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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向未中稿的作者阐释公平,怎么说都像是套话。
一方面,现实中,确实有些编辑破坏了作者对编辑职业道德的信任;另一方面,一些作者总得不到认可,也与他们始终无法清醒认知、改进自身的不足有关。
作為江西多届青年作家改稿班的班主任,与学员探讨相关话题时,我常这样劝勉大家:同其他行业一样,文学圈肯定也存在各种问题。但是,在传媒如此发达的年代,你若有足够的才华,就不必担心被那些“问题”埋没。全国知名文学报刊有上百种,在好稿的争夺上是互不谦让的。大家都等着捡别人的漏,即便50%的编辑不客观不公正,你仍有50%的机会冒出来。作为作者,与其费心用语言和行动取悦编辑,不如多花心思把作品写得更抢手。
说这些话时我也是作者。作为编辑,我曾对同事说,我们不要成为投稿秘笈研究的对象,更不能成为阻挡作者的“问题”。
《星火》的编辑们有个共识:与作品打成一片,与作者保持适当距离。
不管作为作者还是编者,我都觉得,作者和编者只需相互尊重,而无需成为常见面喝酒的哥们。私谊过多,工作交往就很难率性。
似乎是一种能量传递,成为文学编辑后,我在写作路上遇到的好编辑就会灵魂附体,影响着我的言行。
二十一岁在乡村中学教书时,《江西青年报》编辑李清平在自然来稿中发现我,多次把那些内心独白式的散文放到副刊头条发表。七年后我到南昌工作,才见过李老师一次并发现她是位女士。2000年和2002年,《人民文学》两次从自然来稿中选出我的作品发表,尤其第二次,主编韩作荣老师化名当责编,把我三篇作品编成一组作为“新浪潮”集束推出。2007年去鲁迅文学院学习,韩老师来讲课,课后在食堂吃饭,才把我的名字与人对上号。我们全部的交往,也差不多仅此而已。
每个有一定发表量的作者都会遇上几位素昧平生的好编辑,他们让我们确认了自己的才能,也让我们相信,好编辑确实是那样一种人:把他人从背光处拉出来,妆扮出光彩,然后躲在那光芒外满足地笑。
本期《星火》,让我们的笑容比较饱满,既有一些实力作家亮相助阵,也推出了多位有潜力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新星。诗歌栏目还尝试了70后推80后、90后的组版方式。整本杂志的作者阵容呈现了迷人的哑铃状,名家和新人两头并重。
这些年轻作者,并非因为结识了编辑而被我们选中;恰恰相反,我们是选中了作品才注意到作者的存在。
不断冒出的新面孔让我们觉得,我们正以行动向扶持过自己的前辈致敬。
2017年2月8日
一方面,现实中,确实有些编辑破坏了作者对编辑职业道德的信任;另一方面,一些作者总得不到认可,也与他们始终无法清醒认知、改进自身的不足有关。
作為江西多届青年作家改稿班的班主任,与学员探讨相关话题时,我常这样劝勉大家:同其他行业一样,文学圈肯定也存在各种问题。但是,在传媒如此发达的年代,你若有足够的才华,就不必担心被那些“问题”埋没。全国知名文学报刊有上百种,在好稿的争夺上是互不谦让的。大家都等着捡别人的漏,即便50%的编辑不客观不公正,你仍有50%的机会冒出来。作为作者,与其费心用语言和行动取悦编辑,不如多花心思把作品写得更抢手。
说这些话时我也是作者。作为编辑,我曾对同事说,我们不要成为投稿秘笈研究的对象,更不能成为阻挡作者的“问题”。
《星火》的编辑们有个共识:与作品打成一片,与作者保持适当距离。
不管作为作者还是编者,我都觉得,作者和编者只需相互尊重,而无需成为常见面喝酒的哥们。私谊过多,工作交往就很难率性。
似乎是一种能量传递,成为文学编辑后,我在写作路上遇到的好编辑就会灵魂附体,影响着我的言行。
二十一岁在乡村中学教书时,《江西青年报》编辑李清平在自然来稿中发现我,多次把那些内心独白式的散文放到副刊头条发表。七年后我到南昌工作,才见过李老师一次并发现她是位女士。2000年和2002年,《人民文学》两次从自然来稿中选出我的作品发表,尤其第二次,主编韩作荣老师化名当责编,把我三篇作品编成一组作为“新浪潮”集束推出。2007年去鲁迅文学院学习,韩老师来讲课,课后在食堂吃饭,才把我的名字与人对上号。我们全部的交往,也差不多仅此而已。
每个有一定发表量的作者都会遇上几位素昧平生的好编辑,他们让我们确认了自己的才能,也让我们相信,好编辑确实是那样一种人:把他人从背光处拉出来,妆扮出光彩,然后躲在那光芒外满足地笑。
本期《星火》,让我们的笑容比较饱满,既有一些实力作家亮相助阵,也推出了多位有潜力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新星。诗歌栏目还尝试了70后推80后、90后的组版方式。整本杂志的作者阵容呈现了迷人的哑铃状,名家和新人两头并重。
这些年轻作者,并非因为结识了编辑而被我们选中;恰恰相反,我们是选中了作品才注意到作者的存在。
不断冒出的新面孔让我们觉得,我们正以行动向扶持过自己的前辈致敬。
2017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