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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焦点逐渐从商品的使用价值扩大到符号消费领域。本文以大连市J村的经验研究证明，在村民向符号消费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需求正在逐步减弱；另外，通过运用“生存一享受”二分法分析框架，本文进一步证明，村民对消费对象的符号功能的追求正在不断增加。它表征着当下中国农村社区正在经历迈向“消费体制”的过渡阶段，村民通过消费符号来获得社区认同感，也表征着“物体系”及其价值观正在替换社区传统价值的空间。
[关键词]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农村消费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4-0065-05
乡村社会的消费变迁正在缓慢发生。从住房样式与布局的革新到电视机、冰箱、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村民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与价值导向也正在发生改变。对此，既有研究侧重描述，大致勾勒出农村日常生活变迁的外在特征。但这些研究多侧重描述，少有日常生活消费变迁逻辑的讨论。为数不多的学理讨论中，较具代表性的解释是文化主导权视角下的消费主义发展。陈昕从消费文化主义主导权视角出发，将华北地区农村的住房消费竞赛、耐用消费品普及为代表的消费变迁，理解为村民认同城市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合理性之后，在实践上的模仿所致。
笔者曾提出一种需求层级分析框架下的后发展景观，即以“生存一享受的消费需求”分析框架解析吉林河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变迁，将村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上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解为：内化已有地方性知识的村民在面对现代消费文化的过程中创新地方性知识、表达自我的过程。
就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的消费变迁而言，消费文化视角下的这两种解释，前者侧重村民对城市消费主义扩散的积极主动回应，笔者更强调消费者主体表达过程中的创新性实践。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差异，以及消费变迁发生的时间差，使得观察者看到不同的消费变迁逻辑。时下，现代意义上的消费浪潮日逼农村，乡村消费变迁仍在继续，不同的经济文化发展区域内，地方性知识、村民的消费认知与消费参照标准等方面均具有差异性。这就为不同区域的乡村社会消费变迁研究提供了可能与必要性。鉴于此，笔者以辽宁省大连市J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实践为例，探索农村日常生活消费变迁的新的可能。
一、“生存与生活”：炫耀导向的自我呈现
J村隶属辽宁省大连市，为临海渔村。村人口总数为4275人，耕地面积2910亩。2000年以来，J村经济发展迅速，2015年，村民人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已经超越生存需求阶段。消费研究中，消费者的需求层级常常是讨论中心，构成消费变迁的测量变量。笔者曾在综述国内外个体需求层级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生存一生活”的需求分类，并以其作为研究工具探索东北农村的精神文化消费。在此，仍以需要层级作为分析框架来讨论J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
消费者在生存型需要满足后，在边际效益递减效应的驱使下，会将持续追加的消费投入到享受型消费。村民在满足基本生存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有两种可能的消费实践，其一，继续在基本生存需求的维度上提升消费品的质量，其二，侧重在日常消费实践中进行社会消费、表达型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这两种可能的消费实践又与村民对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消费文化的认知有关。笔者发现，J村村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进行着第二种类型的消费实践。
炫耀性的彩灯消费。2000年以来，J村逐渐兴起一股“春节挂彩灯”的消费热风。村民孙某告诉笔者，起初J村村民多在春节时悬挂灯笼，红灯笼寓意喜庆，照明的同时也可循环使用。他家起初也悬挂红灯笼。但是后来他看到村内有其他村民悬挂着很漂亮的彩灯，他觉得很漂亮，于是也效仿那些村民在鞭杆上挂彩灯。孙某说，他当时购买彩灯主要是图个新鲜感与新奇感，认为彩灯和灯笼差不多，也可以循环使用，而且比灯笼漂亮。但事情发展并不如孙某所料，J村村民购买彩灯的市场每年在春节前都会出售新样式、更漂亮的彩灯。当他看到其他村民也进行类似的彩灯消费，且悬挂的彩灯比他家的彩灯漂亮时，孙某改变了看法。每一年，孙某都会购置新的彩灯以图胜过其他村民。
孙某不仅每年购置新的彩灯，而且在悬挂彩灯上也别出心裁。2008年春节前夕，孙某从市场上购置10米长的管状彩灯，并听从女儿的建议，在悬挂彩灯的鞭杆上额外焊接出“2008”字样，然后将10米长的管状彩灯缠绕在数字图案上。孙某的这一彩灯消费的创新实践引来其他村民的赞赏与模仿。在春节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部分村民仍赞赏孙某的彩灯有创意。之后春节有部分村民模仿孙某的方式也在鞭杆焊接数字图案。村民们的热议以及部分村民的模仿让孙某感到高兴，孙某不但不再觉得彩灯浪费，而且每年都会加大彩灯消费的资金投入。孙某告诉笔者，他的妻子起初也抱有彩灯不实用的看法，并多次提醒他不要购买彩灯。2008年之后，当孙某的妻子听到村内其他村民夸赞她家悬挂的彩灯漂亮、有创意时，便再未禁止孙某购买彩灯。2013年春节之前，孙某打算在住房的房檐上悬挂彩灯。孙某征求妻子的意见，不但未遭到反对，反而得到妻子的赞同。2013年春节，孙某住房的前门上方悬挂出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彩灯。
村民孙某年复一年春节悬挂彩灯的消费实践已经展示出其炫耀性的消费导向。起初孙某和爱人还会觉得悬挂彩灯浪费，但是当听到其他村民的赞赏，其消费实践得到其他村民的模仿时，孙某和爱人开始从彩灯消费中看到悬挂彩灯的好处，其消费实践变得有意义。也因此，孙某在彩灯消费实践中会特别用心保持其彩灯消费的独特性，以持续地获得其他村民的认同与模仿。在这一过程中，孙某和爱人也不再关心悬挂彩灯是否浪费和彩灯使用的时间问题。现在，J村村民春节时都会悬挂彩灯，他们不仅将彩灯悬挂在鞭杆上，而且会悬挂在在住房四周、院落门前的大树上。J村这样一种竞争性的彩灯消费实践正如火如荼。在村民这一竞争性的消费实践中，原本寓意喜庆、具有照明功能、能够循环使用的灯笼被置换成为色彩与样式繁多的彩灯，并在村民彼此的参照与模仿中被村民赋予更多的符号价值。村民告诉笔者，彩灯寓意财富与合意，谁家装饰的彩灯越富丽堂皇、越出众，这户村民在该年就越会财源广进、顺顺利利。 二、“生存与生活”：归属导向的社会消费
J村村民在满足基本生存消费需求后，追求享受性的消费实践，不仅侧重从消费实践中获得赞赏，引致其他村民的模仿。而且，他们也侧重在消费过程中建构消费地位，实现其他村民的认同，以此获得群体归属感。
村民邱某的化妆品消费。村民邱某，笔者调查时已经46岁。她告诉笔者，2006年之前，她使用的化妆品的种类有限，基本为“大宝”和“万紫千红”，这两种化妆品在村内也较为常见。“万紫千红”是老牌子，物美价廉，对肌肤没有刺激性。这是邱某在笔者访谈时的认知。邱某的这一说法，让笔者于2015年见到几乎满占邱某家洗漱台的化妆品时感到吃惊。笔者好奇这其中的转变。邱某告诉笔者，起初，她在电视上看到“雅诗兰黛”的电视广告，后来发现村内有其他村民使用。去那位村民家看过这个牌子的化妆品后，邱某也到庄河市内的商场购买了一套使用。她描述自己的使用体验：“用了一段时间的雅诗兰黛之后，感觉也没太多的变化，就是味道很好闻，也没觉得皮肤是变好了。”邱某有时也会质疑这些价钱昂贵的化妆品的功效。但是村内很多村民都在使用这个品牌的化妆品，一想到大家都在使用这么贵的产品，她自己再用便宜的会让她觉得没面子。久而久之，也就不再有那么多的顾虑。邱某给笔者举例，她平时有留意过邻居陈某（女性）的皮肤，感觉和自己的皮肤没大差别。而据邱某了解，村民陈某使用的是“大宝”牌的化妆品。邱某告诉笔者，现在她就抱着“只要擦不坏”的心态使用这些化妆品。她现在正在使用“珀莱雅”品牌的化妆品，其间也使用过其他品牌，都是电视上经常做广告的那些。不过，虽然已经用过几个品牌的化妆品，但根本不知道这些标价几百块钱的产品好在哪里。现在她不愿再去用那些价格低廉的“杂牌”化妆品。一是担心这些产品会对皮肤造成伤害，二是觉得使用这些杂牌化妆品，在和村内其他女性村民聊天时会插不上话。可见，邱某在消费高价化妆品的过程中注重的是这些化妆品的品牌所带给她的在村内女性中的地位和归属感。
借助消费获得归属感的实践，在其他村民的身体消费上也有展现，如村民宋某的烫发消费和服装消费。2015年春节前夕，村民宋某和丈夫一同去庄河市内购买新衣服，并在市内的理发店剪短与烫头发。宋某那时42岁，在烫发之前的两个月，宋某刚烫过长发。宋某的丈夫当时制止宋某的烫发之举，觉得妻子梳长发很好。但是宋某丈夫的制止并未发挥作用。宋某说：“其实我是看李、徐、张她们几个前两天一起烫的短头发，（尽管）也没看出来好看是不好看，就是想烫个（跟）她们一样的头发。”村民李、徐、张与宋某年龄相仿，家庭经济条件居J村平均经济收入之上。闲暇时间李、徐、张三位村民会聚在一起聊衣服、化妆品等。从宋某的烫短发的消费动机来看，她所追求的并不是烫短头发后的美感，而是要通过这样的消费，实现与李、徐、张三位村民的同一性。这其实与村民邱某的化妆品的品牌消费具有相同的意涵，即通过消费获得村民的认同与归属感。
宋某追求认同与归属感的消费实践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2014年，宋某不顾丈夫反对坚决为丈夫购买一件两千多元的皮夹克。宋某的丈夫觉得两千块钱的衣服太贵，只在过年走亲访友时有机会穿，过了正月十五出海穿着浪费，一年内穿不上几回，不值得买。宋某告诉笔者，她坚持为丈夫购买皮夹克的原因，是因为她有一次在村内的婚礼酒席上看到同村的很多男性村民都穿着皮夹克，当时宋某丈夫只是穿着一件很普通的外套。宋某觉得很不舒服。一如宋某的丈夫所描述，宋某购置的皮夹克常年挂在宋某家中的衣柜内。这件皮夹克的使用价值，因宋某丈夫出海穿不上而弱化。对比宋某丈夫所穿的普通外衣和这件皮夹克，两件服装的差异在于由商品价格标签所致的消费认同。
从村民宋某、邱某的身体消费实践来看，她们在消费过程中所追求的并不是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在借助消费商品获得商品的品牌标签和价格标签所附加的意义，如几百元钱的“珀莱雅”化妆品，两千多元的皮夹克，在对比同类的低价、弱品牌标签时，如“大宝”、“万紫千红”和普通外套，这些附加意义便尤为明显。宋某、邱某在消费过程中寻求的是商品的符号价值，以此获得村民的认同和从属于某一群体的归属感。
三、结论与讨论
在“生存一生活”需求的分析框架下，笔者探寻J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实践。发现，当村民的经济收入足以满足基本生存消费后，他们一方面通过年节的彩灯消费获得同村村民的羡慕与夸赞，进行炫耀导向的自我呈现；另一方面通过服装消费、化妆品消费、染发消费以获得归属感。在消费过程中，村民有对高消费实践与所消费产品的质量产生质疑。但是他们更注重消费的结果。无论是炫耀导向的自我呈现，还是获得群体归属感的身体消费，村民们进行的是一种类似于鲍德里亚意义上的符号性消费。此处笔者所述的符号性消费的定义取自鲍德里亚。鲍德里亚意义上的符号性消费，其存在背景是伴随后福特主义生产体制而来的社会结构文化变迁，鲍德里亚称之为消费社会，且强调消费社会是以符号为中心原则的社会。笔者此处运用符号性消费，只取鲍德利亚强调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不重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只重视符号价值的含义。他们不很注重消费过程中的消费产品的质量，他们更重视消费产品的符号标签是否有助于他们获得其他村民的羡慕，获得其他村民的认同。这一点，在我们于沈阳郊区考察住房消费时亦有同感。
J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呈现出不一样的消费景观。一方面，J村村民虽然认可消费产品的符号价值，但是在消费过程中对所消费的产品的质量等也有质疑。这不同于陈昕等人所注意并论述过的消费主义实践。另一方面，村民虽然有质疑，但是他们对乡村消费规范的认知与理解，是要通过符号性消费获得其他村民的认同。这也不同于笔者对河村的观察。鲍德里亚强调，消费社会中，消费者只能通过消费获得社会存在感，通过消费获得自我与社会认同。由于消费行为系不由自主，受到符号逻辑的控制，最终消费者什么也没有得到。
责任编辑 宋桂祝
[关键词]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农村消费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4-0065-05
乡村社会的消费变迁正在缓慢发生。从住房样式与布局的革新到电视机、冰箱、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村民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与价值导向也正在发生改变。对此，既有研究侧重描述，大致勾勒出农村日常生活变迁的外在特征。但这些研究多侧重描述，少有日常生活消费变迁逻辑的讨论。为数不多的学理讨论中，较具代表性的解释是文化主导权视角下的消费主义发展。陈昕从消费文化主义主导权视角出发，将华北地区农村的住房消费竞赛、耐用消费品普及为代表的消费变迁，理解为村民认同城市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合理性之后，在实践上的模仿所致。
笔者曾提出一种需求层级分析框架下的后发展景观，即以“生存一享受的消费需求”分析框架解析吉林河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变迁，将村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上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解为：内化已有地方性知识的村民在面对现代消费文化的过程中创新地方性知识、表达自我的过程。
就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的消费变迁而言，消费文化视角下的这两种解释，前者侧重村民对城市消费主义扩散的积极主动回应，笔者更强调消费者主体表达过程中的创新性实践。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差异，以及消费变迁发生的时间差，使得观察者看到不同的消费变迁逻辑。时下，现代意义上的消费浪潮日逼农村，乡村消费变迁仍在继续，不同的经济文化发展区域内，地方性知识、村民的消费认知与消费参照标准等方面均具有差异性。这就为不同区域的乡村社会消费变迁研究提供了可能与必要性。鉴于此，笔者以辽宁省大连市J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实践为例，探索农村日常生活消费变迁的新的可能。
一、“生存与生活”：炫耀导向的自我呈现
J村隶属辽宁省大连市，为临海渔村。村人口总数为4275人，耕地面积2910亩。2000年以来，J村经济发展迅速，2015年，村民人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已经超越生存需求阶段。消费研究中，消费者的需求层级常常是讨论中心，构成消费变迁的测量变量。笔者曾在综述国内外个体需求层级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生存一生活”的需求分类，并以其作为研究工具探索东北农村的精神文化消费。在此，仍以需要层级作为分析框架来讨论J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
消费者在生存型需要满足后，在边际效益递减效应的驱使下，会将持续追加的消费投入到享受型消费。村民在满足基本生存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有两种可能的消费实践，其一，继续在基本生存需求的维度上提升消费品的质量，其二，侧重在日常消费实践中进行社会消费、表达型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这两种可能的消费实践又与村民对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消费文化的认知有关。笔者发现，J村村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进行着第二种类型的消费实践。
炫耀性的彩灯消费。2000年以来，J村逐渐兴起一股“春节挂彩灯”的消费热风。村民孙某告诉笔者，起初J村村民多在春节时悬挂灯笼，红灯笼寓意喜庆，照明的同时也可循环使用。他家起初也悬挂红灯笼。但是后来他看到村内有其他村民悬挂着很漂亮的彩灯，他觉得很漂亮，于是也效仿那些村民在鞭杆上挂彩灯。孙某说，他当时购买彩灯主要是图个新鲜感与新奇感，认为彩灯和灯笼差不多，也可以循环使用，而且比灯笼漂亮。但事情发展并不如孙某所料，J村村民购买彩灯的市场每年在春节前都会出售新样式、更漂亮的彩灯。当他看到其他村民也进行类似的彩灯消费，且悬挂的彩灯比他家的彩灯漂亮时，孙某改变了看法。每一年，孙某都会购置新的彩灯以图胜过其他村民。
孙某不仅每年购置新的彩灯，而且在悬挂彩灯上也别出心裁。2008年春节前夕，孙某从市场上购置10米长的管状彩灯，并听从女儿的建议，在悬挂彩灯的鞭杆上额外焊接出“2008”字样，然后将10米长的管状彩灯缠绕在数字图案上。孙某的这一彩灯消费的创新实践引来其他村民的赞赏与模仿。在春节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部分村民仍赞赏孙某的彩灯有创意。之后春节有部分村民模仿孙某的方式也在鞭杆焊接数字图案。村民们的热议以及部分村民的模仿让孙某感到高兴，孙某不但不再觉得彩灯浪费，而且每年都会加大彩灯消费的资金投入。孙某告诉笔者，他的妻子起初也抱有彩灯不实用的看法，并多次提醒他不要购买彩灯。2008年之后，当孙某的妻子听到村内其他村民夸赞她家悬挂的彩灯漂亮、有创意时，便再未禁止孙某购买彩灯。2013年春节之前，孙某打算在住房的房檐上悬挂彩灯。孙某征求妻子的意见，不但未遭到反对，反而得到妻子的赞同。2013年春节，孙某住房的前门上方悬挂出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彩灯。
村民孙某年复一年春节悬挂彩灯的消费实践已经展示出其炫耀性的消费导向。起初孙某和爱人还会觉得悬挂彩灯浪费，但是当听到其他村民的赞赏，其消费实践得到其他村民的模仿时，孙某和爱人开始从彩灯消费中看到悬挂彩灯的好处，其消费实践变得有意义。也因此，孙某在彩灯消费实践中会特别用心保持其彩灯消费的独特性，以持续地获得其他村民的认同与模仿。在这一过程中，孙某和爱人也不再关心悬挂彩灯是否浪费和彩灯使用的时间问题。现在，J村村民春节时都会悬挂彩灯，他们不仅将彩灯悬挂在鞭杆上，而且会悬挂在在住房四周、院落门前的大树上。J村这样一种竞争性的彩灯消费实践正如火如荼。在村民这一竞争性的消费实践中，原本寓意喜庆、具有照明功能、能够循环使用的灯笼被置换成为色彩与样式繁多的彩灯，并在村民彼此的参照与模仿中被村民赋予更多的符号价值。村民告诉笔者，彩灯寓意财富与合意，谁家装饰的彩灯越富丽堂皇、越出众，这户村民在该年就越会财源广进、顺顺利利。 二、“生存与生活”：归属导向的社会消费
J村村民在满足基本生存消费需求后，追求享受性的消费实践，不仅侧重从消费实践中获得赞赏，引致其他村民的模仿。而且，他们也侧重在消费过程中建构消费地位，实现其他村民的认同，以此获得群体归属感。
村民邱某的化妆品消费。村民邱某，笔者调查时已经46岁。她告诉笔者，2006年之前，她使用的化妆品的种类有限，基本为“大宝”和“万紫千红”，这两种化妆品在村内也较为常见。“万紫千红”是老牌子，物美价廉，对肌肤没有刺激性。这是邱某在笔者访谈时的认知。邱某的这一说法，让笔者于2015年见到几乎满占邱某家洗漱台的化妆品时感到吃惊。笔者好奇这其中的转变。邱某告诉笔者，起初，她在电视上看到“雅诗兰黛”的电视广告，后来发现村内有其他村民使用。去那位村民家看过这个牌子的化妆品后，邱某也到庄河市内的商场购买了一套使用。她描述自己的使用体验：“用了一段时间的雅诗兰黛之后，感觉也没太多的变化，就是味道很好闻，也没觉得皮肤是变好了。”邱某有时也会质疑这些价钱昂贵的化妆品的功效。但是村内很多村民都在使用这个品牌的化妆品，一想到大家都在使用这么贵的产品，她自己再用便宜的会让她觉得没面子。久而久之，也就不再有那么多的顾虑。邱某给笔者举例，她平时有留意过邻居陈某（女性）的皮肤，感觉和自己的皮肤没大差别。而据邱某了解，村民陈某使用的是“大宝”牌的化妆品。邱某告诉笔者，现在她就抱着“只要擦不坏”的心态使用这些化妆品。她现在正在使用“珀莱雅”品牌的化妆品，其间也使用过其他品牌，都是电视上经常做广告的那些。不过，虽然已经用过几个品牌的化妆品，但根本不知道这些标价几百块钱的产品好在哪里。现在她不愿再去用那些价格低廉的“杂牌”化妆品。一是担心这些产品会对皮肤造成伤害，二是觉得使用这些杂牌化妆品，在和村内其他女性村民聊天时会插不上话。可见，邱某在消费高价化妆品的过程中注重的是这些化妆品的品牌所带给她的在村内女性中的地位和归属感。
借助消费获得归属感的实践，在其他村民的身体消费上也有展现，如村民宋某的烫发消费和服装消费。2015年春节前夕，村民宋某和丈夫一同去庄河市内购买新衣服，并在市内的理发店剪短与烫头发。宋某那时42岁，在烫发之前的两个月，宋某刚烫过长发。宋某的丈夫当时制止宋某的烫发之举，觉得妻子梳长发很好。但是宋某丈夫的制止并未发挥作用。宋某说：“其实我是看李、徐、张她们几个前两天一起烫的短头发，（尽管）也没看出来好看是不好看，就是想烫个（跟）她们一样的头发。”村民李、徐、张与宋某年龄相仿，家庭经济条件居J村平均经济收入之上。闲暇时间李、徐、张三位村民会聚在一起聊衣服、化妆品等。从宋某的烫短发的消费动机来看，她所追求的并不是烫短头发后的美感，而是要通过这样的消费，实现与李、徐、张三位村民的同一性。这其实与村民邱某的化妆品的品牌消费具有相同的意涵，即通过消费获得村民的认同与归属感。
宋某追求认同与归属感的消费实践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2014年，宋某不顾丈夫反对坚决为丈夫购买一件两千多元的皮夹克。宋某的丈夫觉得两千块钱的衣服太贵，只在过年走亲访友时有机会穿，过了正月十五出海穿着浪费，一年内穿不上几回，不值得买。宋某告诉笔者，她坚持为丈夫购买皮夹克的原因，是因为她有一次在村内的婚礼酒席上看到同村的很多男性村民都穿着皮夹克，当时宋某丈夫只是穿着一件很普通的外套。宋某觉得很不舒服。一如宋某的丈夫所描述，宋某购置的皮夹克常年挂在宋某家中的衣柜内。这件皮夹克的使用价值，因宋某丈夫出海穿不上而弱化。对比宋某丈夫所穿的普通外衣和这件皮夹克，两件服装的差异在于由商品价格标签所致的消费认同。
从村民宋某、邱某的身体消费实践来看，她们在消费过程中所追求的并不是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在借助消费商品获得商品的品牌标签和价格标签所附加的意义，如几百元钱的“珀莱雅”化妆品，两千多元的皮夹克，在对比同类的低价、弱品牌标签时，如“大宝”、“万紫千红”和普通外套，这些附加意义便尤为明显。宋某、邱某在消费过程中寻求的是商品的符号价值，以此获得村民的认同和从属于某一群体的归属感。
三、结论与讨论
在“生存一生活”需求的分析框架下，笔者探寻J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实践。发现，当村民的经济收入足以满足基本生存消费后，他们一方面通过年节的彩灯消费获得同村村民的羡慕与夸赞，进行炫耀导向的自我呈现；另一方面通过服装消费、化妆品消费、染发消费以获得归属感。在消费过程中，村民有对高消费实践与所消费产品的质量产生质疑。但是他们更注重消费的结果。无论是炫耀导向的自我呈现，还是获得群体归属感的身体消费，村民们进行的是一种类似于鲍德里亚意义上的符号性消费。此处笔者所述的符号性消费的定义取自鲍德里亚。鲍德里亚意义上的符号性消费，其存在背景是伴随后福特主义生产体制而来的社会结构文化变迁，鲍德里亚称之为消费社会，且强调消费社会是以符号为中心原则的社会。笔者此处运用符号性消费，只取鲍德利亚强调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不重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只重视符号价值的含义。他们不很注重消费过程中的消费产品的质量，他们更重视消费产品的符号标签是否有助于他们获得其他村民的羡慕，获得其他村民的认同。这一点，在我们于沈阳郊区考察住房消费时亦有同感。
J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呈现出不一样的消费景观。一方面，J村村民虽然认可消费产品的符号价值，但是在消费过程中对所消费的产品的质量等也有质疑。这不同于陈昕等人所注意并论述过的消费主义实践。另一方面，村民虽然有质疑，但是他们对乡村消费规范的认知与理解，是要通过符号性消费获得其他村民的认同。这也不同于笔者对河村的观察。鲍德里亚强调，消费社会中，消费者只能通过消费获得社会存在感，通过消费获得自我与社会认同。由于消费行为系不由自主，受到符号逻辑的控制，最终消费者什么也没有得到。
责任编辑 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