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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尼古莱·格朗德维格（Nikolai F.S. Grundtvig）和中国学者蔡元培分别致力于改善各自国家的教育体制。他们活跃于19世纪及20世纪初。当时北欧国家的文化根源于意大利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封建制度，其教育体制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拉丁语经典为基础。尼古莱·格朗德维格赞成为所有人提供教育，并基于北欧文艺复兴，从课程中删除拉丁语。他还提出，“民族文化”是以通用的北欧语言教授实践能力为基础的。中国学者蔡元培则学习儒家经典学说，通过科举考试，并成为公认的真正学者。革命时代，他在中国教育体制中取得了领导地位。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尝试给教育体制引入某种程度的自由以及民族化，并摒弃了日本的教育体制转而靠近欧洲模式。比较尼古莱·格朗德维格与蔡元培的思想，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追求全体公民都可享受的教育。
[关键词] 格朗德维格 蔡元培 全民教育
本文旨在剖析尼古莱·格朗德维格和蔡元培这两位学者之间的共同点。尽管两位学者生活在遥隔千里的两块大陆，各自生活的国家历史文化相去甚远，他们甚至互不了解，却都顺应时世地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自己国家的教育体制改革。他们的身影出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当时科技发展在斯堪的那维亚的北欧人生活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中国为顺应地缘政治的变化，也呼吁教育改革。这两位先生之所以当得起学者的称号，是因为他们身体力行，积极追求自己认为对本国人民接受教育至关重要的东西。
一、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尼古莱·格朗德维格
1.早期的正式教育
1783年，格朗德维格出生于Udby路德教会的一个牧师家庭，Udby位于南西兰岛上，这是丹麦最大的岛屿，也是首都哥本哈根的所在地。格朗德维格的父母都有牧师背景，是保守的宗教信徒。为了进入初中，九岁的格朗德维格被送往一个牧师家里，与牧师共同生活。1789年，格朗德维格进入丹麦奥胡斯的高中，1800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神学。这些早年的学习经历将格朗德维格培养成传教士。
格朗德维格一生中四次离开祖国，分别于1829年、1830年和1831年前往英国伦敦，还有一次前往挪威。国外的学习经历使他领略了不同的生活和文化。格朗德维格将他国的哲学著作翻译成荷兰语，并继续研究历史本身的广阔内含以及历史在文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格朗德维格精神也随之兴起。
作为一个神学家、历史学家、教育改革家，格朗德维格创作了大量的作品，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丹麦民间文化的关注。
尼尔斯L·詹森、威廉·米切尔森等在编辑《格朗德维格译作文选》时在衬页中指出：鉴于斯堪的那维亚以外的人对他的思想和人格知之甚少，因而有必要编辑该书。衬页中概括道：“格朗德维格的思想是，国内所有年轻人在中学阶段接受综合教育，且课程应当扎根于母语和民族文化传统。这种思想在丹麦人的文化活动和大众生活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我们追寻的正是格朗德维格的这一主题。
我们已经注意到格朗德维格的宗教培养深深扎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欧洲启蒙时期的希腊古典文学。格朗德维格提出了北欧文艺复兴的概念，将古挪威历史文化和人类多元统一的基督教思想相结合。在1832年以前，作为一名传教士，格朗德维格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在布道讲坛和自己的作品中利用一切机会传达基督教教义，之后他又声明：“我认为，人们依据基督教从挪威人的视角来感知精神世界，便可领悟全世界艺术和知识发展史，它囊括了整个人类的生活及其力量、背景和成就。”
格朗德维格在《世界历史知识》一文中以这种古挪威人的精神阐述了应当采取的方式：“为了达到清晰、深刻和完整的目标，理解生活和精神的一切努力，必须以洞察入微为目标。”正是生活知识和挪威人精神的这种结合，为新的丹麦精神文化和知识奠定基础，赋予挪威的传奇和神话真实性与确凿性，而不是枯萎干涸、毫无生气的意大利罗马文化。
关于学习机构，格朗德维格认为：“……它必须独立，否则将变成尾巴或空洞的影子，因为它必须是一种真实的精神力量……而这很容易被学者们忽视。”
2.教育建议
格朗德维格强调“民族文化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性，并主张高等教育应注重这两个方面。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建议再度使用冰岛语以便于理解斯堪的那维亚的历史。他提出多种方式来培养斯堪的那维亚人该如何对待世俗文化，特别是使用母语。自1811年直至逝世，他在丹麦教堂不断地进行布道，宣扬他的精神文化神学。格朗德维格的作品《初级基督教教义》中，有21个章节的内容于1868年出版，为儿童和成人如何在一个日益世俗的世界中保持基督教信仰提出了方案。
格朗德维格坚信，有必要改变斯堪的那维亚的学校模式，即只有上层社会才能接受源于中世纪教会学校的教育制度，从而满足工业革命的需要。教育应当普及，人人享受。
本着这种理念，他号召渐为人知的生活教育或平民高中应当在改变斯堪的那维亚教育制度方面发挥作用。他倡导无强制性课程的教育，即不是由某个教育部门强制设置课程，而是由学校自己决定，通过传授能够改善日常生活的实践技巧，以满足在校生的需要。他坚称，平民学校提供了自由教育，而不是着眼于学位。生活学校（Schools for Life）最初的学生都是农民，以后将成为工人。格朗德维格还寻求创建情感学校，这是一所旨在培养人文观和科学观的大学。该大学位于瑞典的歌德堡，处于3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交界点。在平民学校和情感学校，格朗德维格反对“强迫性”，包括考试，因为这使人类灵魂麻木无知。
《格朗德维格文选》的作者在脚注中指出：大学推行培养教师，通过这种培养，格朗德维格所提的民族精神将会传递到中学和乡村学校，从而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性格塑造。
不管斯堪的那维亚学术和教育的引入是否可以代替传统的意大利罗马文化，格朗德维格都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说不，因为他认为，在真实世界中，还是有可能介绍并维持植根于意大利罗马文化中错误、空洞思想的学术和教育。
格朗德维格使用“丹麦的”一词，指从北海到芬兰海湾和北欧人在维京探险时代所占领的岛屿，甚至直到加拿大一带的土地和人们。他建议废弃经典希腊和拉丁文化，提倡在大学里教授现代希腊文化，以发展斯堪的那维亚学术；至于大众教育，为了鉴赏北欧传奇文学，母语和冰岛语应当双管齐下。
格朗德维格的宗教教育思想和国家对发展现代普及教育制度的需要相结合，使他接受了这种宗教与实践技能相融合的变革视角。他宣称，斯堪的那维亚人一直处在“生活学校”和“死亡学校”与意大利罗马文化之间的斗争中。在格朗德维格追求平民学校教育的思想之外，挪威还存在传统的教育方式，它在本质上是演化发展的，它时刻变化以顺应全球经济的变化。
3.对变革的启迪
格朗德维格鄙视政治，但同时也承认，为了保持古代丹麦人的性格和促进联系现实生活的教育，议员的才智是很重要的。《格朗德维格文选》的作者之一，威廉·米切尔森在格朗德维格于1838年发表的《生活学校》的序言中写道：格朗德维格支持一种新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教育方式作为普通人参与政治的前提。1834年丹麦国王创立的早期“咨询大会”就已经倡导推行实践中学，除西兰岛的老苏洛学院（大学）开设的语法学科外，还开展数学、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教育。至于生活学校应当在大众教育中扮演什么角色，格朗德维格并未考虑过，他向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国王克里斯汀八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基于格朗德维格的思想，国王颁布了关于建立高中的法令，可是国王不幸于1848年去世，这个计划也因此从未能得以实施。早在1844年，克里斯汀·弗洛教授便已在丹麦和德国的交界处创立了现存最古老的丹麦平民高中。这所平民学校受到格朗德维格的启发，旨在培养农民子女保持丹麦的独立和语言。在格朗德维格看来，这显示了石勒苏益格人对讲丹麦语并用丹麦语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
随着我们不断追寻格朗德维格活动的许多领域，我们感到震惊，因为他的作品并没有像同时期的汉斯·克里斯琴·安德森和索伦那样通过翻译而广为人知。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在斯堪的那维亚人心中的地位。
二、中国学者蔡元培
上文所提的3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都奉行基督教，最初的学校只为富有的地主和教会阶层设立。正是尼古莱·格朗德维格提出了大众教育。然而在中国，农民占大多数，19世纪末时达到3亿。大部分人不知如何读、写，依赖知识贵族的领导。农民和商人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向官僚、“知识贵族”的社会流动。这种考试基于封建统制阶段推崇的儒家学说。考试成绩将可以使他们得到官方认可而进入社会领导阶层，朝廷将依靠他们处理地方事务和非正式行政管理。这也使他们脱离了体力劳动。
20世纪的中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了将中国发展成现代社会，当时兴起了改良运动，试图变革社会的各个方面。而那些保守派们一心想重组清王朝，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此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濒临困境了。艾森施塔特写道：“文人维持着呆板的传统，这不断强化了中国文化的抗变性特征，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必须拒绝或摧毁当时的文化秩序。”
西奥多·德巴里在《中国文化起源》中写道：“儒家改革者若求变化，就必须掌控科举考试，因为这个考试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精神中了。”
1900~1901年间，中国对外国人的开放逐渐引发了制度改革，改革秉承皇太后的懿旨，这是她为挽救清王朝作出的最后努力。科举考试被废除，日本的教育模式被引入中国并开始实施。传统的地方学堂变成了现代学院，其他一些教育机构也成了新式学校。在传授儒家经典学说的同时，也传授西方学科。我们发现，此时保守的儒家政治传统开始让道于制度改革。这种西式教育的介入造就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最终引发了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五四运动。
1. 早期儒家教育
蔡元培于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浙江绍兴。由于家境较为富裕，蔡元培得以接受儒家学说的传统教育，并因此通过了科举考试，于23岁考取进士，成为翰林院学士，这是当时封建社会的最高荣誉。在翰林院，蔡元培被提升为儒家经典学说的编纂。
2. 早期活动和任命
1902年，蔡元培被上海的政治革命活动所吸引，他前往上海帮助成立反对清朝的教育政治社团、学校和报刊。当地教育家们发觉有必要组织成立中国教育会，并选举蔡元培任会长。在此期间，蔡元培将西方思想翻译成中文，阐述欧洲的成功经验。而他发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逐渐破灭，因此又重回教育领域。他回到浙江投身教育改革。为了深化自己改善中国教育形式的理念，蔡元培于1907年远赴德国，进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美学、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蔡元培完成学业后于1911年回国，被任命为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但由于个人原因，蔡元培于1912年辞职，再次赴德国继续学业。1913年蔡元培前往法国。他学习法语，并参与创办中国劳工教育机构。他还参与组织中法教育协会。
1916年，蔡元培的朋友，也是当时中国的领导者孙中山将其召回，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期间，蔡元培寻求改变中国教育体制，摆脱日本模式而追求欧洲教育方式。正是由于蔡元培对学术自由的坚持，北京大学延揽了许多著名教育家，其中就包括时任图书馆助理的毛泽东。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时至今日仍是中国最主要的高等学府的原因之一。
1919年5月4日，学生进行反日示威游行，蔡元培反对逮捕学生领导。他离开中国以表示与军阀统治者决裂，直到1926年学生被释放，他才回国。蔡元培还曾担任司法部长和大学委员会主席。
192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大学院（大学委员会）院长，这个机构代替了之前的民国政府教育部。他还协助成立了中央研究院，旨在促进中国国内的科学技术研究，并被选为第一任院长。
3. 对教育的贡献
追寻蔡元培在改革方面的成就时，我们应当注意到他对教育独立的坚持，他不受制于任何哲学派别或任何宗教信条的束缚，坚持崇高的世界观，勿论时空。蔡元培的许多追随者都认为：蔡元培对学术延续至今的贡献就在于创立大学教育。有例为证：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道德促进会。蔡元培坚持大学教育应保持崇高的道德标准，有一家东京杂志对此评论说：“蔡元培先生是德高望重的伟大学者，通过他的著述（行为标准），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面貌及其对社会改革的看法，作为观察中国的一个视角。”
中国文献中关于蔡元培的传记性评论从未间断，这激起人们对他的尊敬，不仅作为一名理论家，也是一名实践者。他的著作，他对教育领域各个协会的领导，以及他出任的一些重要职位（如民国政府教育部长和北京大学校长）都证明了他不愧是自由教育之父，也是19世纪中西方思想之集大成者。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还未得到发展，需要蔡元培这样的人来合理规划教育。蔡元培曾经说：“没有个体的培养，就没有社会的文明。”
三、结 论
在数学领域，探索“公分母”是从基本数字到一组整数的发现之旅。但在两位学者之间确定其“公分母”（这就是本文的目标），却是要找出两者共同的、引起教育改革的兴趣、思想。综上所述，我们不禁要问丹麦籍挪威学者格朗德维格和中国的蔡元培之间的公分母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如果说两者都通过教育影响了各自的社会，即格朗德维格通过推行大众教育，帮助斯堪的那维亚人摆脱了中世纪的精神桎梏；而蔡元培的教育，帮助中国人摆
脱了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这也许是恰如其分的。
参考文献：
[1] Jensen，Niels Lyhne，General Editor，A Grundtvig Anthology，James Clarke
[关键词] 格朗德维格 蔡元培 全民教育
本文旨在剖析尼古莱·格朗德维格和蔡元培这两位学者之间的共同点。尽管两位学者生活在遥隔千里的两块大陆，各自生活的国家历史文化相去甚远，他们甚至互不了解，却都顺应时世地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自己国家的教育体制改革。他们的身影出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当时科技发展在斯堪的那维亚的北欧人生活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中国为顺应地缘政治的变化，也呼吁教育改革。这两位先生之所以当得起学者的称号，是因为他们身体力行，积极追求自己认为对本国人民接受教育至关重要的东西。
一、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尼古莱·格朗德维格
1.早期的正式教育
1783年，格朗德维格出生于Udby路德教会的一个牧师家庭，Udby位于南西兰岛上，这是丹麦最大的岛屿，也是首都哥本哈根的所在地。格朗德维格的父母都有牧师背景，是保守的宗教信徒。为了进入初中，九岁的格朗德维格被送往一个牧师家里，与牧师共同生活。1789年，格朗德维格进入丹麦奥胡斯的高中，1800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神学。这些早年的学习经历将格朗德维格培养成传教士。
格朗德维格一生中四次离开祖国，分别于1829年、1830年和1831年前往英国伦敦，还有一次前往挪威。国外的学习经历使他领略了不同的生活和文化。格朗德维格将他国的哲学著作翻译成荷兰语，并继续研究历史本身的广阔内含以及历史在文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格朗德维格精神也随之兴起。
作为一个神学家、历史学家、教育改革家，格朗德维格创作了大量的作品，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丹麦民间文化的关注。
尼尔斯L·詹森、威廉·米切尔森等在编辑《格朗德维格译作文选》时在衬页中指出：鉴于斯堪的那维亚以外的人对他的思想和人格知之甚少，因而有必要编辑该书。衬页中概括道：“格朗德维格的思想是，国内所有年轻人在中学阶段接受综合教育，且课程应当扎根于母语和民族文化传统。这种思想在丹麦人的文化活动和大众生活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我们追寻的正是格朗德维格的这一主题。
我们已经注意到格朗德维格的宗教培养深深扎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欧洲启蒙时期的希腊古典文学。格朗德维格提出了北欧文艺复兴的概念，将古挪威历史文化和人类多元统一的基督教思想相结合。在1832年以前，作为一名传教士，格朗德维格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在布道讲坛和自己的作品中利用一切机会传达基督教教义，之后他又声明：“我认为，人们依据基督教从挪威人的视角来感知精神世界，便可领悟全世界艺术和知识发展史，它囊括了整个人类的生活及其力量、背景和成就。”
格朗德维格在《世界历史知识》一文中以这种古挪威人的精神阐述了应当采取的方式：“为了达到清晰、深刻和完整的目标，理解生活和精神的一切努力，必须以洞察入微为目标。”正是生活知识和挪威人精神的这种结合，为新的丹麦精神文化和知识奠定基础，赋予挪威的传奇和神话真实性与确凿性，而不是枯萎干涸、毫无生气的意大利罗马文化。
关于学习机构，格朗德维格认为：“……它必须独立，否则将变成尾巴或空洞的影子，因为它必须是一种真实的精神力量……而这很容易被学者们忽视。”
2.教育建议
格朗德维格强调“民族文化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性，并主张高等教育应注重这两个方面。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建议再度使用冰岛语以便于理解斯堪的那维亚的历史。他提出多种方式来培养斯堪的那维亚人该如何对待世俗文化，特别是使用母语。自1811年直至逝世，他在丹麦教堂不断地进行布道，宣扬他的精神文化神学。格朗德维格的作品《初级基督教教义》中，有21个章节的内容于1868年出版，为儿童和成人如何在一个日益世俗的世界中保持基督教信仰提出了方案。
格朗德维格坚信，有必要改变斯堪的那维亚的学校模式，即只有上层社会才能接受源于中世纪教会学校的教育制度，从而满足工业革命的需要。教育应当普及，人人享受。
本着这种理念，他号召渐为人知的生活教育或平民高中应当在改变斯堪的那维亚教育制度方面发挥作用。他倡导无强制性课程的教育，即不是由某个教育部门强制设置课程，而是由学校自己决定，通过传授能够改善日常生活的实践技巧，以满足在校生的需要。他坚称，平民学校提供了自由教育，而不是着眼于学位。生活学校（Schools for Life）最初的学生都是农民，以后将成为工人。格朗德维格还寻求创建情感学校，这是一所旨在培养人文观和科学观的大学。该大学位于瑞典的歌德堡，处于3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交界点。在平民学校和情感学校，格朗德维格反对“强迫性”，包括考试，因为这使人类灵魂麻木无知。
《格朗德维格文选》的作者在脚注中指出：大学推行培养教师，通过这种培养，格朗德维格所提的民族精神将会传递到中学和乡村学校，从而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性格塑造。
不管斯堪的那维亚学术和教育的引入是否可以代替传统的意大利罗马文化，格朗德维格都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说不，因为他认为，在真实世界中，还是有可能介绍并维持植根于意大利罗马文化中错误、空洞思想的学术和教育。
格朗德维格使用“丹麦的”一词，指从北海到芬兰海湾和北欧人在维京探险时代所占领的岛屿，甚至直到加拿大一带的土地和人们。他建议废弃经典希腊和拉丁文化，提倡在大学里教授现代希腊文化，以发展斯堪的那维亚学术；至于大众教育，为了鉴赏北欧传奇文学，母语和冰岛语应当双管齐下。
格朗德维格的宗教教育思想和国家对发展现代普及教育制度的需要相结合，使他接受了这种宗教与实践技能相融合的变革视角。他宣称，斯堪的那维亚人一直处在“生活学校”和“死亡学校”与意大利罗马文化之间的斗争中。在格朗德维格追求平民学校教育的思想之外，挪威还存在传统的教育方式，它在本质上是演化发展的，它时刻变化以顺应全球经济的变化。
3.对变革的启迪
格朗德维格鄙视政治，但同时也承认，为了保持古代丹麦人的性格和促进联系现实生活的教育，议员的才智是很重要的。《格朗德维格文选》的作者之一，威廉·米切尔森在格朗德维格于1838年发表的《生活学校》的序言中写道：格朗德维格支持一种新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教育方式作为普通人参与政治的前提。1834年丹麦国王创立的早期“咨询大会”就已经倡导推行实践中学，除西兰岛的老苏洛学院（大学）开设的语法学科外，还开展数学、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教育。至于生活学校应当在大众教育中扮演什么角色，格朗德维格并未考虑过，他向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国王克里斯汀八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基于格朗德维格的思想，国王颁布了关于建立高中的法令，可是国王不幸于1848年去世，这个计划也因此从未能得以实施。早在1844年，克里斯汀·弗洛教授便已在丹麦和德国的交界处创立了现存最古老的丹麦平民高中。这所平民学校受到格朗德维格的启发，旨在培养农民子女保持丹麦的独立和语言。在格朗德维格看来，这显示了石勒苏益格人对讲丹麦语并用丹麦语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
随着我们不断追寻格朗德维格活动的许多领域，我们感到震惊，因为他的作品并没有像同时期的汉斯·克里斯琴·安德森和索伦那样通过翻译而广为人知。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在斯堪的那维亚人心中的地位。
二、中国学者蔡元培
上文所提的3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都奉行基督教，最初的学校只为富有的地主和教会阶层设立。正是尼古莱·格朗德维格提出了大众教育。然而在中国，农民占大多数，19世纪末时达到3亿。大部分人不知如何读、写，依赖知识贵族的领导。农民和商人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向官僚、“知识贵族”的社会流动。这种考试基于封建统制阶段推崇的儒家学说。考试成绩将可以使他们得到官方认可而进入社会领导阶层，朝廷将依靠他们处理地方事务和非正式行政管理。这也使他们脱离了体力劳动。
20世纪的中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了将中国发展成现代社会，当时兴起了改良运动，试图变革社会的各个方面。而那些保守派们一心想重组清王朝，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此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濒临困境了。艾森施塔特写道：“文人维持着呆板的传统，这不断强化了中国文化的抗变性特征，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必须拒绝或摧毁当时的文化秩序。”
西奥多·德巴里在《中国文化起源》中写道：“儒家改革者若求变化，就必须掌控科举考试，因为这个考试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精神中了。”
1900~1901年间，中国对外国人的开放逐渐引发了制度改革，改革秉承皇太后的懿旨，这是她为挽救清王朝作出的最后努力。科举考试被废除，日本的教育模式被引入中国并开始实施。传统的地方学堂变成了现代学院，其他一些教育机构也成了新式学校。在传授儒家经典学说的同时，也传授西方学科。我们发现，此时保守的儒家政治传统开始让道于制度改革。这种西式教育的介入造就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最终引发了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五四运动。
1. 早期儒家教育
蔡元培于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浙江绍兴。由于家境较为富裕，蔡元培得以接受儒家学说的传统教育，并因此通过了科举考试，于23岁考取进士，成为翰林院学士，这是当时封建社会的最高荣誉。在翰林院，蔡元培被提升为儒家经典学说的编纂。
2. 早期活动和任命
1902年，蔡元培被上海的政治革命活动所吸引，他前往上海帮助成立反对清朝的教育政治社团、学校和报刊。当地教育家们发觉有必要组织成立中国教育会，并选举蔡元培任会长。在此期间，蔡元培将西方思想翻译成中文，阐述欧洲的成功经验。而他发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逐渐破灭，因此又重回教育领域。他回到浙江投身教育改革。为了深化自己改善中国教育形式的理念，蔡元培于1907年远赴德国，进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美学、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蔡元培完成学业后于1911年回国，被任命为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但由于个人原因，蔡元培于1912年辞职，再次赴德国继续学业。1913年蔡元培前往法国。他学习法语，并参与创办中国劳工教育机构。他还参与组织中法教育协会。
1916年，蔡元培的朋友，也是当时中国的领导者孙中山将其召回，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期间，蔡元培寻求改变中国教育体制，摆脱日本模式而追求欧洲教育方式。正是由于蔡元培对学术自由的坚持，北京大学延揽了许多著名教育家，其中就包括时任图书馆助理的毛泽东。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时至今日仍是中国最主要的高等学府的原因之一。
1919年5月4日，学生进行反日示威游行，蔡元培反对逮捕学生领导。他离开中国以表示与军阀统治者决裂，直到1926年学生被释放，他才回国。蔡元培还曾担任司法部长和大学委员会主席。
192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大学院（大学委员会）院长，这个机构代替了之前的民国政府教育部。他还协助成立了中央研究院，旨在促进中国国内的科学技术研究，并被选为第一任院长。
3. 对教育的贡献
追寻蔡元培在改革方面的成就时，我们应当注意到他对教育独立的坚持，他不受制于任何哲学派别或任何宗教信条的束缚，坚持崇高的世界观，勿论时空。蔡元培的许多追随者都认为：蔡元培对学术延续至今的贡献就在于创立大学教育。有例为证：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道德促进会。蔡元培坚持大学教育应保持崇高的道德标准，有一家东京杂志对此评论说：“蔡元培先生是德高望重的伟大学者，通过他的著述（行为标准），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面貌及其对社会改革的看法，作为观察中国的一个视角。”
中国文献中关于蔡元培的传记性评论从未间断，这激起人们对他的尊敬，不仅作为一名理论家，也是一名实践者。他的著作，他对教育领域各个协会的领导，以及他出任的一些重要职位（如民国政府教育部长和北京大学校长）都证明了他不愧是自由教育之父，也是19世纪中西方思想之集大成者。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还未得到发展，需要蔡元培这样的人来合理规划教育。蔡元培曾经说：“没有个体的培养，就没有社会的文明。”
三、结 论
在数学领域，探索“公分母”是从基本数字到一组整数的发现之旅。但在两位学者之间确定其“公分母”（这就是本文的目标），却是要找出两者共同的、引起教育改革的兴趣、思想。综上所述，我们不禁要问丹麦籍挪威学者格朗德维格和中国的蔡元培之间的公分母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如果说两者都通过教育影响了各自的社会，即格朗德维格通过推行大众教育，帮助斯堪的那维亚人摆脱了中世纪的精神桎梏；而蔡元培的教育，帮助中国人摆
脱了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这也许是恰如其分的。
参考文献：
[1] Jensen，Niels Lyhne，General Editor，A Grundtvig Anthology，James Clar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