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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之外单列,自成一社会体系。国家的各项活动,都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席位。兵团能有今天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岂能忘一代创业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更难忘一位帅才——燕赵慷慨之士张仲瀚——
开篇小引:副政委是“一号人物”
1954年,中央决定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是起义将领陶峙岳;政治委员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兼任;副司令员程悦长、赵锡光;副政治委员张仲瀚。照此五人名单,张仲瀚名列最后。同时成立兵团党委,王恩茂兼书记,张仲瀚任副书记。王恩茂是新疆第一把手,主持自治区党委,统领全局;所兼兵团政委、党委书记一职,是保证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的组织原则。兵团党委的实际工作,由副书记张仲瀚主持。副司令员程悦长,指挥剿匪战斗后,因重病赴北京住院治疗,直至1961年逝世。赵锡光副司令员领导石河子城市建设,积劳成疾,不幸于1955年病逝。实际上,兵团只有陶峙岳、张仲瀚二位领导。陶峙岳高风亮节,身为上将司令员,但自觉地置身于党委领导之下。兵团机关习惯对张仲瀚免姓只称“副政委”,但上下内外都知道,副政委是兵团的“一号人物”。兵团的这一领导架构,稳定地保持至1965年,张仲瀚升任兵团第二政委(第一政委仍由王恩茂兼),并任新疆军区副政委。此外,张仲瀚身兼国家农垦部副部长(部长王震),分管西北地区的农垦事业。是此,从兵团成立到“文革”前的十数年间,张仲瀚是创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实际主要领导人,这是历史事实。
上世纪50年代,我曾经许多次近距离接触并观察这位兵团领导人。兵团大院的一座小楼,兼作兵团的小招待所。楼上南北两端各有一个里外套间,分别是陶峙岳司令员和张仲瀚副政委的办公室。张仲瀚单身一人,办公室就是他的“家”。里间一张床,两只沙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私人空间。那时,他40岁出头。毕挺的身材。宽厚的肩膀。圆润而有棱角的脸膛。战火与风沙也摧毁不了的白皙皮肤。一双清澈智慧的眼睛。一头自然卷曲“一边倒”的乌黑短发,在凛冽寒风中更显得朝气勃发。如果抛开他共产党高干的身份,俨然是位风流倜傥的绅士。但,他却是一位久经沙场南征北战的将军;是一位运筹帷幄在戈壁荒原创造绿洲新城的领导者;又是一位抡起砍土镘开荒、挑起粪筐积肥的劳动者。那时,兵团机关流传着许多张仲瀚的轶事趣闻。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央在全国遴选适合担任大使的外交官,张仲瀚被选中。他的政治资历,文化修养,形象风度,皆为理想人选。但他不结婚,没有夫人。大使在外交场合是要有夫人陪同的。就这,张仲瀚也没有改变自已的坚守,终身未婚。
岁月流逝,我也步入了古稀之年。有“当代史记”之称的《中华儿女》杂志,早就约我写一篇记叙张仲瀚生平的文章,唤醒了我的记忆。可我觉得,为一位逝去已近30年的贤者撰文,似乎是写“招魂曲”,追寻一个人的魂灵。但愿招得忠魂来,滋养我们的精神。
三五九旅的“另类”团长
八路军三五九旅是由红六军团整编而成,团、营、连干部都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唯独张仲瀚,是“半路”而来,而且一来就是主力团长。
张仲瀚本是河北沧州人,自幼随伯父在北京长大,是个官僚家庭出身的阔少爷。据说上学时都住在老北京的六国饭店。酷好文学戏剧,是北平“左翼戏剧联盟”的活跃分子,也是一位连当年名角大腕都熟知的“京剧名票”。读高中时,就自办刊物,创作发表小说、剧本。那正是“9.18”事变的年月,“抗日救国”的呼声沸腾着北平。张仲瀚和于伶、宋之的等人共同组织“北平剧团协会”,把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剧团联合起来,走向社会,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3年,18岁的张仲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仲瀚的伯父,早年毕业于北洋法政大学,为官多年。时任河北省民政厅长,为自已的亲侄谋得博野县警察局长一职。张仲瀚已是共产党员,这反动政府的警察局长当得当不得,他得请示地下党组织。时值“高蠡暴动”失败,党组织指示张仲瀚抓住这个警察局长的职务,以便保护革命力量。于是20岁的张仲瀚走马上任,很快与博野地下党取得联系,让这个反动职务为革命事业服务。
1937年“7·7”事变,全国抗日军兴。警察局长张仲瀚,拒绝伯父的电话召回,拒绝与县长南逃,在博野竖起了“河北民军”的抗日旗号,自任司令。他用从县长手中扣下的县府财政,由太原买回2000条枪。以县保安队作军事骨干,请地下党派党员任政治干部,动员民众积极入伍,一时就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他本人也开始学习军事,积极练兵,准备迎击日寇,保卫河北,保卫家乡。“河北民军”很快成了冀中地区很有实力的地方武装。“张司令”也名播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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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际,吕正操率部开到冀中举兵抗日。吕正操与张仲瀚互相拜会,一见如故,志同道合,联手抗日。不久,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员张仲瀚,庆幸“河北民军”有了归属。他放弃司令职权,主动把“河北民军”完整地交给吕正操,自己带了二三十人去另闯天下。他要为共产党再创建一支抗日武装。
张仲瀚回到故乡,另立旗号,称“津南人民自卫军”,仍然自称司令。他奔走呼号,招募人马,筹钱买枪,不出三月,又发展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出师就与日军板垣部交战,打跑了日本鬼子,消灭了汉奸石友三,接连打了好几个著名的胜仗。“津南人民自卫军”威震一方,“张司令”更是英名远扬。这时,张仲瀚只有二十二三岁,短时间内拉起两支队伍,且能打胜仗,近乎传奇。足见这位学生出身的青年,具有不凡的号召力,并有相当的军事组织和指挥能力。
贺龙看到了张仲瀚的潜质和他这支队伍的实力,决定将津南人民自卫军与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合并,由张仲瀚任团长。就这样,张仲瀚带着他的津南人民自卫军列入了三五九旅建制,一来就是响噹噹的主力团长。可贵的是,他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团队。在王震领导下,共同经历了三五九旅以后全部的战斗历程。张仲瀚由团长而旅长,师长,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经历过一百多次战斗,打过许多大胜仗。击毙过敌师长,活捉过敌军长。有记录可查,张仲瀚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老同志们无不佩服,称赞这位投笔从戎的白面书生是位军事奇才。
王震当然了解张仲瀚的全部历史。王震向来对知识分子,对那些富豪家庭出身参加革命的人比较看重。因为人家不是生活所迫逼上梁山.人家是对信仰的选择,是以国家民族解放为已任,放弃优裕的生活,自觉地投身革命。张仲瀚就是属于这样的人。每当说起张仲瀚,王震常有两句话:“张仲瀚这个人不打个人算盘。”“张仲瀚有全局观念。”当时全国胜利在即,王震构想着未来新疆蓝图的时候,他很想知道张仲瀚有什么想法。王震面对挂在壁上的中国地图,问张仲瀚:全国胜利后,你想去哪里?愿意干什么?张仲瀚指点着地图,说:新疆这么辽阔,占全国面积一大块,但是,人口稀少,只有少数民族孤孤单单地游牧生活。新疆等待解放,等待开发,将来搞建设大有可为。王震情不自禁地插话:那里能干它许多个南泥湾。张仲瀚坚决表示:不管将来新疆之行有多困难,新疆之战有多么残酷,我愿意到新疆去,一定要到新疆去。
军垦第一犁和军垦第一人?
1949年9月,王震率一兵团进抵酒泉,直叩新疆。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上旬,一兵团各部向南北疆次第进军。张仲瀚的二军第六师排在最后,集结待发。王震突然命令张仲瀚率一支小分队提前行动,限日抵达焉耆。同时,王震电请陶峙岳由迪化派出一个专家组,在焉耆与张仲瀚会合。做好开荒生产的先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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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瀚在酒泉收编了一支测量队,带了副团长谢高忠等五六名军事人员,与测量队一起分乘三辆大卡车,于1949年10月13日出发,西出嘉峪关,向天山以南的焉耆疾驰而去。
在焉耆,张仲瀚与迪化派来的以新疆水利局长王鹤亭为首的专家小组会合。在专家引导下,张仲瀚踏勘了开都河两岸的万古荒原,选定了哈拉毛墩等几处可垦之地。张仲瀚抡起砍土镘,挖开了沉睡万年的处女地,亲自察看土壤。并依专家意见,决定兴修水利,开挖大渠,引开都河水灌溉良田。工程技术人员当即开始测量绘图,打桩划线,只等大军一到,动土施工。
这条大渠,就是已然流淌了50多年,至今依然哗哗歌唱的解放渠,滋养着焉耆绿洲,哺育着子孙后代。这里的农二师,就是张仲瀚当初在山东组建的“渤海旅”,后来的二军第六师。
今天,新疆石河子军垦博物馆,陈列着一组雕塑《军垦第一犁》。笔者曾听其它垦区的同志说,我们那里才是军垦第一犁。依我浅见,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包括起义部队)在王震领导下,于1950年春开始的大生产运动,全疆各部队各垦区都是第一犁。若仅以时间先后排列名次,在以往诸多的记叙中,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张仲瀚于1949年10月先期抵达焉耆,开始垦荒生产的前期规划勘察测量,在时间上确实早于其他部队(这时其他部队多在行进途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张仲瀚是第一个踏上荒原的人。他不仅最早举起砍土镘向荒原宣战,而且,为了给春耕做准备,1949年冬天,张仲瀚带头积肥。身为师长,挑着粪筐,行走在焉耆街头。这也是最早的行动(目睹此情此景的谢高忠,50年代写过一篇记叙文《师长拾粪》,当年读过至今不忘)。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称张仲瀚是新疆“军垦第一人”?
张仲瀚离开了焉耆。他没有看到“解放渠”竣工放水。他去了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开辟新的战场。
不是南泥湾 胜似南泥湾
屯垦戍边,虽然早自汉唐即已有之,晚至清代亦有实行,但只留下了一些发人思古的地名和一些依稀可辨的废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转业,寄寓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同时又承受着自我生存的艰苦现实,古今中外无有先例,不能不说是一项大规模的综合实验。张仲瀚倾其半生心血结晶的五言长诗《老兵歌》,全诗32节,128行,640个字,可以看作是新疆生产兵团的史诗。《老兵歌》起句就是“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挡。身经千百战,高歌进新疆。”可见南泥湾在张仲瀚心中的位置。他把南泥湾视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源头。张仲瀚在兵团的讲话、报告、文章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就是“南泥湾精神”。他像“曲不离口”一样,常讲一句话:“南泥湾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
1950年,张仲瀚调任起义部队第九军政委,进驻石河子,开始新城建设。当时,军部和军首长都没有一间房。张仲瀚和大家一起挖“地窝子”,做起居之所。有人劝军政委尊手免劳。张仲瀚笑言,“干这个你们不如我,我们在南泥湾挖过窑洞。”于是,张仲瀚给周围的将校官佐们讲起了南泥湾。言毕,长啸一声,“让未来的大楼,从地窝子开始吧!”这听来像诗的语言,正是他们双手创造的实生活。一年之后,他们自己动手盖的第一座大楼,就在他们穴居的地窝子旁矗立了起来。起义军官们真实地体会了张仲瀚言传身教的“南泥湾精神”。
张仲瀚心存南泥湾情结。南泥湾大生产时(1942年),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张仲瀚,率团驻在南泥湾南部边缘的九龙泉。这位书生出身的团长,和战士们一起参加开荒竞赛,白皮嫩肉的双手磨出了血泡,仍然坚持抡着镢头,争当劳动模范。九龙泉变了样,一片好风光。张仲瀚取个新名“风云庄”。风从虎,云从龙,暗含“藏龙卧虎”之意。
朱德总司令来到风云庄。和他同行的是著名的爱国将军续范亭。续范老感慨不己,作《风云庄巡边》诗,刊于延安《解放日报》。诗中有云“镇边将军知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七一九团驻地属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与国民党军队仅有数十里之距,该团担负着守边任务。故有“镇边将军”之称)歌颂燕赵慷慨之士张仲瀚。毛泽东主席闻知,亲临南泥湾。喝了九龙泉的水,吃了七一九团的饭。张仲瀚向主席汇报,所食粮油肉菜蛋,全是本团生产。毛泽东一乐,即席而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主席手书这八个字,鼓舞全党全军,战胜了蒋介石对边区的封锁。时隔10数年,朱德1958年来到新疆.张仲瀚陪同朱老总在石河子视察,穿过高高的白杨林带,参观了二十三团农场。老总赞曰:“花园农场。”满意地说,“你们把南泥湾精神带到了新疆。”朱德想起当年巡游南泥湾,还记得续范亭的诗句,握住张仲瀚的手,笑吟“燕赵男儿贵姓张。”“在下张仲瀚,河北沧州人氏。”张仲瀚的潜台词,京剧念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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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瀚心怀“南泥湾情结”,踏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他的脚步,往往先于垦荒者的队伍。他很早就穿越罗布泊,直上阿尔金山。露宿米兰古城的废墟,他在地图上画出一个圈,告诉农二师师长谢高忠,在这里摆上一个团,就叫米兰农场,是你在罗布泊的根据地。不久,这里就变成了鱼米之乡(“文革”中,为了消除张仲瀚的影响,改称三十六团场)。谢高忠还记得,在阿尔金山,那天,猎到一只黄羊,点燃篝火烧烤。张仲瀚一边和大家分享野味,一边扮戏剧相:“金山为我献野味,助兴所憾无杜康。”引起众人一片欢笑,忘记了连日的辛劳。在新疆北端的阿尔泰山,张仲瀚考察了额尔齐斯河流域,同行的有农十师师长张立长。这是一条美丽的河,自东向西流入当时的苏联,终端汇入北冰洋。张仲瀚沿河而下,一望无际的原野人迹罕至,一片荒凉。“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张仲瀚伫立旷野,手举望远镜了望远方。他伸开手臂,指着前方对张立长说,“你们农十师师部,就设在这里吧!”张立长顺着张仲瀚手指的方向望去,极目伥寥阔,四望无人烟,茫茫大地空荡荡。张立长说,这里连个地名都没有啊。张仲瀚沉吟地说,“你们是最北边的一个师,就叫北屯吧。”北屯,就是现在共和国行政版图上的北屯市。
兵团在发展,兵团在壮大。从抡起砍土镘开荒、军垦第一犁开始,建立了一百数十个机械化大型农场。准噶尔,塔里木,戈壁变绿洲,荒原建新城。不是南泥湾,胜似南泥湾。
危难时刻,方显出英雄本色
陶峙岳、张仲瀚领导兵团创建的丰功伟绩,书写在新疆辽阔的大地上,世人有目共睹,无须赘述。唯有两件事,意义不凡,但以往不曾宣传,国人不知。
其一,全国“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个省有数百上千万人饥饿死亡,全国粮荒。兵团因为人员大量增加,粮食也不富裕。张仲瀚和各师商议,为国分忧,自己勒紧裤带,挤调数百万斤粮食,支援灾情最严重的几个省。
灾荒年间,各省都有大批农民外出逃荒,称之为“盲流”,实则是灾民,难民。“盲流”大量涌入新疆。兵团主管部门下发通知,指令各师清退遣返“盲流”。张仲瀚下部队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制止。他语重心长地说,国家有困难,我们不分担谁分担。老百姓生活没有着落,我们不能眼看着不管。张仲瀚打电话给兵团机关,责令撤销此项通知。张仲瀚绿灯一开,各师安置“盲流”作农场和工矿单位的正式职工。保守估计,全兵团几年间吸纳盲流(灾民)总数约有三四十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人口数量更为庞大。
兵团此举,为当时全国社会之稳定,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张仲瀚主动担承,为党为国分忧,真切的爱民之心,何其可贵。
其二,1962年5月,新疆发生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在当时苏联政府驻新疆几个领事馆的策动下,伊犁、塔城边境地区数万当地居民越境逃往苏联。事发突然,边境一时空虚。村镇被弃,田园荒芜。地方没有足够的边防警察,军队不能冒然开上边境。紧急情况急需紧急应对措施。中南海关注着事态变化。在新疆党政军高峰会议上,张仲瀚挺身而出,我们上!兵团不军不民,亦军亦民。我们替他们代种,代收,代管(简称“三代”),等待他们回来,我们全部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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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时刻,方显出英雄本色。亦显出张仲瀚的政治智慧。中央同意“三代”良策。张仲瀚命令北疆各师:抽调干部,组成“三代”工作队,立即奔赴边境地区。始终保持军队作风的生产建设兵团,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几日之内,多支“三代”工作队即到达边境,化险为夷,消除了危急。
后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布署下,兵团沿边境线建立了十几个边境农场,和解放军边防部队,当地各族人民,共同筑起了钢铁长城,悍卫祖国边防。
张仲瀚,称得上是位“全才”、“通才”。政治、军事自不待说。兵团的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在他的智慧运作之中。经济管理,基本建设,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渗透着张仲瀚的心血,处处可见张仲瀚的杰作。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新疆那座美丽的城市石河子,城市规划设计图,尽是出自张仲瀚之手。他无师自通,找来相关的专业书籍苦心研习,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设计图,就在张仲瀚的手中诞生了。经过众多专家和领导严肃慎重的审议,张仲瀚的设计,取代了原来一位苏联专家的设计。张氏平面图,终成立体的石河子市。今天,漫步在石河子市子午路的林荫下,也不得不承认,当初规划设计的科学合理。还有那座平房招待所,更是张仲瀚建筑设计的得意之作。庭院式风格,但又不封闭。几代国家领导人,还有胡志明主席,西哈努克亲王,都曾在这里下榻。
张仲瀚一手创办了兵团农学院(今石河子大学),自兼院党委书记。他建全了兵团与各师的农科院(所)。那时,他就在实行“科教兴兵团”。这是大事。他也办“小事”。
张仲瀚创意策划,由兵团商业部门具体实施,在乌鲁木齐开设了一家餐厅,号称“百花村”。是张仲瀚亲自命名题匾。内设全国各地分餐厅,经营各地方饭菜。让远离故土献身边疆的人们,在这里吃顿家乡饭,以慰思乡之情。饭店开张时,张仲瀚书赠对联:“店里乾坤大,壶中日月天”。又分明是位雅士。
兵团艺术剧院,则是张仲瀚的文化大手笔。请勿忘记,30年代初,张仲瀚就是“北平左翼剧联”的活跃分子,自己就是编剧演剧的能手。现在兵团的文学刊物《绿洲》,刊名是张仲瀚在50年代创刊时题签。写这两个字时,张仲瀚还说,“我们不但要有生产粮棉的绿洲,还要有生产精神食粮的绿洲。”兵团的百万职工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地方文化多样性。为了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张仲瀚下大力气创建了兵团艺术剧院。他亲自出马,延聘名演员,从相关省市引进剧团。艺术剧院除文工团的歌舞、话剧,有京剧、秦剧、豫剧、越剧、楚剧、杂技等多个专业表演团体。一时欣欣向荣,百花齐放。根据维吾尔族民间传说创作的戏曲《王子与公主》,由越剧、楚剧先后上演。“上影”决定拍摄楚剧舞台艺术片。已经进了摄影棚,“文革”开始,胎死腹中。京剧团有张仲瀚这位内行打造,从北京“挖”来了于鸣奎、张丽娟、马最良三块名牌。在大江南北巡演,在北京长安、吉祥两大戏院登台,还被请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专场演出。那天晚上的戏单,剧目和演员,由张仲瀚亲定。风光一时。
1965年7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访归来在新疆停留。到达的第二天,即赴石河子新城和农八师垦区视察。张仲瀚独出心裁,把总理接见上海支边青年代表的活动,安排在农场的林带里。树影婆娑下,周总理和上海知青淡笑风生,一句“你们上海的老市长看望你们来啦!”立刻打消了青年们的拘谨,紧紧地围在二位领导人身旁,一张张青春的笑脸像花儿一样绽放。总理习惯地左手卡腰,笑的更是乐不可支。张仲瀚站在一位上海姑娘的身后,一脸的幸福。这田边地头的会见,多么亲切自然。
周总理对新疆兵团和张仲瀚,非常关注。1962年,周恩来要去广州开会,通知张仲瀚由新疆赶往北京同乘专机,总理要利用空中航行的时间和张仲瀚谈话。总理透露,毛主席和总理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把全国军队的三分之一,组建成类似新疆兵团的生产建设部队。约张仲瀚来,就是要详细了解兵团的内部机制,特别是经济核算制度。空中谈话没有结束,在广州又连续进行了几个夜晚。总理说,你去军委会议,讲讲你们的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北京,罗瑞卿总长安排了半天时间,请张仲瀚作专题报告。在全军的最高会议上,张仲瀚讲述了亦军亦民非军非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之后,周总理又曾两次召集张仲瀚等人到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研究甘、青、宁各省已有的几个农建师和新建西北林业兵团的工作问题。总理对张仲瀚说,这几件事,你都要管起来。
壮志未酬身先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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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毁灭了张仲瀚的鸿鹄之志。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掌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初始,就把毒箭射向张仲瀚。他们知道张仲瀚在新疆根深叶茂,便把他押到北京批斗。对边疆几乎一无所知的江青,来到批斗大会煽风点火。她毫无事实根据,信口雌黄,当众诬蔑凌辱张仲瀚。江青恶语一出,张仲瀚就成了“钦定”的兵团头号“走资派”、“反革命”。
造反派得了鸡毛当箭令,把张仲瀚押回乌鲁木齐,在人民广场举行批斗大会。那是寒冷的冬季,天上飘着鹅毛大雪。他们把张仲瀚剃了光头,特意找来一件新疆最低劣的蓝布老羊皮大衣,包裹着张仲瀚,身后插着类似“亡命牌”“的“反革命分子”标志牌,押到广场亮相。他们要的只是羞辱丑化张仲瀚,宣示张仲瀚已然被打倒,抹煞人们心目中那位英俊潇洒气宇轩昂且功勋卓著的领导人形象。从此,张仲瀚与人世隔绝,在北京某监狱的单人牢房里被监禁8年零3个月。他再也没有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新疆。张仲瀚临终前说过一句话:我这一生最伤心的事,就是被迫离开了新疆。
多少人想探视张仲瀚,可是他们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张仲瀚的兄妹到处打听亲人的下落,不得而知。即使张仲瀚本人出狱后,他也不知道关押他的那是个什么地方。他只知道,那是一座圆弧形牢房,中间一座高高的岗台,持枪的解放军战士,警惕地监视着他这位将军。
病重的周恩来惦记着张仲瀚。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一份对张仲瀚解除监禁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面前。主席说,张仲瀚原是部队的人,还让他回部队去。
张仲瀚被安排进总政招待所久住。在第一时间得知消息的是他住在北京的一位妹妹。妹妹即刻赶往招待所,看望刚从监狱出来的二哥。面前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腰身佝偻的老人。身上那条呢子裤,缝线开了,裤管已成一条条的碎布,像拖把一样搭拉在脚面。从前那件抢眼的呢子大衣,也已经磨损得像麻袋片披在身上。狱中8年,一套衣服没有离过身。妹妹抱住老人,叫一声“二哥!”号啕大哭,“是我的二哥吗?!”
不久,张仲瀚住进了医院。很多很多人络绎不绝地探视,张仲瀚很少谈及狱中的经历。那不只是他个人的冤屈,那是共产党的耻辱。他不愿给自己的党抹黑。直到1979年底,经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决定,推翻了原中央文革专案组强加在张仲瀚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完全恢复名誉,分配张仲瀚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
这时,张仲瀚住在三0一医院,正在呕心沥血的撰写他总题为《忆新疆》的回忆录。预感到自已来日不多,他夜以继日地写作。身边工作人员劝他注意休息,身体第一。他说,这是我最后的战斗,不完成任务,去向马克思报到,马克思不收。他的《忆新疆》拟就了十一个题目,完成了前三篇之后,他的心脏病病情加重,暂时中止回忆录写作,开始起草给党中央的意见书,建议尽快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后期,新疆兵团建制被撤销)。他忍着病痛,一字字一句句地向党中央坦陈忧国忧民之情,陈述新疆生产兵团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战略作用。他用生命在呼唤,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在这份意见书送给胡耀邦同志数日之后,1980年3月9日,张仲瀚病逝于三0一医院。终年65岁。
壮志未酬身先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007年4月10日晨4时完稿
2007年4月18日改定
于北京龙泽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