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教师，但一到发工资的时候，她就从笑眯眯变得脸色青紫：“一样干活，为啥我的就这么点？什么时候才能转正啊？”
　　“不要着急，总有机会的。”和母亲在一所小学教书的父亲轻声安慰她。我和弟弟大气不敢出地远远看着气恼的母亲把几张钞票小心翼翼地放进花手绢，随着她手指灵巧地转动，转眼那些钞票不见了；她踮着脚，顶开深蓝色柜头门儿，手里的花手绢也不见了。偶尔母亲会给我们一角两角，我和弟弟便兴高采烈地去书店买本小人书，若有剩余更可以买些花生、麻糖之类的零食，然后坐在黄河大堤上一边看着小人书，一边瞧着蜿蜒磅礴的黄河尽头橘黄色的太阳立在水面跳跃着消逝。
　　回到家，奶奶把我们拉到厨房，悄声嘱咐不要去烦母亲。奶奶说母亲今年又没有转正，只能拿少得可怜的工资。教师就教师为啥前面还有“民办”两个字呢？我和弟弟惶惑着对视一下，把奶奶给我们的烤红薯连皮一块儿吞掉。
　　奶奶住在堂屋右边，中间隔着一道雕凤的镂空屏风，屏风依稀露出枣红底色，却已被时间染得面目全非。就算奶奶总是用我或者弟弟穿破的背心小心去擦，它还是脏兮兮的。屏风下面雕刻着一个似龙非龙的吓人动物，弟弟用铅笔刀把它的眼睛挖走，并用蜡笔在那个坑里涂上艳艳的红。这只红眼睛便每日盯着我们吃饭或者写作业。母亲曾经试图把这个破旧的屏风换成砖墙，奶奶拍着桌子说：“这是我爹给我的陪嫁，将来是要给妮做陪嫁的！”
　　奶奶屋里空荡荡的，除了条几就是一个四仰八叉的桌子。但条几上有一个筒子样的漂亮瓷瓶，奶奶说那叫帽筒。有几次，我和弟弟爬上圈椅想去看看那个大花瓶里是不是藏着好吃的东西，都被奶奶发觉拖了下来。她说，要是我们把她的瓶子打碎，会用鸡毛掸子抽死我们。这个叫“帽筒”的花瓶居然抵得上我和弟弟的命，我和弟弟大吃一惊，因为平时奶奶总说弟弟是她的命呀。大约奶奶怕我们会因为好奇对花瓶造成危害，所以她小心翼翼地将瓶子抱下来让我们查看，除了插着飞毛乍翅的鸡毛掸子，里面确实空无一物。我摸了摸瓶子，底部和瓶口凸起的花纹很是细密，瓶壁上画有粉蓝色的花插在古铜色花瓶里的形象，颜色很柔和，就像奶奶的眼睛。
　　奶奶一面守护着它，一面嘟囔我：“这是我的陪嫁，以后是要给你做陪嫁的，没有这个你怎么嫁？”奶奶不理我们已经失去的兴趣继续嘟囔：“文化大革命，要不是我把它藏到泔水缸里，早就被红小兵‘破四旧’变成瓦片片了！唉，可惜，那一只被你爹打碎了！”
　　奶奶还在嘟囔，我和弟弟已经跑到黄河边上玩沙子去了。黄河边上出生的孩子从来没用过尿布，都像我和弟弟一样，一出生就睡在沙子做成的布袋里面。那沙子细得像米糊，衣服湿了只在上面滚滚就是半干的；那时候没有洗衣机，主妇们把冬天急穿的衣物用它浸个半干再去晒。一方水土一方人，黄河岸边的沙土抚育出生命力旺盛的东阿人，他们像沙子一样活在生活的犄角旮旯，比沙子还要坚韧。
　　我和弟弟玩够沙子回到家，看到花瓶四平八稳地坐回条几，母亲的脸色终于好起来。只有那只红眼睛一如既往地看着我们在摇曳的马灯光下喝玉米糊糊。
　　奶奶没有看到我出嫁。她走的时候握着父亲的手，指着花瓶说：“给妮做陪嫁，娘家不给帽筒，她的男人做不了官！”
　　我终于知道这个花瓶是奶奶的祖父做知县时用来放官帽的物件。奶奶心里念念不舍让帽筒做回帽筒。可惜，奶奶的愿望至今也没有实现。一则我老公只是平头百姓，二则就算是他从政也没有帽子可戴；更出乎奶奶意料的是，现在，就算是冬天，鲁西的男人也不会顶着帽子来来去去。
　　帽筒终究做不了帽筒了，我给它新的用途，那是我蓄谋已久的。我请插花师傅插上和帽筒图案一样颜色形状的干花，瓶壁上的花儿游历过百年沧桑岁月后，和瓶里的花儿一道在阳光下日夜灿烂。
　　（编辑·王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