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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05年至公元1433年间，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郑和率领2万余人，由200余艘大小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七次下西洋，“鲸舟吼浪，远涉洪涛”，航程总计达16万海里，活动范围东起长江口，西到阿拉伯半岛的吉达与非洲东岸的麻林，北自南京港，南至赤道以南之南半球，足迹遍及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马来半岛、阿拉伯半岛、东非沿海岸等亚洲、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西到大西洋、东至太平洋的航线，完成了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郑和之所以能被明成祖选中出使南洋，除他机敏干练，有军事才能外，还因为他是穆斯林。当时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一带受伊斯兰教影响极大，很多国家已经伊斯兰化。为便于交往，郑和成为出使该地区的最佳人选。由于东南亚是贯穿南中国海与印度洋的通道，所以这七次远航都无一例外要经过东南亚地区，而且东南亚又是郑和向西南远行的中继站，因此，郑和在东南亚的活动就是其远洋活动的重中之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与东南亚各地人民友好交往的对外开放活动，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巩固和扩大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以“封贡制度”为核心的睦邻友好关系
从政治上看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的影响，就是发扬中华民族“和为贵”的友好外交传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发端于西汉的协调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封贡体系”，从而促进了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正如明成祖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共享太平之福”，就是“和为贵”，也就是郑和及其追随者伟大远航活动的基本理念。郑和船队无疑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商队，但同时，它又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追随郑和远航前后近30年的数以万计的人员，绝大部分的身份都是“下番官兵”，是军人。郑和本人也是武将军职——“总兵官”。这是一支真正的无敌舰队。但郑和船队所到之处，都以友好使者的面目出现，除宣谕皇帝诏书，向各国国王颁赐银印、冠服、礼品等，鼓励他们遣使入明朝贡外，还开展和平贸易，参与宗教礼仪，等等。于是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在郑和下西洋期间，就有东南亚4个国家的9位国王8次来华进行访问。朱元璋开国初期，海外入贡藩属国约17个。声势浩大的郑和远航活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威望，使融入中国封贡体系的海外藩属国达63个。在这样一种体系中，中国皇帝高高在上，并负有维持周边国家正当秩序的职责，而藩属国则必须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按时“进贡”及请求册封其国王等，从而在扩大中国对东南亚影响的同时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郑和连续七次出使东南亚，先后去过占城（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刺加、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阿鲁、南勃黑（印度尼西亚）等国，其活动范围几乎遍及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位大国和平外交使者，郑和为调解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平息海盗、保证航道畅通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如调解了马六甲和邻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在旧港剿灭海寇，在苏门答腊为国王平定了叛乱。郑和的所作所为，促进了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为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交往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恢复和扩大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网，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交往
处于东西海路交通要道上的东南亚地区，其经济发展离不开海上贸易，尤其是海上中转贸易。由于明初中国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海外各国的商贸往来。洪武末年已出现了“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的状况。郑和下西洋打破了洪武年间的海禁政策，打通了中国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之路，当时双方贸易得到迅速发展，交易活动频繁，这对东南亚地区和当时的明王朝而言带来了双赢的局面。东南亚各国人民从与郑和船队的贸易中获利丰厚，并最终促成了东南亚地区经济枢纽——满刺加的形成，从而造就了联系于欧亚洲的东南亚地区贸易圈。而对中国来说，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和商品出口相应地推动国内造船工业、手工业、农业、商贸、交通运输以及航海地理等科学的发展。
郑和使团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各国进行贸易。其方式一是秉承中国历代王朝“厚往薄来”传统开展的朝贡——赍赐贸易，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二是本着公平交易、互利互惠的原则开展官方国际贸易。随郑和船队出口了大量的中国物品，如丝织品、瓷器、茶叶、漆器、金属制品等，很受东南亚各国欢迎。《瀛涯胜览》说各国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品，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东西洋考》说所到各国“好市华人瓷瓮”。当时诸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均深受中国影响，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郑和船队运往海外诸国大量的中国精美产品，刺激了各国不断提升的物质文明的社会需求。
中国也从各国引进了大量的金属、香料、木材、药材、珍稀植物等物资。郑和的船舶，名曰“宝船”，所谓“宝”，主要是指船上所载珍珠、宝石，以及珍禽异兽。包括买进番香、没药、象牙、胡椒等货物。据《明史稿》等相关史料记载统计，当时输入中国的货物有185种，其中香料类29种，珍宝类23种，药品类22种，五金类17种，布类51种，用品类8种，动物类21种，颜料类8种，食品类3种，木料类3种。众多的海外货物输入中国，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对中国的动物植物学、医药学和瓷器、玻璃等制造业的发展，都增添了新的外来成分。
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传播了中华文明
15世纪的中国是世界上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而当时东南亚沿海诸国很多部落或城邦还很落后。由于这种文明梯次的存在，使郑和船队的访问对这些国家形成了一定的文明冲击。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就是“宣教化”。“宣教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所谓“正朔”即中国历法，内容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国人民在千百年实践中积累的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历书内容还包含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等，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郑和使团还教当地人凿井、筑路、捕鱼，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一时间，学习中国蔚然风气，正如《明成祖实录》所说的，当时“愿比内郡依华风”、“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还国”之类的事情比比皆是。在这股“依华风”的热潮下，各国纷纷遣使来华。其中，国王亲自率团来访者就有数国多次。渤泥国王麻那惹加纳乃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将遗体葬在中国，对中华礼仪文明倾慕之心至死无悔。
郑和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在东南亚的影响深入人心，郑和崇拜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郑和原名三宝，今天，在东南沿海各国仍保留有许多的“三宝庙”、“三宝垄”、“三宝井”，以此纪念郑和的丰功伟绩。许多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传说至今仍在东南亚各地广泛流传着，他们把郑和的功绩作为神话来传颂，把郑和的偶像供在庙里崇拜。在爪哇岛，人们将郑和奉若神明，将6月23日——当年郑和初来到岛上的日子作为节日，每年的这一天举国欢庆。
另一方面，郑和下西洋也大大增进了中国人对东南亚的了解。在船队中担任幕僚、通译的费信、马欢、巩珍所著《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对东南亚主要国家的位置、沿革、资源、政治、经济、社会、民情风俗作了详细介绍，为后人研究东南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使中国人认识了解了当时东南亚的基本情况。
为中国人大批移民东南亚创造了条件，开创了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代
在明代以前，中国人移民南洋群岛的规模和所到地区都较有限。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中国至南洋的海上交通，提高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声誉，为大批中国人移民南洋、开发南洋创造了条件。因此，郑和下西洋以后的200年中，移居南洋的华侨数量剧增，分布范围之广大超出了以往。清人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说：“中国之南洋，万岛环列，星罗棋布。……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日众。……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留寓，殆不下数十万人”。大批中国移民将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南洋各地；随之而来的海外贸易的发展，又将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南洋，对促进当地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历史启示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开放实践，对增进中国人民与东南亚人民友谊和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郑和精神包括开放兼容的思想、开拓创新的勇气、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郑和航海的光辉业绩，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超智慧和非凡勇气，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优良传统和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封建时代的开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家垄断的开放。庞大的郑和船队耗费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却并不为了经济上扩张的目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根本上扼杀着民间的积极性创造性，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和维护其大一统和低水平平衡的格局。当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由于皇帝的一纸命令而突然停止时，世界的西半球出现了西方开启的大航海事业。这一事业根植于和郑和船队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全然不同的文明环境——正在开始转轨的、走向近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这种背景和目的的不同使得西方的大航海不像郑和远航那样戛然而止，而是日益发展壮大，导致了16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的大逆转。这也给我们启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建设一种新的文明的重要关头，只有把握住历史的机遇，着眼长远、政经互动，才能在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的今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正式启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友好全面合作关系；作为郑和故乡的云南，已把建设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作为新世纪发展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以大通道促进大开放、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是云南21世纪的必然选择。可以预见，具有深厚传统友谊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将本着互惠睦邻的原则，再创稳定发展的新纪元。
（编辑若丁）
郑和之所以能被明成祖选中出使南洋，除他机敏干练，有军事才能外，还因为他是穆斯林。当时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一带受伊斯兰教影响极大，很多国家已经伊斯兰化。为便于交往，郑和成为出使该地区的最佳人选。由于东南亚是贯穿南中国海与印度洋的通道，所以这七次远航都无一例外要经过东南亚地区，而且东南亚又是郑和向西南远行的中继站，因此，郑和在东南亚的活动就是其远洋活动的重中之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与东南亚各地人民友好交往的对外开放活动，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巩固和扩大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以“封贡制度”为核心的睦邻友好关系
从政治上看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的影响，就是发扬中华民族“和为贵”的友好外交传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发端于西汉的协调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封贡体系”，从而促进了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正如明成祖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共享太平之福”，就是“和为贵”，也就是郑和及其追随者伟大远航活动的基本理念。郑和船队无疑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商队，但同时，它又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追随郑和远航前后近30年的数以万计的人员，绝大部分的身份都是“下番官兵”，是军人。郑和本人也是武将军职——“总兵官”。这是一支真正的无敌舰队。但郑和船队所到之处，都以友好使者的面目出现，除宣谕皇帝诏书，向各国国王颁赐银印、冠服、礼品等，鼓励他们遣使入明朝贡外，还开展和平贸易，参与宗教礼仪，等等。于是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在郑和下西洋期间，就有东南亚4个国家的9位国王8次来华进行访问。朱元璋开国初期，海外入贡藩属国约17个。声势浩大的郑和远航活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威望，使融入中国封贡体系的海外藩属国达63个。在这样一种体系中，中国皇帝高高在上，并负有维持周边国家正当秩序的职责，而藩属国则必须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按时“进贡”及请求册封其国王等，从而在扩大中国对东南亚影响的同时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郑和连续七次出使东南亚，先后去过占城（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刺加、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阿鲁、南勃黑（印度尼西亚）等国，其活动范围几乎遍及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位大国和平外交使者，郑和为调解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平息海盗、保证航道畅通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如调解了马六甲和邻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在旧港剿灭海寇，在苏门答腊为国王平定了叛乱。郑和的所作所为，促进了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为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交往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恢复和扩大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网，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交往
处于东西海路交通要道上的东南亚地区，其经济发展离不开海上贸易，尤其是海上中转贸易。由于明初中国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海外各国的商贸往来。洪武末年已出现了“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的状况。郑和下西洋打破了洪武年间的海禁政策，打通了中国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之路，当时双方贸易得到迅速发展，交易活动频繁，这对东南亚地区和当时的明王朝而言带来了双赢的局面。东南亚各国人民从与郑和船队的贸易中获利丰厚，并最终促成了东南亚地区经济枢纽——满刺加的形成，从而造就了联系于欧亚洲的东南亚地区贸易圈。而对中国来说，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和商品出口相应地推动国内造船工业、手工业、农业、商贸、交通运输以及航海地理等科学的发展。
郑和使团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各国进行贸易。其方式一是秉承中国历代王朝“厚往薄来”传统开展的朝贡——赍赐贸易，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二是本着公平交易、互利互惠的原则开展官方国际贸易。随郑和船队出口了大量的中国物品，如丝织品、瓷器、茶叶、漆器、金属制品等，很受东南亚各国欢迎。《瀛涯胜览》说各国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品，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东西洋考》说所到各国“好市华人瓷瓮”。当时诸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均深受中国影响，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郑和船队运往海外诸国大量的中国精美产品，刺激了各国不断提升的物质文明的社会需求。
中国也从各国引进了大量的金属、香料、木材、药材、珍稀植物等物资。郑和的船舶，名曰“宝船”，所谓“宝”，主要是指船上所载珍珠、宝石，以及珍禽异兽。包括买进番香、没药、象牙、胡椒等货物。据《明史稿》等相关史料记载统计，当时输入中国的货物有185种，其中香料类29种，珍宝类23种，药品类22种，五金类17种，布类51种，用品类8种，动物类21种，颜料类8种，食品类3种，木料类3种。众多的海外货物输入中国，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对中国的动物植物学、医药学和瓷器、玻璃等制造业的发展，都增添了新的外来成分。
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传播了中华文明
15世纪的中国是世界上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而当时东南亚沿海诸国很多部落或城邦还很落后。由于这种文明梯次的存在，使郑和船队的访问对这些国家形成了一定的文明冲击。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就是“宣教化”。“宣教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所谓“正朔”即中国历法，内容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国人民在千百年实践中积累的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历书内容还包含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等，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郑和使团还教当地人凿井、筑路、捕鱼，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一时间，学习中国蔚然风气，正如《明成祖实录》所说的，当时“愿比内郡依华风”、“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还国”之类的事情比比皆是。在这股“依华风”的热潮下，各国纷纷遣使来华。其中，国王亲自率团来访者就有数国多次。渤泥国王麻那惹加纳乃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将遗体葬在中国，对中华礼仪文明倾慕之心至死无悔。
郑和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在东南亚的影响深入人心，郑和崇拜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郑和原名三宝，今天，在东南沿海各国仍保留有许多的“三宝庙”、“三宝垄”、“三宝井”，以此纪念郑和的丰功伟绩。许多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传说至今仍在东南亚各地广泛流传着，他们把郑和的功绩作为神话来传颂，把郑和的偶像供在庙里崇拜。在爪哇岛，人们将郑和奉若神明，将6月23日——当年郑和初来到岛上的日子作为节日，每年的这一天举国欢庆。
另一方面，郑和下西洋也大大增进了中国人对东南亚的了解。在船队中担任幕僚、通译的费信、马欢、巩珍所著《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对东南亚主要国家的位置、沿革、资源、政治、经济、社会、民情风俗作了详细介绍，为后人研究东南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使中国人认识了解了当时东南亚的基本情况。
为中国人大批移民东南亚创造了条件，开创了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代
在明代以前，中国人移民南洋群岛的规模和所到地区都较有限。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中国至南洋的海上交通，提高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声誉，为大批中国人移民南洋、开发南洋创造了条件。因此，郑和下西洋以后的200年中，移居南洋的华侨数量剧增，分布范围之广大超出了以往。清人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说：“中国之南洋，万岛环列，星罗棋布。……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日众。……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留寓，殆不下数十万人”。大批中国移民将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南洋各地；随之而来的海外贸易的发展，又将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南洋，对促进当地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历史启示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开放实践，对增进中国人民与东南亚人民友谊和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郑和精神包括开放兼容的思想、开拓创新的勇气、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郑和航海的光辉业绩，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超智慧和非凡勇气，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优良传统和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封建时代的开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家垄断的开放。庞大的郑和船队耗费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却并不为了经济上扩张的目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根本上扼杀着民间的积极性创造性，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和维护其大一统和低水平平衡的格局。当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由于皇帝的一纸命令而突然停止时，世界的西半球出现了西方开启的大航海事业。这一事业根植于和郑和船队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全然不同的文明环境——正在开始转轨的、走向近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这种背景和目的的不同使得西方的大航海不像郑和远航那样戛然而止，而是日益发展壮大，导致了16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的大逆转。这也给我们启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建设一种新的文明的重要关头，只有把握住历史的机遇，着眼长远、政经互动，才能在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的今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正式启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友好全面合作关系；作为郑和故乡的云南，已把建设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作为新世纪发展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以大通道促进大开放、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是云南21世纪的必然选择。可以预见，具有深厚传统友谊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将本着互惠睦邻的原则，再创稳定发展的新纪元。
（编辑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