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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先生曾说过，作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通体透明地把握和了解著述、出版、教育这三位一体的文化载体。同时，他在另一篇文章里指出，知识分子面对虚妄的“广场”要想实践自己的人文理想，使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就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岗位”，而这一“岗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即教育和出版。在他看来，作为出版工作者，其某种行为亦是一种人文理想的社会实践。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首现代中国文学史即可找到有力的佐证，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不少人对这一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很多人将市场经济下编辑出版者仅仅看做是贩卖文化的商人。当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