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勋　1975年生于山东省鄄城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9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李少文等教授，获得学士学位，1999年任教于郑州纺织工学院艺术设计系艺术基础教研室，200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师从胡明哲教授，获得硕士学位，200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研究所，师从袁运生教授，攻读(实践类)博士学位。1998年《山村》获“中央美术学院年度展”二等奖并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1999年《秋天的印记》参加“‘美苑杯’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毕业生优秀作品展”并获三等奖，2002年《欣欣向荣》参加“第五届全国工笔画大展”。2006年《煌》(之六)参加乐天画廊举办的“中韩现代绘画招待展”并被收藏，2007年《铉》(之二)入选“学院之光”展，2008年《铉》(之三)参加“悟对材质”专题展，2009年《绿荫》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壁画展，《岳》(之一)入选十一届全国美展·综合绘画展，2010《家园——童画》入选第四届北京国际双年展·中国画，2011《岳》(之二)参加“东方色彩·中国意象”展。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写到，“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严谨”。钱氏所讲的乃“文如其人”，但其中的道理也适用于论画，即“画如其人”。看伯勋的画，第一次见到他时的印象马上浮现在眼前：沉稳朴实、敦厚谦和、文质彬彬。这种印象与他干净整洁、井井有条的工作室的景象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绘画作品整体气质风格的最佳注脚。
　　在当代艺术批评中，谈艺术家作品的文章多会陷入两个极端，或者庸俗的宏大叙事解读，或者艰涩的哲学概念铺陈，这样的批评不仅让读者找不着北，短暂的满足感过后，被批评者也无从借助这样的文字梳理思路，调整状态，聚焦方向，并以之作为新的出发点，使艺术创作的探索和实验达至另一个高程。出现这种问题的关键在于批评家故弄玄虚、浮华不实的不端正文风。其实，谈一位艺术家的风格问题并不难，因为“风格”就清楚明白地表现在艺术家的美学取向上，简单说就是，在有关审美的活动中艺术家反对什么，同时又追求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就绘画艺术而言，伯勋追求质朴、庄重；反对甜俗、矫饰。这种美学取向的形成固然有其天性的因素，如素喜安静、沉稳朴实的性格气质，但艺术经历陶养的因素更为直接。回顾伯勋这些年来走过的不少地方，其中几个地方的艺术考察经历，对他逐渐明确自己的艺术发展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其后来在绘画技法、材料、美学品质等方面的突破奠定了重要基础。最早的一次是读本科的时候赴陕北采风。黄土高原苍茫壮阔的千年厚土，淳朴热烈的三秦民风，让生养于鲁西平原的伯勋，第一次感受到别样地理文化所带来的视觉和精神冲击。而这种地理文化所孕育的艺术风格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唐代壁画中得到了完美展现：雍容典雅、质朴浑厚。这种美学经验对早年的伯勋影响较大。第二次是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赴西北，进行长达月余的丝绸之路艺术考察。在克孜尔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灿烂辉煌的历代壁画、雕塑遗存，与亘古洪荒的戈壁大漠、清远悠扬的阵阵驼铃声一道，散发出醇厚浓郁的独特艺术神韵，令伯勋折服感叹，但这次考察的最大收获还在于细心的伯勋发现了绘画材料与艺术风格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并对这个问题产生的浓厚兴趣，为他后来在绘画颜料、表现手法上所做的研究和实验积累了经验。第三次是2009年春节期间，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生先生及其他师兄弟一道去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考察古代佛教石刻雕塑艺术。而在艺术史谱系中，这些地区的佛教艺术风貌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石窟造像及壁画艺术影响深远。正是这三次看似非连续，实则在内在精神气息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艺术考察经历，所聚积起的视觉图像和艺术气质信息持续发酵，不断强化着伯勋的审美趣味的凝练和集中，决定了今天他的重彩画艺术的总体风格。
　　有了这样的背景，再去看伯勋的画，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如综合材料作品《阿格拉的城堡》，构图雄浑简练，色调沉着老辣，徘徊徜徉于画幅前，宛如一曲“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的豪放派宋词回响耳边。直把古印度莫卧尔王朝的历史悲欢，演绎成中国文艺之风骚绝唱。综合材料作品《铉》《岳》系列，是银灰的，刚硬的，甚至有些粗砺的。无始无终，难言其理。但空间挪移和肌理变换间所触动的却是画者对宇宙万物最深沉、精微的领悟与思考。《南青山》系列，谦逊低调的瓶罐瓦器，被时间销蚀去锋芒的化石古物，默然中流溢出清静无为、随遇而安之美，深沉而优雅，一组组轮廓简单的物象被有力地升华为精神修养的家园，艺术的神力就在于此!《池之端》系列，几株盆栽，数片“云彩”，勾形舒展精致，赋彩奔放热烈但又极其沉着厚重，把时下工笔重彩画难以消弭的华丽甜腻之风一扫而空，璀璨明亮而不失中和节制之美。这种色彩美学风范在《家园》等作品中也得到了极其优美的展示。
　　离开作品，突然惊叹，这些面貌迥异的画全然是利用不同的材质、不同的表现手法创造出来的!伯勋何以能如此?
　　从本科到博士，虽然其间几进几出，但伯勋的学习始终没有离开中央美术学院。虽然“英雄不问出处”，但长期浸淫于中国最优越的造型艺术专业氛围之中，交游于著名的师长和杰出的学友之间，自然熏陶出伯勋卓尔不群的独特气质，锤炼出他扎实深厚的绘画造型功底。伯勋这样的教育背景本已属于为数不多的特例，但他还有更为特殊的经历，即他在美院几个阶段的学习并不局限于一个系，也不是始终跟随同一位导师，反而是跨越了中与西、水墨与油彩、抽象与具象、架上与材料等多重界限，正是这种种跨越所造成的技术与观念的碰撞、冲突与交汇、融合，成为伯勋极其难得的创作优势，使他能够驾轻就熟地在备种媒材、形式、方法、观念之间穿梭跳跃，祛弊取利，博采众家之长，为自己的作品服务。单就绘画色彩来说，伯勋就独辟蹊径，在参考欧洲古典绘画大师颜料制作技术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创作主题需要，自己磨制、调配颜料，而具体的施彩过程则融合了水墨、工笔重彩、综合材料、壁画、岩彩、油彩等多画种的用色技巧。这种采用自制颜料和独特施彩方法创作的绘画作品既保证了色彩的饱和度、纯粹度和持久附着力，更确立了伯勋独特的色彩美学风格。
　　跨越多个领域的学习经历，不仅反映在艺术风格和具体的技术问题上，还反映在伯勋在宏观美学问题上所具有的宽广视野和历史责任感。
　　对当代中国艺术家而言，在西方艺术资本汹涌而至，外来话语体系掌控艺术批评生态的时代环境中，如何理清和坚守属于自己本民族的艺术审美品格和发展之路，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程度高低，直接决定了其艺术创造的文化面貌和根本价值。换句话说，当艺术作品的参照体系、评价话语、运作机制、生存方式等都是西方的时候，我们无法称其为“中国的艺术”，而它的价值也只能体现于一时的商业价值，而不具有恒久的文化价值。伯勋对这个问题有着高度的自觉。在袁运生教授主持的《中国美术的传承与理法研究》课题指导下，他从“继承什么样的传统?”和“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在哪里?”两大问题着手，一边上溯传统，下大力气研究中国古典艺术的造型美学思想及规律；一边深入当下，包容并蓄，积极吸收当代艺术美学思潮的新观念、新思想。希望通过两条线索之间的相互激发，发掘、提炼、传承、熔铸当代“中国之美”。这种视野和责任感在艺术批评的观念与方法一律向西方看齐，艺术创作始终围着市场转的当代，弥足珍贵。
　　伯勋的理想是做一位学者型艺术家。什么样的艺术家才能称之为学者型艺术家?这个问题似乎复杂，但也有一个概括性解答，即学者型艺术家不仅能够创作出优秀的绘画作品，能够就一些理论问题展开较深入的学术性研究，更体现在能够深入到当代文化语境中，用当代的艺术语言传达对当代问题的认识和反思。也就是说，能够运用思想的力量，把当代艺术往前推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小步。当代著名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在《致纽约年轻艺术家的信》中的一段话，所强调的正是一位学者型艺术家应该达到的高度，他说：“我认为艺术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通过作品向社会提示了一种有价值的思维方式以及被连带出来的新的艺术表达法。……艺术新方式被发现，源于有才能的艺术家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及对当下文化及环境的高出常人的认识；从而对旧有艺术在方法论上的改造。所以说好的艺术家是思想型的人，又是善于将思想转化为艺术语言的人。”
　　伯勋对当代艺术根本性问题的敏锐把握和深入思考，对中国传统造型美学问题的执着探索和真诚实践，以及他在绘画技法和观念上所展现出的兼收并蓄的态度；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宽博雍容，朴质沉着的艺术风格，表明他正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