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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但只给了有限的自然资源”，单一鱼种的繁殖和过度捕捞让维多利亚湖的生态逐步走向毁灭
维多利亚湖畔，一架巨大笨重的欧洲货机呼啸而过，降落在坦桑尼亚破旧的机场上。
飞机上装载的是一箱箱枪支弹药，以及上等的尼罗河鲈鱼的鱼片。枪支将运往非洲战乱地区——那里的人们饿着肚子，但仍然会扛起枪来打仗;鲈鱼鱼片则被送上欧洲人的餐桌。每天，这样的武器与鱼的交易都在繁忙而有序地进行着。
尼罗河鲈鱼眼珠黑亮、生性凶猛，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体长可达2米，重逾200公斤。19世纪50年代，为了提升经济效益，当时坦桑尼亚的宗主国英国把尼罗河鲈鱼引入了维多利亚湖。
维多利亚湖连接着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三个非洲国家，总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是非洲最大的湖泊、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约3000万～5000万人依赖其水源生活。在这里，曾经游弋着数百种鱼类，那是亿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果。
然而，随着尼罗河鲈鱼在湖中迅速繁衍，疯狂吞噬本土鱼类，至少有两百种鱼由此灭绝。于是，渔民们给这一种新的庞然大物取了一个名字——猎杀者。
一鱼独大之后，尼罗河鲈鱼大量出口，让渔业迅速成为当地的经济命脉。但如同许多非洲贫困地区的故事一样，钞票并没有带来和平稳定，反而滋生了混乱，毒品、卖淫等社会问题开始蔓延。
奥地利导演贝尔·苏佩在这里拍下了纪录片《达尔文的噩梦》，呈现了这样的场景：蓬勃发展的跨国渔业和武器贸易，在维多利亚湖边形成了一个荒唐的全球化联盟，这个联盟囊括了在这里讨生活和发财的形形色色的人，有渔民、流浪儿童、世界银行职员、非洲国家的部长、欧洲特派专家、坦桑尼亚妓女和俄罗斯飞行员等等。
从2018年9月开始，法国摄影师弗雷德里克·诺伊（Frederic Noy）开始了他题为《正在消逝的维多利亚湖》的拍摄。诺伊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生活了7年，一直住在维多利亚湖边。“《达尔文的噩梦》的导演只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他选取的素材并不准确，或者说存在偏见。而我去过湖边35个地区。这一次拍摄，我花了9个月的时间。”诺伊告诉《中国慈善家》。
诺伊更关注环境问题。在他的镜头中，单一鱼种的繁殖和过度捕捞让维多利亚湖的生态逐步走向毁灭。
在这里，渔民使用一种小孔渔网打渔，大量未成熟的小鱼和正在产卵期的鱼也都不放过。与此同时，非法采砂作业中未经处理的废料和垃圾被直接排入湖中，造成重金属污染，严重破坏了鱼类的生存环境。
此外，非洲从南美引入的水葫芦越来越厚，覆盖了大片水面，大肆掠夺水中鱼类赖以生存的氧气。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统计，渔业捕捞虽然可以为300万人提供经济来源，但也导致70%的鱼类濒临灭绝。肯尼亚基苏木省省长彼得·安阳·尼永奥在2018年曾经警告说，“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否则在未来的50年里，维多利亚湖就会消亡。”
但对于渔民而言，他们更在乎的是眼前的生计。
维多利亚湖湖心的米金戈岛，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岛屿。这座岛面积只有2000平方米，不到足球场的一半，却遍布着铁皮小屋，居住着500多人，每人平均只有4平方米的生活空间。人们之所以在此扎堆，是因为小岛四周的深水区有着丰富的鱼群，在这里打鱼一周挣的钱，相当于外面普通人两三个月的收入。
渔民的钱包鼓起来之后 ，就被妓女盯上了。一位岛上的渔民告诉诺伊，酒吧老板把年轻的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女孩骗过来，谎称替她们在肯尼亚找工作，却把她们带到了米金戈岛上。“女孩们盯着那些卖鱼的男人，想尽办法从他们口袋里捞钱。”
尽管渔民有了点钱，但维多利亚湖周边的经济依然落后，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诺伊拍过这样一张照片：欧洲人不要的鱼骨和鱼头堆积成山，一名黑人男子坐在其中挥刀清理这些鱼骨头，随后将其腌制和晾干，卖给饥饿的非洲村民——对他们而言，这是难得的蛋白质来源。
在贝尔·苏佩的纪录片中，每天有200万人享受着维多利亚湖出口的新鲜鲈鱼，但也有200万当地人正在挨饿。渔民因为出去打鱼被淹死，寡妇开始卖淫，流浪儿童呼吸着塑料燃烧后排放的污浊空气，长期处理腐烂鱼肉的妇女因为四周散发的氨气损坏了视力……
数十年来，当地的人们始终在为生存而挣扎着。迫切的生存难题摆在面前，其他的事情，诸如环境问题等等，也就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至于生存困境和生态保护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更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本该是政府或者是社会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但一直以来他们是缺位的。甚至，肯尼亚和乌干达还曾为米金戈岛的主权问题大动干戈。
政府不可托付，渔民更愿意去笃信神的力量，藉由这种信仰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在这里，艾滋病发病率远高于非洲内陆，此外还有让渔民更为害怕的自然灾害。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以往每15年才发生一次的强烈风暴现在年年都有，捕捞作业也变得极为危险。因为缺乏防护措施，在这里每年有3000～5000名渔民被淹死。
资源被掠夺，环境被毁灭，这样的故事天天在非洲上演，这个故事远没有结束。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这里的人们对这种毁灭甚至没有强烈的感受，“当你身处其中，甚至看不到它正在消亡。”诺伊说。
一夜暴风雨过后，维多利亚湖恢复了平静。窄小而破旧的渔船停泊在岸边，吸引了一群白鹭前来觅食。它们拍打着翅膀，寻找那些被遗落在船上的鱼。渔民们刚刚捕获的鱼被当地妇女买下，晾干之后出售。
上图：废弃的船只漂在水上，被厚厚的水葫芦缠绕。这一浮水植物原产于南美，20世纪90年代，卢旺达的宗主国比利时将其引入东非，目的是“美化农田”。水葫芦随着卢旺达的一条河漂至维多利亚湖，灾难由此降临。没有天敌的水葫芦大肆生长，掠夺水中的氧气，导致鱼类大幅减少。船只通行也受到严重影响，只有等到晚上大风把水葫芦吹散，船只才能经过一条窄窄的通道靠岸。
中图：牧师正在给一名妇女洗礼，她几乎全身浸泡在水中。牧师的助手们手捧象征纯洁的绿布，准备盖住受洗者。“对我们来说，维多利亚湖就像一个坟墓，一切的罪恶都会被淹死在这里。我们将洗掉犯下的错误，抵达新的海岸。”一名信徒说。
下图：乌干达军方的两名潜水员准备潜入浑浊的水底，清理下面的管道。这条管道用来给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240万居民供水，但经常被渔网、木屑和其他垃圾堵塞。
几名搬运工从坦桑尼亚渔民的船上卸下满箱的鱼。为了降低捕鱼成本，这名渔民在湖上连续漂泊了几天几夜。
由于鱼的大小和重量不符合规定，他不敢在坦桑尼亚的鱼市上销售，而是选择去乌干达售卖。
一名渔民口中喷出细细的水柱，让油灯的火苗变小一点。他要把油灯放在水中，吸引一种名为dagaas的细小银鱼，这种鱼一般要在夜间捕捞。
上图：破晓时分，阳光透过云层，洒向维多利亚湖南岸的港口城市，忙碌的一天即将开始。
左图：米金戈岛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岛屿，遍地都是铁皮小屋，人均居住面积只有4平方米，这里的常住居民除了渔夫还有妓女。
下图：18岁的朱玛·柯林斯坐在稻田里，他的工作是驱赶那些试图啄食水稻的鸟。这片稻田曾经是湖边湿地，湿地是天然的过滤器，能减缓水流速度，有利于毒物和杂质的沉淀。近年来，维多利亚湖周边国家为了出口大米来增加收入，侵占了大量湿地。
工人们在用铁皮和木头制作划艇，这种小船的使用寿命只有一年，每条船造价48英镑，而全木制摩托艇則要675英镑。
年轻人在米金戈岛附近的杂货店和小酒吧聊天。米金戈岛附近深水区有丰富的鱼群，肯尼亚和乌干达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
在维多利亚湖湿地的垃圾场，当地人正在清洗从垃圾中翻捡来的塑料袋，将其卖给回收商。蓝色袋子中的染料与沼泽水混合，最终将进入湖泊。湿地本应是起到净化雨水并将干净的水排入湖泊的作用。但是，人们在湿地定居破坏了湿地的环境和功能，从而加重了湖泊的污染。
维多利亚湖畔，一架巨大笨重的欧洲货机呼啸而过，降落在坦桑尼亚破旧的机场上。
飞机上装载的是一箱箱枪支弹药，以及上等的尼罗河鲈鱼的鱼片。枪支将运往非洲战乱地区——那里的人们饿着肚子，但仍然会扛起枪来打仗;鲈鱼鱼片则被送上欧洲人的餐桌。每天，这样的武器与鱼的交易都在繁忙而有序地进行着。
尼罗河鲈鱼眼珠黑亮、生性凶猛，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体长可达2米，重逾200公斤。19世纪50年代，为了提升经济效益，当时坦桑尼亚的宗主国英国把尼罗河鲈鱼引入了维多利亚湖。
维多利亚湖连接着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三个非洲国家，总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是非洲最大的湖泊、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约3000万～5000万人依赖其水源生活。在这里，曾经游弋着数百种鱼类，那是亿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果。
然而，随着尼罗河鲈鱼在湖中迅速繁衍，疯狂吞噬本土鱼类，至少有两百种鱼由此灭绝。于是，渔民们给这一种新的庞然大物取了一个名字——猎杀者。
一鱼独大之后，尼罗河鲈鱼大量出口，让渔业迅速成为当地的经济命脉。但如同许多非洲贫困地区的故事一样，钞票并没有带来和平稳定，反而滋生了混乱，毒品、卖淫等社会问题开始蔓延。
奥地利导演贝尔·苏佩在这里拍下了纪录片《达尔文的噩梦》，呈现了这样的场景：蓬勃发展的跨国渔业和武器贸易，在维多利亚湖边形成了一个荒唐的全球化联盟，这个联盟囊括了在这里讨生活和发财的形形色色的人，有渔民、流浪儿童、世界银行职员、非洲国家的部长、欧洲特派专家、坦桑尼亚妓女和俄罗斯飞行员等等。
从2018年9月开始，法国摄影师弗雷德里克·诺伊（Frederic Noy）开始了他题为《正在消逝的维多利亚湖》的拍摄。诺伊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生活了7年，一直住在维多利亚湖边。“《达尔文的噩梦》的导演只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他选取的素材并不准确，或者说存在偏见。而我去过湖边35个地区。这一次拍摄，我花了9个月的时间。”诺伊告诉《中国慈善家》。
诺伊更关注环境问题。在他的镜头中，单一鱼种的繁殖和过度捕捞让维多利亚湖的生态逐步走向毁灭。
在这里，渔民使用一种小孔渔网打渔，大量未成熟的小鱼和正在产卵期的鱼也都不放过。与此同时，非法采砂作业中未经处理的废料和垃圾被直接排入湖中，造成重金属污染，严重破坏了鱼类的生存环境。
此外，非洲从南美引入的水葫芦越来越厚，覆盖了大片水面，大肆掠夺水中鱼类赖以生存的氧气。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统计，渔业捕捞虽然可以为300万人提供经济来源，但也导致70%的鱼类濒临灭绝。肯尼亚基苏木省省长彼得·安阳·尼永奥在2018年曾经警告说，“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否则在未来的50年里，维多利亚湖就会消亡。”
但对于渔民而言，他们更在乎的是眼前的生计。
维多利亚湖湖心的米金戈岛，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岛屿。这座岛面积只有2000平方米，不到足球场的一半，却遍布着铁皮小屋，居住着500多人，每人平均只有4平方米的生活空间。人们之所以在此扎堆，是因为小岛四周的深水区有着丰富的鱼群，在这里打鱼一周挣的钱，相当于外面普通人两三个月的收入。
渔民的钱包鼓起来之后 ，就被妓女盯上了。一位岛上的渔民告诉诺伊，酒吧老板把年轻的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女孩骗过来，谎称替她们在肯尼亚找工作，却把她们带到了米金戈岛上。“女孩们盯着那些卖鱼的男人，想尽办法从他们口袋里捞钱。”
尽管渔民有了点钱，但维多利亚湖周边的经济依然落后，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诺伊拍过这样一张照片：欧洲人不要的鱼骨和鱼头堆积成山，一名黑人男子坐在其中挥刀清理这些鱼骨头，随后将其腌制和晾干，卖给饥饿的非洲村民——对他们而言，这是难得的蛋白质来源。
在贝尔·苏佩的纪录片中，每天有200万人享受着维多利亚湖出口的新鲜鲈鱼，但也有200万当地人正在挨饿。渔民因为出去打鱼被淹死，寡妇开始卖淫，流浪儿童呼吸着塑料燃烧后排放的污浊空气，长期处理腐烂鱼肉的妇女因为四周散发的氨气损坏了视力……
数十年来，当地的人们始终在为生存而挣扎着。迫切的生存难题摆在面前，其他的事情，诸如环境问题等等，也就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至于生存困境和生态保护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更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本该是政府或者是社会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但一直以来他们是缺位的。甚至，肯尼亚和乌干达还曾为米金戈岛的主权问题大动干戈。
政府不可托付，渔民更愿意去笃信神的力量，藉由这种信仰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在这里，艾滋病发病率远高于非洲内陆，此外还有让渔民更为害怕的自然灾害。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以往每15年才发生一次的强烈风暴现在年年都有，捕捞作业也变得极为危险。因为缺乏防护措施，在这里每年有3000～5000名渔民被淹死。
资源被掠夺，环境被毁灭，这样的故事天天在非洲上演，这个故事远没有结束。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这里的人们对这种毁灭甚至没有强烈的感受，“当你身处其中，甚至看不到它正在消亡。”诺伊说。
一夜暴风雨过后，维多利亚湖恢复了平静。窄小而破旧的渔船停泊在岸边，吸引了一群白鹭前来觅食。它们拍打着翅膀，寻找那些被遗落在船上的鱼。渔民们刚刚捕获的鱼被当地妇女买下，晾干之后出售。
上图：废弃的船只漂在水上，被厚厚的水葫芦缠绕。这一浮水植物原产于南美，20世纪90年代，卢旺达的宗主国比利时将其引入东非，目的是“美化农田”。水葫芦随着卢旺达的一条河漂至维多利亚湖，灾难由此降临。没有天敌的水葫芦大肆生长，掠夺水中的氧气，导致鱼类大幅减少。船只通行也受到严重影响，只有等到晚上大风把水葫芦吹散，船只才能经过一条窄窄的通道靠岸。
中图：牧师正在给一名妇女洗礼，她几乎全身浸泡在水中。牧师的助手们手捧象征纯洁的绿布，准备盖住受洗者。“对我们来说，维多利亚湖就像一个坟墓，一切的罪恶都会被淹死在这里。我们将洗掉犯下的错误，抵达新的海岸。”一名信徒说。
下图：乌干达军方的两名潜水员准备潜入浑浊的水底，清理下面的管道。这条管道用来给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240万居民供水，但经常被渔网、木屑和其他垃圾堵塞。
几名搬运工从坦桑尼亚渔民的船上卸下满箱的鱼。为了降低捕鱼成本，这名渔民在湖上连续漂泊了几天几夜。
由于鱼的大小和重量不符合规定，他不敢在坦桑尼亚的鱼市上销售，而是选择去乌干达售卖。
一名渔民口中喷出细细的水柱，让油灯的火苗变小一点。他要把油灯放在水中，吸引一种名为dagaas的细小银鱼，这种鱼一般要在夜间捕捞。
上图：破晓时分，阳光透过云层，洒向维多利亚湖南岸的港口城市，忙碌的一天即将开始。
左图：米金戈岛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岛屿，遍地都是铁皮小屋，人均居住面积只有4平方米，这里的常住居民除了渔夫还有妓女。
下图：18岁的朱玛·柯林斯坐在稻田里，他的工作是驱赶那些试图啄食水稻的鸟。这片稻田曾经是湖边湿地，湿地是天然的过滤器，能减缓水流速度，有利于毒物和杂质的沉淀。近年来，维多利亚湖周边国家为了出口大米来增加收入，侵占了大量湿地。
工人们在用铁皮和木头制作划艇，这种小船的使用寿命只有一年，每条船造价48英镑，而全木制摩托艇則要675英镑。
年轻人在米金戈岛附近的杂货店和小酒吧聊天。米金戈岛附近深水区有丰富的鱼群，肯尼亚和乌干达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
在维多利亚湖湿地的垃圾场，当地人正在清洗从垃圾中翻捡来的塑料袋，将其卖给回收商。蓝色袋子中的染料与沼泽水混合，最终将进入湖泊。湿地本应是起到净化雨水并将干净的水排入湖泊的作用。但是，人们在湿地定居破坏了湿地的环境和功能，从而加重了湖泊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