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开始主宰一切的年代，一个人应该用怎样的方式‘销售’自己的商业思想?”我是在某日读网络新闻时，突然冒出这个问题。
　　譬如，一个房地产专家说：“在设计城市的功能时，应该根据居民收入的高低，进行一定程度的合理规划和区隔。”这样的言论一定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至少没有人会觉得有异议。可是，你如果说，“城市就应该有富人区和穷人区”，那么，你马上会成为“网络红人”。这不是一个想象中的比喻，“地产大嘴”任志强的出名就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
　　在一向“娱乐化”的地产界，除了任志强之外，万通集团的冯仑也是一个深谙“野蛮之道”的明星。在看过李安的电影《色·戒》之后，冯仑突然大发感慨说：“民企遇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色，一个是戒。我要学习汤唯，很好地把人性展露出来，即使露点也义无反顾，因为心地清白，所以脱得干净。”接着说到房地产的供求观察，他说：“未婚女性刺激了中国的房地产需求，离婚女性促进了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甚至改变了某些上市公司大股东结构。”这些话一说出来，当即上了各网络媒体的显赫版面。今年初，冯仑倒腾出了一本新书，书名居然就是《野蛮生长》，里面的“段子”俯身可拾。在新书首发式上，他请来中央台的王小丫当主持人，王小丫一本正经地问：“这里有几个词：管理、金钱、伟大、女人、政商关系……冯总，您最想从中挑哪个词来阐述您的观点?”冯总毫不犹豫地说：“我挑女人。”就这么一段无厘头式的对答，第二天上了各网站的版面。
　　不久前，我为做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的《中国经营者》，去北京访问冯仑。我先是让他猜一个人：“有一个同志，1957年出生，他15岁入团，20岁入党，27岁读完中央党校的研究生，46岁获得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学位，早年写过一本书《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这个人是谁?”冯仑听着就一个劲儿地笑。然后，我问他：“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说起话来老是很野蛮的样子?”冯仑的回答倒也直接：“我用博士的方式说话现在还有人听吗?”
　　冯仑的反问好像很难反击，因为“博士语言”现在似乎真的已经没人肯耐心听了。任志强和冯仑，其实都没有说出什么深奥的道理，甚至他们所想表达的思想也一点都不离经叛道，可是他们却总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应，拥护或反对，赫然对立。这便是互联网语言的“野蛮魅力”。
　　这一年多年来，我们看到，即便是一些严谨的经济学家，居然也开始用这样的野蛮语言销售他们的思想。其中，最让我意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教授，他在最近半年里频频说出一些野蛮的话，譬如“高学费有利于穷人孩子读书”、“公务员是改革的弱势群体”，这些言论都在网上引起了轰动性的讨论。我当时初一听到，痛感张教授的逻辑似乎已经错乱到该住院的地步了。然而，上网把他的发言全文认真地通读了之后，却恍然他原来比我还要正常，所论十分中庸，均是寻常之言。张教授在随后的口水战中也大喊“冤枉”，以为人们没有读懂他的意思。另一个是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他一向被敬为“穷人经济学家”，多年之前，茅老便拿出自己微薄的收入在京郊农村为农民设立金融互助小组，其道德、文章向来被世人公认。而茅老先生近年来也突然说出了一些很惊人的话，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为富人办事，替穷人说话”。此言一出，就在网上引来无数“砖头”，很多人以为终于挖出了一个富人阶层的代言人。然而，茅老的话语意味深长，岂是字面意思所能简单涵盖。
　　思想跟所有的商品一样，都是要“销售”的。在人声喧嚣的互联网大集市里，也许任何文雅、理性的声音都容易被淹没，反而是一声野蛮而强悍的呐喊，能够引来必要的呼应。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