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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祖星是香港资深电影人，是香港电影制片家协会主席和香港影业协会理事长。
从一个打工仔到电影发行人，再到香港影业协会创会会员，他先后发行了700余部电影，担任过4届金像奖主席。一谈到香港电影金像奖，洪祖星既兴奋又感慨良深：“我担任金像奖主席的4年是金像奖最困难的4年，那时候要到处找赞助，才能让颁奖礼顺利举办！”不过辛苦归辛苦，他在任内的努力，使金像奖摆脱了纯艺术的曲高和寡，加入商业片的元素，让金像奖成为整个演艺行业的一个奖项，而不是小圈子的选举。而对于未来，洪祖星对中国电影更寄予厚望：“无疑，电影是传播民族文化的最好方式，我希望中国电影人能团结起来，不要分什么大陆、香港和台湾，而是共同把‘大中华电影’推向世界！”
让金像奖不再曲高和寡
电影人搞电影创作常常面临这样的问题，艺术和票房你要哪个？各类电影评奖也面临同样问题：艺术和票房，你更看重谁？从本质上说，两者都是选择影片的艺术性还是商业性的问题——文艺片，抑或商业片？至今为止，依然争论不休。
洪祖星担任过四届香港金像奖主席，在他担任主席之前，金像奖由杂志和报纸合办，从电影的“艺术性”出发，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评比。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是五年过去了，这个奖项不但没能发扬光大，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举步维艰。“没有当红的明星参加，没有当红的导演出席，金像奖渐渐步入了曲高和寡的困境。”洪祖星说，“可以说，我那4年任期是金像奖历史上最艰辛的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金像奖还刚刚起步。最初是由《电影双周刊》主办的，由于一个杂志媒体很难单独举办一个大型的颁奖礼，所以后来我们‘影协’(香港影业协会)就接手承办，但当时我们也是两手空空，这个奖项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所有的赞助都得自己去找。因此从我当主席那天开始，就到处找朋友、找商家来赞助这个颁奖礼。可以说，那时候当主席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去找钱。”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港英政府对香港电影业没有任何支持，而当时的金像奖在社会上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大影响，没有电视台转播，更没有企业愿意赞助。洪祖星说：“要知道20多年前，无论是香港还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电影颁奖礼，都是艺术片唱主角的。我还记得，当时许多奥斯卡获奖影片在香港的票房都很差，就是因为曲高和寡，后来我看见奥斯卡颁奖礼陆续改变这种评选的方式，艺术性不再是唯一的追求，讲究的是艺术与商业的结合，毕竟，好电影不是靠奖项而是靠票房，于是我就觉得应该在评选中加重影片商业元素的成分，在评选委员会上我也多次说服其他评委要正视这个问题，最后慢慢得到大家认同。直到现在，这种兼顾艺术与商业的评选原则，依然获得全行的认同。”
至于具体的举措，洪祖星主要做了三件事：1、发动当红的导演和演员参加；2、引入电视转播，并渐渐的发展为出售转播权，筹集资金；3、向朋友、公司拉取赞助。由于主办方变成了香港影协，而当时90%以上的香港电影人——包括制作人、导演、演员都是香港影业协会的会员。在影协的号召下，当时大红大紫的艺人周润发、成龙、张国荣、吴宇森、徐克等等都欣然出席。有了明星的参与，金像奖很快成为各大报纸、电视电台追捧的对象。也正是这些举措，对香港金像奖的推广和壮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每一届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都因大腕明星的云集而备受关注。
“我一直跟他们讲，电影不能简单的用‘商业片’和‘文艺片’来分类。电影的每一个镜头其实都是艺术，而不是一个片子大家看不懂才是艺术。如果一部电影总标榜艺术性，却只有几个人看，怎么能叫艺术品呢？能给电影本身以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宣传呢？人家一部电影有1000万人看，你的一部电影却只有100个人看，能说你的更艺术吗？所以，电影不能简单的因为卖座不卖座就归于商业片和艺术片。我认为这个分类是有问题的。”洪祖星说，“我觉得，我做金像奖的时候，就是打破了‘文艺片’和‘商业片’的简单归类，并将这个奖由‘影协’主办扩展到全港13个有关演艺行业协会一起合办，成立金像奖有限公司，以公司的形式进行运营，使到金像奖不再是一个小圈子的评选，而是整个香港电影行业共同参与的一个颁奖礼。”
让回归成为新契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是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不但年产200多部影片，而且风靡了整个东南亚和日韩及大陆和台湾。但随着电影的发展，东南亚各国相继重视自己的电影产业，港产片步入了低谷。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这个低谷刚好和香港回归凑在了一起。有好事者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个话题。作为香港电影的资深人士、香港电影业协会的理事长，洪祖星有着自己的看法。
“有一部分人曾对回归后香港电影的发展提出异议，认为近年来香港电影失去了往日的神采，这个论断是偏颇的。”洪祖星说，“最早的香港电影，是因其‘草根文化’得到认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欧美大片的冲击，这种小制作本身已经没有竞争力。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为发展自己的电影限制港片进入，更给香港电影带来了无穷的隐患。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正是香港回归。香港受英国统治的时候，香港电影制作人拍电影会受到各种限制：机场不能用、道路不能占、学校医院也不得使用，制作人只能深更半夜偷偷拍片。回归之后，无论拍摄工作需要什么，政府都给予大力支持，电影人有了莫大信心。和内地合作的日益加深，更使得香港电影在东南亚失去的市场得到了弥补。美国三四亿人口每年有800多亿的票房，我们中国有13亿人口，目前票房只有30多亿，可以想像我们的潜力有多大。”
回归给香港电影的改变，不只是市场和票房，还有投资和文化内涵。由于共同的文化背景，香港电影的主题及风格有着典型的中国烙印。正是回归，使得香港电影无论是取景还是主题，都有了更加鲜明的“中华”烙印。“小成本的制作少了，数量也相对少了，但是大片多了，质量更高了。”洪祖星说，“目前香港与内地电影合作多是大型古装片，原因是内地南北文化差异较大，一时间香港电影人还很难找到符合所有人口味的题材。但可以说，如果总是拍这样的古装片也不是长久之计，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在题材选择上合作空间可能更多。还有，就是内地有很多知名导演和演员，都很优秀，香港电影界很认同，希望能加深彼此的合作。”当然，洪祖星还有更深一层的期望。
“我最早从事的是电影发行，走遍了世界各地的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嘎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我每次都会参加。可以说，电影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最好宣传渠道和名片。而且，电影也越来越带有‘文化侵略’的政治性。”洪祖星说，“美国总是宣称电影只是商业行为，不具有政治色彩，我对此不认同。美国大片虽然打着商业片的旗号，实质上却有一种具有深刻影响力的政治宣传攻势。美国宣传越战中士兵的英勇、战争的正义，根本目的是什么？是让观众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
在第7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由香港电影《无间道》改编的《无间道风云》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及最佳改编剧本等四项大奖，香港电影以另一种方式扬威国际。而香港，也被世界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关注。“一个国家要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文化地位，电影是很重要的。就中国电影来说，内地有百花奖有金鸡奖，台湾有金马奖，香港有金像奖。大家各自为政，各不相干。我们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个‘大中华电影奖’，把所有华人电影人联合起来，来奖励他们、鼓励他们呢？” 洪祖星感慨地说，“金像奖发展到今天，当然是面向亚洲、面向世界，最好像目前奥斯卡颁奖礼典礼对整个世界的电影市场都有指导性的作用。尽管目前金像奖还不可以与奥斯卡相提并论，但我希望金像奖以后对华语电影甚至世界电影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并希望在此基础上，诞生‘大中华电影奖’！”
我们希望洪祖星的梦想早日得圆，以回报这个几十年如一日为电影奉献的电影人。
让电影成为一生的事业
也许，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也许，一切都是因为你的选择。当年刚初中毕业的洪祖星来到香港，希望开创一份事业。他自己也没想到，能和电影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初到香港，洪祖星给一个老外打工，这个老外就是一个电影发行公司的老板，洪祖星和电影的缘分由此结下。由喜欢到喜爱，洪祖星偷偷跟着老板学习，暗地里积累电影制作发行的专业知识。说来也巧，就在洪祖星基本了解了电影发行制作的基本常识不久，外国老板不知什么缘故不做电影生意了，并跟他说“你喜欢你就做”。就这样，洪祖星开始了长达40年之久的电影人生。电影，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业，尽管已经小有规模，但外国片依然很多。作为一名电影发行人的洪祖星，如今回忆起来，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亲自引进的750多部外国片，其中包括早期进入我国的《火车谋杀案》等。“国外的电影不能拿来就放，我们要审片子、剪辑，一部一部地看过才放给观众！”说起当年的工作和生活，洪祖星很自豪——过去30多年，从嘎纳、米兰等地引进的750多部片子，他都是第一观众。每部片子都是他精剪之后的艺术精品，如同自己一个个可爱的孩子。
在引入国外电影的时候，洪祖星几乎事必躬亲。在他引入国外电影入香港的年代，大陆的电影市场还相当不成熟，国外电影很难进入。一个偶然的机会，英国E.M.I公司电影部总裁向洪祖星推荐了《尼罗河上的惨案》，为了丰富内地的文化娱乐市场，他并与洪祖星一起把它推荐给中影，并用最低的价格交给中影发行。此后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尼罗河上的惨案》在艺术构思上是下了功夫的。影片没有落入西方同类影片那些故弄玄虚或哗众取宏的俗套，也没有在暴行与色情方面做低级无聊的展览。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入手，揭露资本主义严重的社会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非常符合那个年代中国的审美标准。
洪祖星带着这部片子找到了中影，中影认为不错，洪祖星免费转让了版权。“这是我向内地引入的第一步国外影片。”洪祖星说，“但从此之后，我和中影以及内地的同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之后更是代表香港影业协会，不断向内地转让版权，发行电影。而作为香港电影和内地联系的纽带，我在版权、合作方面，与内地同行亲密接触了几十年。毫无疑问，必然还会继续下去！”
从香港电影业协会成立第5年开始，洪祖星就一直担任理事长，到今天已经整整12个年头。很多次影业协会换届选举时，他都主动提出不再担任理事长，可大家都说：“你既然做了就要做下去。”言下之意，洪祖星似乎已成为香港电影人的榜样或风向标，他的去留、努力与否，直接牵扯到香港电影的命运——尽管洪祖星自己从未这样说过。
尽管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然而一谈到电影，洪祖星的脸上就会呈现出笑容。“我每年都要参加各国电影节，和世界各地的同仁见面。他们会问我，香港回归后，电影怎么样啊？我都会自豪的告诉他们，一切都比回归前好。每当这个时候，他们都啧啧称赞，而我，则感到非常自豪。”洪祖星说，“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有地位，外国人一方面看重我们巨大的市场，同时也是在对我们进行文化的渗透。确实，我很希望中国电影人联合起来，成立我们的‘奥斯卡’，让大中华电影深入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这是洪祖星的愿望，也是中国电影人的愿望。也许，在中国电影人的努力下，这一天不久就会到来。我们拭目以待！
【人生格言】
电影是我的选择，是我一生的事业
——洪祖星
从一个打工仔到电影发行人，再到香港影业协会创会会员，他先后发行了700余部电影，担任过4届金像奖主席。一谈到香港电影金像奖，洪祖星既兴奋又感慨良深：“我担任金像奖主席的4年是金像奖最困难的4年，那时候要到处找赞助，才能让颁奖礼顺利举办！”不过辛苦归辛苦，他在任内的努力，使金像奖摆脱了纯艺术的曲高和寡，加入商业片的元素，让金像奖成为整个演艺行业的一个奖项，而不是小圈子的选举。而对于未来，洪祖星对中国电影更寄予厚望：“无疑，电影是传播民族文化的最好方式，我希望中国电影人能团结起来，不要分什么大陆、香港和台湾，而是共同把‘大中华电影’推向世界！”
让金像奖不再曲高和寡
电影人搞电影创作常常面临这样的问题，艺术和票房你要哪个？各类电影评奖也面临同样问题：艺术和票房，你更看重谁？从本质上说，两者都是选择影片的艺术性还是商业性的问题——文艺片，抑或商业片？至今为止，依然争论不休。
洪祖星担任过四届香港金像奖主席，在他担任主席之前，金像奖由杂志和报纸合办，从电影的“艺术性”出发，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评比。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是五年过去了，这个奖项不但没能发扬光大，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举步维艰。“没有当红的明星参加，没有当红的导演出席，金像奖渐渐步入了曲高和寡的困境。”洪祖星说，“可以说，我那4年任期是金像奖历史上最艰辛的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金像奖还刚刚起步。最初是由《电影双周刊》主办的，由于一个杂志媒体很难单独举办一个大型的颁奖礼，所以后来我们‘影协’(香港影业协会)就接手承办，但当时我们也是两手空空，这个奖项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所有的赞助都得自己去找。因此从我当主席那天开始，就到处找朋友、找商家来赞助这个颁奖礼。可以说，那时候当主席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去找钱。”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港英政府对香港电影业没有任何支持，而当时的金像奖在社会上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大影响，没有电视台转播，更没有企业愿意赞助。洪祖星说：“要知道20多年前，无论是香港还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电影颁奖礼，都是艺术片唱主角的。我还记得，当时许多奥斯卡获奖影片在香港的票房都很差，就是因为曲高和寡，后来我看见奥斯卡颁奖礼陆续改变这种评选的方式，艺术性不再是唯一的追求，讲究的是艺术与商业的结合，毕竟，好电影不是靠奖项而是靠票房，于是我就觉得应该在评选中加重影片商业元素的成分，在评选委员会上我也多次说服其他评委要正视这个问题，最后慢慢得到大家认同。直到现在，这种兼顾艺术与商业的评选原则，依然获得全行的认同。”
至于具体的举措，洪祖星主要做了三件事：1、发动当红的导演和演员参加；2、引入电视转播，并渐渐的发展为出售转播权，筹集资金；3、向朋友、公司拉取赞助。由于主办方变成了香港影协，而当时90%以上的香港电影人——包括制作人、导演、演员都是香港影业协会的会员。在影协的号召下，当时大红大紫的艺人周润发、成龙、张国荣、吴宇森、徐克等等都欣然出席。有了明星的参与，金像奖很快成为各大报纸、电视电台追捧的对象。也正是这些举措，对香港金像奖的推广和壮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每一届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都因大腕明星的云集而备受关注。
“我一直跟他们讲，电影不能简单的用‘商业片’和‘文艺片’来分类。电影的每一个镜头其实都是艺术，而不是一个片子大家看不懂才是艺术。如果一部电影总标榜艺术性，却只有几个人看，怎么能叫艺术品呢？能给电影本身以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宣传呢？人家一部电影有1000万人看，你的一部电影却只有100个人看，能说你的更艺术吗？所以，电影不能简单的因为卖座不卖座就归于商业片和艺术片。我认为这个分类是有问题的。”洪祖星说，“我觉得，我做金像奖的时候，就是打破了‘文艺片’和‘商业片’的简单归类，并将这个奖由‘影协’主办扩展到全港13个有关演艺行业协会一起合办，成立金像奖有限公司，以公司的形式进行运营，使到金像奖不再是一个小圈子的评选，而是整个香港电影行业共同参与的一个颁奖礼。”
让回归成为新契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是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不但年产200多部影片，而且风靡了整个东南亚和日韩及大陆和台湾。但随着电影的发展，东南亚各国相继重视自己的电影产业，港产片步入了低谷。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这个低谷刚好和香港回归凑在了一起。有好事者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个话题。作为香港电影的资深人士、香港电影业协会的理事长，洪祖星有着自己的看法。
“有一部分人曾对回归后香港电影的发展提出异议，认为近年来香港电影失去了往日的神采，这个论断是偏颇的。”洪祖星说，“最早的香港电影，是因其‘草根文化’得到认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欧美大片的冲击，这种小制作本身已经没有竞争力。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为发展自己的电影限制港片进入，更给香港电影带来了无穷的隐患。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正是香港回归。香港受英国统治的时候，香港电影制作人拍电影会受到各种限制：机场不能用、道路不能占、学校医院也不得使用，制作人只能深更半夜偷偷拍片。回归之后，无论拍摄工作需要什么，政府都给予大力支持，电影人有了莫大信心。和内地合作的日益加深，更使得香港电影在东南亚失去的市场得到了弥补。美国三四亿人口每年有800多亿的票房，我们中国有13亿人口，目前票房只有30多亿，可以想像我们的潜力有多大。”
回归给香港电影的改变，不只是市场和票房，还有投资和文化内涵。由于共同的文化背景，香港电影的主题及风格有着典型的中国烙印。正是回归，使得香港电影无论是取景还是主题，都有了更加鲜明的“中华”烙印。“小成本的制作少了，数量也相对少了，但是大片多了，质量更高了。”洪祖星说，“目前香港与内地电影合作多是大型古装片，原因是内地南北文化差异较大，一时间香港电影人还很难找到符合所有人口味的题材。但可以说，如果总是拍这样的古装片也不是长久之计，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在题材选择上合作空间可能更多。还有，就是内地有很多知名导演和演员，都很优秀，香港电影界很认同，希望能加深彼此的合作。”当然，洪祖星还有更深一层的期望。
“我最早从事的是电影发行，走遍了世界各地的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嘎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我每次都会参加。可以说，电影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最好宣传渠道和名片。而且，电影也越来越带有‘文化侵略’的政治性。”洪祖星说，“美国总是宣称电影只是商业行为，不具有政治色彩，我对此不认同。美国大片虽然打着商业片的旗号，实质上却有一种具有深刻影响力的政治宣传攻势。美国宣传越战中士兵的英勇、战争的正义，根本目的是什么？是让观众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
在第7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由香港电影《无间道》改编的《无间道风云》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及最佳改编剧本等四项大奖，香港电影以另一种方式扬威国际。而香港，也被世界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关注。“一个国家要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文化地位，电影是很重要的。就中国电影来说，内地有百花奖有金鸡奖，台湾有金马奖，香港有金像奖。大家各自为政，各不相干。我们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个‘大中华电影奖’，把所有华人电影人联合起来，来奖励他们、鼓励他们呢？” 洪祖星感慨地说，“金像奖发展到今天，当然是面向亚洲、面向世界，最好像目前奥斯卡颁奖礼典礼对整个世界的电影市场都有指导性的作用。尽管目前金像奖还不可以与奥斯卡相提并论，但我希望金像奖以后对华语电影甚至世界电影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并希望在此基础上，诞生‘大中华电影奖’！”
我们希望洪祖星的梦想早日得圆，以回报这个几十年如一日为电影奉献的电影人。
让电影成为一生的事业
也许，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也许，一切都是因为你的选择。当年刚初中毕业的洪祖星来到香港，希望开创一份事业。他自己也没想到，能和电影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初到香港，洪祖星给一个老外打工，这个老外就是一个电影发行公司的老板，洪祖星和电影的缘分由此结下。由喜欢到喜爱，洪祖星偷偷跟着老板学习，暗地里积累电影制作发行的专业知识。说来也巧，就在洪祖星基本了解了电影发行制作的基本常识不久，外国老板不知什么缘故不做电影生意了，并跟他说“你喜欢你就做”。就这样，洪祖星开始了长达40年之久的电影人生。电影，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业，尽管已经小有规模，但外国片依然很多。作为一名电影发行人的洪祖星，如今回忆起来，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亲自引进的750多部外国片，其中包括早期进入我国的《火车谋杀案》等。“国外的电影不能拿来就放，我们要审片子、剪辑，一部一部地看过才放给观众！”说起当年的工作和生活，洪祖星很自豪——过去30多年，从嘎纳、米兰等地引进的750多部片子，他都是第一观众。每部片子都是他精剪之后的艺术精品，如同自己一个个可爱的孩子。
在引入国外电影的时候，洪祖星几乎事必躬亲。在他引入国外电影入香港的年代，大陆的电影市场还相当不成熟，国外电影很难进入。一个偶然的机会，英国E.M.I公司电影部总裁向洪祖星推荐了《尼罗河上的惨案》，为了丰富内地的文化娱乐市场，他并与洪祖星一起把它推荐给中影，并用最低的价格交给中影发行。此后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尼罗河上的惨案》在艺术构思上是下了功夫的。影片没有落入西方同类影片那些故弄玄虚或哗众取宏的俗套，也没有在暴行与色情方面做低级无聊的展览。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入手，揭露资本主义严重的社会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非常符合那个年代中国的审美标准。
洪祖星带着这部片子找到了中影，中影认为不错，洪祖星免费转让了版权。“这是我向内地引入的第一步国外影片。”洪祖星说，“但从此之后，我和中影以及内地的同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之后更是代表香港影业协会，不断向内地转让版权，发行电影。而作为香港电影和内地联系的纽带，我在版权、合作方面，与内地同行亲密接触了几十年。毫无疑问，必然还会继续下去！”
从香港电影业协会成立第5年开始，洪祖星就一直担任理事长，到今天已经整整12个年头。很多次影业协会换届选举时，他都主动提出不再担任理事长，可大家都说：“你既然做了就要做下去。”言下之意，洪祖星似乎已成为香港电影人的榜样或风向标，他的去留、努力与否，直接牵扯到香港电影的命运——尽管洪祖星自己从未这样说过。
尽管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然而一谈到电影，洪祖星的脸上就会呈现出笑容。“我每年都要参加各国电影节，和世界各地的同仁见面。他们会问我，香港回归后，电影怎么样啊？我都会自豪的告诉他们，一切都比回归前好。每当这个时候，他们都啧啧称赞，而我，则感到非常自豪。”洪祖星说，“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有地位，外国人一方面看重我们巨大的市场，同时也是在对我们进行文化的渗透。确实，我很希望中国电影人联合起来，成立我们的‘奥斯卡’，让大中华电影深入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这是洪祖星的愿望，也是中国电影人的愿望。也许，在中国电影人的努力下，这一天不久就会到来。我们拭目以待！
【人生格言】
电影是我的选择，是我一生的事业
——洪祖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