主考官认出笔迹而徇私或报隙)、回避(主考察官相识的考生另设考场)等科举法规全面完善，科举制度成熟定型，而文官政治也彻底、稳定地建立起来。明朝末年到中国来的意大利传教士不无向往地写道：“标志着与西方的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指儒生)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他们来掌握。”这里的知识阶层，多数是经由当时的大学教育(公学或私学)培养出来的。与此有关，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实行考试的国家。《大英百科全书》记载：“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公元前一一一五年)，及其定期举行的考试(公元前二○二年)。”这个说法虽然在时间上不太确切，其所表明的意义却是真实的。在西方，从希腊罗马时代到中世纪结束，都没有任何关于考试的确切记载，大学中主要通过论辩、演讲来衡量一个人的学业水平；笔试则要到十八世纪才出现在欧洲的大学里。因此，说考试制度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一点也不夸张。换言之，中国历代考试制度，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曲著以大学教育发展的脉络为主纲，对中国历代考试制度所作的必要而合理的分析，无疑是国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力作。
　　或许有人会对“大学”本身的概念产生疑问，认为应把中国大学的产生定在汉代(太学)或者十九世纪末(京师大学堂)。这一怀疑的产生，原因就在于存疑者概念不清楚。人文主义大学观的旗手、十九世纪英国红衣主教牛曼认为，大学就是教授所有知识的地方；当代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根据这两个定义，则中国至少从西周起便已有了大学，那便是当时的辟雍、泮宫。现代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大学必须具有教学、科研、保存知识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则汉代的太学，晋代以后的国子学、算学、律学、医学，唐代的“六学”、“二馆”，明清的国子监，历代规模较大的私学和书院，近代的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都具备了上述四大功能——教学、科研、保存知识三种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古时学者多为官学两栖人物，与今日的社会服务(指大学以其知识优势为社会提供直接的有偿服务)没有本质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曲著把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的起点定在夏商西周，是有独到见识的。
　　
　　(《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曲士培著，山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七月版，〔平〕17.50元；〔精〕20.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