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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前的那次游泳，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下水前，他叫林正义;再上岸，他叫林毅夫。
林毅夫有一句座右铭：“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这话十分贴切地勾勒出了这位知名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的两段人生。
1
林毅夫出生于台湾宜兰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给他取名“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有正义感。1971年，林毅夫考入了台湾大学。那个时候，这对一个乡下人来说，简直就是奇迹。
而更令人称奇的，是之后发生的事。
当时，新入学的男大学生都要到新兵训练中心“成功岭”军训8周。从小就酷爱读历史书、能将“岳飞精忠报国”倒背如流的林毅夫，对“成功岭”充满了好奇与向往。在军营里，这个1米85的大男孩儿因吃苦耐劳、受训认真，深受班长、连长们的喜欢。
军训还没结束，林毅夫有了读军校当兵的想法。当时，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联合报》将林毅夫作为典型进行报道，评选他为“十大杰出青年”。一下子，全台湾都知道了“台大学子弃笔从戎”，他甚至被当作国民党军队征兵时广为宣传的“大人物”。
模范“青年军官”林毅夫转学到“陆军官校”，名字也由林正义改为林正谊。1975年，他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因深得蒋经国厚爱，享受到公费就读政治大学的特殊待遇。4年后，林毅夫更受提携，成为金门马山连连长。
马山连位于金门东北角，与大陆据点角屿退潮时的距离约2000米，是台湾距离大陆的最前哨。因此，只有最优秀的基层军官才能出任该连连长，可见蒋经国对林毅夫的提携眷顾之隆。
令人意外的是，这位“明星连长”偷偷买了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时，他就悄悄打开收音机，收听大陆电台。那时，与金门隔海相望的大陆，开始在深圳、珠海、汕头与厦门成立“经济特区”，正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被树立为模范与标兵的林毅夫，在这个大时代里，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我想让中国富强，但是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住在中国大陆;所以，如果我到大陆，可以有更大的贡献。”
1979年5月的一天，林毅夫突然失踪了，人们在岸边只找到了一双写有“连长”的鞋子。
2
关于他的失踪，有人说他是抱着两个篮球游过了海峡。显然，这个说法只是出于人们的想象。林毅夫曾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澄清，抱着篮球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擅长游泳的他是徒手游过来的。
投奔大陆不久，林毅夫辗转来到北京，想继续读书。他说：“台湾回归大陆是早晚的事，那时，既需要懂大陆经济的人，又需要懂台湾经济的人，我想成为第一个这样的人。”
1980年，北京大学经济系多了一位名为林毅夫的学生，他的身份是新加坡华侨。
同年，北大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西奥多-舒尔茨。这位经济学界大拿，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有着深入研究，可让谁做他的翻译，让北大方面犯了难。
最终，英文好且学过西方经济学的林毅夫成了不二人选，而他也因为流利的口语、扎实的经济学理论，深受这位经济学家的赏识。在舒尔茨的帮助下，林毅夫于1982年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后。几年后，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不仅受到舒尔茨的盛赞，更被誉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一时间，名不见经传的林毅夫，成了众多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争抢的对象，其中就包括他后来任职的世界银行。
在这种抢人大战中，林毅夫始终不为所动，毅然选择回国。
那时的中国大陆，高校科研设备相对落后，师资力量不足，国内也没有可以共同探讨问题和交流的研究伙伴，连资料都难以搜集。可以说，那个年代做经济学研究，完全是白手起家。
“在美国可以当老师，也可以在金融机构工作。但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回到国内，我的内心会很满足。而且（那时）国内是处在一个快速发展、快速转型时期，如果自己能参与其中，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我想，选择回来，这是不需要考虑的事情，而是必须做的事情。”
与林毅夫一同回国的，还有30箱英文资料。为了将它们运回国，本就不算富裕的林毅夫花了不少托运费。
顶着“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回国的经济学博士”的头衔，林毅夫收到了不少邀请。为官，还是做学者？分岔路口，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副教授。
“在中国，建立一座像世界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那样的学术机构”的想法，在林毅夫的心里酝酿了多年。“这个时代给了我很多机会。我想要追求的，是自己能做什么。”
几年后，他与志同道合的易纲、张维迎一起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这是一个独立于政府机构、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林毅夫为中心主任，易纲和海闻为中心副主任。
中心创立之初，几次差点因资金短缺而关门。这位名声响彻经济学界的学者为了筹款，拉下脸面到处做说客，他的哥哥林旺松、世界银行、福特基金，都曾是他游说的对象。
令林毅夫欣慰的是，他的付出终有回报。中心成立第二年，就成功举办了国际研讨会，参会的代表不乏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10多个国家的高层农业决策官员及专家学者。刚成立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俨然已走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
2008年至2012年期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也是世行史上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任职的4年时间里，他从未休过一天假，走访了三分之一的成员国进行实际调研。
4年的调研数据，被他整理成一份长达370页、名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毕业论文”，他说这是对自己这4年的一个交代。在文章中他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而挖掘这种发展潜力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政治稳定，社会稳定”。
3
离开世行后，林毅夫重回北大，因为这里有他最牵挂的人——学生。他说：“还是希望能够教出一批好的学生，让我自己的学生看到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机会，然后来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时代。”
如今，粮食问题、土地問题、农民工问题、医疗改革问题、住房问题等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出的声音，这里已是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之一。林毅夫也是桃李满天下，学生遍布北京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全球各地。
身为学者，林毅夫的研究不止于谈问题。他曾多次参加中南海专家座谈会，是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倚重的经济决策智囊，“十五”计划起草人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尤其在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林毅夫都极具影响力。
研究了大半辈子经济学的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现象有着独到的研究和见解，再加上他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著名学者大胆预言，他将是中国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然而，每每回顾自己的这些学术成就，他的内心就越发愧对父母。
直到现在，台湾相关部门一直反对林毅夫不受责罚便返回台湾，当年前途无量的他，抛下身怀六甲的妻子和年迈的父母，带着生死未卜的心情，游向对岸。几十年后，父母离世，他受到台湾当局的阻挠不能回台，只能在北京为父亲设置灵堂，通过互联网视频祭拜。
每当有记者问及回台之事，林毅夫鼻梁上的金丝眼镜都会泛起雾气。他曾写下《祭父文》：“1979年离家远去，关山重重，有家归不得，而今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舍小我，成大我。正是在他身上，我们读懂了何为“家国情怀”。
林毅夫有一句座右铭：“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这话十分贴切地勾勒出了这位知名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的两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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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出生于台湾宜兰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给他取名“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有正义感。1971年，林毅夫考入了台湾大学。那个时候，这对一个乡下人来说，简直就是奇迹。
而更令人称奇的，是之后发生的事。
当时，新入学的男大学生都要到新兵训练中心“成功岭”军训8周。从小就酷爱读历史书、能将“岳飞精忠报国”倒背如流的林毅夫，对“成功岭”充满了好奇与向往。在军营里，这个1米85的大男孩儿因吃苦耐劳、受训认真，深受班长、连长们的喜欢。
军训还没结束，林毅夫有了读军校当兵的想法。当时，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联合报》将林毅夫作为典型进行报道，评选他为“十大杰出青年”。一下子，全台湾都知道了“台大学子弃笔从戎”，他甚至被当作国民党军队征兵时广为宣传的“大人物”。
模范“青年军官”林毅夫转学到“陆军官校”，名字也由林正义改为林正谊。1975年，他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因深得蒋经国厚爱，享受到公费就读政治大学的特殊待遇。4年后，林毅夫更受提携，成为金门马山连连长。
马山连位于金门东北角，与大陆据点角屿退潮时的距离约2000米，是台湾距离大陆的最前哨。因此，只有最优秀的基层军官才能出任该连连长，可见蒋经国对林毅夫的提携眷顾之隆。
令人意外的是，这位“明星连长”偷偷买了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时，他就悄悄打开收音机，收听大陆电台。那时，与金门隔海相望的大陆，开始在深圳、珠海、汕头与厦门成立“经济特区”，正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被树立为模范与标兵的林毅夫，在这个大时代里，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我想让中国富强，但是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住在中国大陆;所以，如果我到大陆，可以有更大的贡献。”
1979年5月的一天，林毅夫突然失踪了，人们在岸边只找到了一双写有“连长”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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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的失踪，有人说他是抱着两个篮球游过了海峡。显然，这个说法只是出于人们的想象。林毅夫曾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澄清，抱着篮球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擅长游泳的他是徒手游过来的。
投奔大陆不久，林毅夫辗转来到北京，想继续读书。他说：“台湾回归大陆是早晚的事，那时，既需要懂大陆经济的人，又需要懂台湾经济的人，我想成为第一个这样的人。”
1980年，北京大学经济系多了一位名为林毅夫的学生，他的身份是新加坡华侨。
同年，北大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西奥多-舒尔茨。这位经济学界大拿，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有着深入研究，可让谁做他的翻译，让北大方面犯了难。
最终，英文好且学过西方经济学的林毅夫成了不二人选，而他也因为流利的口语、扎实的经济学理论，深受这位经济学家的赏识。在舒尔茨的帮助下，林毅夫于1982年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后。几年后，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不仅受到舒尔茨的盛赞，更被誉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一时间，名不见经传的林毅夫，成了众多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争抢的对象，其中就包括他后来任职的世界银行。
在这种抢人大战中，林毅夫始终不为所动，毅然选择回国。
那时的中国大陆，高校科研设备相对落后，师资力量不足，国内也没有可以共同探讨问题和交流的研究伙伴，连资料都难以搜集。可以说，那个年代做经济学研究，完全是白手起家。
“在美国可以当老师，也可以在金融机构工作。但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回到国内，我的内心会很满足。而且（那时）国内是处在一个快速发展、快速转型时期，如果自己能参与其中，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我想，选择回来，这是不需要考虑的事情，而是必须做的事情。”
与林毅夫一同回国的，还有30箱英文资料。为了将它们运回国，本就不算富裕的林毅夫花了不少托运费。
顶着“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回国的经济学博士”的头衔，林毅夫收到了不少邀请。为官，还是做学者？分岔路口，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副教授。
“在中国，建立一座像世界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那样的学术机构”的想法，在林毅夫的心里酝酿了多年。“这个时代给了我很多机会。我想要追求的，是自己能做什么。”
几年后，他与志同道合的易纲、张维迎一起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这是一个独立于政府机构、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林毅夫为中心主任，易纲和海闻为中心副主任。
中心创立之初，几次差点因资金短缺而关门。这位名声响彻经济学界的学者为了筹款，拉下脸面到处做说客，他的哥哥林旺松、世界银行、福特基金，都曾是他游说的对象。
令林毅夫欣慰的是，他的付出终有回报。中心成立第二年，就成功举办了国际研讨会，参会的代表不乏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10多个国家的高层农业决策官员及专家学者。刚成立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俨然已走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
2008年至2012年期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也是世行史上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任职的4年时间里，他从未休过一天假，走访了三分之一的成员国进行实际调研。
4年的调研数据，被他整理成一份长达370页、名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毕业论文”，他说这是对自己这4年的一个交代。在文章中他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而挖掘这种发展潜力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政治稳定，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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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世行后，林毅夫重回北大，因为这里有他最牵挂的人——学生。他说：“还是希望能够教出一批好的学生，让我自己的学生看到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机会，然后来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时代。”
如今，粮食问题、土地問题、农民工问题、医疗改革问题、住房问题等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出的声音，这里已是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之一。林毅夫也是桃李满天下，学生遍布北京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全球各地。
身为学者，林毅夫的研究不止于谈问题。他曾多次参加中南海专家座谈会，是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倚重的经济决策智囊，“十五”计划起草人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尤其在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林毅夫都极具影响力。
研究了大半辈子经济学的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现象有着独到的研究和见解，再加上他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著名学者大胆预言，他将是中国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然而，每每回顾自己的这些学术成就，他的内心就越发愧对父母。
直到现在，台湾相关部门一直反对林毅夫不受责罚便返回台湾，当年前途无量的他，抛下身怀六甲的妻子和年迈的父母，带着生死未卜的心情，游向对岸。几十年后，父母离世，他受到台湾当局的阻挠不能回台，只能在北京为父亲设置灵堂，通过互联网视频祭拜。
每当有记者问及回台之事，林毅夫鼻梁上的金丝眼镜都会泛起雾气。他曾写下《祭父文》：“1979年离家远去，关山重重，有家归不得，而今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舍小我，成大我。正是在他身上，我们读懂了何为“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