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欧美和西方世界来说，不确定性主导了整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随后的美国大选都加剧了欧洲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首先，不确定性增多削弱了各国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影响了欧洲经济的增长势头。2016年欧洲经济仍处于缓慢、脆弱的复苏阶段，但欧盟28国和欧元区都缺乏足够的增长动力。同时，欧盟内部地区性增长差异越来越大，中东欧地区增速很快，而南欧国家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则在衰退边缘徘徊。欧盟平均失业率为10%左右，但南欧的西班牙、希腊的失业率在20%上下，而捷克、德国和英国表现良好，失业率在5%以下。
其次，不确定性在欧洲政治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影响也最为直接。
一是英国脱欧及其后续效应。英国脱欧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而且引发了对许多问题的争论和思考，比如全球化趋势与反全球化潮流、民众和精英的分裂以及一体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等。英国脱欧既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根本的共性问题，同时又具有强烈的英国和欧洲特色。英国脱欧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漫长过程。尽管英国政府会极力克服各种不确定性，以避免市场震荡和政治波动，但英国脱欧使各界对欧盟和英国的中长期前景都有了更加悲观的预期。如何将英国脱欧及其影响放在一个合适的层面和维度去观察，还需要将后续的英国内政外交走向与脱欧谈判进程联系起来加以具体分析。
二是英国脱欧对欧盟政治生态也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负面影响是显然存在的。它首先是对各国反移民和排外的极右翼势力的鼓舞。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德国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等在各国都处于上升期。其次，公投这种直接民主模式在欧洲政治中一再被滥用。12月4日，意大利举行宪法改革公投，反对票超过赞成票，意大利总理伦齐宣布辞职。此次公投是伦齐政府为改革议会体制、提高行政效率推动的。为表示改革的决心，伦齐政府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和公投结果绑在一起，一旦公投失败伦齐就将下台。如果极右翼的“五星运动”党借机上台，从其反欧元的政治诉求出发，有可能发动“脱离欧元区”公投，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将对意大利经济、欧元区和欧盟造成重大打击。再次，可以警醒和刺激欧洲各国中左、中右主流政党进行改革和调整，否则欧洲政治将被民粹主义淹没。2017年最具有政治风向标意义的事件有两个——5月的法国大选和9月的德国大选。如果法国执政的社会党不能和中右联盟联手狙击国民阵线，那么极右翼极有可能在法国执政，一旦其将反欧元、反移民的主张付诸政策，则将改写欧洲的政治面貌。同时，一些中东欧国家被欧洲政治主流指责为“非自由民主”形态，也使当前欧洲主流政治遭遇到来自另一方向的挑战。欧洲政治处于非常困难、复杂和脆弱的时期。
三是对一体化进程和方向的影响。欧盟的权威和合法性遭遇很大挑战，欧盟内部有关一体化的争论正从以前的“路径之争”，向往前走还是向后退这种“方向之争”变化。成员国政府和议会为迎合国内民粹主张，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与欧盟博弈、维权的力度。这在处理难民问题上表现为中东欧国家主张的“灵活性团结”立场，即主张难民政策要建立在主权国家权能基础上而反对在欧盟框架内加以统一；即便在欧盟权能最为集中的经贸领域，也出现了权力让渡倒退的现象。今后一段时期欧洲一体化不得不在有关方向的争论中谨慎而行，并试图在欧盟决策地位与成员国利益和权利主张之间保持平衡。
再次，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也增加了欧洲政治、经济和安全的不确定性。欧洲对特朗普当选的整体反应非常负面，无论中左还是中右都将“特朗普现象”视为“民主退化”的表现。特朗普在当选后第一时间与欧洲极右翼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也加剧了欧洲主流精英的担忧。由于美欧之间存在政治上的共振现象，这将对欧洲极右翼政治提供鼓励。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有关从北约收缩、反对自由贸易等主张，也让欧洲预见到跨大西洋关系的安全和经济支柱坍塌的危险。因此欧盟暂停了和美国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一方面是向内部民意分歧妥协，另一方面也是向特朗普施压。
又次，难民问题继续困扰欧洲。尽管被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所掩盖，但难民问题仍然是今年欧洲的热点和难点。由于大多数欧盟国家对内收紧了难民政策，缓解了难民入境压力，但2016年前两个季度首次申请进入欧洲的难民人数比去年同期仍然有所增长。如果在后两个季度予以继续，最终进入欧洲的难民人数会低于去年的120万。目前进入欧洲的难民主要来源仍是叙利亚（1/3）、阿富汗（15%）和伊拉克（12%）。这也决定了从解决难民问题的角度出发，欧盟需要继续在叙利亚问题上发挥作用。
最后，中欧关系进入了经贸摩擦相对上升、政治合作比较困难的时期。2016年上半年双方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争论，曾一度左右了中欧关系的气氛。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反倾销“替代国”做法应在今年12月如期取消。但此时，欧盟方面提出的解决方案试图将遵守世贸规则与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挂钩，尽管避开了所谓“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替代国原则”，但仍试图以所谓“市场扭曲原则”来坚持其贸易防护体系，保持其对中国出口产品是否构成倾销的决定权。今后一段时期中欧在经贸规则上的博弈仍将持续。同时，由于欧洲面临内外危机叠加的困难时期，其政治保守化和政策内向化的趋势明显，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欧关系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倾向。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首先，不确定性增多削弱了各国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影响了欧洲经济的增长势头。2016年欧洲经济仍处于缓慢、脆弱的复苏阶段，但欧盟28国和欧元区都缺乏足够的增长动力。同时，欧盟内部地区性增长差异越来越大，中东欧地区增速很快，而南欧国家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则在衰退边缘徘徊。欧盟平均失业率为10%左右，但南欧的西班牙、希腊的失业率在20%上下，而捷克、德国和英国表现良好，失业率在5%以下。
其次，不确定性在欧洲政治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影响也最为直接。
一是英国脱欧及其后续效应。英国脱欧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而且引发了对许多问题的争论和思考，比如全球化趋势与反全球化潮流、民众和精英的分裂以及一体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等。英国脱欧既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根本的共性问题，同时又具有强烈的英国和欧洲特色。英国脱欧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漫长过程。尽管英国政府会极力克服各种不确定性，以避免市场震荡和政治波动，但英国脱欧使各界对欧盟和英国的中长期前景都有了更加悲观的预期。如何将英国脱欧及其影响放在一个合适的层面和维度去观察，还需要将后续的英国内政外交走向与脱欧谈判进程联系起来加以具体分析。
二是英国脱欧对欧盟政治生态也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负面影响是显然存在的。它首先是对各国反移民和排外的极右翼势力的鼓舞。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德国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等在各国都处于上升期。其次，公投这种直接民主模式在欧洲政治中一再被滥用。12月4日，意大利举行宪法改革公投，反对票超过赞成票，意大利总理伦齐宣布辞职。此次公投是伦齐政府为改革议会体制、提高行政效率推动的。为表示改革的决心，伦齐政府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和公投结果绑在一起，一旦公投失败伦齐就将下台。如果极右翼的“五星运动”党借机上台，从其反欧元的政治诉求出发，有可能发动“脱离欧元区”公投，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将对意大利经济、欧元区和欧盟造成重大打击。再次，可以警醒和刺激欧洲各国中左、中右主流政党进行改革和调整，否则欧洲政治将被民粹主义淹没。2017年最具有政治风向标意义的事件有两个——5月的法国大选和9月的德国大选。如果法国执政的社会党不能和中右联盟联手狙击国民阵线，那么极右翼极有可能在法国执政，一旦其将反欧元、反移民的主张付诸政策，则将改写欧洲的政治面貌。同时，一些中东欧国家被欧洲政治主流指责为“非自由民主”形态，也使当前欧洲主流政治遭遇到来自另一方向的挑战。欧洲政治处于非常困难、复杂和脆弱的时期。
三是对一体化进程和方向的影响。欧盟的权威和合法性遭遇很大挑战，欧盟内部有关一体化的争论正从以前的“路径之争”，向往前走还是向后退这种“方向之争”变化。成员国政府和议会为迎合国内民粹主张，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与欧盟博弈、维权的力度。这在处理难民问题上表现为中东欧国家主张的“灵活性团结”立场，即主张难民政策要建立在主权国家权能基础上而反对在欧盟框架内加以统一；即便在欧盟权能最为集中的经贸领域，也出现了权力让渡倒退的现象。今后一段时期欧洲一体化不得不在有关方向的争论中谨慎而行，并试图在欧盟决策地位与成员国利益和权利主张之间保持平衡。
再次，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也增加了欧洲政治、经济和安全的不确定性。欧洲对特朗普当选的整体反应非常负面，无论中左还是中右都将“特朗普现象”视为“民主退化”的表现。特朗普在当选后第一时间与欧洲极右翼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也加剧了欧洲主流精英的担忧。由于美欧之间存在政治上的共振现象，这将对欧洲极右翼政治提供鼓励。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有关从北约收缩、反对自由贸易等主张，也让欧洲预见到跨大西洋关系的安全和经济支柱坍塌的危险。因此欧盟暂停了和美国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一方面是向内部民意分歧妥协，另一方面也是向特朗普施压。
又次，难民问题继续困扰欧洲。尽管被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所掩盖，但难民问题仍然是今年欧洲的热点和难点。由于大多数欧盟国家对内收紧了难民政策，缓解了难民入境压力，但2016年前两个季度首次申请进入欧洲的难民人数比去年同期仍然有所增长。如果在后两个季度予以继续，最终进入欧洲的难民人数会低于去年的120万。目前进入欧洲的难民主要来源仍是叙利亚（1/3）、阿富汗（15%）和伊拉克（12%）。这也决定了从解决难民问题的角度出发，欧盟需要继续在叙利亚问题上发挥作用。
最后，中欧关系进入了经贸摩擦相对上升、政治合作比较困难的时期。2016年上半年双方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争论，曾一度左右了中欧关系的气氛。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反倾销“替代国”做法应在今年12月如期取消。但此时，欧盟方面提出的解决方案试图将遵守世贸规则与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挂钩，尽管避开了所谓“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替代国原则”，但仍试图以所谓“市场扭曲原则”来坚持其贸易防护体系，保持其对中国出口产品是否构成倾销的决定权。今后一段时期中欧在经贸规则上的博弈仍将持续。同时，由于欧洲面临内外危机叠加的困难时期，其政治保守化和政策内向化的趋势明显，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欧关系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倾向。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