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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作为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工作人员,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艰辛,恰是当下所有中国人及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
去年夏天,天津一个文友到西安见了贾平凹后,在文章中讲“贾平凹”中的“凹”字可解成火山口的意思。贾平凹甚觉得她说得有趣,遂将多年前购置的自然凹石从会客桌移到书桌上,以此念助书写新书《带灯》的自信和力量。
“火山口是曾经喷发过熔岩后留下的出口,它平日是静寂的,没有树,没有草,更没有花,飞鸟走兽也不临近,但它只要是活的,内心一直在汹涌,在突奔,随时又会发生新的喷发。”——这一个形象的描绘,或许可以解释他为写作《带灯》尽力排除一切干扰,推掉能推的活动,几乎不见任何人的做法。
“我得为自己活呀,为自己的写作活呀。”——他给自己创造这样理想的写作状态,为的是将“不能重复以前写法”的决心藏在这看似静寂含蓄的写作姿势背后。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次写《带灯》就像孤身一人在作坊中做试验,写法上的转换和突破亦需要敢于面对未知失败的勇气。
他的“带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2013年1月,这个周身带着萤火微光的清丽女子从贾平凹的新书中走来,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本来是“小布尔乔亚”情结的文艺女青年“带灯”,却来到秦岭地区的樱镇当了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综治办是各基层力量角力的大舞台,选举、上访、救灾、计划生育等各种杂碎问题轮番对女主人公进行“轰炸”,贾平凹以这样一个“摧残美的一个过程”揭示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生存状态,主题可谓剑走偏锋。
而为何以一个乡镇女干部的角度写《带灯》,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现实中的‘带灯’原型就是一位乡镇干部,她以写信的形式跟我交流,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社会基层的真实状况,给了我更多的思考。她让我敬重,欣赏,又令我同情和哀叹。”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贾平凹喜欢有意思的人。
之前写小说《高兴》,就是因为贾平凹从拾荒人刘书桢身上看到一种奇异的特质。而这次,他在这位乡镇女干部身上亦看到了这种类似的特质,都是“泥塘里长出的一只莲,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
而经他之笔将这些“有意思的人”从农村这片土地上提取出来,便就是关于中国农村现状的个例,更是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为何如此具有代表性?还是要源于贾平凹始终是一位“接地气”的作家。他这样描述自己书写农村的使命感:“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
贾平凹几十年保持去乡下采风的习惯,但渐渐地,他发现乡下的生活早已不似从前的山水,以往将心灵退回乡村的那种想法已不复可能,而感受更多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苍凉。贾平凹在《带灯》后记中写道:“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而农村的四季,转换亦不那么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农具减少,房舍破败,邻里陌生,一切颜色都褪了,山是残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声如雷。”
除了环境风貌的变化之外,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在乡下走动发现,社会大转型期,社会矛盾从未如此集中,人性的善与恶也从未如此爆发。”
就在前年,贾平凹去陕西南部,走了七八个县城和十几个村镇,又去关中平原北部一带,再去了一次甘肃的定西。他去这些地方走动,本来,是并无写文章的打算,“如果纯粹为了创作而跑动那就显得小气而不自在”,而只是想看看真实的社会状态和人的精神状态,从而让自己对社会有个大的把握,而不至于偏颇和迂腐。
直到他遇见了“带灯”的原型,那个山区的乡镇女干部。这个女子出现在他生活中,通过和她的交流,让贾平凹突然产生了写作的欲望。
她起初给贾平凹发去短信,将她在综治办的工作和生活在短信中写得极好,这让贾平凹惊讶不已,日久天长,竟到了盼着她来信的地步。收到的每封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里面洋洋洒洒倾诉她的追求和向往,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全不避讳,这种和盘托出的赤诚之心打动了贾平凹,让他决定去她所在的地方见见她。
在深山同女干部交流的日子里,他首先看到了她生活和工作的一面,她带着他走街串巷,去给特困户办低保,去堵截和训斥上访人,而后发现了她自然随性颇有原始古风情怀的另一面,她拽着牛尾巴上山,采到山花就别在头上,跑累了便以地为席打盹睡觉。他写道:“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图案里花全活了,从身子上张上来在风中摇成鲜艳。”
相熟之后便成为朋友,她会给他寄些土特产的同时附上一包又一包乡政府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很有意思的是,有次寄给他的文件里还夹了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
她自然不知贾平凹会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但在贾平凹心里,一个构思正在成形。与此同时,贾平凹得知自己的老家正在修高速公路,一座大的工厂被引进落户,一场因在河里淘沙惹起的特大恶性群殴事件爆发,死伤严重。
社会基层如此之多的问题呈现出“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的样态,贾平凹就想写出来,他想: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
酝酿和改变
女干部的经历让贾平凹激动,就写了些随感和散文,但是很多问题还是可以深究和延伸,他认为不过瘾,就决定写成长篇。
构思时间是漫长而又辛劳的,贾平凹感觉是到了“自己想写好也能写得好”的时候了,灵感来时可谓排山倒海,但真正落笔时,他首先自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到这个年纪,为什么还要写?
之前写了那么多,这次书写却是一次彻底整理自己的过程,当他想到“要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这样的一个写作念头时,连他自己也被自己吓到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要夺掉我手中的笔吗”,可是,“不写东西我还能做什么呢,让我试试,我没能力做到我可以在心里向往啊”。
去年夏天,天津一个文友到西安见了贾平凹后,在文章中讲“贾平凹”中的“凹”字可解成火山口的意思。贾平凹甚觉得她说得有趣,遂将多年前购置的自然凹石从会客桌移到书桌上,以此念助书写新书《带灯》的自信和力量。
“火山口是曾经喷发过熔岩后留下的出口,它平日是静寂的,没有树,没有草,更没有花,飞鸟走兽也不临近,但它只要是活的,内心一直在汹涌,在突奔,随时又会发生新的喷发。”——这一个形象的描绘,或许可以解释他为写作《带灯》尽力排除一切干扰,推掉能推的活动,几乎不见任何人的做法。
“我得为自己活呀,为自己的写作活呀。”——他给自己创造这样理想的写作状态,为的是将“不能重复以前写法”的决心藏在这看似静寂含蓄的写作姿势背后。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次写《带灯》就像孤身一人在作坊中做试验,写法上的转换和突破亦需要敢于面对未知失败的勇气。
他的“带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2013年1月,这个周身带着萤火微光的清丽女子从贾平凹的新书中走来,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本来是“小布尔乔亚”情结的文艺女青年“带灯”,却来到秦岭地区的樱镇当了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综治办是各基层力量角力的大舞台,选举、上访、救灾、计划生育等各种杂碎问题轮番对女主人公进行“轰炸”,贾平凹以这样一个“摧残美的一个过程”揭示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生存状态,主题可谓剑走偏锋。
而为何以一个乡镇女干部的角度写《带灯》,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现实中的‘带灯’原型就是一位乡镇干部,她以写信的形式跟我交流,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社会基层的真实状况,给了我更多的思考。她让我敬重,欣赏,又令我同情和哀叹。”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贾平凹喜欢有意思的人。
之前写小说《高兴》,就是因为贾平凹从拾荒人刘书桢身上看到一种奇异的特质。而这次,他在这位乡镇女干部身上亦看到了这种类似的特质,都是“泥塘里长出的一只莲,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
而经他之笔将这些“有意思的人”从农村这片土地上提取出来,便就是关于中国农村现状的个例,更是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为何如此具有代表性?还是要源于贾平凹始终是一位“接地气”的作家。他这样描述自己书写农村的使命感:“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
贾平凹几十年保持去乡下采风的习惯,但渐渐地,他发现乡下的生活早已不似从前的山水,以往将心灵退回乡村的那种想法已不复可能,而感受更多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苍凉。贾平凹在《带灯》后记中写道:“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而农村的四季,转换亦不那么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农具减少,房舍破败,邻里陌生,一切颜色都褪了,山是残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声如雷。”
除了环境风貌的变化之外,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在乡下走动发现,社会大转型期,社会矛盾从未如此集中,人性的善与恶也从未如此爆发。”
就在前年,贾平凹去陕西南部,走了七八个县城和十几个村镇,又去关中平原北部一带,再去了一次甘肃的定西。他去这些地方走动,本来,是并无写文章的打算,“如果纯粹为了创作而跑动那就显得小气而不自在”,而只是想看看真实的社会状态和人的精神状态,从而让自己对社会有个大的把握,而不至于偏颇和迂腐。
直到他遇见了“带灯”的原型,那个山区的乡镇女干部。这个女子出现在他生活中,通过和她的交流,让贾平凹突然产生了写作的欲望。
她起初给贾平凹发去短信,将她在综治办的工作和生活在短信中写得极好,这让贾平凹惊讶不已,日久天长,竟到了盼着她来信的地步。收到的每封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里面洋洋洒洒倾诉她的追求和向往,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全不避讳,这种和盘托出的赤诚之心打动了贾平凹,让他决定去她所在的地方见见她。
在深山同女干部交流的日子里,他首先看到了她生活和工作的一面,她带着他走街串巷,去给特困户办低保,去堵截和训斥上访人,而后发现了她自然随性颇有原始古风情怀的另一面,她拽着牛尾巴上山,采到山花就别在头上,跑累了便以地为席打盹睡觉。他写道:“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图案里花全活了,从身子上张上来在风中摇成鲜艳。”
相熟之后便成为朋友,她会给他寄些土特产的同时附上一包又一包乡政府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很有意思的是,有次寄给他的文件里还夹了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
她自然不知贾平凹会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但在贾平凹心里,一个构思正在成形。与此同时,贾平凹得知自己的老家正在修高速公路,一座大的工厂被引进落户,一场因在河里淘沙惹起的特大恶性群殴事件爆发,死伤严重。
社会基层如此之多的问题呈现出“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的样态,贾平凹就想写出来,他想: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
酝酿和改变
女干部的经历让贾平凹激动,就写了些随感和散文,但是很多问题还是可以深究和延伸,他认为不过瘾,就决定写成长篇。
构思时间是漫长而又辛劳的,贾平凹感觉是到了“自己想写好也能写得好”的时候了,灵感来时可谓排山倒海,但真正落笔时,他首先自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到这个年纪,为什么还要写?
之前写了那么多,这次书写却是一次彻底整理自己的过程,当他想到“要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这样的一个写作念头时,连他自己也被自己吓到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要夺掉我手中的笔吗”,可是,“不写东西我还能做什么呢,让我试试,我没能力做到我可以在心里向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