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重返校园

　　年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开始工作后，我成长得飞快，生活也逐步稳定。我第一次体会到一种“掌控命运”的感觉。
　　即使是每隔两周都要在清晨6点起床赶去外州上课，我依然觉得开心，甚至觉得上学就像是去郊游。我有一群固定的拼车小伙伴，我们每两周见一次，在车上聊天，去麦当劳买炸鸡，考完试后去当地的商业中心闲逛。
　　4月份递交了抽签材料后，我一开始心态很“佛”，某部分是因为我发现自己不留恋纽约了。我数了数，这个城市里，我最好的朋友们几乎都离开了，也没有一个能让我喜欢或是留恋的人。我还开始陆续收到国内一些公关职位的面试邀约，其中不乏动人的机会。那时我想，抽不中我就回国，老天会给我最好的安排。
　　从5月开始，与我一起上学拼车的小伙伴开始频频换人。在学校里上课，每两个月就是一批新面孔，每个人的脸上都写了太多疲惫和难言之隐。我开始明白，让我痛苦的不是抽签本身，而是这种人来人往，隔三岔五就要道别的场景——你不知道下一个走的是不是就是你。

夏：移民局的来信

　　进入夏天，我开始睡得很晚很晚，好像是在消耗自己的身体。6月，我开始神经性过敏，每半个月就发作一次，一直持续到10月。我的抗过敏药一直吃到现在。
　　我想起刚入职时老板对我说过的话，他说你要小心纽约了，纽约会把人“吃干抹净”。
　　8月，我送走了我新认识没多久的朋友，他在谷歌工作三年却没抽中工作签证，于是被公司调去德国。
　　再之后，公关行业一年里最忙碌的季节开始了，我的加班也开始了。我几乎是加了两个月的晚班，有无数次都感觉太累了。这时候，我不幸收到了移民局要求补交材料再次审核的通知，以及多达三页半纸的材料清单。当时，我对要准备多少材料还没有什么概念，直到和律师通了一次电话，这才知道要写上百页纸的材料，包括工作职责、推荐信、职位特殊性我每天加班都加不完，周六又要上课又要写作业，还得复习考试，我哪里有时间去准备？
　　第二天，我愁眉苦脸地拿着那三页半的清单去敲了我老板办公室的门。老板看完以后说：“这太简单了！这些材料真的一点都不难！你放心吧，推荐人我来给你找，你写不了的材料我来写。换个角度想，这些材料就像是一本关于你的公关文案，你想想，谁会比我们做公关的更擅长于写这些？”
　　和老板的聊天是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让我豁然开朗。我来来回回翻着这些材料，心里想：没错，这没有那么难。我们是做公关的，最擅长的就是写作。如果我们写的材料被拒，那简直是对我们工作能力的侮辱。

秋：被焦虑压垮

　　9月，我开始疯狂健身，就像是打了鸡血似的，开始为之后的忙碌做准备。我每天都积极得不行，被生活打趴的下一秒就会“噌”地跳起来。有天晚上我和朋友散步到哈德逊河旁，我说我现在的状态好似一团奄奄一息的火，每次撑不住的时候就会往里面洒一点汽油，火就会“轰”地燃烧起来。朋友说，这样也不是个法子，一直加汽油的话总会有爆炸的一天吧？
　　于是10月，我开始一点点地垮掉。首先是工作上连续出了几次错误，一次是一个客户写了一封长邮件过来投诉我。这个客户是一个米兰的公司，英文不太好，还会经常提一些无理或指示不明的要求，我的同事和老板也一直很反感他们。工作两年以来第一次被客户如此指责，我真的是难过极了，好在所有的人都站在了我这边，大家都在安慰我：“真的是辛苦你了。”
　　当晚，心神不宁的我在加班发送一个新加坡媒体的邀约时，在给一群彭博社的记者发的邮件中不小心带上了一个路透社的记者（这两家媒体属于竞争关系）。彭博社的一位记者朋友立马微信提醒了我，我这才察觉到自己的失误。我蹲在厕所地上哭了起来，心想我怎么会犯这样低级又致命的错误？抹干眼泪后，我赶紧起身去跟两边的记者朋友们打电话道歉。万幸的是，因为我跟他们都很熟，他们便没有放在心上，彭博的好朋友更是帮我巧妙地掩盖了这个过失。
　　10月，我正式开始写要补交的材料，最终写了十页纸的工作职责阐述，三封各两页纸但内容侧重不同的推荐信（找了哥大的教授和两个其他公关公司的总裁署名），13页论述职位独特性的雇主信（我老板起草，然后我修改和补充），以及其他各类材料无数。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律师打了许多通电话，反复修改了无数次内容。每一次电话过后，律师会对我说，这个需要改哪里，那个需要加什么，或者这个材料可以了，接下来你要准备下一个什么内容。每次挂了电话我都会崩溃一次，再跟自己说，没事，打起精神来。
　　那个月我每天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写补交材料，还要忙着找房子——我因为不知道工作签证的结果是去是留，一直不敢找长租，于是在华尔街找了间两个月的短租卧室。当时我还上着一门很难的金融课，基本都不晓得老师讲的是什么，更别提作业和考试了。
　　10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我在公司工作到7点多，然后开始写期末作业，并准备第二天早上上课要做的演示文案。快9点的时候，我回到住处开始搬家。当时我焦虑极了，因为第二天中午有期末考试，而我什么都不会，一旦挂科，我的学生签证就无法继续了。
　　搬完家已是凌晨。我顾不得满身臭汗，开始看教材、刷题和备考，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爬起来去上课。

冬：再次出发

　　11月初，在我提交补交材料前几天，老板把我叫去办公室。他说：“虽然我对你的申请很有信心，但我们也得做好万全的准备。”他给了我两个备选方案：一是我去新加坡。我的客户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我的签证有问题，他们可以直接雇佣我去新加坡工作。一两年后如果我想回美国，再想办法调我回来。二是我回国，做公司的所有亚洲业务，并开始在中国进行业务拓展。“虽然现在去做这些，你还是太年轻了，但我有很多亚洲的商业朋友和资源，我也可以经常飞过去帮助你。”
　　那天之后我的心里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我仔细对比了这两个备选方案，老实讲，它们都比我留在美国要好多了。新加坡对我而言，又新鲜离家又近，未尝不是一个好去处。至于回国开展业务，更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了，一定能让我飞速地成长起来。
　　也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不再焦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拿不到签证又怎样，只要有实力，在哪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是11月4号晚上收到工作签证中签消息的。我当时正在上舞蹈课，休息的间隙才发现老板给我打了十几通电话。见我没回复，他又在短信里用大写英文告诉我，你通过了！
　　11月下旬我带着工作回国住了两周半，等面签后的护照寄来。面签的过程很顺利，只是当天我一醒来就收到上司的连环夺命电话，说是因为一项工作没有交接好，我那个米兰客户又发脾气了，他们一直在忙着处理。我清楚得很，这客户大概率要因我而丢了。面签后我回到酒店，越想越怕——我怕我老板生气，怕他对我失望。

　　回家后我先给我上司打了通电话。我想好好解释，可是一说话就哽咽了。上司告诉我老板在英国开会，不过她会转达我的歉意。她还在电话里反复安慰我说，这不是我的错。
　　12月我回到纽约，听上司说米兰客户果然换了公关公司。我去找了老板，对他说：“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真的在努力尝试，可是因为工作签证，我真的没办法专注。”
　　老板听完不仅没有责备我，反而安慰了我。 “我完全理解，所有人都能看得出你的焦虑。和米兰客户的问题中，客户和我们公司都各有一半错。我不应该只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个客户的一切。”他将丢了这位客户视作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我的时间就可以被分配在对我们而言更有价值的客戶身上了。“既然现在签证已经拿到，我希望看到六个月前的你。”
　　圣诞节，我再一次搬家，这次终于是稳定的长租了。
　　躺在温暖的床上，我难以入眠，心里把新一年的计划过了一遍。被纽约“吃干抹净”之后，一切又重新开始。
　　责任编辑：曹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