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而不是一根绳子
　　杨锦麟
　　
　　4月的台北,和宋楚瑜有关蒋经国的3个多小时的访谈,虽然还无法说是达到透视、释疑、解惑的目的,但作为一个跟随蒋经国14年,尤其是参与和见证了晚年蒋经国从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后期在历史大变局中究竟如何作出艰难抉择又如何艰难转身的宋楚瑜,他的观察、他的体会和他的访谈内容无疑是值得参考和重视的一份口述历史记录。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蒋经国是一个色彩斑驳、错综复杂的政治符号,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或有独特性,却是那个大时代、大变局的必然。
　　在90年代以降的台湾政治社会,尽管蓝绿、统独对抗日益呈现两极化,但为何在台湾历次的民意调查中,蒋经国的名字总是位居榜首,排名第一 ?他在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被视为冷酷无情的独裁者、深藏不露的专权者,何以人们对其晚年的政治行为表现,至今仍有誉多于毁的评价,仍是台湾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呢?
　　限于篇幅,无法在这里展开对蒋经国的历史地位的评价,但在这次与宋楚瑜的访谈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或者说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这就是1977年。
　　宋楚瑜在访谈中提到,1977年,蒋经国亲自在其整理的一份绝对机密的文档案上,将在此之前行文惯用的“匪”字圈出,将标有“矮邓”字样的文字亲自加以删除,并且亲口对宋楚瑜表示,这一类诋毁、贬低对方的用词不当,今后不应再继续使用。而文献资料也证实,在1977年之后的台湾政治文宣中,果然再也未曾出现彼此攻击侮辱对方的字眼。
　　这并不是一种偶然,如果将这一个外界难以察觉的变化,放置在两岸关系当年政治发展的框架之下,加以进一步考察,似乎就会发现其中一些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痕迹:
　　1976年,大陆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不久,逮捕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革内乱,邓小平是否复出备受外界关注。1976年10月8日之后,叶剑英先后两次提出邓小平复出问题,但一直没有下文。1977年5月,邓小平第二次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件转发全党,同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文献资料显示,邓小平复出之后,主管工作范围包括对台政策。邓处理台湾问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透过特殊管道,再度向蒋经国传递信息,重申了6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向蒋氏父子,以及陈诚传递的中共对台政策的“一纲四目”,表明尽管大陆发生了十年文革,很多人事和政策都遭遇到重大改变,但“一纲四目”依然存在,依然是北京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立场。“一纲四目”其后的主要精神体现在1979年的“叶九条”之中,在此不拟展开赘述。
　　若干年前,我曾在海外某图书数据馆,接触过一份出处不详但内容可靠的文献资料,这份档案是蒋经国与美国某助理国务卿的谈话记录。在文档中,确实看到红笔圈出“匪”的字样,以及红笔删除“矮邓”的痕迹。时间是1977年8月某日,地点是行政院某会客室。由于无法证实文献资料的真实性,搁置而不在撰写政论文章中加以引用。
　　宋楚瑜这一次访谈所谈的细节,触动了我的好奇之心。
　　我相信宋楚瑜上述有关内容是真实的,因为同样的说法,曾经担任国民党文工会副主任,并在80年代多次与邓小平、杨尚昆会面的魏萼,也曾对我提起过。
　　1977年8月,正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一个多月之后。
　　我们不知道这一个月时间里,两岸高层究竟有没有互动,而蒋经国何以在此之后作出如此“高姿态”,其中又有什么玄机,是双方彼此的默契,抑或是蒋经国所具有的高度敏锐的观察能力、先知先觉的前瞻洞见,或者是台湾当时的情治单位搜集情资的惊人效率。
　　作为曾经的历史研究者和长期从事政治评论的新闻工作者,我对这一次访谈给我带来新的发现,感到有些意外和惊喜。
　　首先,我曾经接触过的文献资料看来并非是杜撰伪造,而是真实准确无误,至少有宋楚瑜和魏萼的口述历史为证。
　　其次,两岸关系的互动和博弈并非始自1979年,准确的时间点是1976年之后,1977年下半年以降。
　　再次,传闻中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再度向台湾传递和重申对台政策的“一纲四目”,并非空穴来风。
　　最后,蒋经国方面应该及时获得来自大陆的信息传递,双方正小心翼翼进行新的价值认定和意义评估,在正式文档案和对外文宣适当调整惯性称谓,今天看来,可以理解是一种善意释放和观念改变的开始。
　　只是在1977年8月这个时间点上反复推敲,似乎还无法满足我们对这次访谈主题的深入掌握和了解。
　　
　　宋楚瑜访谈内容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切入点是,他有意无意点出了晚年蒋经国的政治心路历程的轨迹,或许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观察蒋经国晚年在经济民生以及政治社会转型作出重大决断的蛛丝马迹和前因后果。
　　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获得历史性突破,其后的发展趋势无法阻挡,与台断交,与大陆建交是可见的趋势和必然。此外, 台湾自退出联合国后,国际生存空间的维持和拓展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传统盟邦美国退出台湾海峡,“拋弃”台湾过程中,台湾也失去了依靠外力作为军事依靠的屏障;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逐渐失去法理生存的基础,如何确保台湾的利益和地位,是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自70年代中后期,大陆结束文革,邓小平再度复出,中美建交大势所趋,两岸关系形势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台湾既然无法在法理上获得继续偏安的基础,也无法获得国际外交生存的法人资格,因此,在与大陆持续对峙和博弈中,必须扬长避短,寻找新的战略优势空间,争取更多的主动,厚植台湾政治、经济实力,已成蒋经国决策和施政的重点。经济上以“十项建设”为重心 ,政治上克服各种阻力,积极推行党务革新,提拔青年才俊,消化党内保守势力的阻力,在党务系统以及其它领域另起炉灶,培植革新实力,逐步开放党外,开放言论,释放部分权力,提升执政能力,乃至80年代末期的开放党禁、报禁,开放赴大陆探亲,提升继续与大陆在政治上持续抗衡的能力,也被纳入蒋经国的决策视野。
　　1977年“叶九条”发表的同时,邓小平在美国重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立场,之后,出现了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函,蒋宋美龄回信予以驳斥,蒋经国随即提出了“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在同年底,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他首度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
　　1981年3月29日,国民党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仍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会通过《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蒋经国会上致辞时称,“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将统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使中国成为和平自由的现代化国家唯一可行的道路。”不仅如此,蒋经国还就如何实现“统一”做出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具体部署。这是他多年来就中国统一问题首次作出全面阐述。
　　时隔多年之后,当我们回顾这一系列两岸之间的政治博弈和政策调整过程,似乎更可以清晰发现,70年代末期之后的两岸关系,已从60年代的军事对抗,进入了政治对峙的阶段。或许这也是台湾在80年代之后的两岸关系互动中, 可以给两岸中国人提供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借鉴和参考。
　　1979年之后,大陆进入了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台湾则在过去的30年间,逐步完成了众所周知的政治社会转型和威权体制向发展政治转变的阶段性过程,对于两岸各自的变化和发展,如果将此定位于和平竞争之上,是否能成为我们回顾过往30年两岸关系互动发展的基本样态呢?
　　尽管两岸至今仍未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迄今为止也只是一种信息的释放和可能性的测试水温,但自1979年之后,或者稍后的1980年代初期,两岸实际上已经进入政治对峙、制度博弈的互动新阶段。
　　将这30年做一个鸟瞰式的回顾,我们不禁想到毛泽东的那一句诗: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宋楚瑜在访谈中几次强调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而不是一根绳子。
　　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