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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脚不便的罗高寿拄着拐杖，一边蹒跚前行，一边还打趣地引用邓小平的名言自言自语道：“胆子要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在中国，如果提起伊戈尔·罗加乔夫，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是谁；而如果提起罗高寿，不说家喻户晓，但至少是一代中国人熟悉的名字。
由于2008年9月因车祸受伤，前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机会减少了。中俄建交60周年之际，《望东方周刊》记者原本得到了与老人面谈的机会，但终因他的健康原因而未能如愿。为了还原罗高寿在中俄关系的历史坐标，记者翻开了以往的采访记录。
中文名字继承自父亲
罗高寿的父亲阿列克谢·罗加乔夫是一位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汉学家兼外交家。他最早把中国古典名著《水浒》和《西游记》，以及鲁迅的《祝福》、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作品介绍给俄语读者。
阿列克谢·罗加乔夫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罗高寿。这个美好吉祥的名字，后来被他的儿子沿用，并且成为了中俄友谊的一个符号。
2004年7月，时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的罗高寿，在对本刊记者谈起与中国的渊源时说，自己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热爱“都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
罗高寿一出生就在中国生活。1932年，刚满一个月的他跟着母亲来到新疆，与正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苏联总领事馆任职的父亲团聚。1936年，他又跟随父母到了哈尔滨的苏联总领事馆，那时的哈尔滨和整个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
“那年冬天很冷。日本占领军宣布封闭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不许人员外出。当时生活很艰难。父母不许我在院子里玩，因为害怕把地上的积雪弄脏——总领事馆日常饮用水主要就靠这些积雪。直到法国驻哈尔滨总领馆派人送来食品，我们才度过了那个漫长的冬天。”他回忆说。
未了的夙愿是找到和毛主席的合影
1956年4月，罗高寿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汉语专业毕业后，在熟悉的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外交官生涯。
当时，这个苏联小伙子在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当翻译。那年夏天，他陪同苏联政府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中国考察。一个半月间，两人先去武汉，然后沿长江往东又去了许多城市和农村，主要调研血吸虫病疫情及防治情况。由于疫情严重，罗高寿和副部长两人同时闹肚子。回北京后，罗高寿瘦了12公斤，副部长瘦了8公斤，大家几乎认不出他们了。
1958年1月，罗高寿开始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任翻译。1960年11月，苏联驻华大使馆举办招待会，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3周年，这是一次让他终生难忘的活动。
“中国外交部事先通知大使馆，出席招待会的中方最高级别嘉宾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招待会快开始时，契尔沃年科大使和我在楼下等候。不一会儿，周总理的车来到大使馆门口。他一下车就悄悄对大使说，10分钟后毛主席也要到大使馆来。”
这个消息让大家感到格外兴奋和紧张，因为毛主席从不参加外国大使馆举办的礼节性活动。当毛主席和契尔沃年科大使在二楼白厅交谈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大使们纷纷往前挤，想要近距离目睹伟人的风采。
罗高寿至今仍有一个夙愿未了，就是希望找到当时自己与毛主席的合影，“我知道这很困难，但我很想得到照片，因为这些照片太珍贵了”。
中苏关系最低潮时，“使馆周围全是红卫兵”
1969年3月，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罗高寿再次来到中国，任驻华大使馆参赞。
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处于最低潮，罗高寿形容当时北京“很不安宁，使馆周围全是红卫兵”，有大约9个月的时间，外交官们出于安全考虑，不能带家属。
同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回国途中在北京停留数小时，与周恩来就边境问题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了重要共识。
罗高寿参加了这一历史性会谈，并成为以后双方进行边境问题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随后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就率团来北京谈判，罗也参与其中。
忆及这段，罗高寿说：“我永远记得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的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事件。回忆过去就会明白，如果多一些克制、善意和忍让，少一些教条主义，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许多问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1986年，已升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罗高寿，被苏联政府任命为苏中边境问题谈判团团长。2008年7月，中俄外长在北京共同签署两国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图，这标志着中俄4300公里的边界全线勘定。
罗高寿当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对于中俄双方成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表示热烈祝贺，并称赞双方外交官在谈判中“显示了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我是怀着伤感离去的”
1989年5月，罗高寿随戈尔巴乔夫访华，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一刻。1992年初，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签署总统令，任命罗高寿为驻华大使。
罗高寿曾对本刊记者说：“我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后来的经历告诉我，对所在国的语言、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了解以及翻译工作，对外交官的活动都有很大帮助。”
2005年5月21日，罗高寿结束了长达13年的驻华大使任期，离京回国。当天，在首都机场贵宾室，73岁的他对本刊记者说：“我的朋友遍中国。我是怀着伤感离去的。”他表示，俄中两国是战略协作伙伴，希望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够继续下去，“愿中国给世界带来和平、安宁、稳定”。
对于罗高寿的离任，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说：“我们在中国少了一位朋友，但在俄罗斯多了一位朋友!”
事实上，罗高寿并没有从此告别中国。他担任新职务——俄联邦委员会委员之后，几乎每个月都要来中国公干。2006年，他再次来京参加中国“俄罗斯年”中文报道新闻奖的评选活动。身为俄方评委主席的他开玩笑地说：“我跟我们领导说了，请他允许我在北京常驻，有事的话就去莫斯科出趟差。”
2008年9月，第五届贝加尔经济论坛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举行，记者再次见到了久违的罗高寿。贝尔加湖边的焰火表演结束后，天空飘起了雨点。记者见状，主动打伞为老人遮雨。腿脚不便的罗高寿拄着拐杖，一边蹒跚前行，一边还打趣地引用邓小平的名言自言自语道：“胆子要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虽然在中俄建交60周年之际，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法当面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专访，但他仍通过电子邮件，发来了自己撰写的纪念文章。
罗高寿在文中写道，约一个世纪前，俄国的政治人物维特曾指出，在东方拥有强大和完整的中国作为邻邦，对于俄国是有利的。回顾我们两国60年来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出，彼此合作和睦邻关系的不断发展，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标志性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在中国，如果提起伊戈尔·罗加乔夫，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是谁；而如果提起罗高寿，不说家喻户晓，但至少是一代中国人熟悉的名字。
由于2008年9月因车祸受伤，前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机会减少了。中俄建交60周年之际，《望东方周刊》记者原本得到了与老人面谈的机会，但终因他的健康原因而未能如愿。为了还原罗高寿在中俄关系的历史坐标，记者翻开了以往的采访记录。
中文名字继承自父亲
罗高寿的父亲阿列克谢·罗加乔夫是一位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汉学家兼外交家。他最早把中国古典名著《水浒》和《西游记》，以及鲁迅的《祝福》、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作品介绍给俄语读者。
阿列克谢·罗加乔夫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罗高寿。这个美好吉祥的名字，后来被他的儿子沿用，并且成为了中俄友谊的一个符号。
2004年7月，时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的罗高寿，在对本刊记者谈起与中国的渊源时说，自己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热爱“都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
罗高寿一出生就在中国生活。1932年，刚满一个月的他跟着母亲来到新疆，与正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苏联总领事馆任职的父亲团聚。1936年，他又跟随父母到了哈尔滨的苏联总领事馆，那时的哈尔滨和整个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
“那年冬天很冷。日本占领军宣布封闭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不许人员外出。当时生活很艰难。父母不许我在院子里玩，因为害怕把地上的积雪弄脏——总领事馆日常饮用水主要就靠这些积雪。直到法国驻哈尔滨总领馆派人送来食品，我们才度过了那个漫长的冬天。”他回忆说。
未了的夙愿是找到和毛主席的合影
1956年4月，罗高寿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汉语专业毕业后，在熟悉的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外交官生涯。
当时，这个苏联小伙子在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当翻译。那年夏天，他陪同苏联政府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中国考察。一个半月间，两人先去武汉，然后沿长江往东又去了许多城市和农村，主要调研血吸虫病疫情及防治情况。由于疫情严重，罗高寿和副部长两人同时闹肚子。回北京后，罗高寿瘦了12公斤，副部长瘦了8公斤，大家几乎认不出他们了。
1958年1月，罗高寿开始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任翻译。1960年11月，苏联驻华大使馆举办招待会，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3周年，这是一次让他终生难忘的活动。
“中国外交部事先通知大使馆，出席招待会的中方最高级别嘉宾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招待会快开始时，契尔沃年科大使和我在楼下等候。不一会儿，周总理的车来到大使馆门口。他一下车就悄悄对大使说，10分钟后毛主席也要到大使馆来。”
这个消息让大家感到格外兴奋和紧张，因为毛主席从不参加外国大使馆举办的礼节性活动。当毛主席和契尔沃年科大使在二楼白厅交谈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大使们纷纷往前挤，想要近距离目睹伟人的风采。
罗高寿至今仍有一个夙愿未了，就是希望找到当时自己与毛主席的合影，“我知道这很困难，但我很想得到照片，因为这些照片太珍贵了”。
中苏关系最低潮时，“使馆周围全是红卫兵”
1969年3月，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罗高寿再次来到中国，任驻华大使馆参赞。
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处于最低潮，罗高寿形容当时北京“很不安宁，使馆周围全是红卫兵”，有大约9个月的时间，外交官们出于安全考虑，不能带家属。
同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回国途中在北京停留数小时，与周恩来就边境问题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了重要共识。
罗高寿参加了这一历史性会谈，并成为以后双方进行边境问题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随后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就率团来北京谈判，罗也参与其中。
忆及这段，罗高寿说：“我永远记得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的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事件。回忆过去就会明白，如果多一些克制、善意和忍让，少一些教条主义，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许多问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1986年，已升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罗高寿，被苏联政府任命为苏中边境问题谈判团团长。2008年7月，中俄外长在北京共同签署两国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图，这标志着中俄4300公里的边界全线勘定。
罗高寿当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对于中俄双方成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表示热烈祝贺，并称赞双方外交官在谈判中“显示了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我是怀着伤感离去的”
1989年5月，罗高寿随戈尔巴乔夫访华，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一刻。1992年初，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签署总统令，任命罗高寿为驻华大使。
罗高寿曾对本刊记者说：“我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后来的经历告诉我，对所在国的语言、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了解以及翻译工作，对外交官的活动都有很大帮助。”
2005年5月21日，罗高寿结束了长达13年的驻华大使任期，离京回国。当天，在首都机场贵宾室，73岁的他对本刊记者说：“我的朋友遍中国。我是怀着伤感离去的。”他表示，俄中两国是战略协作伙伴，希望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够继续下去，“愿中国给世界带来和平、安宁、稳定”。
对于罗高寿的离任，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说：“我们在中国少了一位朋友，但在俄罗斯多了一位朋友!”
事实上，罗高寿并没有从此告别中国。他担任新职务——俄联邦委员会委员之后，几乎每个月都要来中国公干。2006年，他再次来京参加中国“俄罗斯年”中文报道新闻奖的评选活动。身为俄方评委主席的他开玩笑地说：“我跟我们领导说了，请他允许我在北京常驻，有事的话就去莫斯科出趟差。”
2008年9月，第五届贝加尔经济论坛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举行，记者再次见到了久违的罗高寿。贝尔加湖边的焰火表演结束后，天空飘起了雨点。记者见状，主动打伞为老人遮雨。腿脚不便的罗高寿拄着拐杖，一边蹒跚前行，一边还打趣地引用邓小平的名言自言自语道：“胆子要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虽然在中俄建交60周年之际，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法当面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专访，但他仍通过电子邮件，发来了自己撰写的纪念文章。
罗高寿在文中写道，约一个世纪前，俄国的政治人物维特曾指出，在东方拥有强大和完整的中国作为邻邦，对于俄国是有利的。回顾我们两国60年来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出，彼此合作和睦邻关系的不断发展，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标志性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