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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范文家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他用西夏文书就的“破帽遮颜过闹市，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这句来自鲁迅的诗句，不光是李范文用来自勉的座右铭，更是他人生的写照。
虽然已是76岁高龄的老人，但李范文并没在家安享天年，依然是忙忙碌碌，一天只睡5个小时。去年，他出任刚刚成立的宁夏社会科学院国际西夏学研究所所长；今年，他又重新修订了《夏汉字典》。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正在国庆假期中的他还忙着为一部书稿写序。
“我的工作就是研究西夏绝学，风险很大，直到现在还在风险的道路上艰难爬坡。”李范文用这句话，引出了他48年探秘西夏文明的故事。
结缘西夏
1932年，李范文出生于陕西省西乡县。直到现在，他的普通话里还带有乡音，与宁夏人的普通话迥然不同。
祖上本是杏林人家，李范文的父亲却改做了乡间教师。因家境贫寒，李范文的高中是在西乡县乐育中学半工半读中完成的，一边读书，一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央政府于1950年6月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新型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1952年，学院正式开始招生，李范文成为第一届本科大学生，在民族语文系学习安都藏语。
大学三年级时，李范文在图书馆里偶遇世称“天书”的西夏文字，“自己当时就被那些西夏文字笔画繁复的优美深深吸引了。”李范文说。
西夏文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复，看似眼熟，细看又一字不识。李范文后来得知，西夏文字是公元1036年由野利仁荣创制的，西夏灭亡后仍保存了300多年。西夏文字少有人识，被称为“天书”，西夏学也被认为是一门“绝学”。
1952年，国家进行院，系调整。把已建设数十年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东语系的部分专业和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使该校汇集了一批大师级的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其中，语言学家王静如也在其中。王静如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就是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
李范文想跟王静如先生学习，他找到当时的院领导，提出自己的想法。院领导没有同意，说西夏文属于偏门，现在还是先把专业学好再说。
大学毕业后，李范文继续在中央民族学院读研究生，专业是民族学，师从费孝通，林耀华等名师。这依然与李范文所向往的西夏学有一大段距离。读研期间，李范文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到西夏文研究上，在他看来，掌握西夏文字，是打开神秘西夏王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对于自己以后的研究方向，李范文曾与同学有过讨论。他的同学认为，由党项族在贺兰山麓建立的大夏政权，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位置，但毕竟是中国数千年文明长河里泛起的一朵小浪花。研究西夏文乃至西夏历史，能在学术上取得多少成绩，做出什么贡献，还需要好好考虑，不能冲动。而李范文认为，正因为西夏历史不起眼，国内许多学者对其研究不足，才更有研究价值。如果说西夏学没什么研究价值的话，为什么日本人始终没有放弃对它的研究，出版了那么多学术著作?李范文下了决心，西夏学我搞定了。
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李范文先后6次打报告，要求去宁夏。其实，此时的李范文对宁夏的情况一无所知，以前也从没到过银川，只是觉得银川是西夏的故都，宁夏是西夏的发源地，研究西夏史当然是近水楼台了。院领导劝他说，这个问题你要想周全了，再跟家里好好商量一下。去宁夏容易，出了北京，再回来可就难了。李范文坚定地说，我考虑好了。
“当时我已有一个温暖的家了。妻子听说西北很荒凉，特别是宁夏，更是落后，就和我离婚了。”李范文说。
梦想依旧
“现在的银川，高楼大厦林立，柏油马路宽阔，很漂亮。但在当时，银川连一座楼房都没有，到处是一片荒凉。更叫我大失所望的是，这里虽是大夏的发祥地，但既无研究机构，也无研究资料。”李范文只好暂时到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大学前身)历史系从教。千里迢迢来到宁夏，却不得不弃熟从生，向学生教授世界史，这与他的初衷相去甚远。
到银川后，李范文抽时间来到向往已久的西夏王陵。形制依稀的陵区破败不堪，荒草丛生的寂寞土冢，除了偶尔有经过的羊倌和羊群，再看不到任何东西。西夏文字在哪儿?如何进行研究?一个个疑问涌上李范文的心头。那一刻，李范文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犯了一个错误。短暂的失望过后，李范文终于明白，自己注定只能做一个西夏学研究的拓荒者了。
那是一个全中国都处于饥饿的年代。有一次，单位组织上贺兰山，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让大家采榆树叶充饥!即使这样，李范文依然硬撑着钻在资料室做研究，终于写出了《中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这是宁夏大学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揭开了李范文日后从事西夏学研究的序幕。
当时，比饥饿更可怕的是政治运动。“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左。除了全国性的运动，宁夏还自创了两个土运动，其中一个是反坏人坏事。张贤亮的小说中写到有人饿不过，偷吃一个馒头就被打成了‘坏人’，这绝对不夸张。”回忆起那段历史，李范文慨叹不已。
“文革”开始了，李范文是一个头上带着右派帽子的人，自然少不了被揪斗、挨批判，甚至被造反派打得鼻青脸肿。后来，他又被发配到宁夏固原县安家落户。
在农村长大的李范文，倒是很快适应了农村的生活。“我搞实验田，同样条件下，我种的土豆就长得大，种的玉米棒子就长得粗，效果很明显，很多人都来参观。如果不是归队搞专业，一直坚持下去，没准能搞出点名堂。”李范文说。
在固原，李范文住的窑洞只有4米长、1.5米宽。他把一个破包装箱架在炕前，算是写字台。每天晚上，就趴在这个箱子上，摘抄卡片。几年下来，竟初步完成了西夏文字的收集工作，累计做了两万多张单词字例卡片，并用四角号码做了编排。这时，一个梦想渐渐在李范文心中形成——编纂一本《夏汉字典》。
田野考察
1972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时，见到一些西夏文献，就询问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现在还有没有人懂这种文字?”当得知只有一，两位老人懂时，周恩来当即指示，一定要有人学习这种文字，不能让它失传。
这年3月，宁夏文化代表团赴京参观，王冶秋对代表团说：“宁夏是西夏文化的发祥地，你们要研究西夏文化，要有人学习西夏文字，研究西夏历史，填补这个空白。”
为了落实上级领导的指示，加强西夏学研究，1972年5月，李范文归队调入宁夏博物馆，紧接着就被派往北京，跟随西夏学专家罗福颐学习西夏文。
1973年5月的一天，北京火车站走 出了一位抱着一只大木箱的中年人，他便是阔别北京13年的李范文。木箱子里装的全是李范文做的西夏文单字卡片。
罗福颐被李范文的真诚与迫切所感动，慷慨地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西夏文献全部借给了他，其中有俄罗斯学者聂斯克的《西夏语文学》、罗福成先生的《同音写本》，以及他自己撰写的《西夏字汇集》。
如获至宝的李范文，废寝忘食地读，夜以继日地抄。为了不影响同屋人休息，他索性把桌椅搬到走廊。当时正值酷夏时节，楼道当然没有电扇，李范文索性只穿条短裤，汗水模糊了眼睛，就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捎带着赶一赶飞舞而来的蚊虫。
在北京求学半年的时间，李范文不仅从罗福颐先生那儿受益良多，更是有机会饱览了国内外研究西夏文的书籍，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3年的11月，从北京回到宁夏的李范文，来到西夏陵墓挖掘现场。西倚贺兰山、东临黄河的西夏王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地面原始遗址，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金字塔”。9座帝陵，214座陪葬墓，依山按年代排列开来。每座陵园都有碑、亭，阙、角楼、台、献殿等建筑。因战乱毁坏，风沙湮没，发掘工作非常艰难。
李范文不是搞考古的，他只能在挖掘现场干点诸如管理民工及后勤等杂事。每天忙完份内的工作，他就全身心投入自己想干的正事上——耐心地在一碑一石，一砖一瓦里探寻着丝丝缕缕的神秘信息。
当时西夏陵墓区共发掘出帝陵1座、陪葬墓4座，清理帝陵碑亭2座，共出土残碑3272块。李范文选了其中824块进行考证。他对这些残碑做了大量的缀合工作，其中如寿陵篆额，由于数量少，字形特殊，容易缀合，被李范文复原译出。但大量的残碑却很难复原。
残碑文字虽然支离破碎，但却是少见的西夏原始史料，对研究西夏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字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李范文通过对残碑的考证研究，认为早在西夏政权建立前两年的1036年，开国皇帝李元吴即命其大臣野利仁荣造西夏文字，三年而成。当时由“蕃学院”、“汉学院”传授西夏文，西夏国的往来文书上都用西夏文、汉文两种文字书写。这一结论推翻了早先一些学者认为的西夏文化源于中亚细亚、独立发展、自成一体的观点。通过考证，李范文还纠正了汉文史书的一些误记，并指出“风角城皇帝”就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吴。
那几年，李范文吃住都在西夏王陵。孩子放寒假，9岁的大儿子和4岁的小儿子来看他，夜里狂风大作，吹的帐篷几乎飞上了天。帐篷外，能隐约听到野狼的嚎叫。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钻到父亲怀里。好不容易天亮了，父子三人耳朵里、鼻孔里、头发里都是沙土。想擦一下，毛巾冻得硬邦邦。从此，孩子对工地充满了恐惧，再也不来看他了。
李范文每周回一次家，从家里带一缸子咸菜，每天就着白水煮面条吃一周。有一天，他晕倒在工地上，接受检查时医生大吃一惊，近乎1.8米的李范文，体重只有50公斤，血压高压80，低压50。医生严厉地告诫他：你这样下去会累死的，必须马上补充营养和休息。
70年代，能用什么来营养呢?李范文的妻子杨圣德一狠心，先后将家里养的14只下蛋鸡——为给4个孩子增加营养而养的——都杀了，熬鸡汤给他增加营养，才慢慢让他恢复了元气。
“在他心里，除了西夏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包括他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妻子有时候也会忍不住这样抱怨几句。
字典问世
在日夜陪伴西夏王陵那几年，李范文对3270块残碑逐一进行考释，整理出近6000多个西夏文字，基本完成了《夏汉字典》的初稿。
1976年，“文革”阴影未消，一个右派分子要出书，谈何容易?《夏汉字典》在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辗转往返，直到1 979年，文物出版社总算愿意考虑出版。就在李范文万分喜悦，赴京商谈出版事宜时，却被告知《夏汉字典》书稿未拟定西夏语音体系，也未全部引用西夏人撰修的《文海》一书，不能出版。
为了弄清西夏语音体系，李范文沿着党项人迁徙的路线赴四川、甘肃等地实地考察，记下了近5000个单词，搜集了200多条例句，设法搜寻“西夏语”产生和发展的线索。
随后，他又用5年时间潜心研究西夏人所著的韵书《同音》，于1985年完成了70万字的《同音研究》。接着又用了9年的时间，完成了50万字的西夏词书研究专著《宋代西北方音(蓄汉古时掌中珠)对音研究》。这两部研究西夏语音韵的专著一经问世，立即引起海内外西夏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被誉为“中国西夏学研究的双壁”。这两部著述的完成，还使得《夏汉字典》更加充实而缜密。
但是，为了《同音研究》这部书，李范文几乎付出了一条腿的代价。
1984年，日本西夏学专家西田龙雄教授到宁夏访问，李范文骑车去宁夏宾馆安排工作时，被另一个骑车人撞倒。对方连人带车压在他的身上，致使他的股骨骨折，被送进医院做了手术。术后躺在床上的李范文，惦记着未完成的书稿，忍着痛坚持写作。为了能坐得稳一些，他让家人把他绑在床头，膝头放着一块写字板。就这样，在养病的半年里，他写出了《同音研究》。后来发现，手术很不成功，医生打的七根三叉钉，坏了六根，股骨头坏死。从此，李范文再也不能平稳行走。
1997年10月，李范文编撰的1 50万字的巨著《夏汉字典》终于正式出版了。全书不仅从字形、字音，字义和语法各个方面对6000个西夏文字进行了全方位的注释，而且还用汉、英两种文字进行释义。《夏汉字典》的问世，搭建起了古代西夏语言文字与现代语言文字的沟通桥梁，被学术界誉为是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金钥匙。
在宁夏召开的《夏汉字典》首发式上，时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怀武先生讲了一段堪称经典的话：“令我感叹和感动的是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25年——25年，对人类历史长河而言，短如弹指一瞬，但对个人而言，却漫长而宝贵。范文先生把一生中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事业。另一个数字是150万——有人作过计算，说一个人什么也别干，就是从早到晚数，150万字也要数30多个日日夜夜!25年和150万宇这两个数字，已完全可以表现出范文先生为西夏学所付出的艰辛，甘苦和他锲而不舍的全部精神了……”
荷兰汉学家杨虎嫩教授在《东方学研究》发表了题为“《夏汉字典》——国际西夏学界期待已久的一部大型工具书”的文章，称“《夏汉字典》堪称一项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成就。”
96岁高龄的旅日华侨马晋三，被李范文的为人治学所感动，挥毫赋诗：“西夏十王二百年，奇文异字号通玄；千秋音义人难解，留待先生众钞全!”
文献归来
20世纪人文科学有三大最为瞩目的发现，除人们已熟知的甲骨学、敦煌学外，还有近年来才渐受关注的西夏学。
国际上将西夏学真正的研究开端界定为1908年到1909年间，以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黑水城获得8000余件西夏文书并运藏到彼得堡为其标志性事件。
1908年，俄国的科兹洛夫在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古塔中盗掘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仅文献就有数千卷之巨，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这批文献被席卷到了俄国，至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
1914年，英国人斯坦也来到黑水城遗址寻找发掘，将不少西夏遗物带到了英国，藏于大英博物馆。
1923年冬天，美国人华尔纳也来到了黑水城遗址。他只挖掘到几件壁画残片、三只破损的陶罐、几十枚钱币。
继华尔纳之后，日本人的足迹也出现在这片荒凉的古城废墟上，但日本人对前去探宝的具体情况守口如瓶，秘而不宣，其内幕至今不为外人所知。
大量文献的流失，导致了“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现象。
李范文通过各种渠道，为流失海外的黑水城西夏文献在国内的出版，做着各种艰难的努力。1 988年苏联学者克平到宁夏谈判《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出版问题，李范文将自己4个月的工资借给他，结果搞得自己生活十分拮据。
与此同时，李范文也在为英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而努力着。他的学生胡若飞，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德国辗转英国，寻访散失在海外的西夏文献。胡若飞得到英方收藏单位的帮助，用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英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工作，带着20盒珍贵文献资料的微缩胶卷，回到西夏故地。
2002年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提供30万元资金，正式启动了整理英藏黑水城文献科研项目，李范文作为顾问指导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微缩胶卷的内容，同时被翻译并转为电子化的表现形式，可供任何一位西夏学学者查阅和研究。
如今，李范文居住的依然是20年前的旧楼房，房内的摆设也是20多年前的，其中一套家具是出访俄罗斯回国时用护照在北京友谊商店买的。一间小小的书房，被他命名为“卧薪斋”。
“有人把李元吴和陈水扁联系在一起，说我在为分裂唱赞歌。我想不通!有时候也发牢骚说不干了。但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不干了，你一天觉都睡不着你还得干!”李范文激动地说。
“我是一个快80岁的人了，也想安安静静过一下平常人的生活。”但是，这种想法对李范文来说无异于一种奢望。
从《夏汉字典》出版至今11年，西夏时期仅有的7部《字书》，《辞书》和《韵书》，李范文一个人就研究了6部半。《夏汉字典》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已知的西夏文字都被他考证出来，绝大多数西夏文字的译文、读音问题也已解决。
李范文的新目标是，综合全世界研究成果，组织全国的相关专家，编撰一部《西夏学大辞典》。他想以此书为近百年来的西夏学研究做一个总结。
虽然已是76岁高龄的老人，但李范文并没在家安享天年，依然是忙忙碌碌，一天只睡5个小时。去年，他出任刚刚成立的宁夏社会科学院国际西夏学研究所所长；今年，他又重新修订了《夏汉字典》。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正在国庆假期中的他还忙着为一部书稿写序。
“我的工作就是研究西夏绝学，风险很大，直到现在还在风险的道路上艰难爬坡。”李范文用这句话，引出了他48年探秘西夏文明的故事。
结缘西夏
1932年，李范文出生于陕西省西乡县。直到现在，他的普通话里还带有乡音，与宁夏人的普通话迥然不同。
祖上本是杏林人家，李范文的父亲却改做了乡间教师。因家境贫寒，李范文的高中是在西乡县乐育中学半工半读中完成的，一边读书，一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央政府于1950年6月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新型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1952年，学院正式开始招生，李范文成为第一届本科大学生，在民族语文系学习安都藏语。
大学三年级时，李范文在图书馆里偶遇世称“天书”的西夏文字，“自己当时就被那些西夏文字笔画繁复的优美深深吸引了。”李范文说。
西夏文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复，看似眼熟，细看又一字不识。李范文后来得知，西夏文字是公元1036年由野利仁荣创制的，西夏灭亡后仍保存了300多年。西夏文字少有人识，被称为“天书”，西夏学也被认为是一门“绝学”。
1952年，国家进行院，系调整。把已建设数十年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东语系的部分专业和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使该校汇集了一批大师级的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其中，语言学家王静如也在其中。王静如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就是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
李范文想跟王静如先生学习，他找到当时的院领导，提出自己的想法。院领导没有同意，说西夏文属于偏门，现在还是先把专业学好再说。
大学毕业后，李范文继续在中央民族学院读研究生，专业是民族学，师从费孝通，林耀华等名师。这依然与李范文所向往的西夏学有一大段距离。读研期间，李范文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到西夏文研究上，在他看来，掌握西夏文字，是打开神秘西夏王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对于自己以后的研究方向，李范文曾与同学有过讨论。他的同学认为，由党项族在贺兰山麓建立的大夏政权，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位置，但毕竟是中国数千年文明长河里泛起的一朵小浪花。研究西夏文乃至西夏历史，能在学术上取得多少成绩，做出什么贡献，还需要好好考虑，不能冲动。而李范文认为，正因为西夏历史不起眼，国内许多学者对其研究不足，才更有研究价值。如果说西夏学没什么研究价值的话，为什么日本人始终没有放弃对它的研究，出版了那么多学术著作?李范文下了决心，西夏学我搞定了。
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李范文先后6次打报告，要求去宁夏。其实，此时的李范文对宁夏的情况一无所知，以前也从没到过银川，只是觉得银川是西夏的故都，宁夏是西夏的发源地，研究西夏史当然是近水楼台了。院领导劝他说，这个问题你要想周全了，再跟家里好好商量一下。去宁夏容易，出了北京，再回来可就难了。李范文坚定地说，我考虑好了。
“当时我已有一个温暖的家了。妻子听说西北很荒凉，特别是宁夏，更是落后，就和我离婚了。”李范文说。
梦想依旧
“现在的银川，高楼大厦林立，柏油马路宽阔，很漂亮。但在当时，银川连一座楼房都没有，到处是一片荒凉。更叫我大失所望的是，这里虽是大夏的发祥地，但既无研究机构，也无研究资料。”李范文只好暂时到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大学前身)历史系从教。千里迢迢来到宁夏，却不得不弃熟从生，向学生教授世界史，这与他的初衷相去甚远。
到银川后，李范文抽时间来到向往已久的西夏王陵。形制依稀的陵区破败不堪，荒草丛生的寂寞土冢，除了偶尔有经过的羊倌和羊群，再看不到任何东西。西夏文字在哪儿?如何进行研究?一个个疑问涌上李范文的心头。那一刻，李范文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犯了一个错误。短暂的失望过后，李范文终于明白，自己注定只能做一个西夏学研究的拓荒者了。
那是一个全中国都处于饥饿的年代。有一次，单位组织上贺兰山，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让大家采榆树叶充饥!即使这样，李范文依然硬撑着钻在资料室做研究，终于写出了《中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这是宁夏大学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揭开了李范文日后从事西夏学研究的序幕。
当时，比饥饿更可怕的是政治运动。“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左。除了全国性的运动，宁夏还自创了两个土运动，其中一个是反坏人坏事。张贤亮的小说中写到有人饿不过，偷吃一个馒头就被打成了‘坏人’，这绝对不夸张。”回忆起那段历史，李范文慨叹不已。
“文革”开始了，李范文是一个头上带着右派帽子的人，自然少不了被揪斗、挨批判，甚至被造反派打得鼻青脸肿。后来，他又被发配到宁夏固原县安家落户。
在农村长大的李范文，倒是很快适应了农村的生活。“我搞实验田，同样条件下，我种的土豆就长得大，种的玉米棒子就长得粗，效果很明显，很多人都来参观。如果不是归队搞专业，一直坚持下去，没准能搞出点名堂。”李范文说。
在固原，李范文住的窑洞只有4米长、1.5米宽。他把一个破包装箱架在炕前，算是写字台。每天晚上，就趴在这个箱子上，摘抄卡片。几年下来，竟初步完成了西夏文字的收集工作，累计做了两万多张单词字例卡片，并用四角号码做了编排。这时，一个梦想渐渐在李范文心中形成——编纂一本《夏汉字典》。
田野考察
1972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时，见到一些西夏文献，就询问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现在还有没有人懂这种文字?”当得知只有一，两位老人懂时，周恩来当即指示，一定要有人学习这种文字，不能让它失传。
这年3月，宁夏文化代表团赴京参观，王冶秋对代表团说：“宁夏是西夏文化的发祥地，你们要研究西夏文化，要有人学习西夏文字，研究西夏历史，填补这个空白。”
为了落实上级领导的指示，加强西夏学研究，1972年5月，李范文归队调入宁夏博物馆，紧接着就被派往北京，跟随西夏学专家罗福颐学习西夏文。
1973年5月的一天，北京火车站走 出了一位抱着一只大木箱的中年人，他便是阔别北京13年的李范文。木箱子里装的全是李范文做的西夏文单字卡片。
罗福颐被李范文的真诚与迫切所感动，慷慨地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西夏文献全部借给了他，其中有俄罗斯学者聂斯克的《西夏语文学》、罗福成先生的《同音写本》，以及他自己撰写的《西夏字汇集》。
如获至宝的李范文，废寝忘食地读，夜以继日地抄。为了不影响同屋人休息，他索性把桌椅搬到走廊。当时正值酷夏时节，楼道当然没有电扇，李范文索性只穿条短裤，汗水模糊了眼睛，就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捎带着赶一赶飞舞而来的蚊虫。
在北京求学半年的时间，李范文不仅从罗福颐先生那儿受益良多，更是有机会饱览了国内外研究西夏文的书籍，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3年的11月，从北京回到宁夏的李范文，来到西夏陵墓挖掘现场。西倚贺兰山、东临黄河的西夏王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地面原始遗址，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金字塔”。9座帝陵，214座陪葬墓，依山按年代排列开来。每座陵园都有碑、亭，阙、角楼、台、献殿等建筑。因战乱毁坏，风沙湮没，发掘工作非常艰难。
李范文不是搞考古的，他只能在挖掘现场干点诸如管理民工及后勤等杂事。每天忙完份内的工作，他就全身心投入自己想干的正事上——耐心地在一碑一石，一砖一瓦里探寻着丝丝缕缕的神秘信息。
当时西夏陵墓区共发掘出帝陵1座、陪葬墓4座，清理帝陵碑亭2座，共出土残碑3272块。李范文选了其中824块进行考证。他对这些残碑做了大量的缀合工作，其中如寿陵篆额，由于数量少，字形特殊，容易缀合，被李范文复原译出。但大量的残碑却很难复原。
残碑文字虽然支离破碎，但却是少见的西夏原始史料，对研究西夏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字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李范文通过对残碑的考证研究，认为早在西夏政权建立前两年的1036年，开国皇帝李元吴即命其大臣野利仁荣造西夏文字，三年而成。当时由“蕃学院”、“汉学院”传授西夏文，西夏国的往来文书上都用西夏文、汉文两种文字书写。这一结论推翻了早先一些学者认为的西夏文化源于中亚细亚、独立发展、自成一体的观点。通过考证，李范文还纠正了汉文史书的一些误记，并指出“风角城皇帝”就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吴。
那几年，李范文吃住都在西夏王陵。孩子放寒假，9岁的大儿子和4岁的小儿子来看他，夜里狂风大作，吹的帐篷几乎飞上了天。帐篷外，能隐约听到野狼的嚎叫。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钻到父亲怀里。好不容易天亮了，父子三人耳朵里、鼻孔里、头发里都是沙土。想擦一下，毛巾冻得硬邦邦。从此，孩子对工地充满了恐惧，再也不来看他了。
李范文每周回一次家，从家里带一缸子咸菜，每天就着白水煮面条吃一周。有一天，他晕倒在工地上，接受检查时医生大吃一惊，近乎1.8米的李范文，体重只有50公斤，血压高压80，低压50。医生严厉地告诫他：你这样下去会累死的，必须马上补充营养和休息。
70年代，能用什么来营养呢?李范文的妻子杨圣德一狠心，先后将家里养的14只下蛋鸡——为给4个孩子增加营养而养的——都杀了，熬鸡汤给他增加营养，才慢慢让他恢复了元气。
“在他心里，除了西夏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包括他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妻子有时候也会忍不住这样抱怨几句。
字典问世
在日夜陪伴西夏王陵那几年，李范文对3270块残碑逐一进行考释，整理出近6000多个西夏文字，基本完成了《夏汉字典》的初稿。
1976年，“文革”阴影未消，一个右派分子要出书，谈何容易?《夏汉字典》在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辗转往返，直到1 979年，文物出版社总算愿意考虑出版。就在李范文万分喜悦，赴京商谈出版事宜时，却被告知《夏汉字典》书稿未拟定西夏语音体系，也未全部引用西夏人撰修的《文海》一书，不能出版。
为了弄清西夏语音体系，李范文沿着党项人迁徙的路线赴四川、甘肃等地实地考察，记下了近5000个单词，搜集了200多条例句，设法搜寻“西夏语”产生和发展的线索。
随后，他又用5年时间潜心研究西夏人所著的韵书《同音》，于1985年完成了70万字的《同音研究》。接着又用了9年的时间，完成了50万字的西夏词书研究专著《宋代西北方音(蓄汉古时掌中珠)对音研究》。这两部研究西夏语音韵的专著一经问世，立即引起海内外西夏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被誉为“中国西夏学研究的双壁”。这两部著述的完成，还使得《夏汉字典》更加充实而缜密。
但是，为了《同音研究》这部书，李范文几乎付出了一条腿的代价。
1984年，日本西夏学专家西田龙雄教授到宁夏访问，李范文骑车去宁夏宾馆安排工作时，被另一个骑车人撞倒。对方连人带车压在他的身上，致使他的股骨骨折，被送进医院做了手术。术后躺在床上的李范文，惦记着未完成的书稿，忍着痛坚持写作。为了能坐得稳一些，他让家人把他绑在床头，膝头放着一块写字板。就这样，在养病的半年里，他写出了《同音研究》。后来发现，手术很不成功，医生打的七根三叉钉，坏了六根，股骨头坏死。从此，李范文再也不能平稳行走。
1997年10月，李范文编撰的1 50万字的巨著《夏汉字典》终于正式出版了。全书不仅从字形、字音，字义和语法各个方面对6000个西夏文字进行了全方位的注释，而且还用汉、英两种文字进行释义。《夏汉字典》的问世，搭建起了古代西夏语言文字与现代语言文字的沟通桥梁，被学术界誉为是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金钥匙。
在宁夏召开的《夏汉字典》首发式上，时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怀武先生讲了一段堪称经典的话：“令我感叹和感动的是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25年——25年，对人类历史长河而言，短如弹指一瞬，但对个人而言，却漫长而宝贵。范文先生把一生中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事业。另一个数字是150万——有人作过计算，说一个人什么也别干，就是从早到晚数，150万字也要数30多个日日夜夜!25年和150万宇这两个数字，已完全可以表现出范文先生为西夏学所付出的艰辛，甘苦和他锲而不舍的全部精神了……”
荷兰汉学家杨虎嫩教授在《东方学研究》发表了题为“《夏汉字典》——国际西夏学界期待已久的一部大型工具书”的文章，称“《夏汉字典》堪称一项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成就。”
96岁高龄的旅日华侨马晋三，被李范文的为人治学所感动，挥毫赋诗：“西夏十王二百年，奇文异字号通玄；千秋音义人难解，留待先生众钞全!”
文献归来
20世纪人文科学有三大最为瞩目的发现，除人们已熟知的甲骨学、敦煌学外，还有近年来才渐受关注的西夏学。
国际上将西夏学真正的研究开端界定为1908年到1909年间，以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黑水城获得8000余件西夏文书并运藏到彼得堡为其标志性事件。
1908年，俄国的科兹洛夫在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古塔中盗掘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仅文献就有数千卷之巨，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这批文献被席卷到了俄国，至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
1914年，英国人斯坦也来到黑水城遗址寻找发掘，将不少西夏遗物带到了英国，藏于大英博物馆。
1923年冬天，美国人华尔纳也来到了黑水城遗址。他只挖掘到几件壁画残片、三只破损的陶罐、几十枚钱币。
继华尔纳之后，日本人的足迹也出现在这片荒凉的古城废墟上，但日本人对前去探宝的具体情况守口如瓶，秘而不宣，其内幕至今不为外人所知。
大量文献的流失，导致了“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现象。
李范文通过各种渠道，为流失海外的黑水城西夏文献在国内的出版，做着各种艰难的努力。1 988年苏联学者克平到宁夏谈判《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出版问题，李范文将自己4个月的工资借给他，结果搞得自己生活十分拮据。
与此同时，李范文也在为英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而努力着。他的学生胡若飞，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德国辗转英国，寻访散失在海外的西夏文献。胡若飞得到英方收藏单位的帮助，用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英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工作，带着20盒珍贵文献资料的微缩胶卷，回到西夏故地。
2002年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提供30万元资金，正式启动了整理英藏黑水城文献科研项目，李范文作为顾问指导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微缩胶卷的内容，同时被翻译并转为电子化的表现形式，可供任何一位西夏学学者查阅和研究。
如今，李范文居住的依然是20年前的旧楼房，房内的摆设也是20多年前的，其中一套家具是出访俄罗斯回国时用护照在北京友谊商店买的。一间小小的书房，被他命名为“卧薪斋”。
“有人把李元吴和陈水扁联系在一起，说我在为分裂唱赞歌。我想不通!有时候也发牢骚说不干了。但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不干了，你一天觉都睡不着你还得干!”李范文激动地说。
“我是一个快80岁的人了，也想安安静静过一下平常人的生活。”但是，这种想法对李范文来说无异于一种奢望。
从《夏汉字典》出版至今11年，西夏时期仅有的7部《字书》，《辞书》和《韵书》，李范文一个人就研究了6部半。《夏汉字典》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已知的西夏文字都被他考证出来，绝大多数西夏文字的译文、读音问题也已解决。
李范文的新目标是，综合全世界研究成果，组织全国的相关专家，编撰一部《西夏学大辞典》。他想以此书为近百年来的西夏学研究做一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