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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血统基因
达斡尔族现有12万多人，绝大部分居住在内蒙古达斡尔自治旗和黑龙江齐齐哈尔市。
茫茫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是达斡尔人世世代代游牧狩猎、繁衍生息的地方，但他们的民族起源在哪里?祖先来自哪里?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清同治十年(1871年)，清政府派员来东北调查达斡尔族源，结果认为达斡尔族是女真人的后裔。这个调查结果由于缺乏翔实的证据，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认同，又于光绪六年(1880年)第二次派人调查，结果说是契丹人的后裔，却也因举证不足而不了了之。
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应达斡尔人的要求，向国务院请示成立达斡尔族自治旗。当时达斡尔人还未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是单一的民族，便委派中央民族学院组成调查组赴东北达斡尔人居住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结果也认为是契丹人的后裔。但他们除对达斡尔人的语言、风俗有些新的说法外，也没举出实质性的佐证。
那么，我们就从调查达斡尔人族源最多的结论——契丹人的后裔说起。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契丹国。947年，辽世宗定国号大辽，政权统治时间长达210年，其疆域曾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可谓气壮山河。
但在1115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攻陷大辽建立金朝后，博大地域上数百万众的契丹人竟如同过眼烟云——消失了。直到20世纪末，学术界对契丹人去向的说法仍模棱两可：一说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二说辽灭亡后，大部分契丹人西迁到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三说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打造出强大的军事王国、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契丹人究竟哪里去了，难道在东北真的没留下一点血脉传承?终于，现代技术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专家们在内蒙古有志铭的契丹古墓中提取墓主人的头骨样本，又提取了现在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用DNA技术鉴定后，终于得出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达斡尔族确为契丹人后裔。
神奇的文化遗存
达斡尔人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文字。在目前世界各个语种中，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也极为罕见。
虽然有科学依据证实达斡尔族是契丹人的后裔，却没有史料佐证出土于契丹墓葬中志铭上的契丹字就是达斡尔文，也没有考据证实达斡尔语言就是契丹语的延续。也有学者提出：达斡尔族是有文字的，它同属于满文语系，达斡尔人是用满文字母音写达斡尔语。但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命令创造满文到在全国通用也不过300多年，与1000余年前的契丹民族承传似乎又很难对接，这就为达斡尔族的文化遗存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神奇的世俗民风
达斡尔是世世代代以游牧、狩猎、捕鱼为生的民族，千百年时光溶炼出的世俗民风美妙而神奇，不论是节庆表演、民间活动还是祭祀祈祷都内涵丰富、风格独特。
在民间庆典活动中，达斡尔族要打“波依阔”。“波依阔”是极类似现代曲棍球的一种运动，在达斡尔族中已有千年的传承。它初始于契丹人的一种对抗性极强的运动——马球，达斡尔人感到在马上打球太受场地、环境、条件的限制，就改成在地上对垒。后来，这项运动传入欧洲。1861年英国出现了第一个曲棍球俱乐部，1908年第4届奥运会列为比赛项目。
早在1974年，达斡尔族自治旗就成立了男子曲棍球队，并代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队先后30次参加全国比赛，夺得22次冠军。1982年，有该队10名运动员参加的国家队在第l届亚洲杯比赛中夺得第3名，国际曲棍球赛场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1980年，达斡尔族自治旗又成立了以达斡尔姑娘为主的我国第一支女子曲棍球队，首开我国女子曲棍球事业先河。
今天，从两鬓斑白的达斡尔老人到身强力壮的达斡尔青年都能挥杆上阵澈战“波依阔”。由于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达斡尔族自治旗把它列为重点体育项目，广泛开展，培养出大量的优秀曲棍球运动员，赢得了“曲棍球之乡”的美誉。 达斡尔族每两年一度举行“斡包会”。姑娘们穿着五彩盛装，戴上美丽的头饰，跳优美的“哈肯麦”。“哈肯麦”意为集体舞，边唱边舞，舞蹈动作由舒缓到激烈，最后以高昂的呼号来结束，极具达斡尔族独特的风格。
达斡尔人还有一个独特的节庆日，就是每年5月的“苦木勒”节。传说当年达斡尔人的祖先遭遇灾年，是鲜嫩的“苦木勒”充填了达斡尔人的辘辘饥肠，拯救了一个民族。“苦木勒”意为柳蒿芽，是一种野菜，生长在春季。春雨唤醒了沉睡的黑土地，柳蒿芽长出嫩嫩的绿叶，人们穿上最漂亮的服装，载歌载舞，举行各种体育项目的比赛，还要把从地里采回的“苦木勒”洗净剁成碎末，和肉或鱼一起做成碧绿色的汤，鲜美而清香。
神奇的一脉传承
2002年6月至10月，坐落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契丹王朝——辽代文物精品展”。7月中旬，展览组委会接待了一批来自云南施甸县的客人，他们仔细观看展览后说：展出的物品和文字、图片介绍和他们祖先穿过的衣服、用过的工具及风俗习惯都一模一样……
在场的专家学者有些惊讶：难道在云南也有契丹人的后裔?后来，施甸这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开始引起民族学者的注意。终于，专家们在施甸县由旺乡发现了自称“本人”的特殊族群。他们祖先的墓碑上刻的全是契丹小字，宗祠里供奉的牌位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是为了纪念先祖阿苏鲁，表明他们是契丹后裔。“本人”生活习俗和民风与东北的达斡尔族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他们也打“波依阔”，也跳“哈肯麦”，也过“苦木勒”节……
专家学者对这神奇的一脉相承做了深入研究，证实阿苏鲁确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后来同样是用DNA测定“本人”确是契丹后裔，专家学者们又结合史料，终于弄清了“本人”的来龙去脉：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招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本人”也如达斡尔族一样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成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全国各地。
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解析达斡尔这古老的民族，就像读一本厚重的史书。让我们默默地随着思绪，追随着远古农耕、狩猎、捕鱼的劳作场面，哼着“哈肯麦”舞曲，去揭示一个久远民族令人怦然心动的古老记忆……
(责编 宋平安)
达斡尔族现有12万多人，绝大部分居住在内蒙古达斡尔自治旗和黑龙江齐齐哈尔市。
茫茫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是达斡尔人世世代代游牧狩猎、繁衍生息的地方，但他们的民族起源在哪里?祖先来自哪里?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清同治十年(1871年)，清政府派员来东北调查达斡尔族源，结果认为达斡尔族是女真人的后裔。这个调查结果由于缺乏翔实的证据，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认同，又于光绪六年(1880年)第二次派人调查，结果说是契丹人的后裔，却也因举证不足而不了了之。
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应达斡尔人的要求，向国务院请示成立达斡尔族自治旗。当时达斡尔人还未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是单一的民族，便委派中央民族学院组成调查组赴东北达斡尔人居住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结果也认为是契丹人的后裔。但他们除对达斡尔人的语言、风俗有些新的说法外，也没举出实质性的佐证。
那么，我们就从调查达斡尔人族源最多的结论——契丹人的后裔说起。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契丹国。947年，辽世宗定国号大辽，政权统治时间长达210年，其疆域曾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可谓气壮山河。
但在1115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攻陷大辽建立金朝后，博大地域上数百万众的契丹人竟如同过眼烟云——消失了。直到20世纪末，学术界对契丹人去向的说法仍模棱两可：一说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二说辽灭亡后，大部分契丹人西迁到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三说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打造出强大的军事王国、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契丹人究竟哪里去了，难道在东北真的没留下一点血脉传承?终于，现代技术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专家们在内蒙古有志铭的契丹古墓中提取墓主人的头骨样本，又提取了现在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用DNA技术鉴定后，终于得出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达斡尔族确为契丹人后裔。
神奇的文化遗存
达斡尔人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文字。在目前世界各个语种中，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也极为罕见。
虽然有科学依据证实达斡尔族是契丹人的后裔，却没有史料佐证出土于契丹墓葬中志铭上的契丹字就是达斡尔文，也没有考据证实达斡尔语言就是契丹语的延续。也有学者提出：达斡尔族是有文字的，它同属于满文语系，达斡尔人是用满文字母音写达斡尔语。但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命令创造满文到在全国通用也不过300多年，与1000余年前的契丹民族承传似乎又很难对接，这就为达斡尔族的文化遗存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神奇的世俗民风
达斡尔是世世代代以游牧、狩猎、捕鱼为生的民族，千百年时光溶炼出的世俗民风美妙而神奇，不论是节庆表演、民间活动还是祭祀祈祷都内涵丰富、风格独特。
在民间庆典活动中，达斡尔族要打“波依阔”。“波依阔”是极类似现代曲棍球的一种运动，在达斡尔族中已有千年的传承。它初始于契丹人的一种对抗性极强的运动——马球，达斡尔人感到在马上打球太受场地、环境、条件的限制，就改成在地上对垒。后来，这项运动传入欧洲。1861年英国出现了第一个曲棍球俱乐部，1908年第4届奥运会列为比赛项目。
早在1974年，达斡尔族自治旗就成立了男子曲棍球队，并代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队先后30次参加全国比赛，夺得22次冠军。1982年，有该队10名运动员参加的国家队在第l届亚洲杯比赛中夺得第3名，国际曲棍球赛场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1980年，达斡尔族自治旗又成立了以达斡尔姑娘为主的我国第一支女子曲棍球队，首开我国女子曲棍球事业先河。
今天，从两鬓斑白的达斡尔老人到身强力壮的达斡尔青年都能挥杆上阵澈战“波依阔”。由于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达斡尔族自治旗把它列为重点体育项目，广泛开展，培养出大量的优秀曲棍球运动员，赢得了“曲棍球之乡”的美誉。 达斡尔族每两年一度举行“斡包会”。姑娘们穿着五彩盛装，戴上美丽的头饰，跳优美的“哈肯麦”。“哈肯麦”意为集体舞，边唱边舞，舞蹈动作由舒缓到激烈，最后以高昂的呼号来结束，极具达斡尔族独特的风格。
达斡尔人还有一个独特的节庆日，就是每年5月的“苦木勒”节。传说当年达斡尔人的祖先遭遇灾年，是鲜嫩的“苦木勒”充填了达斡尔人的辘辘饥肠，拯救了一个民族。“苦木勒”意为柳蒿芽，是一种野菜，生长在春季。春雨唤醒了沉睡的黑土地，柳蒿芽长出嫩嫩的绿叶，人们穿上最漂亮的服装，载歌载舞，举行各种体育项目的比赛，还要把从地里采回的“苦木勒”洗净剁成碎末，和肉或鱼一起做成碧绿色的汤，鲜美而清香。
神奇的一脉传承
2002年6月至10月，坐落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契丹王朝——辽代文物精品展”。7月中旬，展览组委会接待了一批来自云南施甸县的客人，他们仔细观看展览后说：展出的物品和文字、图片介绍和他们祖先穿过的衣服、用过的工具及风俗习惯都一模一样……
在场的专家学者有些惊讶：难道在云南也有契丹人的后裔?后来，施甸这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开始引起民族学者的注意。终于，专家们在施甸县由旺乡发现了自称“本人”的特殊族群。他们祖先的墓碑上刻的全是契丹小字，宗祠里供奉的牌位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是为了纪念先祖阿苏鲁，表明他们是契丹后裔。“本人”生活习俗和民风与东北的达斡尔族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他们也打“波依阔”，也跳“哈肯麦”，也过“苦木勒”节……
专家学者对这神奇的一脉相承做了深入研究，证实阿苏鲁确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后来同样是用DNA测定“本人”确是契丹后裔，专家学者们又结合史料，终于弄清了“本人”的来龙去脉：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招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本人”也如达斡尔族一样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成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全国各地。
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解析达斡尔这古老的民族，就像读一本厚重的史书。让我们默默地随着思绪，追随着远古农耕、狩猎、捕鱼的劳作场面，哼着“哈肯麦”舞曲，去揭示一个久远民族令人怦然心动的古老记忆……
(责编 宋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