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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一周，大部分时间里，阎雷（Yann Layma）都坐在家中那张舒适的沙发上，一遍遍向来访者讲述他因为16岁时做的一个梦而全然改变的人生。
他刚刚过完52岁生日，前额光秃，头发花白，肚子凸起，眼神中有一种平静而又坚定的力量。法国人特有的大鼻子轻易就泄露了他个性中倔强的一面。
他喜欢用浅显的汉语缓缓道来他的故事：一个法国少年在梦中与中国发生关联，23岁时来到中国，近三十年间持续用镜头为中国画像，为中国人画像—而随着他最新摄影集《昨天的中国》的出版，更多人的好奇心和感触被激发了出来。
1980年代中期，坐在天安门广场路边休息的女人倦怠、无奈的神情;北京大学宿舍里学生的沉思;长途火车的硬座车厢里，光线斜照中，乘客们或喝酒、或打盹、或打牌、或站立四望……中国人的日常、中国人的情感，那些微小的、与我们擦肩而过的琐碎细节，在阎雷的镜头里，刹那间让我们与过去联接。
很多人好奇，一个外国摄影师，为何能够将我们的过去那样完整地、真实地，以一种朴素的美感，保存在他的镜头里，并且，他竟然好像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阎雷的同行荒木经惟说，于他而言，所谓摄影，即是人生。这句话，可借用于阎雷身上。当他循梦而来，经年不辍挂着相机游走于中国的城市与山村时，他的人生，已然定格。他把这一切，称为“一件浪漫的事”。
可能你梦见你生活的路线了
法国西北部，隔着英吉利海峡，布列塔尼半岛与英国遥遥相对。阎雷于1952年出生在这里，他的母亲是当地人。阎雷的法文名字叫扬·莱马。“扬”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名字，意思类似于英文名字“John”。布列塔尼人似乎天然地是艺术的。同时，布列塔尼人也固执。法语里有一句话，叫布列塔尼人的头像，以此喻固执。
阎雷的父亲是图尔人。阎雷在图尔长大，但他更喜欢称自己为布列塔尼人。他的父母是画家，从小教他怎么看画面，看内容。“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这让他自此敏感并着迷于色彩和光线。
8岁时，父母在阎雷的卧室里挂了一幅4米长的世界地图，“这让我一直在做梦，想要看世界。”9岁时，每个月阎雷都要和父母一起看人文纪录片，碰到有纪录片现场放映，父母还会带上他去和导演见面，请他们签名。
11岁起，阎雷开始阅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人文、地理摄影有了最初的了解。12岁时，阎雷和父母到埃及旅游，惊异于那一片古老而原始的大陆超出了自己的认知，在金字塔下，他对父亲说：“我要用一生去旅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始，“Hitchhiking”（搭顺风车去旅行）在欧美成为风潮。 十四五岁的阎雷开始独自上路，他的第一站是西班牙和摩洛哥。其后，他去到美国，搭车横跨北美。这段经历充满了艰险，却也从此让他对于去到远方不再害怕。
从美国回来，临近17岁生日，十天时间里，因为时差没倒过来，阎雷一直睡不着觉。这期间，他连着“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当时，法国《国家地理杂志》刚刚出刊，中国刚刚放开外国人旅游签证。这两件事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融入到阎雷的梦中。在梦里，他看到自己背着相机，去到中国拍照。
“像是有一个比我的生活还重要的事情在叫我。”阎雷从梦中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阎雷把这个梦告诉了一个比他年长15岁的朋友，他称其为“师父”—一个精神病医生。师父帮他找到进修中文的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并送给他一台当时最新款的胶片相机。 他告诉阎雷，“我来帮你厘清生活的路线。可能你梦见你生活的路线了。”
从此，阎雷边学摄影边进修中文。同时，他也学习国际贸易。“艺术家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中文是我学习的第四种语言，如果我懂四种语言，又懂国际贸易，摄影不成功的话，我还会找到另一个生存之道。”
1984年，渴望成功的阎雷盯上了爱丽舍宫。“因为没有人拍过爱丽舍宫的专题故事，就想到说，噢，如果我们能把它像一个棕子一样剥开来让大家看，这样也许会成功，会很有意思。”
通过私人关系，阎雷找到了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的秘书，进而见到了密特朗。阎雷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总统看着我，问，你多大年纪？我说，22岁，总统先生。你22岁吗？那行吧。总统说。”
于是，阎雷获准自由进出爱丽舍宫，为密特朗拍摄了一年政坛生活。这一年的时间里，阎雷不断求教于几个师父：“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 （Marc Riboud），还有一个供职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印度裔摄影家。“把我的作品给他们看，让他们给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从这些大师身上，阎雷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由此进入世界摄影界，《巴黎竞赛画报》、《费加罗报》、《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媒体与他开始了合作。
拎着中国故事走世界
1985年1月的一个冬夜，阎雷到了北京。小汽车、商店和饭馆寥寥无几的灰色之城，在阎雷的眼里，“像索然无味的白开水一样。干燥的风吹得噼啪作响，到处都是煤球的气味。”但他也看到了北京的魅力所在。“这个城市散发着斯巴达式的诗意，没有汽车的大街上演着一出自行车的芭蕾舞剧，古老胡同中进行着隐蔽的生活。”
而在南方城市，开放初期的矛盾带来的诱惑力亦令阎雷着迷。他描述当时的广州，“那种懒散松懈和正式僵化的奇异组合既让我好奇，又让我惊讶。”
阎雷知道，对于这个广袤的国度，要慢慢地看。“只有花时间才能穿透表象。”这一次，他在中国待了两年，还去了上海、武汉、潍坊、沈阳等城市。
在北京，阎雷认识了一些年轻的外国人，他经常和他们一起玩，“跟他们学习怎么当老外。”在他的记忆里，“我们很娱乐，很开心，一直在笑。”
一天，阎雷认识的一个法国朋友—某媒体代表收到一封从平壤来的电报，请他去报道朝鲜。这位朋友不想去，他问阎雷，“你不是要去吗？”于是，1985年，阎雷“碰到了很大的运气”，到了朝鲜。 在朝鲜，阎雷待了两个星期，拍了两百多个胶卷，七千多张照片，“什么都拍了。”他由此成为西方国家第一个进入朝鲜拍摄的摄影师。
美国《时代》杂志、法国《费加罗报》等世界媒体报道了这件事，这也让阎雷的身份为朝鲜所知。“他们发现我不是那家媒体的代表，很生气。”阎雷笑称，“所以我再不敢到朝鲜去了。”
如何才能拍出好的作品？阎雷一直在观察、思考和学习。“我看了很多外文报纸和杂志，学习和了解市场在哪里，全世界的杂志市场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样的专题故事。也学习别的摄影师和我的师父们的成功之处。”布列松的“决定性的瞬间”、马克·吕布的摄影美学—日常生活，见微知著、直觉而富有诗意，对阎雷影响颇多。
阎雷只拍他认为美的东西。在他的概念里，人文、地理摄影的美，就是“当别人看到那张照片，会产生想要去那里、了解那里的想法，就像我小的时候，被一些作品吸引一样”。
为了呈现这样的美，当彼时很多外国记者都拍天安门时，阎雷“就想去拍侗族那样的照片”。他戏谑地用一句民间口语“山高皇帝远”，来阐释他对自然之美的钟情。
1989年，听闻侗族的故事，阎雷到了广西柳州三江侗寨。在那里，他看到了与众不同的文化。“他们在大山深处住着，用歌来表达自己，建筑是他们崇拜的神，保存完整的神话世代相传。”
1990年，他拍摄的画册《歌海木寨》在世界引起轰动。一时间，引来众多外国游客和人文学者涌向广西三江和贵州黎平一带。
三年之后，云南元阳哈尼族的梯田之美，再度经由他的镜头第一次传向世界，被欧洲媒体评为“1993年度新发现的世界七大人文景观之一”。
拍自然，拍人，拍日常的生活，近三十年间，除了西藏和黑龙江、吉林，阎雷走遍中国其他省份，拍摄了60多万张照片，连续完成了60多个关于中国的摄影专题，出版了4本关于中国的摄影著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阎雷过着“很浪漫的生活”。拍完专题故事后，阎雷把它们放进一个大箱子里，拎着它，坐上飞机去纽约、伦敦、米兰、马德里、香港、东京，把它们卖出去。“那时候，一个专题能用上十张片子，所有成本就可以回来了。”
他的这个买卖做得很成功。有说法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外国报纸杂志上的中国照片，大部分都是阎雷拍的。这种拍摄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
因为只拍美的、温情的东西，阎雷的角度曾遭致一些杂志的批评。他从不为所动。他也从不参加任何摄影比赛。在他看来，太多人拍摄和消费黑暗，而“拍摄美丽的东西、把日常的生活拍出内容更难”。
每拍一个专题故事，阎雷基本上要拍上一两万张，才能选出来80张。他为此需要在拍摄地待上几个月、半年甚至几年以上。他去过太多偏远穷困之地，遭遇过车祸，多次被警察盘问，“几乎每一次都会遇到问题”，但他从不认为苦累。
“小时候搭车旅游，经常在大街和树林里睡觉。有时倚着一根稻子就能睡着。”这让阎雷练就了极强的生存能力。他到过太平洋上的一个原始岛，“没有人住。我一个人去了四次，每次住两三个星期。不穿衣服，生火，打猎，钓鱼。”
无悔的人生
对于所有外国摄影师而言，快速变化中的中国，是摄影的金矿。于阎雷，亦是如此。
但是，与别的摄影师不同，在中国生活多年并定居下来，阎雷对中国有着发自内心的爱。“中国人喜欢笑，喜欢吃饭，喜欢开玩笑，喜欢玩。另外，我很喜欢这里安全的感觉。”
对于充满强烈宗教色彩的地方，阎雷天然地会感觉“不舒服”。这也是他喜欢中国的原因。“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宗教。”
变化的中国，令阎雷迷恋，给了他旺盛的创造力，但是，有些变化了的东西，却让他留恋。
“大家为了钱变得紧张了，压力比较大。最近几年这一点比较明显，原来中国人特别放松。”
与中国人的放松一起变化了的，还有市场。“纪录摄影的市场不在了。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很多国家没有什么杂志了。还活着的杂志，出的价钱还不到以前的30%。所以每一个国际有名的摄影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拍，纪录摄影应该怎么拍。”阎雷感叹。
让他高兴的是，现在还有一些城市邀请他，“用我的角度和经验，给那些城市拍好的照片。”他曾经让安溪这座茶城进入世界视野。去年，安溪再次邀请了他。这三年来，他还拍了大理、苏州、台州、广州、武当山。
在拍摄之外，阎雷还做着别的事情。比如，“给有钱的中国人搭线，买法国的城堡。”他也在写电影剧本。10月，由他口述的个人传记《中国探险》，也将出版。
“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做了这个梦，一点也不后悔选择了这个生活的路线。”回味过往，阎雷如是作结。他自小喜欢蝴蝶，给女儿也起名“茉蝶”。于他而言，这样的人生，也许如蝴蝶一般，绚烂，美丽。
他刚刚过完52岁生日，前额光秃，头发花白，肚子凸起，眼神中有一种平静而又坚定的力量。法国人特有的大鼻子轻易就泄露了他个性中倔强的一面。
他喜欢用浅显的汉语缓缓道来他的故事：一个法国少年在梦中与中国发生关联，23岁时来到中国，近三十年间持续用镜头为中国画像，为中国人画像—而随着他最新摄影集《昨天的中国》的出版，更多人的好奇心和感触被激发了出来。
1980年代中期，坐在天安门广场路边休息的女人倦怠、无奈的神情;北京大学宿舍里学生的沉思;长途火车的硬座车厢里，光线斜照中，乘客们或喝酒、或打盹、或打牌、或站立四望……中国人的日常、中国人的情感，那些微小的、与我们擦肩而过的琐碎细节，在阎雷的镜头里，刹那间让我们与过去联接。
很多人好奇，一个外国摄影师，为何能够将我们的过去那样完整地、真实地，以一种朴素的美感，保存在他的镜头里，并且，他竟然好像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阎雷的同行荒木经惟说，于他而言，所谓摄影，即是人生。这句话，可借用于阎雷身上。当他循梦而来，经年不辍挂着相机游走于中国的城市与山村时，他的人生，已然定格。他把这一切，称为“一件浪漫的事”。
可能你梦见你生活的路线了
法国西北部，隔着英吉利海峡，布列塔尼半岛与英国遥遥相对。阎雷于1952年出生在这里，他的母亲是当地人。阎雷的法文名字叫扬·莱马。“扬”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名字，意思类似于英文名字“John”。布列塔尼人似乎天然地是艺术的。同时，布列塔尼人也固执。法语里有一句话，叫布列塔尼人的头像，以此喻固执。
阎雷的父亲是图尔人。阎雷在图尔长大，但他更喜欢称自己为布列塔尼人。他的父母是画家，从小教他怎么看画面，看内容。“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这让他自此敏感并着迷于色彩和光线。
8岁时，父母在阎雷的卧室里挂了一幅4米长的世界地图，“这让我一直在做梦，想要看世界。”9岁时，每个月阎雷都要和父母一起看人文纪录片，碰到有纪录片现场放映，父母还会带上他去和导演见面，请他们签名。
11岁起，阎雷开始阅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人文、地理摄影有了最初的了解。12岁时，阎雷和父母到埃及旅游，惊异于那一片古老而原始的大陆超出了自己的认知，在金字塔下，他对父亲说：“我要用一生去旅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始，“Hitchhiking”（搭顺风车去旅行）在欧美成为风潮。 十四五岁的阎雷开始独自上路，他的第一站是西班牙和摩洛哥。其后，他去到美国，搭车横跨北美。这段经历充满了艰险，却也从此让他对于去到远方不再害怕。
从美国回来，临近17岁生日，十天时间里，因为时差没倒过来，阎雷一直睡不着觉。这期间，他连着“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当时，法国《国家地理杂志》刚刚出刊，中国刚刚放开外国人旅游签证。这两件事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融入到阎雷的梦中。在梦里，他看到自己背着相机，去到中国拍照。
“像是有一个比我的生活还重要的事情在叫我。”阎雷从梦中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阎雷把这个梦告诉了一个比他年长15岁的朋友，他称其为“师父”—一个精神病医生。师父帮他找到进修中文的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并送给他一台当时最新款的胶片相机。 他告诉阎雷，“我来帮你厘清生活的路线。可能你梦见你生活的路线了。”
从此，阎雷边学摄影边进修中文。同时，他也学习国际贸易。“艺术家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中文是我学习的第四种语言，如果我懂四种语言，又懂国际贸易，摄影不成功的话，我还会找到另一个生存之道。”
1984年，渴望成功的阎雷盯上了爱丽舍宫。“因为没有人拍过爱丽舍宫的专题故事，就想到说，噢，如果我们能把它像一个棕子一样剥开来让大家看，这样也许会成功，会很有意思。”
通过私人关系，阎雷找到了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的秘书，进而见到了密特朗。阎雷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总统看着我，问，你多大年纪？我说，22岁，总统先生。你22岁吗？那行吧。总统说。”
于是，阎雷获准自由进出爱丽舍宫，为密特朗拍摄了一年政坛生活。这一年的时间里，阎雷不断求教于几个师父：“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 （Marc Riboud），还有一个供职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印度裔摄影家。“把我的作品给他们看，让他们给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从这些大师身上，阎雷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由此进入世界摄影界，《巴黎竞赛画报》、《费加罗报》、《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媒体与他开始了合作。
拎着中国故事走世界
1985年1月的一个冬夜，阎雷到了北京。小汽车、商店和饭馆寥寥无几的灰色之城，在阎雷的眼里，“像索然无味的白开水一样。干燥的风吹得噼啪作响，到处都是煤球的气味。”但他也看到了北京的魅力所在。“这个城市散发着斯巴达式的诗意，没有汽车的大街上演着一出自行车的芭蕾舞剧，古老胡同中进行着隐蔽的生活。”
而在南方城市，开放初期的矛盾带来的诱惑力亦令阎雷着迷。他描述当时的广州，“那种懒散松懈和正式僵化的奇异组合既让我好奇，又让我惊讶。”
阎雷知道，对于这个广袤的国度，要慢慢地看。“只有花时间才能穿透表象。”这一次，他在中国待了两年，还去了上海、武汉、潍坊、沈阳等城市。
在北京，阎雷认识了一些年轻的外国人，他经常和他们一起玩，“跟他们学习怎么当老外。”在他的记忆里，“我们很娱乐，很开心，一直在笑。”
一天，阎雷认识的一个法国朋友—某媒体代表收到一封从平壤来的电报，请他去报道朝鲜。这位朋友不想去，他问阎雷，“你不是要去吗？”于是，1985年，阎雷“碰到了很大的运气”，到了朝鲜。 在朝鲜，阎雷待了两个星期，拍了两百多个胶卷，七千多张照片，“什么都拍了。”他由此成为西方国家第一个进入朝鲜拍摄的摄影师。
美国《时代》杂志、法国《费加罗报》等世界媒体报道了这件事，这也让阎雷的身份为朝鲜所知。“他们发现我不是那家媒体的代表，很生气。”阎雷笑称，“所以我再不敢到朝鲜去了。”
如何才能拍出好的作品？阎雷一直在观察、思考和学习。“我看了很多外文报纸和杂志，学习和了解市场在哪里，全世界的杂志市场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样的专题故事。也学习别的摄影师和我的师父们的成功之处。”布列松的“决定性的瞬间”、马克·吕布的摄影美学—日常生活，见微知著、直觉而富有诗意，对阎雷影响颇多。
阎雷只拍他认为美的东西。在他的概念里，人文、地理摄影的美，就是“当别人看到那张照片，会产生想要去那里、了解那里的想法，就像我小的时候，被一些作品吸引一样”。
为了呈现这样的美，当彼时很多外国记者都拍天安门时，阎雷“就想去拍侗族那样的照片”。他戏谑地用一句民间口语“山高皇帝远”，来阐释他对自然之美的钟情。
1989年，听闻侗族的故事，阎雷到了广西柳州三江侗寨。在那里，他看到了与众不同的文化。“他们在大山深处住着，用歌来表达自己，建筑是他们崇拜的神，保存完整的神话世代相传。”
1990年，他拍摄的画册《歌海木寨》在世界引起轰动。一时间，引来众多外国游客和人文学者涌向广西三江和贵州黎平一带。
三年之后，云南元阳哈尼族的梯田之美，再度经由他的镜头第一次传向世界，被欧洲媒体评为“1993年度新发现的世界七大人文景观之一”。
拍自然，拍人，拍日常的生活，近三十年间，除了西藏和黑龙江、吉林，阎雷走遍中国其他省份，拍摄了60多万张照片，连续完成了60多个关于中国的摄影专题，出版了4本关于中国的摄影著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阎雷过着“很浪漫的生活”。拍完专题故事后，阎雷把它们放进一个大箱子里，拎着它，坐上飞机去纽约、伦敦、米兰、马德里、香港、东京，把它们卖出去。“那时候，一个专题能用上十张片子，所有成本就可以回来了。”
他的这个买卖做得很成功。有说法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外国报纸杂志上的中国照片，大部分都是阎雷拍的。这种拍摄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
因为只拍美的、温情的东西，阎雷的角度曾遭致一些杂志的批评。他从不为所动。他也从不参加任何摄影比赛。在他看来，太多人拍摄和消费黑暗，而“拍摄美丽的东西、把日常的生活拍出内容更难”。
每拍一个专题故事，阎雷基本上要拍上一两万张，才能选出来80张。他为此需要在拍摄地待上几个月、半年甚至几年以上。他去过太多偏远穷困之地，遭遇过车祸，多次被警察盘问，“几乎每一次都会遇到问题”，但他从不认为苦累。
“小时候搭车旅游，经常在大街和树林里睡觉。有时倚着一根稻子就能睡着。”这让阎雷练就了极强的生存能力。他到过太平洋上的一个原始岛，“没有人住。我一个人去了四次，每次住两三个星期。不穿衣服，生火，打猎，钓鱼。”
无悔的人生
对于所有外国摄影师而言，快速变化中的中国，是摄影的金矿。于阎雷，亦是如此。
但是，与别的摄影师不同，在中国生活多年并定居下来，阎雷对中国有着发自内心的爱。“中国人喜欢笑，喜欢吃饭，喜欢开玩笑，喜欢玩。另外，我很喜欢这里安全的感觉。”
对于充满强烈宗教色彩的地方，阎雷天然地会感觉“不舒服”。这也是他喜欢中国的原因。“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宗教。”
变化的中国，令阎雷迷恋，给了他旺盛的创造力，但是，有些变化了的东西，却让他留恋。
“大家为了钱变得紧张了，压力比较大。最近几年这一点比较明显，原来中国人特别放松。”
与中国人的放松一起变化了的，还有市场。“纪录摄影的市场不在了。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很多国家没有什么杂志了。还活着的杂志，出的价钱还不到以前的30%。所以每一个国际有名的摄影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拍，纪录摄影应该怎么拍。”阎雷感叹。
让他高兴的是，现在还有一些城市邀请他，“用我的角度和经验，给那些城市拍好的照片。”他曾经让安溪这座茶城进入世界视野。去年，安溪再次邀请了他。这三年来，他还拍了大理、苏州、台州、广州、武当山。
在拍摄之外，阎雷还做着别的事情。比如，“给有钱的中国人搭线，买法国的城堡。”他也在写电影剧本。10月，由他口述的个人传记《中国探险》，也将出版。
“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做了这个梦，一点也不后悔选择了这个生活的路线。”回味过往，阎雷如是作结。他自小喜欢蝴蝶，给女儿也起名“茉蝶”。于他而言，这样的人生，也许如蝴蝶一般，绚烂，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