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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黎族作家文学诞生在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和滋养，黎族作家文学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多元化的视野，既体现出黎族作家文学的开放性，又体现出高度的民族责任感，推动了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黎族 作家文学 多元视野 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文化学视野内一个基本的也是常见的现象，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呈现出空前广泛且异常鲜明的对峙、碰撞和互动状态”，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学之间彼此对话且相互渗透，文化的多元性让“作为诸民族文化的派生物与载体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创作中展现出越来越丰富多样的可能。在这种多元化的发展倾向中，各民族文学不但寻求着主体性的确认和建构，用实际的写作丰富了当代的文学创作，也用充满了创新意味的探索给自身提供了思考和发展的空间。作为在新时期诞生并成长起来的黎族作家文学，在进入现代场景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积极姿态，并在创作中呈现出多元化的视野。
一 黎族作家文学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交流
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与影响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地域、语言上接近的民族之间更容易产生和扩大交流。从古代起海南岛就形成了黎、汉、回、苗共处的格局，在共同开发海南岛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吸收、借鉴。对于拥有共同传统节日“三月三”的黎族和苗族来说，文学上的交流更加频繁，影响也更加深远。事实上，二者的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流传着许多内容和情节极为相似的民间文学作品，在各自的作家文学作品中也能找到描写对方民族生活的部分。
黎族作家亚根的报告文学《黎苗家的聚光灯》通过对黎族、苗族人民现实生活的描写，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黎族、苗族人民生活的变化，歌颂新时代给黎苗人民带来的新气象。黎族作家龙敏的短篇小说《同饮一江水》中，一对异族恋人冲破了黎苗不通婚的传统旧规，最终走到了一起。在描绘黎苗人民现实生活的同时，也反映出时代的发展中某些旧规被否定，体现了作者对两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
苗族作家李明天的小说《山谷静悄悄》反映的是黎族地区的教育状况。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使广大的黎族人民根本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只有少数上层人家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资格。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教育才在黎族地区普及。小说的主人公沈勇是一个新时期甘愿献身黎村教育事业的典范，面对还不懂得学习文化有何用处的黎村人民，沈勇采取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的方式，向他们宣传学文化的好处。他还学习黎语，同村民们一起摸爬滚打。人们逐渐对这个小伙子产生了信任，主动把孩子送去上学。这部作品中所反映的黎族地区教育的状况，充分说明了把现代科学知识向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传播，逐步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而正是有了像沈勇这样默默奉献的人们，才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取得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且规模不断扩大。
黎族作家不仅对海南岛内居住的少数民族文学给予关注，也对岛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热情。黎族作家王海在文学评论文章《生活的解读方式——壮族作家吕立易创作浅论》中，对吕立易的创作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评价：其杂文是“平民的思考，形象的议论”；散文是在“追寻中守望生活的真意”；小说是“热土孕育的现代情怀”。王海还指出，吕立易的创作自成风格，“为壮族文学的繁荣付出了很大努力”，“立之不易的吕立易终于以其创作实绩悄然立之于文坛，这就值得肯定，值得称道”。
二 黎族作家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互动
黎族一般自称为“赛”①，“黎”是他称，即汉民族对黎族的称呼。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大约公元前110年，中原的封建势力开始涉足海南岛。但在此之前，黎族先民之一的“骆越”人早已生活在海南岛上了。随着汉族经济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和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黎族的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均受到了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这推动了黎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并对黎族文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首先，黎族作家文学基本上采用汉语言文字创作。黎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为长期与汉族接触，黎族历史上一般都通用汉语言文字，黎族作家也都使用汉字进行创作。这使得黎族作家们在表达时需要进行思维的转换，特别是很多时候需要把黎语译为普通话进行表述，这往往使所要表达的意思打了折扣。这一点跟其他很多无文字民族在文学创作时遇到的情况相类似。
其次，在黎族作家文学的作品中，有很多汉族人物形象的描写。由于长期跟汉族杂居，黎族作家文学在描写黎族人民生活的同时，还经常涉及到汉族人民及其生活。龙敏的小说《黎山魂》中就塑造了一系列汉族人的形象，如那改父亲收养的背负血海深仇的“小汉人”——那高，他跟黎族人共同生活，成长为善良勇敢的人；还有欺压黎族人民、胡作非为的汉族地方官员何秉越等。作品中人性的善与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人性的恶最终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引发了黎族人民的反抗，将小说的故事情节推向了高潮。
第三，黎族作家的创作受到了汉族文学思潮的影响。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到来，让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但“文革”在心灵上的投影却依旧清晰，这是伤痕文学产生的历史根源。伤痕文学被称为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它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伤痕文学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对于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诞生的黎族作家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出现了大批带有伤痕文学色彩的作品。
黎族作家文学作品的普遍特点是能够及时捕捉时代信息，真实地描绘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变迁和思想风貌。对文革前后黎族人民生活状况的描写也是黎族作家文学创作的内容之一，亚根的长篇小说《老铳·狗·女人》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鹿仙村的人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下的不同遭遇。龙敏的短篇小说《老蟹公》和《年头夜雨》反映出“文革”使国家遭受了一场灾难，也使人们的心理发生了扭曲，但随着历史的迁移，人民实现了本性的回归。
黎族作家符玉珍的散文《年饭》通过文化大革命前后黎族人除夕年夜饭的对比描写，反映出文革给黎家人带来的痛苦，以及党中央拨乱反正之后黎家人的幸福生活。《年饭》中的“我”高高兴兴地回家吃年夜饭，却发现餐桌上没有黎家传统菜——糯米鸡。“文革”期间“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扫“土围子”的结果就是大批农田荒芜，农民生活贫困，辛苦劳作了一年，连一顿像样的年夜饭都吃不上。“父亲”在一旁叹气，“母亲”难过地落泪。粉碎“四人帮”之后，黎家人的年夜饭不同了，黎家人的精神面貌也不同了：家里多年没刷的墙壁粉刷一新；餐桌上除了传统菜糯米鸡外，还摆满了各种花样的菜肴；每个人都穿上了新衣服，精神抖擞，红光满面。前后两次“年饭”，一悲一喜，通过对比将主人公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形象地展示了粉碎“四人帮”之后黎家生活的巨大变化。
这些明显带有“伤痕文学”色彩的作品，一方面反映出本民族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痛苦，另一方面反映党的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社会变革，给本族人民带来的经济生活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不仅呈现出一幅幅本民族十年浩劫时期的生活图景，还深刻地揭示出一个民族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之间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 黎族作家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联
中国新时期文学和文论发展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较为深刻，诸多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论令人目不暇接。成长于这一时期的黎族作家们有很多是来自黎族乡村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在叹服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对文学批评所作出的新贡献同时，在创作及理论探讨中融入了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和理论。在探索中，他们逐渐觉察到本民族文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并且更加关注我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龙敏作为黎族作家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黎山魂》，能够代表当代黎族文学中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在龙敏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发现：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了一些西方文学创作的手法。如《黎山魂》中对阿练为情人阿真报仇的描写，就是以阿练的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围绕这一中心，将阿练对死去的情人的回忆、对仇人帕当的观察、对复仇计划的联想等全部场景与阿练的感觉、思想、情绪、愿望等，交织叠合在一起加以展示，准确地描摹人物意识流动的过程，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与西方文学中的意识流创作手法十分类似，但并不是完全地、单纯地复制意识流的手法，而是经过了作者的再创造。龙敏的创作之所以与西方文学产生关联，跟他1981年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学习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这一时期，龙敏学习了托尔斯泰、尼采、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还结识了一些国内知名的作家，并拜少数民族老作家玛拉沁夫等前辈为师，聆听他们的教导。龙敏不但理论水平提高了，文学知识也有所增长，较为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了文学创作的规律。这为他更好地研究和领悟文学理论知识作了铺垫，也为他的文学创作走向成熟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受到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多的是黎族的文学批评。黎族的文学批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才成长起来的，具有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关心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倾向和特点，并且逐渐开始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看待和探讨文学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文坛兴起新笔记小说。王海与汉族学者丁力合作撰写了评论新笔记小说的文章《论新笔记小说的传统继承和发展》。文章在论述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后指出：“新笔记小说是新时期悄然兴起的一种小说现象，实际上是对无拘束的、轻松自如的传统笔记小说创作心态方面上的某种继承。在创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创作心态方面，新笔记小说作家们的思想底蕴是深深根植于民族传统精神与优秀文化土壤之中的，同时又显著地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熏陶。前者构成他们思想文化底蕴的深层心理结构，体现了民族传统文化鲜活的生命力；后者促使他们肩负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去辩证地、历史地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体现了创作主体贴近现实、服务人民的自觉意识。”
黎族作家们在评价其他民族文学作品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对本民族当代文学发展的总结和探索，体现出他们对本民族文学发展的极大关注，是民族作家高度的民族责任感的具体表现。王海的《印象与思考——当代黎族文学发展浅议》和亚根的《滞后的民族文学批评》对黎族的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王海和亚根从事过多年的文学创作实践，在评价黎族文学时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从作者的创作心理、创作风格，到文本内容、主题，再到受众阅读期待、理解和接受，对黎族作家文学进行了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王海指出：“黎族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停留在口头创作阶段，书面文学起步较晚，因此当代黎族文学的发展是较为滞后的。”这些还是比较客观的，体现出黎族作家敢于面对本民族文学的缺点和正视自身的不足，是值得肯定的。
黎族作家文学诞生在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在与其他民族文学和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黎族作家们在创作时关注平凡的人和事，显现出平实的创作风格，并尝试将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运用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去；在对文学发展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时，没有只顾及本民族的文学，而是将多元视野拓展到了居住地区以外的其他民族文学的发展，谱写出一曲曲新时期民族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赞歌。
注释：①黎族内部因方言、习俗、地域分布的差异而有不同称呼，主要有“哈”、“杞”、“润”、“赛”和“美孚”等称呼。
参考文献：
[1] 关纪新：《论各民族文学在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6期。
[2] 王海：《生活的解读方式——壮族作家吕立易创作浅论》，《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关键词：黎族 作家文学 多元视野 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文化学视野内一个基本的也是常见的现象，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呈现出空前广泛且异常鲜明的对峙、碰撞和互动状态”，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学之间彼此对话且相互渗透，文化的多元性让“作为诸民族文化的派生物与载体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创作中展现出越来越丰富多样的可能。在这种多元化的发展倾向中，各民族文学不但寻求着主体性的确认和建构，用实际的写作丰富了当代的文学创作，也用充满了创新意味的探索给自身提供了思考和发展的空间。作为在新时期诞生并成长起来的黎族作家文学，在进入现代场景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积极姿态，并在创作中呈现出多元化的视野。
一 黎族作家文学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交流
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与影响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地域、语言上接近的民族之间更容易产生和扩大交流。从古代起海南岛就形成了黎、汉、回、苗共处的格局，在共同开发海南岛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吸收、借鉴。对于拥有共同传统节日“三月三”的黎族和苗族来说，文学上的交流更加频繁，影响也更加深远。事实上，二者的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流传着许多内容和情节极为相似的民间文学作品，在各自的作家文学作品中也能找到描写对方民族生活的部分。
黎族作家亚根的报告文学《黎苗家的聚光灯》通过对黎族、苗族人民现实生活的描写，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黎族、苗族人民生活的变化，歌颂新时代给黎苗人民带来的新气象。黎族作家龙敏的短篇小说《同饮一江水》中，一对异族恋人冲破了黎苗不通婚的传统旧规，最终走到了一起。在描绘黎苗人民现实生活的同时，也反映出时代的发展中某些旧规被否定，体现了作者对两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
苗族作家李明天的小说《山谷静悄悄》反映的是黎族地区的教育状况。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使广大的黎族人民根本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只有少数上层人家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资格。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教育才在黎族地区普及。小说的主人公沈勇是一个新时期甘愿献身黎村教育事业的典范，面对还不懂得学习文化有何用处的黎村人民，沈勇采取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的方式，向他们宣传学文化的好处。他还学习黎语，同村民们一起摸爬滚打。人们逐渐对这个小伙子产生了信任，主动把孩子送去上学。这部作品中所反映的黎族地区教育的状况，充分说明了把现代科学知识向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传播，逐步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而正是有了像沈勇这样默默奉献的人们，才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取得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且规模不断扩大。
黎族作家不仅对海南岛内居住的少数民族文学给予关注，也对岛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热情。黎族作家王海在文学评论文章《生活的解读方式——壮族作家吕立易创作浅论》中，对吕立易的创作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评价：其杂文是“平民的思考，形象的议论”；散文是在“追寻中守望生活的真意”；小说是“热土孕育的现代情怀”。王海还指出，吕立易的创作自成风格，“为壮族文学的繁荣付出了很大努力”，“立之不易的吕立易终于以其创作实绩悄然立之于文坛，这就值得肯定，值得称道”。
二 黎族作家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互动
黎族一般自称为“赛”①，“黎”是他称，即汉民族对黎族的称呼。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大约公元前110年，中原的封建势力开始涉足海南岛。但在此之前，黎族先民之一的“骆越”人早已生活在海南岛上了。随着汉族经济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和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黎族的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均受到了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这推动了黎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并对黎族文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首先，黎族作家文学基本上采用汉语言文字创作。黎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为长期与汉族接触，黎族历史上一般都通用汉语言文字，黎族作家也都使用汉字进行创作。这使得黎族作家们在表达时需要进行思维的转换，特别是很多时候需要把黎语译为普通话进行表述，这往往使所要表达的意思打了折扣。这一点跟其他很多无文字民族在文学创作时遇到的情况相类似。
其次，在黎族作家文学的作品中，有很多汉族人物形象的描写。由于长期跟汉族杂居，黎族作家文学在描写黎族人民生活的同时，还经常涉及到汉族人民及其生活。龙敏的小说《黎山魂》中就塑造了一系列汉族人的形象，如那改父亲收养的背负血海深仇的“小汉人”——那高，他跟黎族人共同生活，成长为善良勇敢的人；还有欺压黎族人民、胡作非为的汉族地方官员何秉越等。作品中人性的善与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人性的恶最终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引发了黎族人民的反抗，将小说的故事情节推向了高潮。
第三，黎族作家的创作受到了汉族文学思潮的影响。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到来，让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但“文革”在心灵上的投影却依旧清晰，这是伤痕文学产生的历史根源。伤痕文学被称为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它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伤痕文学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对于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诞生的黎族作家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出现了大批带有伤痕文学色彩的作品。
黎族作家文学作品的普遍特点是能够及时捕捉时代信息，真实地描绘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变迁和思想风貌。对文革前后黎族人民生活状况的描写也是黎族作家文学创作的内容之一，亚根的长篇小说《老铳·狗·女人》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鹿仙村的人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下的不同遭遇。龙敏的短篇小说《老蟹公》和《年头夜雨》反映出“文革”使国家遭受了一场灾难，也使人们的心理发生了扭曲，但随着历史的迁移，人民实现了本性的回归。
黎族作家符玉珍的散文《年饭》通过文化大革命前后黎族人除夕年夜饭的对比描写，反映出文革给黎家人带来的痛苦，以及党中央拨乱反正之后黎家人的幸福生活。《年饭》中的“我”高高兴兴地回家吃年夜饭，却发现餐桌上没有黎家传统菜——糯米鸡。“文革”期间“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扫“土围子”的结果就是大批农田荒芜，农民生活贫困，辛苦劳作了一年，连一顿像样的年夜饭都吃不上。“父亲”在一旁叹气，“母亲”难过地落泪。粉碎“四人帮”之后，黎家人的年夜饭不同了，黎家人的精神面貌也不同了：家里多年没刷的墙壁粉刷一新；餐桌上除了传统菜糯米鸡外，还摆满了各种花样的菜肴；每个人都穿上了新衣服，精神抖擞，红光满面。前后两次“年饭”，一悲一喜，通过对比将主人公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形象地展示了粉碎“四人帮”之后黎家生活的巨大变化。
这些明显带有“伤痕文学”色彩的作品，一方面反映出本民族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痛苦，另一方面反映党的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社会变革，给本族人民带来的经济生活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不仅呈现出一幅幅本民族十年浩劫时期的生活图景，还深刻地揭示出一个民族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之间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 黎族作家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联
中国新时期文学和文论发展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较为深刻，诸多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论令人目不暇接。成长于这一时期的黎族作家们有很多是来自黎族乡村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在叹服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对文学批评所作出的新贡献同时，在创作及理论探讨中融入了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和理论。在探索中，他们逐渐觉察到本民族文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并且更加关注我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龙敏作为黎族作家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黎山魂》，能够代表当代黎族文学中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在龙敏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发现：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了一些西方文学创作的手法。如《黎山魂》中对阿练为情人阿真报仇的描写，就是以阿练的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围绕这一中心，将阿练对死去的情人的回忆、对仇人帕当的观察、对复仇计划的联想等全部场景与阿练的感觉、思想、情绪、愿望等，交织叠合在一起加以展示，准确地描摹人物意识流动的过程，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与西方文学中的意识流创作手法十分类似，但并不是完全地、单纯地复制意识流的手法，而是经过了作者的再创造。龙敏的创作之所以与西方文学产生关联，跟他1981年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学习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这一时期，龙敏学习了托尔斯泰、尼采、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还结识了一些国内知名的作家，并拜少数民族老作家玛拉沁夫等前辈为师，聆听他们的教导。龙敏不但理论水平提高了，文学知识也有所增长，较为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了文学创作的规律。这为他更好地研究和领悟文学理论知识作了铺垫，也为他的文学创作走向成熟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受到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多的是黎族的文学批评。黎族的文学批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才成长起来的，具有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关心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倾向和特点，并且逐渐开始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看待和探讨文学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文坛兴起新笔记小说。王海与汉族学者丁力合作撰写了评论新笔记小说的文章《论新笔记小说的传统继承和发展》。文章在论述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后指出：“新笔记小说是新时期悄然兴起的一种小说现象，实际上是对无拘束的、轻松自如的传统笔记小说创作心态方面上的某种继承。在创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创作心态方面，新笔记小说作家们的思想底蕴是深深根植于民族传统精神与优秀文化土壤之中的，同时又显著地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熏陶。前者构成他们思想文化底蕴的深层心理结构，体现了民族传统文化鲜活的生命力；后者促使他们肩负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去辩证地、历史地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体现了创作主体贴近现实、服务人民的自觉意识。”
黎族作家们在评价其他民族文学作品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对本民族当代文学发展的总结和探索，体现出他们对本民族文学发展的极大关注，是民族作家高度的民族责任感的具体表现。王海的《印象与思考——当代黎族文学发展浅议》和亚根的《滞后的民族文学批评》对黎族的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王海和亚根从事过多年的文学创作实践，在评价黎族文学时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从作者的创作心理、创作风格，到文本内容、主题，再到受众阅读期待、理解和接受，对黎族作家文学进行了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王海指出：“黎族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停留在口头创作阶段，书面文学起步较晚，因此当代黎族文学的发展是较为滞后的。”这些还是比较客观的，体现出黎族作家敢于面对本民族文学的缺点和正视自身的不足，是值得肯定的。
黎族作家文学诞生在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在与其他民族文学和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黎族作家们在创作时关注平凡的人和事，显现出平实的创作风格，并尝试将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运用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去；在对文学发展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时，没有只顾及本民族的文学，而是将多元视野拓展到了居住地区以外的其他民族文学的发展，谱写出一曲曲新时期民族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赞歌。
注释：①黎族内部因方言、习俗、地域分布的差异而有不同称呼，主要有“哈”、“杞”、“润”、“赛”和“美孚”等称呼。
参考文献：
[1] 关纪新：《论各民族文学在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6期。
[2] 王海：《生活的解读方式——壮族作家吕立易创作浅论》，《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