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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国家的通用语言，普通话是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和保障，熟练掌握普通话对于工作和就业至关重要，但目前普通话对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促进效应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和2015年的数据，考察了普通话能力的工资效应及其地域差异。研究发现：普通话具有工资效应，它对于劳动者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该影响在不同的方言区域内存在差异。和官话方言区相比，非官话方言区内普通话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地，普通话工资效应在我国三大发达经济圈（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高、低收入分位值上呈现的趋势不一致。京津冀经济圈位于官话方言区，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随收入分位值的增加呈下降趋势;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圈位于非官话方言区，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则随收入分位值的增加而上升。因此，要重视普通话能力对工资收入的促进作用，劳动者不仅要学好普通话，在择地就业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普通话的工资效应等因素，可以优先将普通话回报更高的地区作为就业目的地，更好地提升就业质量。
关键词：普通话;工资效应;方言区;就业质量
一、引言
作为人力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语言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Chiswick和Miller， 2007）。毋容置疑，劳动者个体的语言能力自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一刻起便开始发挥作用，譬如搜寻职位空缺、获取招聘信息以及参加面试谈判环节;而当劳动者步入工作岗位后，其语言能力也会继续影响其劳动力市场表现。换言之，劳动者只要是处于劳动大军行列，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语言能力的影响。
关于语言与收入的这种关系，国外有大量的文献进行了研究，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也得到了普遍的经验支持（Zhang和Grenier，2013）。早期集中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研究（如Grenier，1987;Chiswick和Miller，1995;Bleakley和Chin，2004等），都是较为经典的文献。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能力是否对收入产生影响已不再是研究的重点（刘国辉和张卫国，2017），人们更加关心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情境下的经验证据以及语言经济效应的异质性问题，试图为语言对收入的影响找寻更广泛的证据。特别是近年来，有关的国别研究更是不断涌现。例如：Gazzola和Mazzacani（2019）利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数据研究了外语能力与欧洲居民就业的关系;Liwiński（2019）研究了波兰的外语能力回报;Yao和van Ours（2019）研究了荷兰人方言使用与工资的关系;Di Paolo和Tansel（2019）考察了英语能力对土耳其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等等。
对于中国而言，随着经济社会转型，人口流动愈发频繁，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凸显了语言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必须掌握的一种技能，它对劳动者就业和工资收入的影响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Gao和Smyth（2011）使用2005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ULS）的数据，估计了普通话流利程度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熟练的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影响。赵颖（2016）使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测度并分析了普通劳动者语言能力对收入的影响，并对其内在机理和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探讨。程虹和王岚（2019）利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对普通话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关系也进行了检验，发现和普通话能力较低的农民工群体相比，普通话能力中等和较高的农民工其工资收入分别要高19.4%-21.0%和30.3%-34.9%。而新近的一项研究还表明，普通话技能（口语沟通能力和中文读写能力）在西部民族地区对农户具有减贫效应（唐曼萍和李后建，2019）。
除普通话能力对劳动收入产生影响之外，上述一些研究还发现，这种影响在劳动者个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异质性，如不同性别的差异（Gao和Smyth， 2011）、不同身份的差异（程虹和王岚，2019），等等。鉴于我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普通话能力的经济回报可能在不同地域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目前相关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例如，虽然有个别研究也涉及普通话回报的地区差异，但是其地区分类基本上参照经济发展水平按传统的东中西部来进行区域划分（赵颖，2016）。然而，众多汉语方言主要体现在南北差异上，东、西部地理区位的划分与汉语的类型学构成不符，无法真正反映出普通话与有关方言区内方言的相互影响及互动。关于这一问题，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这对于深入理解语言和收入的关系以及与其相关的跨地区流动就业质量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和2015年的数据，估计了普通话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并分汉语官话方言区和非官话方言区以及方言区内不同的经济圈考察了普通话工资效应的地域差异。和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将普通话的工资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从微观个体层面（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上升至宏观区域层面（不同的方言区、不同的经济圈）。第二，依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所要考察的地域分为官话方言区（北方）和非官话方言区（南方），验证了即使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同工同酬的前提下普通话的工资效应在不同方言区内也存在着差异。第三，通过对普通话的工资效应及其地域差异的考察，提出要重视普通话能力对劳动力市场工资和就业的促进作用，劳动者在面对异地就业选择时，可以充分考虑普通话的工资效应等因素，优先将普通话回报更高的地区作为就业地，从而更好地提升就业质量。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推论;第三部分是数据与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经验分析与讨论;第五部分是进一步讨论和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推论
语言经济学认为，语言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Chiswick和Miller，1995;张卫国，2008），学习掌握一门语言技能等同于对该语言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相关研究表明，语言能力可以有效提高劳动者求职和工作效率，进而提高劳动者经济地位（Chiswick和Miller，2003）。上文指出，国外较早的研究一直都集中在北美地区，注意力也主要放在东道国语言（主要是英语）技能对外来移民收入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推进，人们才开始陆续注重国别研究和非移民的语言回报。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有关中國的外语回报率研究，而且发现外语在中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回报（程虹和刘星滟，2017;Zhang和Lien，2020）。事实上，中国语言资源非常丰富，存在着多语（种）、多（方）言的现象。因此除了外语学习及其回报率问题，中国也存在着内部的语言学习问题，即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与外语能力具有经济回报的情形相类似，普通话在劳动力市场上理应具有经济优势：第一，普通话熟练的劳动者，特别是对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其他同等条件下较单纯掌握方言的劳动者能更好地把握就业机会（Gao和Smyth，2011）;第二，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汉语普通话能力与收入的相关性更加显著（英吉卓玛和张俊豪，2016）。因此，本文提出推论1。 推论1：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普通话具有工资效应，普通话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为正。
语言最主要的功能是交际，掌握某种语言所能带来多少优势主要取决于该语言使用者的数量，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对于劳动者来说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不仅如此，语言还是信息的载体，影响信息传播的效率和廣度，普通话直接降低了劳动者在求职就业中的信息搜寻成本，增加成功就业的几率。这是普通话对工资收入产生影响的机制途径之一。除此之外，语言承载着文化，共同语言是使用者之间身份认同和相互信任的基石（Pendakur和Pendakur， 2002），对于使用者来说具有情感和文化认同意义（刘国辉和张卫国，2020）。因此，普通话能够增强人们（特别是流动人口）之间的信任与认同，促进社会关系网络形成、增加社会资本。而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于收入具有积极的影响（叶静怡和周晔馨，2010;王春超和周先波，2013）。因此，语言与文化认同之间的联系可能是普通话具有工资效应的另一条机制线索。最后，再回到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上来，由于普通话能力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本，人们可以通过学习普通话来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这与其他人力资本投资一样，可以产生经济回报，普通话能力越高，收益越大。特别是对于偏远农村或少数民族的劳动者，学习普通话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加有竞争力，增加外出务工的就业机会，进而提高收入。由此，本文提出推论2。
推论2：语言的交际、文化功能以及人力资本属性，决定了普通话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降低信息搜集成本、促进就业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工资收入。
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现代汉语方言可分成官话方言和非官话方言两个大类。每个方言区下分方言片以及方言小片，不同方言在语音、词汇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官话分为东北、北京、冀鲁、胶辽、中原、兰银、西南、江淮等8个方言区。非官话方言中，除位于中国北方的晋语以外，东南部地区的南方汉语方言分为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语、粤语、平话等8个方言区，由此全国的汉语方言共计为17个方言区。从地理上看，官话区主要位于北方，非官话区主要位于南方（李荣，1989），而普通话发音的主要参考标准是北京官话。由于地理位置关系以及方言本身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不同方言区的劳动者整体的普通话水平不一致。比如，一个直观的感受是，相对于南方，北方劳动者的普通话平均水平较高。事实上，更进一步，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着语言距离（崔萌等，2018）。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小语种母语与通用语言之间的语言距离越大，学习难度越大，效果越差;反之亦然。这说明不同方言母语的劳动者个体想要获得同等水平的普通话能力所面对的难度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方言区内劳动者的普通话能力是不同的，进而导致不同方言区之间对普通话的需求程度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地区特别是在以方言作为划分依据的不同区域内普通话的稀缺程度不一致。推论2指出，普通话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主要在于语言的交际、文化功能，以及它具有人力资本特性。更为重要的是，普通话能力之所以能对劳动者工资收入产生影响，关键在于语言能力作为人力资本是稀缺的（张卫国等，2007）。这意味着，由于不同方言区内普通话的稀缺程度不同，普通话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在方言区和方言区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我们提出推论3。
推论3：普通话能力的工资效应存在着地域异质性，在不同方言区内存在差异。
三、数据及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及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执行的大量数据库项目，其数据已为大量的实证研究服务。鉴于篇幅限制，其调查背景本文不再过多赘述。本文采用的是该项目2010年及2015年调查中的家户问卷。其中，2010年有效问卷11783份，2015年为10968份。数据处理上，本文在保持数据完整的前提下，只保留了可供研究的个体。就业方面，剔除了不在工作状态的个体;工作经验方面，剔除了无工作经验的个体;雇佣方面，剔除了自雇佣的个体;收入方面，剔除了少量年收入大于1000000元的个体极端值;考虑到中国的退休政策，年龄方面，剔除了小于18岁、男性大于60岁、女性大于55岁的个体。最后本文所使用的2010年和2015年有效样本分别为3674和3827个观测值。
（二）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研究普通话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因此计量模型的选取是基于标准的Mincer半对数收入方程。
lnincomeit=c+β1Mandarinit+β2controlit+εit（1）
其中，下标i指个体，t指年份，εit是扰动项。上式中的被解释变量lnincome为年工资收入的对数，选取年收入是为了符合城镇劳动力的计薪习惯并更好地将年终奖等职业收入包括进去。Mandarin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受访者普通话能力水平，CGSS中考察了普通话的单项能力，其中普通话听辨能力（mandarin_listen）取值范围是1-5，完全不会为1，很好为5，普通话表达能力（mandarin_speak）的度量方法类似。
control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如下若干个影响收入水平的变量：age是受访者的年龄;gender是性别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junior_school是受访者是否完成初中教育的虚拟变量;senior_school是受访者是否完成高中教育的虚拟变量;university是受访者是否完成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本科及研究生）的虚拟变量;health是受访者自评的健康状况，认为自己非常健康为5，很健康为4，比较健康为3，一般为2，不健康为1;urban是受访者居住地的城乡区别变量，1为城镇，0为农村;province是各省市的虚拟变量。 （三）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了本文CGSS2010及CGSS2015数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列出了按照普通话能力分组的平均工资情况。可以发现，受访者中自我评价普通话听辨和表达能力为4和5（“比较好”和“很好”）的人几乎是最多的，自我评价为1（完全不懂）的人是最少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普通话的掌握程度呈倒三角形。
此外，受访者自评的普通话能力每单位的提高对应工资均值的增幅，并不是同步的。普通话听辨和表达能力从1（完全不懂）到3（一般）的提高，对应的工资增幅远不如从3（一般）到5（很好）的大。
观察表2可知，就受访者对其普通话听辨能力的自我评价方面，2015年数据中选择4（比较好）的比例，较2010年的高3.85%;而2015年选择5（很好）的比例，较2010年的低6.42%。同样观察表2可知，就受访者对其普通话表达能力的自我评价方面，2015年数据中选择3（一般）的比例，较2010年的低1.66%。排除样本选择偏差的原因，以上数据的变化很可能是人口流动、推普政策实施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人们对普通话“很好”的评价标准有了更高的认知。
从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上看，普通话能力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然而影响工资的因素有很多，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计量回归，控制影响工资的其他变量，分析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
四、经验分析及讨论
（一）普通话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
1.OLS基准回归结果
实证结果表明，普通话听辨和表达能力对劳动者收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见表3），基本符合本文提出的推论1，这说明个体劳动力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的现象非常普遍。2010年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回报为6.77%，2015年为6.20%，而相同年份的听辨能力回报分别为6.00%和5.83%。对于表中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而言，男性、城镇人口、健康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均与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以往同类研究基本一致。由于它们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因而不过多赘述。
比较2010年及2015年回归结果发现， 2015年普通话表達和听辨能力的工资效应均小于2010年的水平。可以理解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话能力的差异可能更多地被城乡差异、受教育水平差距以及地区差异等解释。此外，观察表3我们还发现，普通话表达能力对收入的影响系数略高于听辨能力。这表明当听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劳动者的口语表达能力会更为重要。因此，为节省篇幅和避免重复讨论，本文此后回归中只使用普通话表达能力作为解释变量。
2.分位数（QR）回归结果
为了精确描述语言能力对于受访者收入的变化范围的影响，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普通话能力与工资收入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考察分析。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各个收入分位点上普通话表达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均会产生正向影响（见表4）。我们发现，随着分位值变大，普通话表达能力回报率始终在提高。与CGSS2010相比，CGSS2015中普通话表达能力在不同分位值上的回报率分布范围收窄;换言之，相比2010年，高收入与低收入人群的普通话回报的差距在2015年明显减小。明显可以看出，2010年的低收入人群的普通话回报较2015年的低收入人群低，而2010年的高收入人群的普通话回报较2015年的同类人群高。
此外，观察表4结果可发现，随着分位值变大，年龄平方项的系数绝对值变大，意味着年龄和工作经验对劳动者收入影响的倒U型曲线顶点上移;而年龄系数同步变大，意味着倒U型曲线右移。结合以上两点，和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最高点出现的年龄更晚，而且巅峰收入更高，该结果与现实相符。
（二）普通话能力工资效应的地域差异
1.官话方言区和非官话方言区的比较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本文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分成三类：官话方言区、非官话方言区和少数民族语言区。考虑到CGSS主要集中在各省的省会和副省级城市展开调查，本文进一步将官话方言区（下称官话区）定义为黑龙江、辽宁、吉林、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宁夏、安徽、湖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17个省级地区，将非官话方言区（下称非官话区）定义为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山西、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海南10个省级地区，其余的划分为少数民族语言区（但因相关样本量太小，本文不做讨论）。
官话区与非官话区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见表5）表明：普通话表达能力对两大方言区劳动者收入的正向影响总体上是显著的;但它在非官话区的劳动力群体中的回报在各收入分位值上都明显大于官话区。我们还发现，非官话区普通话能力的回报在2010年和2015年始终随分位值增加而提高;而在官话区中，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回报在收入的中间分位点达到最大值（2010年是0.6分位点，2015为0.4分位点），随后下降，但始终高于0.2分位点的系数。
在假定普通话为工作语言的前提下，官话区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工资效应低于非官话区，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普通话与官话区方言之间的语言距离较小，官话区劳动者学习普通话的成本较非官话区的劳动者低，导致官话区人们的普通话水平普遍较高，进而普通话对收入贡献受限;二是在官话区的工作环境中，由于当地方言与普通话语言距离较小，反而使用标准普通话的频率下降，于是导致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回报率较非官话区的低。
此外，非官话区内2010年普通话表达能力回报普遍低于2015年的回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普通话推广以及劳动力流动的前提下，近年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并加深以普通话为主要工作语言的共识。因此，随着时间推移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回报呈上升趋势。
为了进一步验证普通话表达能力经济回报的地域差异，本文增加了一个虚拟变量mandarin_area（官话方言区为1，非官话方言区为0），并引入mandarin_area与mandarin_speak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我们发现，普通话表达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在2010和2015年两个年份里均为正，而官话区与普通话表达能力的交互项（ma*ms）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官话区普通话表达能力带给劳动者的工资溢价不如非官话区高。同时也说明在给定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前提下，官话区劳动者工资收入是由于该区域的因素在减少。这与我们之前分样本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2.位于不同方言区内的经济圈比较
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被称为中国的三大经济圈，代表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成为了大部分流动人口择业的目的地。因此，有必要对这三大经济圈普通话的回报状况也进行考察。此外，三大经济圈分属官话区（京津冀）和非官话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对这些经济圈内普通话工资效应的考察，将进一步检验上述按方言区分组回归的结果。还是考虑到CGSS主要集中在各省的省会和副省级城市展开调查，为便于数据处理，本文将广东省的样本作为珠三角劳动力处理。
表7汇报了2010年和2015年三大经济圈劳动力在高（0.7分位点）、低（0.3分位点）收入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2010年和2015年三大经济圈的普通话回报率在高低收入分位值上并不一致。例如，在非官话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圈，2015年普通话表达能力回报率较2010年有所提高，特别是当劳动者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时，他们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回报会对收入产生更大的正向作用。但是，在官话区最大的经济圈——京津冀，2015年高收入劳动者普通话的系数不仅低于低收入劳动者，而且统计上不显著。图1呈现了三大经济圈高、低收入劳动力普通话经济回报的柱状比较。
结合表7和图1进行分析，三大经济圈中劳动者普通话的经济回报在高低收入分位点上呈现的态势也不一致。第一， 2015年三大经济圈普通话能力均值水平以及在高、低收入分位点上的回报较2010年均发生变化。我们认为，这是普通话推广政策和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两种因素双双发挥作用的结果。第二，2010年珠三角的高收入人群普通话回报略低于低收入人群，可以理解为收入增长对普通话回报的稀释作用。第三，京津冀2015年高收入劳动者的普通话回报较2010年有明显下降，说明当更多拥有较高普通话水平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普通话作为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得到缓解，它所带来的回报有可能被整体收入的提高稀释了。第四，对照珠三角和长三角可以发现，珠三角劳动者普通话的回报在高、低收入分位值均高于长三角同期数值（2010年高收入分位值除外）。换言之，在非官话区内部，一个具有较高普通话能力的劳动者在珠三角所能得到的工资溢价会比长三角高。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测量误差、遗漏变量等问题，很可能导致普通话与工资收入之间存在着内生性，这里我们采取工具变量法来进行克服，进而对普通话能力的工资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选取了两个工具变量，一是对报纸的使用情况，二是母亲的受教育背景，分别记为IV I和IV II。
就IV I而言，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一条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而报纸是标准普通话的载体，经常读报可能会对人们的普通话能力产生正向影响。虽然读报更多地体现了识字能力，表面上与普通话口语发音是否标准看似不相关，但是语言学相关研究表明，读报与普通话能力有其内在联系。第一，对于语言来讲，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任何一种能力的提高都会对其他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张先亮和赵思思，2013）。即使单从发音上看，人们在阅读过程中也离不开对汉字的语音转换（崔萌等，2018），阅读报纸会潜移默化地对语言使用者的语音面貌和开口表达均产生影响。第二，普通话表达能力不单单是发音的问题，还涉及语言组织能力，经常阅读报纸可以增强词汇运用与组织能力，进而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因此，相对其他媒体而言，报纸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受访者对标准普通话的掌握情况。
就IV II而言，有研究发现父母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子代的语言使用。Dustmann 和van Soest（2001）曾利用父亲教育背景作为语言的工具变量，认为父亲的教育背景与子代的语言能力有关。国内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会对家庭内部的语言交流起到重要作用。张治国和邵蒙蒙（2018）发现，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在家更倾向于对自己的子女使用当地方言。汪卫红和张晓兰（2019）在对比分析家庭语言交流语料时也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在家庭交流中存在单向的媒介转译行为，可以为子女创造一个纯普通话的家庭语言氛围。考虑到男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母亲对于子女的陪伴相对较多，语言上的交流更多，对子女语言能力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我们在IV I的基础上增加了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
引入工具变量IV I和IV II后，2010年及2015年的普通话能力回归系数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但其正向影响仍然显著。根据近年来的文献经验，在一定的情况下引入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会高于OLS估计结果。Gao和Smyth（2011）的研究结果是一个例证，在他们的研究中OLS估计出的结果是4.7%，而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则高达42.1%，二者相差8.9倍。可能的原因在于，OLS中一些无法克服的技术性误差造成的回归系数向下偏误可能比内生性造成的向上偏误还要严重（Bleakley和Chin， 2004），因此当工具变量估计是一致性估计时，其系数便会上升。不过有研究指出，在引入工具变量后回归结果放大在9倍之内是正常并可接受的（Chiswick和Miller， 2010）。本文2010年和2015年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分别为原OLS估计结果的7.9和4.5倍，因此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的。
表8还汇报了对上述工具变量有效性的检验结果。2010年和2015年一阶段回归中的F统计量分别为17.436和14.218，均超过10，说明IV I和IV II不是弱工具变量;二阶段中Sargan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值分别为0.6180（2010年）和0.6947（2015年），无法拒绝“工具变量是外生的”原假设，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尽管Sargan检验结果表明我们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但考虑到经常读报人群的特点（收入高的人可能看报纸的频率高），为了严谨起见，我们放松了工具变量的严格外生假设，利用Conley等（2012）提出的“近乎外生”置信区间集合方法（UCI）进行重新估计，进一步检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相关结果整合在表8底部。基于UCI方法估计出的2010年和2015年普通话能力系数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182， 1.5958）和（-0.05028， 0.6153）。可见，在近似外生情形下，本文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仍然有效。上述一系列检验结果表明，普通话能力具有正向的工资效应这一结果是稳健的。 五、进一步讨论与结论
以上我们对普通话能力的工资效应及其地域差异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普通话能力对于劳动者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官话区与非官话区的普通话能力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要归结于语言能力的人力资本性质以及我国不同方言区之间的语言差异。
普通话是我国的通用语言，然而劳动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尚未熟练掌握普通话，因此普通话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也是一种具有稀缺性的人力资本。正如上文“理论分析与推论”中所述，这种稀缺不仅与各地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语言距离密切相关，也与方言片区下存在着次方言片区和方言小片相关。一个地区方言与普通话间的语言距离越大，学习普通话的难度上升，增加了普通话在此区域的稀缺性;反之，语言距离越小，学习普通话变得相对容易，因而降低了普通话的稀缺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在非官话区的影响比官话区大;这也意味着，当劳动者获得了较好的普通话能力，选择在非官话区就业可能会更好地发挥其语言优势。
前面我们还发现，普通话能力的经济回报在我国三大经济圈之间存在差异。以2015年的实证结果为例，一方面，京津冀经济圈普通话的回报在收入各分位点上均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回報;另一方面，京津冀经济圈普通话在高收入人群中的回报要小于它在低收入人群中的回报，而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情况恰好相反——普通话的回报随收入分位值的上升而上升。换言之，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劳动者收入越高，普通话能力对他们的工资收入产生更大的正向影响，形成语言能力与收入关系的“马太效应”。这一现象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官话区与非官话区的差异。由于京津冀地处官话区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处非官话区，意味着它们的当地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言距离不同，进而造成普通话在当地的稀缺程度不同，影响工资效应。二是区域内劳动者同群效应的影响。样本显示，京津冀劳动力的普通话能力均值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珠三角劳动力的普通话能力均值在2010年与长三角持平，而2015年则略低于长三角。由于三大经济圈样本的普通话能力的均值水平本身存在一定的差异，鉴于上文反复强调的普通话能力具有稀缺性，其边际贡献率递增或递减将受同一经济体内其他劳动力语言水平的影响。具体而言，京津冀经济圈地处官话区，劳动者的普通话水平普遍较高，于是当个体劳动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带来的工资溢价反而被整体提高的区域收入水平稀释了，普通话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下降（边际贡献率递减）。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处非官话区，劳动者整体的普通话水平较京津冀的低，因此普通话能力对于工资收入的影响始终呈上升趋势（边际贡献率递增）。上述情况进一步验证了官话区与非官话区普通话能力的回报是存在差异的。
本文研究结果一方面丰富了现有普通话能力的经济回报研究，另一方面对于劳动者择地就业问题具有政策启示。当代中国，跨区域的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在人口迁移和流动过程中，许多劳动者都面临着对就业地的选择问题，即择地就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是迁入地“拉力”的影响，因为地域间的人口流动本身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Borjas，1994）。如果迁入地和迁出地存在着语言差异，语言的收益自然也需要加以考虑。设想当一个方言区的劳动者受到更高收入、更好工作岗位等经济因素的激励，从出生地方言区流动到其他方言区时，很可能在工作及生活中减少对母语方言的使用，而转向使用作为通用语言的普通话，因为单纯使用方言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沟通障碍进而影响劳动者生产率（程虹、王岚，2019）。此时，不同方言区的普通话水平不一致反映出边际效用的差异分化，主要体现劳动者所在方言区普通话工资效应的差异上。金江等（2018）的研究发现，劳动者在跨方言区流动时，其收入水平要明显高于不跨方言区流动时的收入水平。另外，他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跨方言区流动对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为30.5%，而且如果之前只在同一方言区内部流动的劳动者，选择跨方言区流动时，其收入反而会减少3.9%。跨方言区流动和不跨方言区流动一正一反的两种影响效应，恰好说明了劳动者个体在选择就业地时是基于比较优势而做出决策的。因此，方言区的地理位置以及其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言距离，是造成普通话经济回报在不同方言区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这种差异是由普通话与各方言之间存在的客观现实——现代汉语方言特征——所决定的。也正因如此，劳动者跨地区流动就业时可以将普通话回报的地域差异作为选择就业地的一个重要参考。具体而言，在追求更高收入的择地就业过程中，如果劳动者个体的普通话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可以优先考虑非官话区;同时，对于具有较高普通话能力的劳动者而言，在三大经济圈中如果选择长三角或珠三角地区作为就业地，将更符合工资提升的期望。
最后，本文的研究从一个侧面为推普助力脱贫攻坚提供了经验证据。2018年2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语委共同制定并发布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语言扶贫”的重要举措，助力形成消除贫困的内生动力机制（韩喜乐和王晓兵，2020;邓悦等，2021）。本文的结果充分显示，推普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普通话能力帮助他们实现收入增长。与此同时，不同地区普通话能力所带来的经济激励差异可能会改变劳动力的流动与分布;而拥有一定普通话能力的劳动力，受经济激励而择地流动，这也是普通话二次推广的过程。综上，要重视普通话能力对工资收入的促进作用，劳动者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不仅要学好普通话，在流动和择业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普通话的工资效应等因素，可以优先将普通话回报更高的地区作为就业目的地，提升就业质量，通过语言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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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Quality of Cross-regional Employ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Mandarin
Zhang Weiguo1 2 and Li Xiaowen1
（1.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Shandong University;2. Center for Language and Economics Research，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Using the data from CGSS2010 and CGSS2015，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Mandarin in China and its heterogeneity in both geographical and dialectal regions.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Mandarin proficiency and earnings， especially for Mandarin speaking.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Mandarin across geographical and dialectal regions. The impact of Mandarin proficiency on earnings in non-Mandarin-speaking regions is larger than that in Mandarin-speaking regions. The three economic circles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show different trends in the rate of return to Mandarin proficiency for people on the high and low income scale.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we nee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mpact of Mandarin proficiency on earnings. And workers are encouraged to not only learn Mandarin but also find jobs within the regions with higher returns to Mandarin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Key Words：Mandarin Proficiency; Wage Effect; Dialectal Regions; Quality of Employment
責任编辑 邓 悦
关键词：普通话;工资效应;方言区;就业质量
一、引言
作为人力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语言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Chiswick和Miller， 2007）。毋容置疑，劳动者个体的语言能力自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一刻起便开始发挥作用，譬如搜寻职位空缺、获取招聘信息以及参加面试谈判环节;而当劳动者步入工作岗位后，其语言能力也会继续影响其劳动力市场表现。换言之，劳动者只要是处于劳动大军行列，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语言能力的影响。
关于语言与收入的这种关系，国外有大量的文献进行了研究，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也得到了普遍的经验支持（Zhang和Grenier，2013）。早期集中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研究（如Grenier，1987;Chiswick和Miller，1995;Bleakley和Chin，2004等），都是较为经典的文献。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能力是否对收入产生影响已不再是研究的重点（刘国辉和张卫国，2017），人们更加关心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情境下的经验证据以及语言经济效应的异质性问题，试图为语言对收入的影响找寻更广泛的证据。特别是近年来，有关的国别研究更是不断涌现。例如：Gazzola和Mazzacani（2019）利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数据研究了外语能力与欧洲居民就业的关系;Liwiński（2019）研究了波兰的外语能力回报;Yao和van Ours（2019）研究了荷兰人方言使用与工资的关系;Di Paolo和Tansel（2019）考察了英语能力对土耳其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等等。
对于中国而言，随着经济社会转型，人口流动愈发频繁，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凸显了语言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必须掌握的一种技能，它对劳动者就业和工资收入的影响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Gao和Smyth（2011）使用2005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ULS）的数据，估计了普通话流利程度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熟练的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影响。赵颖（2016）使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测度并分析了普通劳动者语言能力对收入的影响，并对其内在机理和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探讨。程虹和王岚（2019）利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对普通话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关系也进行了检验，发现和普通话能力较低的农民工群体相比，普通话能力中等和较高的农民工其工资收入分别要高19.4%-21.0%和30.3%-34.9%。而新近的一项研究还表明，普通话技能（口语沟通能力和中文读写能力）在西部民族地区对农户具有减贫效应（唐曼萍和李后建，2019）。
除普通话能力对劳动收入产生影响之外，上述一些研究还发现，这种影响在劳动者个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异质性，如不同性别的差异（Gao和Smyth， 2011）、不同身份的差异（程虹和王岚，2019），等等。鉴于我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普通话能力的经济回报可能在不同地域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目前相关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例如，虽然有个别研究也涉及普通话回报的地区差异，但是其地区分类基本上参照经济发展水平按传统的东中西部来进行区域划分（赵颖，2016）。然而，众多汉语方言主要体现在南北差异上，东、西部地理区位的划分与汉语的类型学构成不符，无法真正反映出普通话与有关方言区内方言的相互影响及互动。关于这一问题，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这对于深入理解语言和收入的关系以及与其相关的跨地区流动就业质量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和2015年的数据，估计了普通话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并分汉语官话方言区和非官话方言区以及方言区内不同的经济圈考察了普通话工资效应的地域差异。和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将普通话的工资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从微观个体层面（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上升至宏观区域层面（不同的方言区、不同的经济圈）。第二，依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所要考察的地域分为官话方言区（北方）和非官话方言区（南方），验证了即使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同工同酬的前提下普通话的工资效应在不同方言区内也存在着差异。第三，通过对普通话的工资效应及其地域差异的考察，提出要重视普通话能力对劳动力市场工资和就业的促进作用，劳动者在面对异地就业选择时，可以充分考虑普通话的工资效应等因素，优先将普通话回报更高的地区作为就业地，从而更好地提升就业质量。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推论;第三部分是数据与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经验分析与讨论;第五部分是进一步讨论和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推论
语言经济学认为，语言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Chiswick和Miller，1995;张卫国，2008），学习掌握一门语言技能等同于对该语言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相关研究表明，语言能力可以有效提高劳动者求职和工作效率，进而提高劳动者经济地位（Chiswick和Miller，2003）。上文指出，国外较早的研究一直都集中在北美地区，注意力也主要放在东道国语言（主要是英语）技能对外来移民收入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推进，人们才开始陆续注重国别研究和非移民的语言回报。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有关中國的外语回报率研究，而且发现外语在中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回报（程虹和刘星滟，2017;Zhang和Lien，2020）。事实上，中国语言资源非常丰富，存在着多语（种）、多（方）言的现象。因此除了外语学习及其回报率问题，中国也存在着内部的语言学习问题，即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与外语能力具有经济回报的情形相类似，普通话在劳动力市场上理应具有经济优势：第一，普通话熟练的劳动者，特别是对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其他同等条件下较单纯掌握方言的劳动者能更好地把握就业机会（Gao和Smyth，2011）;第二，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汉语普通话能力与收入的相关性更加显著（英吉卓玛和张俊豪，2016）。因此，本文提出推论1。 推论1：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普通话具有工资效应，普通话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为正。
语言最主要的功能是交际，掌握某种语言所能带来多少优势主要取决于该语言使用者的数量，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对于劳动者来说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不仅如此，语言还是信息的载体，影响信息传播的效率和廣度，普通话直接降低了劳动者在求职就业中的信息搜寻成本，增加成功就业的几率。这是普通话对工资收入产生影响的机制途径之一。除此之外，语言承载着文化，共同语言是使用者之间身份认同和相互信任的基石（Pendakur和Pendakur， 2002），对于使用者来说具有情感和文化认同意义（刘国辉和张卫国，2020）。因此，普通话能够增强人们（特别是流动人口）之间的信任与认同，促进社会关系网络形成、增加社会资本。而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于收入具有积极的影响（叶静怡和周晔馨，2010;王春超和周先波，2013）。因此，语言与文化认同之间的联系可能是普通话具有工资效应的另一条机制线索。最后，再回到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上来，由于普通话能力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本，人们可以通过学习普通话来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这与其他人力资本投资一样，可以产生经济回报，普通话能力越高，收益越大。特别是对于偏远农村或少数民族的劳动者，学习普通话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加有竞争力，增加外出务工的就业机会，进而提高收入。由此，本文提出推论2。
推论2：语言的交际、文化功能以及人力资本属性，决定了普通话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降低信息搜集成本、促进就业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工资收入。
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现代汉语方言可分成官话方言和非官话方言两个大类。每个方言区下分方言片以及方言小片，不同方言在语音、词汇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官话分为东北、北京、冀鲁、胶辽、中原、兰银、西南、江淮等8个方言区。非官话方言中，除位于中国北方的晋语以外，东南部地区的南方汉语方言分为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语、粤语、平话等8个方言区，由此全国的汉语方言共计为17个方言区。从地理上看，官话区主要位于北方，非官话区主要位于南方（李荣，1989），而普通话发音的主要参考标准是北京官话。由于地理位置关系以及方言本身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不同方言区的劳动者整体的普通话水平不一致。比如，一个直观的感受是，相对于南方，北方劳动者的普通话平均水平较高。事实上，更进一步，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着语言距离（崔萌等，2018）。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小语种母语与通用语言之间的语言距离越大，学习难度越大，效果越差;反之亦然。这说明不同方言母语的劳动者个体想要获得同等水平的普通话能力所面对的难度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方言区内劳动者的普通话能力是不同的，进而导致不同方言区之间对普通话的需求程度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地区特别是在以方言作为划分依据的不同区域内普通话的稀缺程度不一致。推论2指出，普通话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主要在于语言的交际、文化功能，以及它具有人力资本特性。更为重要的是，普通话能力之所以能对劳动者工资收入产生影响，关键在于语言能力作为人力资本是稀缺的（张卫国等，2007）。这意味着，由于不同方言区内普通话的稀缺程度不同，普通话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在方言区和方言区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我们提出推论3。
推论3：普通话能力的工资效应存在着地域异质性，在不同方言区内存在差异。
三、数据及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及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执行的大量数据库项目，其数据已为大量的实证研究服务。鉴于篇幅限制，其调查背景本文不再过多赘述。本文采用的是该项目2010年及2015年调查中的家户问卷。其中，2010年有效问卷11783份，2015年为10968份。数据处理上，本文在保持数据完整的前提下，只保留了可供研究的个体。就业方面，剔除了不在工作状态的个体;工作经验方面，剔除了无工作经验的个体;雇佣方面，剔除了自雇佣的个体;收入方面，剔除了少量年收入大于1000000元的个体极端值;考虑到中国的退休政策，年龄方面，剔除了小于18岁、男性大于60岁、女性大于55岁的个体。最后本文所使用的2010年和2015年有效样本分别为3674和3827个观测值。
（二）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研究普通话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因此计量模型的选取是基于标准的Mincer半对数收入方程。
lnincomeit=c+β1Mandarinit+β2controlit+εit（1）
其中，下标i指个体，t指年份，εit是扰动项。上式中的被解释变量lnincome为年工资收入的对数，选取年收入是为了符合城镇劳动力的计薪习惯并更好地将年终奖等职业收入包括进去。Mandarin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受访者普通话能力水平，CGSS中考察了普通话的单项能力，其中普通话听辨能力（mandarin_listen）取值范围是1-5，完全不会为1，很好为5，普通话表达能力（mandarin_speak）的度量方法类似。
control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如下若干个影响收入水平的变量：age是受访者的年龄;gender是性别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junior_school是受访者是否完成初中教育的虚拟变量;senior_school是受访者是否完成高中教育的虚拟变量;university是受访者是否完成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本科及研究生）的虚拟变量;health是受访者自评的健康状况，认为自己非常健康为5，很健康为4，比较健康为3，一般为2，不健康为1;urban是受访者居住地的城乡区别变量，1为城镇，0为农村;province是各省市的虚拟变量。 （三）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了本文CGSS2010及CGSS2015数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列出了按照普通话能力分组的平均工资情况。可以发现，受访者中自我评价普通话听辨和表达能力为4和5（“比较好”和“很好”）的人几乎是最多的，自我评价为1（完全不懂）的人是最少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普通话的掌握程度呈倒三角形。
此外，受访者自评的普通话能力每单位的提高对应工资均值的增幅，并不是同步的。普通话听辨和表达能力从1（完全不懂）到3（一般）的提高，对应的工资增幅远不如从3（一般）到5（很好）的大。
观察表2可知，就受访者对其普通话听辨能力的自我评价方面，2015年数据中选择4（比较好）的比例，较2010年的高3.85%;而2015年选择5（很好）的比例，较2010年的低6.42%。同样观察表2可知，就受访者对其普通话表达能力的自我评价方面，2015年数据中选择3（一般）的比例，较2010年的低1.66%。排除样本选择偏差的原因，以上数据的变化很可能是人口流动、推普政策实施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人们对普通话“很好”的评价标准有了更高的认知。
从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上看，普通话能力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然而影响工资的因素有很多，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计量回归，控制影响工资的其他变量，分析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
四、经验分析及讨论
（一）普通话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
1.OLS基准回归结果
实证结果表明，普通话听辨和表达能力对劳动者收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见表3），基本符合本文提出的推论1，这说明个体劳动力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的现象非常普遍。2010年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回报为6.77%，2015年为6.20%，而相同年份的听辨能力回报分别为6.00%和5.83%。对于表中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而言，男性、城镇人口、健康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均与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以往同类研究基本一致。由于它们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因而不过多赘述。
比较2010年及2015年回归结果发现， 2015年普通话表達和听辨能力的工资效应均小于2010年的水平。可以理解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话能力的差异可能更多地被城乡差异、受教育水平差距以及地区差异等解释。此外，观察表3我们还发现，普通话表达能力对收入的影响系数略高于听辨能力。这表明当听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劳动者的口语表达能力会更为重要。因此，为节省篇幅和避免重复讨论，本文此后回归中只使用普通话表达能力作为解释变量。
2.分位数（QR）回归结果
为了精确描述语言能力对于受访者收入的变化范围的影响，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普通话能力与工资收入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考察分析。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各个收入分位点上普通话表达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均会产生正向影响（见表4）。我们发现，随着分位值变大，普通话表达能力回报率始终在提高。与CGSS2010相比，CGSS2015中普通话表达能力在不同分位值上的回报率分布范围收窄;换言之，相比2010年，高收入与低收入人群的普通话回报的差距在2015年明显减小。明显可以看出，2010年的低收入人群的普通话回报较2015年的低收入人群低，而2010年的高收入人群的普通话回报较2015年的同类人群高。
此外，观察表4结果可发现，随着分位值变大，年龄平方项的系数绝对值变大，意味着年龄和工作经验对劳动者收入影响的倒U型曲线顶点上移;而年龄系数同步变大，意味着倒U型曲线右移。结合以上两点，和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最高点出现的年龄更晚，而且巅峰收入更高，该结果与现实相符。
（二）普通话能力工资效应的地域差异
1.官话方言区和非官话方言区的比较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本文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分成三类：官话方言区、非官话方言区和少数民族语言区。考虑到CGSS主要集中在各省的省会和副省级城市展开调查，本文进一步将官话方言区（下称官话区）定义为黑龙江、辽宁、吉林、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宁夏、安徽、湖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17个省级地区，将非官话方言区（下称非官话区）定义为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山西、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海南10个省级地区，其余的划分为少数民族语言区（但因相关样本量太小，本文不做讨论）。
官话区与非官话区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见表5）表明：普通话表达能力对两大方言区劳动者收入的正向影响总体上是显著的;但它在非官话区的劳动力群体中的回报在各收入分位值上都明显大于官话区。我们还发现，非官话区普通话能力的回报在2010年和2015年始终随分位值增加而提高;而在官话区中，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回报在收入的中间分位点达到最大值（2010年是0.6分位点，2015为0.4分位点），随后下降，但始终高于0.2分位点的系数。
在假定普通话为工作语言的前提下，官话区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工资效应低于非官话区，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普通话与官话区方言之间的语言距离较小，官话区劳动者学习普通话的成本较非官话区的劳动者低，导致官话区人们的普通话水平普遍较高，进而普通话对收入贡献受限;二是在官话区的工作环境中，由于当地方言与普通话语言距离较小，反而使用标准普通话的频率下降，于是导致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回报率较非官话区的低。
此外，非官话区内2010年普通话表达能力回报普遍低于2015年的回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普通话推广以及劳动力流动的前提下，近年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并加深以普通话为主要工作语言的共识。因此，随着时间推移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回报呈上升趋势。
为了进一步验证普通话表达能力经济回报的地域差异，本文增加了一个虚拟变量mandarin_area（官话方言区为1，非官话方言区为0），并引入mandarin_area与mandarin_speak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我们发现，普通话表达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在2010和2015年两个年份里均为正，而官话区与普通话表达能力的交互项（ma*ms）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官话区普通话表达能力带给劳动者的工资溢价不如非官话区高。同时也说明在给定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前提下，官话区劳动者工资收入是由于该区域的因素在减少。这与我们之前分样本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2.位于不同方言区内的经济圈比较
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被称为中国的三大经济圈，代表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成为了大部分流动人口择业的目的地。因此，有必要对这三大经济圈普通话的回报状况也进行考察。此外，三大经济圈分属官话区（京津冀）和非官话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对这些经济圈内普通话工资效应的考察，将进一步检验上述按方言区分组回归的结果。还是考虑到CGSS主要集中在各省的省会和副省级城市展开调查，为便于数据处理，本文将广东省的样本作为珠三角劳动力处理。
表7汇报了2010年和2015年三大经济圈劳动力在高（0.7分位点）、低（0.3分位点）收入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2010年和2015年三大经济圈的普通话回报率在高低收入分位值上并不一致。例如，在非官话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圈，2015年普通话表达能力回报率较2010年有所提高，特别是当劳动者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时，他们普通话表达能力的回报会对收入产生更大的正向作用。但是，在官话区最大的经济圈——京津冀，2015年高收入劳动者普通话的系数不仅低于低收入劳动者，而且统计上不显著。图1呈现了三大经济圈高、低收入劳动力普通话经济回报的柱状比较。
结合表7和图1进行分析，三大经济圈中劳动者普通话的经济回报在高低收入分位点上呈现的态势也不一致。第一， 2015年三大经济圈普通话能力均值水平以及在高、低收入分位点上的回报较2010年均发生变化。我们认为，这是普通话推广政策和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两种因素双双发挥作用的结果。第二，2010年珠三角的高收入人群普通话回报略低于低收入人群，可以理解为收入增长对普通话回报的稀释作用。第三，京津冀2015年高收入劳动者的普通话回报较2010年有明显下降，说明当更多拥有较高普通话水平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普通话作为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得到缓解，它所带来的回报有可能被整体收入的提高稀释了。第四，对照珠三角和长三角可以发现，珠三角劳动者普通话的回报在高、低收入分位值均高于长三角同期数值（2010年高收入分位值除外）。换言之，在非官话区内部，一个具有较高普通话能力的劳动者在珠三角所能得到的工资溢价会比长三角高。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测量误差、遗漏变量等问题，很可能导致普通话与工资收入之间存在着内生性，这里我们采取工具变量法来进行克服，进而对普通话能力的工资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选取了两个工具变量，一是对报纸的使用情况，二是母亲的受教育背景，分别记为IV I和IV II。
就IV I而言，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一条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而报纸是标准普通话的载体，经常读报可能会对人们的普通话能力产生正向影响。虽然读报更多地体现了识字能力，表面上与普通话口语发音是否标准看似不相关，但是语言学相关研究表明，读报与普通话能力有其内在联系。第一，对于语言来讲，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任何一种能力的提高都会对其他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张先亮和赵思思，2013）。即使单从发音上看，人们在阅读过程中也离不开对汉字的语音转换（崔萌等，2018），阅读报纸会潜移默化地对语言使用者的语音面貌和开口表达均产生影响。第二，普通话表达能力不单单是发音的问题，还涉及语言组织能力，经常阅读报纸可以增强词汇运用与组织能力，进而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因此，相对其他媒体而言，报纸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受访者对标准普通话的掌握情况。
就IV II而言，有研究发现父母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子代的语言使用。Dustmann 和van Soest（2001）曾利用父亲教育背景作为语言的工具变量，认为父亲的教育背景与子代的语言能力有关。国内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会对家庭内部的语言交流起到重要作用。张治国和邵蒙蒙（2018）发现，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在家更倾向于对自己的子女使用当地方言。汪卫红和张晓兰（2019）在对比分析家庭语言交流语料时也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在家庭交流中存在单向的媒介转译行为，可以为子女创造一个纯普通话的家庭语言氛围。考虑到男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母亲对于子女的陪伴相对较多，语言上的交流更多，对子女语言能力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我们在IV I的基础上增加了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
引入工具变量IV I和IV II后，2010年及2015年的普通话能力回归系数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但其正向影响仍然显著。根据近年来的文献经验，在一定的情况下引入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会高于OLS估计结果。Gao和Smyth（2011）的研究结果是一个例证，在他们的研究中OLS估计出的结果是4.7%，而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则高达42.1%，二者相差8.9倍。可能的原因在于，OLS中一些无法克服的技术性误差造成的回归系数向下偏误可能比内生性造成的向上偏误还要严重（Bleakley和Chin， 2004），因此当工具变量估计是一致性估计时，其系数便会上升。不过有研究指出，在引入工具变量后回归结果放大在9倍之内是正常并可接受的（Chiswick和Miller， 2010）。本文2010年和2015年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分别为原OLS估计结果的7.9和4.5倍，因此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的。
表8还汇报了对上述工具变量有效性的检验结果。2010年和2015年一阶段回归中的F统计量分别为17.436和14.218，均超过10，说明IV I和IV II不是弱工具变量;二阶段中Sargan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值分别为0.6180（2010年）和0.6947（2015年），无法拒绝“工具变量是外生的”原假设，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尽管Sargan检验结果表明我们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但考虑到经常读报人群的特点（收入高的人可能看报纸的频率高），为了严谨起见，我们放松了工具变量的严格外生假设，利用Conley等（2012）提出的“近乎外生”置信区间集合方法（UCI）进行重新估计，进一步检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相关结果整合在表8底部。基于UCI方法估计出的2010年和2015年普通话能力系数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182， 1.5958）和（-0.05028， 0.6153）。可见，在近似外生情形下，本文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仍然有效。上述一系列检验结果表明，普通话能力具有正向的工资效应这一结果是稳健的。 五、进一步讨论与结论
以上我们对普通话能力的工资效应及其地域差异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普通话能力对于劳动者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官话区与非官话区的普通话能力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要归结于语言能力的人力资本性质以及我国不同方言区之间的语言差异。
普通话是我国的通用语言，然而劳动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尚未熟练掌握普通话，因此普通话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也是一种具有稀缺性的人力资本。正如上文“理论分析与推论”中所述，这种稀缺不仅与各地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语言距离密切相关，也与方言片区下存在着次方言片区和方言小片相关。一个地区方言与普通话间的语言距离越大，学习普通话的难度上升，增加了普通话在此区域的稀缺性;反之，语言距离越小，学习普通话变得相对容易，因而降低了普通话的稀缺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在非官话区的影响比官话区大;这也意味着，当劳动者获得了较好的普通话能力，选择在非官话区就业可能会更好地发挥其语言优势。
前面我们还发现，普通话能力的经济回报在我国三大经济圈之间存在差异。以2015年的实证结果为例，一方面，京津冀经济圈普通话的回报在收入各分位点上均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回報;另一方面，京津冀经济圈普通话在高收入人群中的回报要小于它在低收入人群中的回报，而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情况恰好相反——普通话的回报随收入分位值的上升而上升。换言之，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劳动者收入越高，普通话能力对他们的工资收入产生更大的正向影响，形成语言能力与收入关系的“马太效应”。这一现象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官话区与非官话区的差异。由于京津冀地处官话区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处非官话区，意味着它们的当地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言距离不同，进而造成普通话在当地的稀缺程度不同，影响工资效应。二是区域内劳动者同群效应的影响。样本显示，京津冀劳动力的普通话能力均值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珠三角劳动力的普通话能力均值在2010年与长三角持平，而2015年则略低于长三角。由于三大经济圈样本的普通话能力的均值水平本身存在一定的差异，鉴于上文反复强调的普通话能力具有稀缺性，其边际贡献率递增或递减将受同一经济体内其他劳动力语言水平的影响。具体而言，京津冀经济圈地处官话区，劳动者的普通话水平普遍较高，于是当个体劳动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带来的工资溢价反而被整体提高的区域收入水平稀释了，普通话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下降（边际贡献率递减）。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处非官话区，劳动者整体的普通话水平较京津冀的低，因此普通话能力对于工资收入的影响始终呈上升趋势（边际贡献率递增）。上述情况进一步验证了官话区与非官话区普通话能力的回报是存在差异的。
本文研究结果一方面丰富了现有普通话能力的经济回报研究，另一方面对于劳动者择地就业问题具有政策启示。当代中国，跨区域的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在人口迁移和流动过程中，许多劳动者都面临着对就业地的选择问题，即择地就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是迁入地“拉力”的影响，因为地域间的人口流动本身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Borjas，1994）。如果迁入地和迁出地存在着语言差异，语言的收益自然也需要加以考虑。设想当一个方言区的劳动者受到更高收入、更好工作岗位等经济因素的激励，从出生地方言区流动到其他方言区时，很可能在工作及生活中减少对母语方言的使用，而转向使用作为通用语言的普通话，因为单纯使用方言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沟通障碍进而影响劳动者生产率（程虹、王岚，2019）。此时，不同方言区的普通话水平不一致反映出边际效用的差异分化，主要体现劳动者所在方言区普通话工资效应的差异上。金江等（2018）的研究发现，劳动者在跨方言区流动时，其收入水平要明显高于不跨方言区流动时的收入水平。另外，他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跨方言区流动对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为30.5%，而且如果之前只在同一方言区内部流动的劳动者，选择跨方言区流动时，其收入反而会减少3.9%。跨方言区流动和不跨方言区流动一正一反的两种影响效应，恰好说明了劳动者个体在选择就业地时是基于比较优势而做出决策的。因此，方言区的地理位置以及其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言距离，是造成普通话经济回报在不同方言区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这种差异是由普通话与各方言之间存在的客观现实——现代汉语方言特征——所决定的。也正因如此，劳动者跨地区流动就业时可以将普通话回报的地域差异作为选择就业地的一个重要参考。具体而言，在追求更高收入的择地就业过程中，如果劳动者个体的普通话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可以优先考虑非官话区;同时，对于具有较高普通话能力的劳动者而言，在三大经济圈中如果选择长三角或珠三角地区作为就业地，将更符合工资提升的期望。
最后，本文的研究从一个侧面为推普助力脱贫攻坚提供了经验证据。2018年2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语委共同制定并发布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语言扶贫”的重要举措，助力形成消除贫困的内生动力机制（韩喜乐和王晓兵，2020;邓悦等，2021）。本文的结果充分显示，推普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普通话能力帮助他们实现收入增长。与此同时，不同地区普通话能力所带来的经济激励差异可能会改变劳动力的流动与分布;而拥有一定普通话能力的劳动力，受经济激励而择地流动，这也是普通话二次推广的过程。综上，要重视普通话能力对工资收入的促进作用，劳动者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不仅要学好普通话，在流动和择业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普通话的工资效应等因素，可以优先将普通话回报更高的地区作为就业目的地，提升就业质量，通过语言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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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Quality of Cross-regional Employ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Mandarin
Zhang Weiguo1 2 and Li Xiaowen1
（1.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Shandong University;2. Center for Language and Economics Research，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Using the data from CGSS2010 and CGSS2015，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Mandarin in China and its heterogeneity in both geographical and dialectal regions.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Mandarin proficiency and earnings， especially for Mandarin speaking.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Mandarin across geographical and dialectal regions. The impact of Mandarin proficiency on earnings in non-Mandarin-speaking regions is larger than that in Mandarin-speaking regions. The three economic circles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show different trends in the rate of return to Mandarin proficiency for people on the high and low income scale.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we nee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mpact of Mandarin proficiency on earnings. And workers are encouraged to not only learn Mandarin but also find jobs within the regions with higher returns to Mandarin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Key Words：Mandarin Proficiency; Wage Effect; Dialectal Regions; Quality of Employment
責任编辑 邓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