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16日，闻一多登上海轮，越洋赴美。好友梁实秋说他“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到美国去的，他不是不喜欢美国，他是更喜欢中国”。如此浓厚的东方情结使他在美国的身份认同常常陷入矛盾与苦痛之中。
　　在海上时，闻一多就在给梁实秋的信里大吐苦水，说船上的“城市生活”扰乱了他的思想，让他大失所望。更严重的是，他说：“我的诗兴被他们戕害到几等于零；到了日本海峡及神户之布引泷等胜地，我竟没有半句诗底赞叹歌讴。不是到了胜地一定得作诗，但是胜地若不能引起诗兴，商店工厂还能么？……”对于一个注重东方传统神韵的中国新诗人而言，美国的工业文明势必将扼杀其诗情。闻一多也许早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对自己赴美求学之旅始终抱着排斥的态度。
　　8月初，闻一多抵达芝加哥。芝加哥钢筋玻璃的城市建筑任意切割着灰色的天空，机器文明所带来的喧嚣与骚动淘空了金色的理想。可是，闻一多还在以他的个性顽强地对抗异邦的同化。他想家，惟有在那想象的往日的静谧世界里，他才能任情感喷薄而出：
　　太阳啊，六龙骖驾的太阳！
　　省得我受这一天天底缓刑，
　　就把五年当一天跑完那又何妨？
　　太阳啊——神速的金马——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太阳吟》）
　　这里家的意象不局限于湖北浠水县的家，而是扩展到整个中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阐释说：“不出国不知道思家的滋味，想你……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身处陌生的国度，自会感到风俗习惯迥然有别。闻一多的怀乡病促使他惦记着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前一天，他约了同住的钱宗堡出游。眼前“热欲的蔷薇”，“微贱的紫罗兰”，却让他想起了“四千年华胄底名花”——菊花。从鸡爪菊数到白菊，诗人的情绪更见奔放，乡愁的迷雾被热烈的赞颂之声冲破：
　　啊！诗人的花呀！我想起你，
　　我的心也开成顷刻之花，
　　灿烂的如同你一样；
　　我想起你同我的家乡，
　　我们的庄严灿烂的祖国，
　　我的希望之花又开得同你一样！
　　……
　　秋风啊！习习的秋风啊！
　　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忆菊》）
　　闻一多身在美国，却对家国的念想与赞美如此炽烈，这并非毫无缘由。他容易受刺激，情绪一上来就热烈奔放，抵挡不住，异国游学的日子尤其如此。他赞美祖国，并毫不掩饰他对美国的厌恶。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说，城市文明与他的乡土情怀容易产生抵牾，自始至终均与他的古典审美情趣显得格格不入。因此，他在《孤雁》一诗中将美国比喻为“苍鹰底领土”，而自己只是一只无处藏身的“孤雁”。另一方面，美国人普遍的民族歧视心理与作法，更让他的自尊心大为受伤。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书中记载，珂泉大学的毕业典礼照例都是毕业生一男一女地排成一双一双的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但是该年毕业的六个中国学生却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而只能自行排成三队走在队列前端。梁实秋接着说：“我们心里的滋味当然不好受，但是暗中愤慨的是一多。虽然他不在毕业之列，但是他看到了这个难堪的场面，他的受了伤的心又加上一处创伤。诗人的感受是特别灵敏的，他受不得一点委屈。零星的刺激终有一天会使他爆发起来。”对祖国无条件的赞美，或许正可视为闻一多民族心理受创的一种爆发吧！
　　事实上，闻一多也有他的冷静和深沉。他知道自己国家正在经受黯淡的命运，外力入侵，军阀混战，民生凋敝。正如一切赞美之辞均可以加之于他理想的如花的祖国，一切诅咒的话语同样可以用来形容这个现实的国度。这也是闻一多这一代留美学生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他只能唱起挽歌，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中华。”
　　长城啊！让我把你也来撞倒；
　　你我都是赘疣，有些什么难舍？
　　哦，悲壮的角声，送葬的角声，——
　　画角啊！不要哀伤，也不要诅咒！
　　我来自虚无，还向虚无归去，
　　这堕落的假中华不是我的家。
　　（《长城的哀歌》）
　　闻一多重情感，重体验，在异邦所受的民族轻蔑以及曾经目睹家国的腐化凋敝，均促使他行动起来，要将矛盾的家园想象统一起来，为创造一个自己赞美过的祖国而切实落力。他最终走向了国家主义，与留美的几个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组织了“大江会”。梁实秋说，闻一多“是这一组织的中坚分子，他的热诚维持得也最长久”。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