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执行　董　彦　何　晶
　　
　　编者按：
　　2008年是农村村民自治从萌芽到逐步发展的30周年，是第一部《村委会组织法》试行20周年，是现行《村委会组织法》施行10周年。
　　30年的实践已证明，中国基层群众自治，具有鲜明的特点、独特的优势。村委会选举是目前我国各类选举中参与最广泛、竞争性最强的选举，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好评。然而，在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循，没有任何民主传统的农村进行民主建设，村民自治工作开展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工作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
　　正如民政部于今年8月初指出的那样，在基层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等一些无序竞争现象虽比例不高但有增多趋势。随着选举竞争性的增强，农村村委会直接选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_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贿选”就是其中一个较为引人注目、且急需应对和着手治理的问题。对此，本刊专访了几位官员、专家，现将观点一一陈列，供读者思考。
　　
　　汤晋苏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
　　社区建设司副司长
　　
　　中国报道：您对现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贿选”增多，但比例不高这一现象怎么看?
　　汤晋苏：现在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贿选”现象有增多的趋势，“贿选”的手段也日趋多样化，如既有候选人直接参与活动的，也有候选人支持他人所为的。一些地方从过去的隐蔽形式转变为公开化。虽然“贿选”是个别现象，但它破坏了选举的公正性，导致了病态的竞争，有很大的危害。现在各地对查处“贿选”问题，采取了很多强有力的措施。
　　中国报道：有媒体报道，有些地方出现了高成本当选村委会主任的情况，是否属实?
　　汤晋苏：这主要是传言。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举报，我们查证后发现，与反映的情况不符，存在一定的夸大成分，一些个人反映的问题，也不一定全面。
　　中国报道：关于完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方面，民政部今后还会有哪些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汤晋苏：民政部已将《村委会组织法》修订稿上报了国务院，国务院法制办将启动修订的相关程序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政部在呈报的调研提纲中，也专门对如何界定贿选，如何查处，以及由谁来查处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如在选举中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应依法根据《治安管理条例》来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我们调研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报道：针对现在村委会选举中出现的少数贿选现象，民政部将施以怎样的力度加以纠正?
　　汤晋苏：我们和中组部有关部门在该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即对“贿选”行为“有报必查，露头就打”。这八个字的分量，是很重的。
　　
　　董礼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
　　
　　贿选作为自由和公正选举的对立面，是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贿选的产生是外部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我们是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且法制建设刚刚起步的国度里进行直接选举的民主实践，在村民自治中出现“贿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贿选”现象在我国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基层民主的真实性得到极大的提高、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开始真正用自己的选票来参与基层政治生活。选票的“含金量”大大提高说明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质性进展。
　　“贿选”现象在我国选举中出现后，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并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现如今在对“贿选”的治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一，“贿选”的定义不严格，导致认定难和处理难。其二，对“贿选”的查处及责任追究制度尚不健全。其三，对“贿选”案件的惩处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其四，各种监督形式的整合协调不到位。
　　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的。第一，我国缺乏现成的治理贿选经验。从我国的选举发展状况和历程来看，“贿选”在我国的出现并没有直接的继承性，而是民主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新现象。第二，各项配套的民主制度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第三，长期以来我国立法指导思想的偏差。在我国现阶段的立法过程中，我们更多地关注实体性立法，而忽视了程序性立法；重原则性规定而忽视了可操作性。这致使法律规定往往过于原则性和概括性，不便于执行，给违法与否的认定和对违法犯罪案件的量刑造成困难，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过大，难以真正做到严格依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