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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徐静蕾的电影《我和爸爸》的时候，我一个人蜷缩在沙发上不停地落泪。是不是父女之间都会有这样一个认识的过程？我承认，我对我的爸爸了解得不够。
小时候，爸爸在我眼里就是一只威严的猫，我就是那贴着墙根走的灰溜溜的小老鼠。他不苟言笑，不怒自威，在我们姊妹的眼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平时，不管我们笑闹得多么热闹，只要他厉眼一扫，我们立即屏气凝神。真的怕他，是从骨子里怕他。
那时，他在神农架一所中学当校长，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别的孩子可能欢呼雀跃地盼望着，我们三姊妹总是非常矛盾，既怕又盼。记忆中他常阴沉着脸坐在院子里，我们排着队把作业本送到他面前检查，稍有不如意，“哗啦”一声，本子飞出老远，畏怯地躺在地上。我们含着眼泪战战兢兢地拣起本子重写。
我上高中时，爸爸从神农架调出来了。有个校长爸爸，在别的孩子眼里可能很荣耀也能沾不少光，在我记忆中没有，反而因为爸爸是校长，班主任还总是喜欢数落我。期末考试时，成绩一落千丈，数理化统统不及格，又跟班主任顶嘴。班主任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爸爸当时阴沉的脸就很让人害怕。硬着头皮回了家，他大发雷霆，让我跪下了。我低着头跪在那里不做声，他更生气，一脚扫过来，我重重地摔在地上，用眼睛瞪他，那眼神刺痛了他。我被妈妈拉进房，恨恨地咬牙，立誓要考上外地的大学，远走高飞，脱离魔窟。之后，我几个月不理他，他也像没看见我。印象里，他打我的次数并不多，但这次我记忆特别深刻。因为这顿打之后，我像是被打开窍了一样，成绩居然上升得很快。他看在眼里，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很高兴的。
每个孩子的高中三年可能都与黑暗连在一起，不停地考试，不停地做作业，起早贪黑，我几乎忘记了跟他作对，但心里始终在生闷气。所以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脱离他的管束，天高任鸟飞了。
没想到的是，向来严厉的爸爸，却在我到外地上大学之后，每个星期都给我写来长长的信。帅气的钢笔字，傅雷家书一样漂亮的文字，指导着我的学习和生活，他知道他那个心高气傲的女儿实际上还未长大。可他的女儿却不怎么爱听。
一进大学，我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疯玩，第一次有那么多自己支配的时间，第一次有那么多玩伴，我们唯恐不能把高中三年的苦狱生活弥补回来。当年学期末考“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开卷，我和好友郭坐在一起，有几道题我们小声交换了意见，说实话，我们也没怎么当回事，反正开卷考试嘛。辅导员走了过来，抓走了我们的试卷。第二天他来到我们寝室，我想他是想给我们机会的，只是他的口气是教训的，非常不客气。我受不了，回答得很激动。很快我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罚三个月的生活费，处分记入档案并寄回家里。
我们上的是师范院校，平时的生活费就指望学校所发的这些钱，家里一般是不寄钱的。更严重的是，我对于档案作用的理解几乎是零，直到最后被分进深山里的偏僻中学，直到入党被卡的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一句话带给我的影响是许多年的磨难。直到我毅然抛掉那个档案，才慢慢从阴影中走了出来。但已是几年之后。
当时我最担心的是爸爸。我怕他，一方面是他的威严，另一方面我也想做一个出色的女儿，让他为我骄傲。这个处分会让他非常失望，当了近二十年校长的爸爸首先脸面上就接受不了。他在信中极其惨痛地问我，没有一句责骂，但句句让我落泪。第二个星期他又专程请假来到我的学校。他给我送来了生活费和他简短的安慰，要我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我不敢正视那双黯淡的带着伤痛的眼睛。他既气愤于我的不争气，又担心过于严厉的责怪会让我从此消沉，所以每一句话都费尽思量。
我体会出了这件事对父亲的打击。
爸爸是从农村里奋斗出来的。他最喜欢的作家是路遥，喜欢他那篇《在困难的日子里》，因为那生活与他当年上高中时一模一样。没钱坐车，每次去学校都是走上几十里的山路。没钱买学校食堂里的饭菜，每个星期从家里背一袋子炒熟的高粱面和一些咸菜。每到寒暑假就要到山上去挖药材卖钱。第一年艰难地读下来了，第二年冬天，雪把家里的猪栏压垮了，一头半大的猪被压死了，这头猪就是爸爸上学的指望。爸爸只好辍学，十六岁就去神农架建筑工程队当筑路工人。一直到三十岁，他有了三个女儿的时候，才重新走进神往已久的大学。在这期间，他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但为了我们放弃了。因为当时要供养三个女儿上学，还有双方老人。他本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文章写得很好，口琴、笛子、二胡都玩得好。为了我们调了回来，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来过，是何等艰难。我是长女，他之所以对我如此严厉，也是因为他在我的身上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希望我能完成他没有完成的梦想。我考上大学是家里几年来头一件大事。对爸爸来说是何等欣悦和安慰，而现在我给他的欢喜兜头泼了一桶凉水，几乎是让他寒透了心。因为他是过来人，知道处分的利害，又怕女儿从此消沉堕落下去，担心和焦虑只好埋在心里，还要写信来安慰我，又要想办法省出钱来给我，怕我因此而生活委屈。
对爸爸来说，那是他少有的流露情感的一次，之后他又恢复了平日的威严。而我在外地一去就是好几年，其间读书、工作，偶尔回家也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在家时，我抱着妈妈的脖子说得眉飞色舞，嘘寒问暖，跟屁虫一样在她身边有说不完的话。在爸爸面前还是淡淡的，很礼节性的，那种“怕”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他也淡淡的，捧着书，不多问，也不多说话。即使父女俩呆在一块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甚至还会觉得有几分尴尬，这种感觉使我们之间总有些不太自然。
那年腊月二十九了，我才临时决定回家。天下着鹅毛般的大雪，车几次抛锚，等到家已是半夜时分了。院门紧锁，父母住的那栋楼离院门约200米，因在假期，院子里只住着父母。我大声地喊着爸妈，只一会儿工夫，对面三楼的灯亮了，穿衣说话的声音在飘雪的夜晚显得十分清晰。接着有人下楼，一束手电光从对面射过来，光线后的那个人显得很矮小，而且走得歪歪斜斜。我的鼻子莫名地酸了起来。自从爸爸得了那场颈椎骨质增生之后，走路就一直是这样。他过来开门，说了句：“回来了！”就伸手过来帮我拿行李。我走在他身边，看见他渐秃的头顶和这让人担心的走路姿势，像有一把刀刺进了我的心里，疼痛不已。所有的恐惧和“怨恨”都消失了，我在这么多年之后才真正地理解了爸爸。
过去我一直抱怨自己的爸爸太过严厉，简直不给人亲近的机会。每当看见别人父女之间亲昵的情景，我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怨气。现在释然了。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知道父亲是爱我的，只是他的爱很沉默，还有严厉。
小时候，爸爸在我眼里就是一只威严的猫，我就是那贴着墙根走的灰溜溜的小老鼠。他不苟言笑，不怒自威，在我们姊妹的眼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平时，不管我们笑闹得多么热闹，只要他厉眼一扫，我们立即屏气凝神。真的怕他，是从骨子里怕他。
那时，他在神农架一所中学当校长，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别的孩子可能欢呼雀跃地盼望着，我们三姊妹总是非常矛盾，既怕又盼。记忆中他常阴沉着脸坐在院子里，我们排着队把作业本送到他面前检查，稍有不如意，“哗啦”一声，本子飞出老远，畏怯地躺在地上。我们含着眼泪战战兢兢地拣起本子重写。
我上高中时，爸爸从神农架调出来了。有个校长爸爸，在别的孩子眼里可能很荣耀也能沾不少光，在我记忆中没有，反而因为爸爸是校长，班主任还总是喜欢数落我。期末考试时，成绩一落千丈，数理化统统不及格，又跟班主任顶嘴。班主任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爸爸当时阴沉的脸就很让人害怕。硬着头皮回了家，他大发雷霆，让我跪下了。我低着头跪在那里不做声，他更生气，一脚扫过来，我重重地摔在地上，用眼睛瞪他，那眼神刺痛了他。我被妈妈拉进房，恨恨地咬牙，立誓要考上外地的大学，远走高飞，脱离魔窟。之后，我几个月不理他，他也像没看见我。印象里，他打我的次数并不多，但这次我记忆特别深刻。因为这顿打之后，我像是被打开窍了一样，成绩居然上升得很快。他看在眼里，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很高兴的。
每个孩子的高中三年可能都与黑暗连在一起，不停地考试，不停地做作业，起早贪黑，我几乎忘记了跟他作对，但心里始终在生闷气。所以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脱离他的管束，天高任鸟飞了。
没想到的是，向来严厉的爸爸，却在我到外地上大学之后，每个星期都给我写来长长的信。帅气的钢笔字，傅雷家书一样漂亮的文字，指导着我的学习和生活，他知道他那个心高气傲的女儿实际上还未长大。可他的女儿却不怎么爱听。
一进大学，我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疯玩，第一次有那么多自己支配的时间，第一次有那么多玩伴，我们唯恐不能把高中三年的苦狱生活弥补回来。当年学期末考“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开卷，我和好友郭坐在一起，有几道题我们小声交换了意见，说实话，我们也没怎么当回事，反正开卷考试嘛。辅导员走了过来，抓走了我们的试卷。第二天他来到我们寝室，我想他是想给我们机会的，只是他的口气是教训的，非常不客气。我受不了，回答得很激动。很快我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罚三个月的生活费，处分记入档案并寄回家里。
我们上的是师范院校，平时的生活费就指望学校所发的这些钱，家里一般是不寄钱的。更严重的是，我对于档案作用的理解几乎是零，直到最后被分进深山里的偏僻中学，直到入党被卡的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一句话带给我的影响是许多年的磨难。直到我毅然抛掉那个档案，才慢慢从阴影中走了出来。但已是几年之后。
当时我最担心的是爸爸。我怕他，一方面是他的威严，另一方面我也想做一个出色的女儿，让他为我骄傲。这个处分会让他非常失望，当了近二十年校长的爸爸首先脸面上就接受不了。他在信中极其惨痛地问我，没有一句责骂，但句句让我落泪。第二个星期他又专程请假来到我的学校。他给我送来了生活费和他简短的安慰，要我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我不敢正视那双黯淡的带着伤痛的眼睛。他既气愤于我的不争气，又担心过于严厉的责怪会让我从此消沉，所以每一句话都费尽思量。
我体会出了这件事对父亲的打击。
爸爸是从农村里奋斗出来的。他最喜欢的作家是路遥，喜欢他那篇《在困难的日子里》，因为那生活与他当年上高中时一模一样。没钱坐车，每次去学校都是走上几十里的山路。没钱买学校食堂里的饭菜，每个星期从家里背一袋子炒熟的高粱面和一些咸菜。每到寒暑假就要到山上去挖药材卖钱。第一年艰难地读下来了，第二年冬天，雪把家里的猪栏压垮了，一头半大的猪被压死了，这头猪就是爸爸上学的指望。爸爸只好辍学，十六岁就去神农架建筑工程队当筑路工人。一直到三十岁，他有了三个女儿的时候，才重新走进神往已久的大学。在这期间，他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但为了我们放弃了。因为当时要供养三个女儿上学，还有双方老人。他本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文章写得很好，口琴、笛子、二胡都玩得好。为了我们调了回来，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来过，是何等艰难。我是长女，他之所以对我如此严厉，也是因为他在我的身上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希望我能完成他没有完成的梦想。我考上大学是家里几年来头一件大事。对爸爸来说是何等欣悦和安慰，而现在我给他的欢喜兜头泼了一桶凉水，几乎是让他寒透了心。因为他是过来人，知道处分的利害，又怕女儿从此消沉堕落下去，担心和焦虑只好埋在心里，还要写信来安慰我，又要想办法省出钱来给我，怕我因此而生活委屈。
对爸爸来说，那是他少有的流露情感的一次，之后他又恢复了平日的威严。而我在外地一去就是好几年，其间读书、工作，偶尔回家也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在家时，我抱着妈妈的脖子说得眉飞色舞，嘘寒问暖，跟屁虫一样在她身边有说不完的话。在爸爸面前还是淡淡的，很礼节性的，那种“怕”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他也淡淡的，捧着书，不多问，也不多说话。即使父女俩呆在一块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甚至还会觉得有几分尴尬，这种感觉使我们之间总有些不太自然。
那年腊月二十九了，我才临时决定回家。天下着鹅毛般的大雪，车几次抛锚，等到家已是半夜时分了。院门紧锁，父母住的那栋楼离院门约200米，因在假期，院子里只住着父母。我大声地喊着爸妈，只一会儿工夫，对面三楼的灯亮了，穿衣说话的声音在飘雪的夜晚显得十分清晰。接着有人下楼，一束手电光从对面射过来，光线后的那个人显得很矮小，而且走得歪歪斜斜。我的鼻子莫名地酸了起来。自从爸爸得了那场颈椎骨质增生之后，走路就一直是这样。他过来开门，说了句：“回来了！”就伸手过来帮我拿行李。我走在他身边，看见他渐秃的头顶和这让人担心的走路姿势，像有一把刀刺进了我的心里，疼痛不已。所有的恐惧和“怨恨”都消失了，我在这么多年之后才真正地理解了爸爸。
过去我一直抱怨自己的爸爸太过严厉，简直不给人亲近的机会。每当看见别人父女之间亲昵的情景，我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怨气。现在释然了。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知道父亲是爱我的，只是他的爱很沉默，还有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