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之外单列，自成一社会体系。国家的各项活动，都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席位。兵团能有今天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岂能忘一代创业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更难忘一位帅才——燕赵慷慨之士张仲瀚——
　　
　　开篇小引：副政委是“一号人物”
　　
　　 1954年，中央决定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是起义将领陶峙岳；政治委员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兼任；副司令员程悦长、赵锡光；副政治委员张仲瀚。照此五人名单,张仲瀚名列最后。同时成立兵团党委,王恩茂兼书记,张仲瀚任副书记。王恩茂是新疆第一把手，主持自治区党委，统领全局；所兼兵团政委、党委书记一职，是保证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的组织原则。兵团党委的实际工作，由副书记张仲瀚主持。副司令员程悦长，指挥剿匪战斗后，因重病赴北京住院治疗，直至1961年逝世。赵锡光副司令员领导石河子城市建设，积劳成疾，不幸于1955年病逝。实际上，兵团只有陶峙岳、张仲瀚二位领导。陶峙岳高风亮节，身为上将司令员，但自觉地置身于党委领导之下。兵团机关习惯对张仲瀚免姓只称“副政委”，但上下内外都知道，副政委是兵团的“一号人物”。兵团的这一领导架构，稳定地保持至1965年，张仲瀚升任兵团第二政委（第一政委仍由王恩茂兼），并任新疆军区副政委。此外，张仲瀚身兼国家农垦部副部长（部长王震），分管西北地区的农垦事业。是此，从兵团成立到“文革”前的十数年间，张仲瀚是创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实际主要领导人，这是历史事实。
　　 上世纪50年代，我曾经许多次近距离接触并观察这位兵团领导人。兵团大院的一座小楼，兼作兵团的小招待所。楼上南北两端各有一个里外套间，分别是陶峙岳司令员和张仲瀚副政委的办公室。张仲瀚单身一人，办公室就是他的“家”。里间一张床，两只沙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私人空间。那时，他40岁出头。毕挺的身材。宽厚的肩膀。圆润而有棱角的脸膛。战火与风沙也摧毁不了的白皙皮肤。一双清澈智慧的眼睛。一头自然卷曲“一边倒”的乌黑短发，在凛冽寒风中更显得朝气勃发。如果抛开他共产党高干的身份，俨然是位风流倜傥的绅士。但，他却是一位久经沙场南征北战的将军；是一位运筹帷幄在戈壁荒原创造绿洲新城的领导者；又是一位抡起砍土镘开荒、挑起粪筐积肥的劳动者。那时，兵团机关流传着许多张仲瀚的轶事趣闻。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央在全国遴选适合担任大使的外交官，张仲瀚被选中。他的政治资历，文化修养，形象风度，皆为理想人选。但他不结婚，没有夫人。大使在外交场合是要有夫人陪同的。就这，张仲瀚也没有改变自已的坚守，终身未婚。
　　岁月流逝，我也步入了古稀之年。有“当代史记”之称的《中华儿女》杂志，早就约我写一篇记叙张仲瀚生平的文章，唤醒了我的记忆。可我觉得，为一位逝去已近30年的贤者撰文，似乎是写“招魂曲”，追寻一个人的魂灵。但愿招得忠魂来，滋养我们的精神。
　　
　　三五九旅的“另类”团长
　　
　　 八路军三五九旅是由红六军团整编而成，团、营、连干部都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唯独张仲瀚，是“半路”而来，而且一来就是主力团长。
　　 张仲瀚本是河北沧州人，自幼随伯父在北京长大，是个官僚家庭出身的阔少爷。据说上学时都住在老北京的六国饭店。酷好文学戏剧，是北平“左翼戏剧联盟”的活跃分子，也是一位连当年名角大腕都熟知的“京剧名票”。读高中时，就自办刊物，创作发表小说、剧本。那正是“9.18”事变的年月，“抗日救国”的呼声沸腾着北平。张仲瀚和于伶、宋之的等人共同组织“北平剧团协会”，把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剧团联合起来，走向社会，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3年，18岁的张仲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仲瀚的伯父，早年毕业于北洋法政大学，为官多年。时任河北省民政厅长，为自已的亲侄谋得博野县警察局长一职。张仲瀚已是共产党员，这反动政府的警察局长当得当不得，他得请示地下党组织。时值“高蠡暴动”失败，党组织指示张仲瀚抓住这个警察局长的职务，以便保护革命力量。于是20岁的张仲瀚走马上任，很快与博野地下党取得联系，让这个反动职务为革命事业服务。
　　 1937年“7·7”事变，全国抗日军兴。警察局长张仲瀚，拒绝伯父的电话召回，拒绝与县长南逃，在博野竖起了“河北民军”的抗日旗号，自任司令。他用从县长手中扣下的县府财政，由太原买回2000条枪。以县保安队作军事骨干，请地下党派党员任政治干部，动员民众积极入伍，一时就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他本人也开始学习军事，积极练兵，准备迎击日寇，保卫河北，保卫家乡。“河北民军”很快成了冀中地区很有实力的地方武装。“张司令”也名播四方。
　　


　　 此际，吕正操率部开到冀中举兵抗日。吕正操与张仲瀚互相拜会，一见如故，志同道合，联手抗日。不久，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员张仲瀚，庆幸“河北民军”有了归属。他放弃司令职权，主动把“河北民军”完整地交给吕正操，自己带了二三十人去另闯天下。他要为共产党再创建一支抗日武装。
　　 张仲瀚回到故乡，另立旗号，称“津南人民自卫军”，仍然自称司令。他奔走呼号，招募人马，筹钱买枪，不出三月，又发展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出师就与日军板垣部交战，打跑了日本鬼子，消灭了汉奸石友三，接连打了好几个著名的胜仗。“津南人民自卫军”威震一方，“张司令”更是英名远扬。这时，张仲瀚只有二十二三岁，短时间内拉起两支队伍，且能打胜仗，近乎传奇。足见这位学生出身的青年，具有不凡的号召力，并有相当的军事组织和指挥能力。
　　 贺龙看到了张仲瀚的潜质和他这支队伍的实力，决定将津南人民自卫军与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合并，由张仲瀚任团长。就这样，张仲瀚带着他的津南人民自卫军列入了三五九旅建制，一来就是响噹噹的主力团长。可贵的是，他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团队。在王震领导下，共同经历了三五九旅以后全部的战斗历程。张仲瀚由团长而旅长，师长，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经历过一百多次战斗，打过许多大胜仗。击毙过敌师长，活捉过敌军长。有记录可查，张仲瀚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老同志们无不佩服，称赞这位投笔从戎的白面书生是位军事奇才。
　　 王震当然了解张仲瀚的全部历史。王震向来对知识分子，对那些富豪家庭出身参加革命的人比较看重。因为人家不是生活所迫逼上梁山．人家是对信仰的选择，是以国家民族解放为已任，放弃优裕的生活，自觉地投身革命。张仲瀚就是属于这样的人。每当说起张仲瀚，王震常有两句话：“张仲瀚这个人不打个人算盘。”“张仲瀚有全局观念。”当时全国胜利在即，王震构想着未来新疆蓝图的时候，他很想知道张仲瀚有什么想法。王震面对挂在壁上的中国地图，问张仲瀚：全国胜利后，你想去哪里？愿意干什么？张仲瀚指点着地图，说：新疆这么辽阔，占全国面积一大块，但是，人口稀少，只有少数民族孤孤单单地游牧生活。新疆等待解放，等待开发，将来搞建设大有可为。王震情不自禁地插话：那里能干它许多个南泥湾。张仲瀚坚决表示：不管将来新疆之行有多困难，新疆之战有多么残酷，我愿意到新疆去，一定要到新疆去。
　　
　　军垦第一犁和军垦第一人？
　　
　　 1949年9月，王震率一兵团进抵酒泉，直叩新疆。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上旬，一兵团各部向南北疆次第进军。张仲瀚的二军第六师排在最后，集结待发。王震突然命令张仲瀚率一支小分队提前行动，限日抵达焉耆。同时，王震电请陶峙岳由迪化派出一个专家组，在焉耆与张仲瀚会合。做好开荒生产的先期准备工作。
　　


　　 张仲瀚在酒泉收编了一支测量队，带了副团长谢高忠等五六名军事人员，与测量队一起分乘三辆大卡车，于1949年10月１3日出发，西出嘉峪关，向天山以南的焉耆疾驰而去。
　　 在焉耆，张仲瀚与迪化派来的以新疆水利局长王鹤亭为首的专家小组会合。在专家引导下，张仲瀚踏勘了开都河两岸的万古荒原，选定了哈拉毛墩等几处可垦之地。张仲瀚抡起砍土镘，挖开了沉睡万年的处女地，亲自察看土壤。并依专家意见，决定兴修水利，开挖大渠，引开都河水灌溉良田。工程技术人员当即开始测量绘图，打桩划线，只等大军一到，动土施工。
　　 这条大渠，就是已然流淌了50多年，至今依然哗哗歌唱的解放渠，滋养着焉耆绿洲，哺育着子孙后代。这里的农二师，就是张仲瀚当初在山东组建的“渤海旅”，后来的二军第六师。
　　 今天，新疆石河子军垦博物馆，陈列着一组雕塑《军垦第一犁》。笔者曾听其它垦区的同志说，我们那里才是军垦第一犁。依我浅见，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包括起义部队）在王震领导下，于1950年春开始的大生产运动，全疆各部队各垦区都是第一犁。若仅以时间先后排列名次，在以往诸多的记叙中，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张仲瀚于1949年10月先期抵达焉耆，开始垦荒生产的前期规划勘察测量，在时间上确实早于其他部队（这时其他部队多在行进途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张仲瀚是第一个踏上荒原的人。他不仅最早举起砍土镘向荒原宣战，而且，为了给春耕做准备，1949年冬天，张仲瀚带头积肥。身为师长，挑着粪筐，行走在焉耆街头。这也是最早的行动（目睹此情此景的谢高忠，50年代写过一篇记叙文《师长拾粪》，当年读过至今不忘）。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称张仲瀚是新疆“军垦第一人”？
　　 张仲瀚离开了焉耆。他没有看到“解放渠”竣工放水。他去了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开辟新的战场。
　　
　　不是南泥湾 胜似南泥湾
　　
　　 屯垦戍边，虽然早自汉唐即已有之，晚至清代亦有实行，但只留下了一些发人思古的地名和一些依稀可辨的废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转业，寄寓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同时又承受着自我生存的艰苦现实，古今中外无有先例，不能不说是一项大规模的综合实验。张仲瀚倾其半生心血结晶的五言长诗《老兵歌》，全诗32节，128行，640个字，可以看作是新疆生产兵团的史诗。《老兵歌》起句就是“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挡。身经千百战，高歌进新疆。”可见南泥湾在张仲瀚心中的位置。他把南泥湾视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源头。张仲瀚在兵团的讲话、报告、文章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就是“南泥湾精神”。他像“曲不离口”一样，常讲一句话：“南泥湾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
　　1950年，张仲瀚调任起义部队第九军政委，进驻石河子，开始新城建设。当时，军部和军首长都没有一间房。张仲瀚和大家一起挖“地窝子”，做起居之所。有人劝军政委尊手免劳。张仲瀚笑言，“干这个你们不如我，我们在南泥湾挖过窑洞。”于是，张仲瀚给周围的将校官佐们讲起了南泥湾。言毕，长啸一声，“让未来的大楼，从地窝子开始吧！”这听来像诗的语言，正是他们双手创造的实生活。一年之后，他们自己动手盖的第一座大楼，就在他们穴居的地窝子旁矗立了起来。起义军官们真实地体会了张仲瀚言传身教的“南泥湾精神”。
　　 张仲瀚心存南泥湾情结。南泥湾大生产时（1942年），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张仲瀚，率团驻在南泥湾南部边缘的九龙泉。这位书生出身的团长，和战士们一起参加开荒竞赛，白皮嫩肉的双手磨出了血泡，仍然坚持抡着镢头，争当劳动模范。九龙泉变了样，一片好风光。张仲瀚取个新名“风云庄”。风从虎，云从龙，暗含“藏龙卧虎”之意。
　　 朱德总司令来到风云庄。和他同行的是著名的爱国将军续范亭。续范老感慨不己，作《风云庄巡边》诗，刊于延安《解放日报》。诗中有云“镇边将军知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七一九团驻地属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与国民党军队仅有数十里之距，该团担负着守边任务。故有“镇边将军”之称）歌颂燕赵慷慨之士张仲瀚。毛泽东主席闻知，亲临南泥湾。喝了九龙泉的水，吃了七一九团的饭。张仲瀚向主席汇报，所食粮油肉菜蛋，全是本团生产。毛泽东一乐，即席而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主席手书这八个字，鼓舞全党全军，战胜了蒋介石对边区的封锁。时隔10数年，朱德1958年来到新疆．张仲瀚陪同朱老总在石河子视察，穿过高高的白杨林带，参观了二十三团农场。老总赞曰：“花园农场。”满意地说，“你们把南泥湾精神带到了新疆。”朱德想起当年巡游南泥湾，还记得续范亭的诗句，握住张仲瀚的手，笑吟“燕赵男儿贵姓张。”“在下张仲瀚，河北沧州人氏。”张仲瀚的潜台词，京剧念白。
　　


　　张仲瀚心怀“南泥湾情结”，踏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他的脚步，往往先于垦荒者的队伍。他很早就穿越罗布泊，直上阿尔金山。露宿米兰古城的废墟，他在地图上画出一个圈，告诉农二师师长谢高忠，在这里摆上一个团，就叫米兰农场，是你在罗布泊的根据地。不久，这里就变成了鱼米之乡（“文革”中，为了消除张仲瀚的影响，改称三十六团场）。谢高忠还记得，在阿尔金山，那天，猎到一只黄羊，点燃篝火烧烤。张仲瀚一边和大家分享野味，一边扮戏剧相：“金山为我献野味，助兴所憾无杜康。”引起众人一片欢笑，忘记了连日的辛劳。在新疆北端的阿尔泰山，张仲瀚考察了额尔齐斯河流域，同行的有农十师师长张立长。这是一条美丽的河，自东向西流入当时的苏联，终端汇入北冰洋。张仲瀚沿河而下，一望无际的原野人迹罕至，一片荒凉。“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张仲瀚伫立旷野，手举望远镜了望远方。他伸开手臂，指着前方对张立长说，“你们农十师师部，就设在这里吧！”张立长顺着张仲瀚手指的方向望去，极目伥寥阔，四望无人烟，茫茫大地空荡荡。张立长说，这里连个地名都没有啊。张仲瀚沉吟地说，“你们是最北边的一个师，就叫北屯吧。”北屯，就是现在共和国行政版图上的北屯市。
　　兵团在发展，兵团在壮大。从抡起砍土镘开荒、军垦第一犁开始，建立了一百数十个机械化大型农场。准噶尔，塔里木，戈壁变绿洲，荒原建新城。不是南泥湾，胜似南泥湾。
　　
　　危难时刻，方显出英雄本色
　　
　　陶峙岳、张仲瀚领导兵团创建的丰功伟绩，书写在新疆辽阔的大地上，世人有目共睹，无须赘述。唯有两件事，意义不凡，但以往不曾宣传，国人不知。
　　其一，全国“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个省有数百上千万人饥饿死亡，全国粮荒。兵团因为人员大量增加，粮食也不富裕。张仲瀚和各师商议，为国分忧，自己勒紧裤带，挤调数百万斤粮食，支援灾情最严重的几个省。
　　灾荒年间，各省都有大批农民外出逃荒，称之为“盲流”，实则是灾民，难民。“盲流”大量涌入新疆。兵团主管部门下发通知，指令各师清退遣返“盲流”。张仲瀚下部队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制止。他语重心长地说，国家有困难，我们不分担谁分担。老百姓生活没有着落，我们不能眼看着不管。张仲瀚打电话给兵团机关，责令撤销此项通知。张仲瀚绿灯一开，各师安置“盲流”作农场和工矿单位的正式职工。保守估计，全兵团几年间吸纳盲流（灾民）总数约有三四十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人口数量更为庞大。
　　 兵团此举，为当时全国社会之稳定，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张仲瀚主动担承，为党为国分忧，真切的爱民之心，何其可贵。
　　 其二，1962年5月，新疆发生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在当时苏联政府驻新疆几个领事馆的策动下，伊犁、塔城边境地区数万当地居民越境逃往苏联。事发突然，边境一时空虚。村镇被弃，田园荒芜。地方没有足够的边防警察，军队不能冒然开上边境。紧急情况急需紧急应对措施。中南海关注着事态变化。在新疆党政军高峰会议上，张仲瀚挺身而出，我们上！兵团不军不民，亦军亦民。我们替他们代种，代收，代管（简称“三代”），等待他们回来，我们全部奉还。
　　


　　 危急时刻，方显出英雄本色。亦显出张仲瀚的政治智慧。中央同意“三代”良策。张仲瀚命令北疆各师：抽调干部，组成“三代”工作队，立即奔赴边境地区。始终保持军队作风的生产建设兵团，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几日之内，多支“三代”工作队即到达边境，化险为夷，消除了危急。
　　 后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布署下，兵团沿边境线建立了十几个边境农场，和解放军边防部队，当地各族人民，共同筑起了钢铁长城，悍卫祖国边防。
　　 张仲瀚，称得上是位“全才”、“通才”。政治、军事自不待说。兵团的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在他的智慧运作之中。经济管理，基本建设，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渗透着张仲瀚的心血，处处可见张仲瀚的杰作。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新疆那座美丽的城市石河子，城市规划设计图，尽是出自张仲瀚之手。他无师自通，找来相关的专业书籍苦心研习，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设计图，就在张仲瀚的手中诞生了。经过众多专家和领导严肃慎重的审议，张仲瀚的设计，取代了原来一位苏联专家的设计。张氏平面图，终成立体的石河子市。今天，漫步在石河子市子午路的林荫下，也不得不承认，当初规划设计的科学合理。还有那座平房招待所，更是张仲瀚建筑设计的得意之作。庭院式风格，但又不封闭。几代国家领导人，还有胡志明主席，西哈努克亲王，都曾在这里下榻。
　　张仲瀚一手创办了兵团农学院（今石河子大学），自兼院党委书记。他建全了兵团与各师的农科院（所）。那时，他就在实行“科教兴兵团”。这是大事。他也办“小事”。
　　 张仲瀚创意策划，由兵团商业部门具体实施，在乌鲁木齐开设了一家餐厅，号称“百花村”。是张仲瀚亲自命名题匾。内设全国各地分餐厅，经营各地方饭菜。让远离故土献身边疆的人们，在这里吃顿家乡饭，以慰思乡之情。饭店开张时，张仲瀚书赠对联：“店里乾坤大，壶中日月天”。又分明是位雅士。
　　 兵团艺术剧院，则是张仲瀚的文化大手笔。请勿忘记，30年代初，张仲瀚就是“北平左翼剧联”的活跃分子，自己就是编剧演剧的能手。现在兵团的文学刊物《绿洲》，刊名是张仲瀚在50年代创刊时题签。写这两个字时，张仲瀚还说，“我们不但要有生产粮棉的绿洲，还要有生产精神食粮的绿洲。”兵团的百万职工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地方文化多样性。为了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张仲瀚下大力气创建了兵团艺术剧院。他亲自出马，延聘名演员，从相关省市引进剧团。艺术剧院除文工团的歌舞、话剧，有京剧、秦剧、豫剧、越剧、楚剧、杂技等多个专业表演团体。一时欣欣向荣，百花齐放。根据维吾尔族民间传说创作的戏曲《王子与公主》，由越剧、楚剧先后上演。“上影”决定拍摄楚剧舞台艺术片。已经进了摄影棚，“文革”开始，胎死腹中。京剧团有张仲瀚这位内行打造，从北京“挖”来了于鸣奎、张丽娟、马最良三块名牌。在大江南北巡演，在北京长安、吉祥两大戏院登台，还被请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专场演出。那天晚上的戏单，剧目和演员，由张仲瀚亲定。风光一时。
　　 1965年7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访归来在新疆停留。到达的第二天，即赴石河子新城和农八师垦区视察。张仲瀚独出心裁，把总理接见上海支边青年代表的活动，安排在农场的林带里。树影婆娑下，周总理和上海知青淡笑风生，一句“你们上海的老市长看望你们来啦！”立刻打消了青年们的拘谨，紧紧地围在二位领导人身旁，一张张青春的笑脸像花儿一样绽放。总理习惯地左手卡腰，笑的更是乐不可支。张仲瀚站在一位上海姑娘的身后，一脸的幸福。这田边地头的会见，多么亲切自然。
　　 周总理对新疆兵团和张仲瀚，非常关注。1962年，周恩来要去广州开会，通知张仲瀚由新疆赶往北京同乘专机，总理要利用空中航行的时间和张仲瀚谈话。总理透露，毛主席和总理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把全国军队的三分之一，组建成类似新疆兵团的生产建设部队。约张仲瀚来，就是要详细了解兵团的内部机制，特别是经济核算制度。空中谈话没有结束，在广州又连续进行了几个夜晚。总理说，你去军委会议，讲讲你们的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北京，罗瑞卿总长安排了半天时间，请张仲瀚作专题报告。在全军的最高会议上，张仲瀚讲述了亦军亦民非军非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之后，周总理又曾两次召集张仲瀚等人到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研究甘、青、宁各省已有的几个农建师和新建西北林业兵团的工作问题。总理对张仲瀚说，这几件事，你都要管起来。
　　
　　壮志未酬身先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化大革命”，毁灭了张仲瀚的鸿鹄之志。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掌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初始，就把毒箭射向张仲瀚。他们知道张仲瀚在新疆根深叶茂，便把他押到北京批斗。对边疆几乎一无所知的江青，来到批斗大会煽风点火。她毫无事实根据，信口雌黄，当众诬蔑凌辱张仲瀚。江青恶语一出，张仲瀚就成了“钦定”的兵团头号“走资派”、“反革命”。
　　 造反派得了鸡毛当箭令，把张仲瀚押回乌鲁木齐，在人民广场举行批斗大会。那是寒冷的冬季，天上飘着鹅毛大雪。他们把张仲瀚剃了光头，特意找来一件新疆最低劣的蓝布老羊皮大衣，包裹着张仲瀚，身后插着类似“亡命牌”“的“反革命分子”标志牌，押到广场亮相。他们要的只是羞辱丑化张仲瀚，宣示张仲瀚已然被打倒，抹煞人们心目中那位英俊潇洒气宇轩昂且功勋卓著的领导人形象。从此，张仲瀚与人世隔绝，在北京某监狱的单人牢房里被监禁８年零３个月。他再也没有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新疆。张仲瀚临终前说过一句话：我这一生最伤心的事，就是被迫离开了新疆。
　　 多少人想探视张仲瀚，可是他们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张仲瀚的兄妹到处打听亲人的下落，不得而知。即使张仲瀚本人出狱后，他也不知道关押他的那是个什么地方。他只知道，那是一座圆弧形牢房，中间一座高高的岗台，持枪的解放军战士，警惕地监视着他这位将军。
　　 病重的周恩来惦记着张仲瀚。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一份对张仲瀚解除监禁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面前。主席说，张仲瀚原是部队的人，还让他回部队去。
　　 张仲瀚被安排进总政招待所久住。在第一时间得知消息的是他住在北京的一位妹妹。妹妹即刻赶往招待所，看望刚从监狱出来的二哥。面前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腰身佝偻的老人。身上那条呢子裤，缝线开了，裤管已成一条条的碎布，像拖把一样搭拉在脚面。从前那件抢眼的呢子大衣，也已经磨损得像麻袋片披在身上。狱中８年，一套衣服没有离过身。妹妹抱住老人，叫一声“二哥！”号啕大哭，“是我的二哥吗？！”
　　 不久，张仲瀚住进了医院。很多很多人络绎不绝地探视，张仲瀚很少谈及狱中的经历。那不只是他个人的冤屈，那是共产党的耻辱。他不愿给自己的党抹黑。直到1979年底，经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决定，推翻了原中央文革专案组强加在张仲瀚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完全恢复名誉，分配张仲瀚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
　　 这时，张仲瀚住在三0一医院，正在呕心沥血的撰写他总题为《忆新疆》的回忆录。预感到自已来日不多，他夜以继日地写作。身边工作人员劝他注意休息，身体第一。他说，这是我最后的战斗，不完成任务，去向马克思报到，马克思不收。他的《忆新疆》拟就了十一个题目，完成了前三篇之后，他的心脏病病情加重，暂时中止回忆录写作，开始起草给党中央的意见书，建议尽快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后期，新疆兵团建制被撤销）。他忍着病痛，一字字一句句地向党中央坦陈忧国忧民之情，陈述新疆生产兵团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战略作用。他用生命在呼唤，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在这份意见书送给胡耀邦同志数日之后，1980年3月9日，张仲瀚病逝于三0一医院。终年65岁。
　　 壮志未酬身先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007年4月10日晨4时完稿
　　2007年4月18日改定
　　 于北京龙泽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