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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作为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工作人员，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艰辛，恰是当下所有中国人及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
去年夏天，天津一个文友到西安见了贾平凹后，在文章中讲“贾平凹”中的“凹”字可解成火山口的意思。贾平凹甚觉得她说得有趣，遂将多年前购置的自然凹石从会客桌移到书桌上，以此念助书写新书《带灯》的自信和力量。
“火山口是曾经喷发过熔岩后留下的出口，它平日是静寂的，没有树，没有草，更没有花，飞鸟走兽也不临近，但它只要是活的，内心一直在汹涌，在突奔，随时又会发生新的喷发。”——这一个形象的描绘，或许可以解释他为写作《带灯》尽力排除一切干扰，推掉能推的活动，几乎不见任何人的做法。
“我得为自己活呀，为自己的写作活呀。”——他给自己创造这样理想的写作状态，为的是将“不能重复以前写法”的决心藏在这看似静寂含蓄的写作姿势背后。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次写《带灯》就像孤身一人在作坊中做试验，写法上的转换和突破亦需要敢于面对未知失败的勇气。
他的“带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2013年1月，这个周身带着萤火微光的清丽女子从贾平凹的新书中走来，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本来是“小布尔乔亚”情结的文艺女青年“带灯”，却来到秦岭地区的樱镇当了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综治办是各基层力量角力的大舞台，选举、上访、救灾、计划生育等各种杂碎问题轮番对女主人公进行“轰炸”，贾平凹以这样一个“摧残美的一个过程”揭示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生存状态，主题可谓剑走偏锋。
而为何以一个乡镇女干部的角度写《带灯》，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现实中的‘带灯’原型就是一位乡镇干部，她以写信的形式跟我交流，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社会基层的真实状况，给了我更多的思考。她让我敬重，欣赏，又令我同情和哀叹。”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贾平凹喜欢有意思的人。
之前写小说《高兴》，就是因为贾平凹从拾荒人刘书桢身上看到一种奇异的特质。而这次，他在这位乡镇女干部身上亦看到了这种类似的特质，都是“泥塘里长出的一只莲，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
而经他之笔将这些“有意思的人”从农村这片土地上提取出来，便就是关于中国农村现状的个例，更是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为何如此具有代表性？还是要源于贾平凹始终是一位“接地气”的作家。他这样描述自己书写农村的使命感：“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
贾平凹几十年保持去乡下采风的习惯，但渐渐地，他发现乡下的生活早已不似从前的山水，以往将心灵退回乡村的那种想法已不复可能，而感受更多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苍凉。贾平凹在《带灯》后记中写道：“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而农村的四季，转换亦不那么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农具减少，房舍破败，邻里陌生，一切颜色都褪了，山是残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声如雷。”
除了环境风貌的变化之外，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在乡下走动发现，社会大转型期，社会矛盾从未如此集中，人性的善与恶也从未如此爆发。”
就在前年，贾平凹去陕西南部，走了七八个县城和十几个村镇，又去关中平原北部一带，再去了一次甘肃的定西。他去这些地方走动，本来，是并无写文章的打算，“如果纯粹为了创作而跑动那就显得小气而不自在”，而只是想看看真实的社会状态和人的精神状态，从而让自己对社会有个大的把握，而不至于偏颇和迂腐。
直到他遇见了“带灯”的原型，那个山区的乡镇女干部。这个女子出现在他生活中，通过和她的交流，让贾平凹突然产生了写作的欲望。
她起初给贾平凹发去短信，将她在综治办的工作和生活在短信中写得极好，这让贾平凹惊讶不已，日久天长，竟到了盼着她来信的地步。收到的每封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里面洋洋洒洒倾诉她的追求和向往，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全不避讳，这种和盘托出的赤诚之心打动了贾平凹，让他决定去她所在的地方见见她。
在深山同女干部交流的日子里，他首先看到了她生活和工作的一面，她带着他走街串巷，去给特困户办低保，去堵截和训斥上访人，而后发现了她自然随性颇有原始古风情怀的另一面，她拽着牛尾巴上山，采到山花就别在头上，跑累了便以地为席打盹睡觉。他写道：“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图案里花全活了，从身子上张上来在风中摇成鲜艳。”
相熟之后便成为朋友，她会给他寄些土特产的同时附上一包又一包乡政府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很有意思的是，有次寄给他的文件里还夹了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
她自然不知贾平凹会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但在贾平凹心里，一个构思正在成形。与此同时，贾平凹得知自己的老家正在修高速公路，一座大的工厂被引进落户，一场因在河里淘沙惹起的特大恶性群殴事件爆发，死伤严重。
社会基层如此之多的问题呈现出“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的样态，贾平凹就想写出来，他想：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
酝酿和改变
女干部的经历让贾平凹激动，就写了些随感和散文，但是很多问题还是可以深究和延伸，他认为不过瘾，就决定写成长篇。
构思时间是漫长而又辛劳的，贾平凹感觉是到了“自己想写好也能写得好”的时候了，灵感来时可谓排山倒海，但真正落笔时，他首先自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到这个年纪，为什么还要写？
之前写了那么多，这次书写却是一次彻底整理自己的过程，当他想到“要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这样的一个写作念头时，连他自己也被自己吓到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要夺掉我手中的笔吗”，可是，“不写东西我还能做什么呢，让我试试，我没能力做到我可以在心里向往啊”。
去年夏天，天津一个文友到西安见了贾平凹后，在文章中讲“贾平凹”中的“凹”字可解成火山口的意思。贾平凹甚觉得她说得有趣，遂将多年前购置的自然凹石从会客桌移到书桌上，以此念助书写新书《带灯》的自信和力量。
“火山口是曾经喷发过熔岩后留下的出口，它平日是静寂的，没有树，没有草，更没有花，飞鸟走兽也不临近，但它只要是活的，内心一直在汹涌，在突奔，随时又会发生新的喷发。”——这一个形象的描绘，或许可以解释他为写作《带灯》尽力排除一切干扰，推掉能推的活动，几乎不见任何人的做法。
“我得为自己活呀，为自己的写作活呀。”——他给自己创造这样理想的写作状态，为的是将“不能重复以前写法”的决心藏在这看似静寂含蓄的写作姿势背后。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次写《带灯》就像孤身一人在作坊中做试验，写法上的转换和突破亦需要敢于面对未知失败的勇气。
他的“带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2013年1月，这个周身带着萤火微光的清丽女子从贾平凹的新书中走来，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本来是“小布尔乔亚”情结的文艺女青年“带灯”，却来到秦岭地区的樱镇当了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综治办是各基层力量角力的大舞台，选举、上访、救灾、计划生育等各种杂碎问题轮番对女主人公进行“轰炸”，贾平凹以这样一个“摧残美的一个过程”揭示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生存状态，主题可谓剑走偏锋。
而为何以一个乡镇女干部的角度写《带灯》，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现实中的‘带灯’原型就是一位乡镇干部，她以写信的形式跟我交流，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社会基层的真实状况，给了我更多的思考。她让我敬重，欣赏，又令我同情和哀叹。”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贾平凹喜欢有意思的人。
之前写小说《高兴》，就是因为贾平凹从拾荒人刘书桢身上看到一种奇异的特质。而这次，他在这位乡镇女干部身上亦看到了这种类似的特质，都是“泥塘里长出的一只莲，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
而经他之笔将这些“有意思的人”从农村这片土地上提取出来，便就是关于中国农村现状的个例，更是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为何如此具有代表性？还是要源于贾平凹始终是一位“接地气”的作家。他这样描述自己书写农村的使命感：“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
贾平凹几十年保持去乡下采风的习惯，但渐渐地，他发现乡下的生活早已不似从前的山水，以往将心灵退回乡村的那种想法已不复可能，而感受更多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苍凉。贾平凹在《带灯》后记中写道：“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而农村的四季，转换亦不那么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农具减少，房舍破败，邻里陌生，一切颜色都褪了，山是残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声如雷。”
除了环境风貌的变化之外，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在乡下走动发现，社会大转型期，社会矛盾从未如此集中，人性的善与恶也从未如此爆发。”
就在前年，贾平凹去陕西南部，走了七八个县城和十几个村镇，又去关中平原北部一带，再去了一次甘肃的定西。他去这些地方走动，本来，是并无写文章的打算，“如果纯粹为了创作而跑动那就显得小气而不自在”，而只是想看看真实的社会状态和人的精神状态，从而让自己对社会有个大的把握，而不至于偏颇和迂腐。
直到他遇见了“带灯”的原型，那个山区的乡镇女干部。这个女子出现在他生活中，通过和她的交流，让贾平凹突然产生了写作的欲望。
她起初给贾平凹发去短信，将她在综治办的工作和生活在短信中写得极好，这让贾平凹惊讶不已，日久天长，竟到了盼着她来信的地步。收到的每封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里面洋洋洒洒倾诉她的追求和向往，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全不避讳，这种和盘托出的赤诚之心打动了贾平凹，让他决定去她所在的地方见见她。
在深山同女干部交流的日子里，他首先看到了她生活和工作的一面，她带着他走街串巷，去给特困户办低保，去堵截和训斥上访人，而后发现了她自然随性颇有原始古风情怀的另一面，她拽着牛尾巴上山，采到山花就别在头上，跑累了便以地为席打盹睡觉。他写道：“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图案里花全活了，从身子上张上来在风中摇成鲜艳。”
相熟之后便成为朋友，她会给他寄些土特产的同时附上一包又一包乡政府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很有意思的是，有次寄给他的文件里还夹了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
她自然不知贾平凹会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但在贾平凹心里，一个构思正在成形。与此同时，贾平凹得知自己的老家正在修高速公路，一座大的工厂被引进落户，一场因在河里淘沙惹起的特大恶性群殴事件爆发，死伤严重。
社会基层如此之多的问题呈现出“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的样态，贾平凹就想写出来，他想：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
酝酿和改变
女干部的经历让贾平凹激动，就写了些随感和散文，但是很多问题还是可以深究和延伸，他认为不过瘾，就决定写成长篇。
构思时间是漫长而又辛劳的，贾平凹感觉是到了“自己想写好也能写得好”的时候了，灵感来时可谓排山倒海，但真正落笔时，他首先自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到这个年纪，为什么还要写？
之前写了那么多，这次书写却是一次彻底整理自己的过程，当他想到“要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这样的一个写作念头时，连他自己也被自己吓到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要夺掉我手中的笔吗”，可是，“不写东西我还能做什么呢，让我试试，我没能力做到我可以在心里向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