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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把权力和真理融合在话语这个整体之中,从话语的角度解释真理与权力之间互动关系,旨在探讨权力与真理的内在逻辑和机制,揭示真理在不同的权力语境下的存在状态。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真理和权力问题将得到重新的评价。
关键词真理 权力 话语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
福柯揭示,真理同权力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真理,权力无法运行,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其运作的内在逻辑和机制如何呢?这正是本文感兴趣的地方。
福柯所谓的“权力”要超越权位和势力的概念,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呈现出各种形式的主导地位的微观权力。这种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机体中,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而这些权力要得到确立和巩固,依赖于合理性的认同,故权力诉求于真理,这就是何以权力与真理不可分离。这两者的密切关系是通过构建了真理与权力的共同体―话语来实现的,权力通过介入话语生产而创造了真理,并用真理为自己立言。
话语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共同体,就在于话语本身并不仅指语言学中的语法规则和语言结构,也不完全只是个人的言说行为,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在具体情境中的运用形式,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与语境之间构成的一种建制性关系。所以,一种或一套话语中往往包括言说者、受话者、信息或文本、语境等要素。而这种建制性关系背后的依据和策略便是权力,言说者通过信息或文本在特定的语境中向受话者传递一种特定的意识或权力。“话语的言说者和受话者都是一些欲望主体,他们在具体的言说或交往过程中总要借助于文本来传达自己的愿望,这样就使得话语的运作总是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功能,换句话说,话语的主体其实是通过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①这种意识形态和信息一旦被接受,便会演化成真理。可见,真理与权力融合在话语之中,言说者把意志和指令融入其中,使得话语超越其本身的普遍性,凝聚了当下的特殊性,而成为真理与权力的融合体的承担者。这种融合是整体性的,但同时也是选择性的,也就是说这种融合的建立在于外在(受话者)的选择,一旦选择确立,便是在接受真理的同时确立了其背后的权力。
通过话语所建立的这种复杂机制,从另一角度而言,可以看出真理和权力之间另一重关系,即真理是权力的理论基础,而权力是真理的坚实后盾。但权力为何需要真理作为基础?众所周知,权力的实现可以通过武力这种僵硬的机器来实现,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成为一种深沉的积淀,化为人内在的变革。所以权力的建立真正的还有赖于意识层面的实现渠道,这就是要诉诸话语,而有话语的地方也必然有权力。事实上,话语的存在本身便意味这说者对这种权力的肯定,也就是所谓的话语权。
权力的实际影响或作用存在于话语的说者与听者的相互关连中。如果某一话语不为其听者所认同和接受,那么隐藏在这一话语背后的权力对听者而言就是不存在或不在场的。再者“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系统从根源上说,乃是欲望的表达,是支撑欲望的战略意图。一般地,任何权力的运用都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都是指向一定的意向性对象的。但另一方面,意向性的对象并不就是实际的对象。福柯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阻力。这就是说,权力与权力抵抗是并存的”。②
因此一种权力的实现便需要一个可接受的或可靠基础,同时这个基础必须为意识建构主体的受话者所认可。换而言之,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要通过话语生产而创造真理,即“没有真理,权力就无法运行。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而“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不仅意味着权力借助真理来实现,而且也意味着权力以界定自身或者判定话语,实现话语的真理性。福柯认为真理不取决于内容而取决于制度,社会的制度决定了社会所能接受的话语,决定中心与边沿的界限。这里所谓的社会制度当然也就是一种权力。因为真理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话语的建构不仅要满足一定的语法规则和语言结构,还要满足具体的语境或社会背景,否则便会被主导力量压制。这已经屡为历史所印证,例如秦朝的焚书坑儒,又如清代的文字狱。所以一种真理能够确立的前提是话语权本身先得到确立。在权力和真理之间贯通着一种相互的作用力,权力使话语成立,话语的成立使得真理成为可能,真理的成立又反过来为权力佐证。
正是真理和权力的相互依附关系,使得真理存在着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权力意志下就会产生不同结构形态的真理。真理事实上就是权力的一种,它“激发了尊敬和恐惧,由于它支配了一切,故而一切必须要服从它,它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根据必须的礼仪说出的话语;它是提供正义的话语”。③在传统的宗教社会,权力归属于神,归属于教会,在追求终极关怀的意志中,真理的归属只能是价值系统。这种真理是情感的归依,是彼岸世界的指示灯,无所谓实证性。而在现代启蒙社会,神的权威被人的理性所颠覆,人的理性成为权力的象征,在此意义上,对应的真理便是知识,这种知识或者说真理具有合乎理性的逻辑性以及实证性。
后现代对传统的权力观、真理观的颠覆,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企图提出另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反中心性,坚持普遍性和差异性,反对元话语以及宏大叙事的等等,这直接得到的结果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们对权力或者权威的漠视,真理的怀疑,话语的消解。“在现代主义那里把人看成主体,把社会看成客体,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认识自然的必然的逻辑过程。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用逻辑来概括生活世界是错误的。在生活世界中,人的认识和人的活动一样,没有普遍运用的逻辑,不能把某一种有效的思维方法看成是普遍有效的。后现代主义认为没有永恒不变的和普遍价值的东西,放弃了对‘终极真理’追求。真理是相对的,因为真理是建构而成的。”④一言以概之,我们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者以真理的普遍性来反驳普遍性的真理,以权力的普遍性来反驳普遍性的权力,发掘隐匿的细微的存在,同时感知在场或不在场的、非法的或被压制的知识。
正如权力与真理的实现存在着相通性一样,他们对权力和真理的批判也存在相通的地方,他们正是以否定普遍性的权力来实现真理的普遍性,以否定普遍性的真理来实现权力的普遍性。可见他们的批判的焦点在于普遍性、一元性以及整体性,主张由宏大转入微小、由对整体性的追求走向对部分构成的关注,他们旨在从现代主义堆砌宏大堡垒的漏缝来观察另一重微小的世界。正如后现代阿尔多??罗西所说的“那么,我在自己的手工艺方面追求的是什么?当然是追求各种小的东西,是发现各种巨大的东西的可能性已从历史上排除了。”而这种对整体性一元性的批判又可统一为对话语的批判,引起了对话语的消解,这也就是里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提出的对元叙事和宏大叙事的消解。
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要否认理性、历史和人的存在,而是为了破除人们对这些东西的绝对确信。同样的,对于传统权力观、真理观的批判和消解也是要破除对权力、真理本身的绝对迷信,把它们从绝对性转化为相对性,肢解它们唯一性的地位,把人们引向多元的、局部的、特殊的知识和群体中去。所以在后现代主义者福柯那里真理并没有完全消解为一个虚幻的概念。从一定程度而言,福柯认为真理存在事物真理和话语真理,这两者导致了与权力之间不同的构建,而要看清楚这一点,首先要对权力作出更细致的说明。
从主导性与边缘化的差别而言,权力或许也可以作两种划分:即权利和权威。这个划分事实上可以体现权力的两重含义:“权利”体现了权力的普遍性,这种权力是一种基本的权力,但非主导性的力量;而“权威”则体现普遍性的权力,是具有合理性的主导性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尽管真理都与权力相关,但其中的内在构建就有所侧重,在“真理为权力立言”中,真理与权力的相关性倾向于权利,而在“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中,真理与权力的相关性更倾向于权威。
后现代主义者并非能否定事物真理,事物存在其自身的事实和本质,有着客观性,但是他们认为在人们认识事物的时候,透过自我意识的介入和构造,从而可能失于客观,所以事物真理即使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任何一种相关的知识能够独断。因此他们认同通过存在的普遍的权力(权利)所构建的相对为真的文本信息,这种或许也可以看着是一种知识,局部的,非连续性的知识。而话语真理就是融合权力的或者说作为主导性的权力(权威)塑造的真理,这种知识占据垄断、主导地位,并决定其他文化形式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发展方向。
后现代主义者所反对的就是话语真理,对事物真理仍有所保留。因为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由于话语真理总是以真正的知识的名义和独断的态度对之进行筛选、划分等级和发号施令。这换而言之,也就是权威对事物真理存在遮蔽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早已被哲人所知觉。在十三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所指出掌握真理的四大阻碍之一就是权威,不过培根这里的权威所指范围非常的狭隘,只是指非理性的权威,而后现代主义的权威所指似乎更为彻底,它笼统地包含了非理性和理性的权威。而这是由两者的目的不同所造成的,培根旨在恢复人的理性的权威,而后现代却是站在人的理性上批判人的理性中心化。
尽管“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从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其合法性就不断受到质疑,因为至今还没有令人普遍接受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存在,但它对现代科学、社会学、哲学等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颠覆了传统的真理观和权力观,消解了真理和权力高高在上的地位,这或许会带来真理体系的危机,使人们对真理和权力产生迷茫和不信任,但是同时也使人类摆脱专断和拘束,创造了一个包容与平等对话的环境。
注释
①②后现代正义.
③真理、文化权威与知识生产的时代性.
④关于美学的后现代反思.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刘魁.真理、文化权威与知识生产的时代性[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3).
[4]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A]刘小枫,倪为国选编.尼采在西方[C].上海:三联书店,2002.
[5]后现代正义[OL]. http://www.phclass.com/Wph12.htm.
[6]关于美学的后现代反思[OL]. http://arts.tom.com/Archive/1004/2003/.
关键词真理 权力 话语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
福柯揭示,真理同权力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真理,权力无法运行,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其运作的内在逻辑和机制如何呢?这正是本文感兴趣的地方。
福柯所谓的“权力”要超越权位和势力的概念,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呈现出各种形式的主导地位的微观权力。这种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机体中,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而这些权力要得到确立和巩固,依赖于合理性的认同,故权力诉求于真理,这就是何以权力与真理不可分离。这两者的密切关系是通过构建了真理与权力的共同体―话语来实现的,权力通过介入话语生产而创造了真理,并用真理为自己立言。
话语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共同体,就在于话语本身并不仅指语言学中的语法规则和语言结构,也不完全只是个人的言说行为,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在具体情境中的运用形式,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与语境之间构成的一种建制性关系。所以,一种或一套话语中往往包括言说者、受话者、信息或文本、语境等要素。而这种建制性关系背后的依据和策略便是权力,言说者通过信息或文本在特定的语境中向受话者传递一种特定的意识或权力。“话语的言说者和受话者都是一些欲望主体,他们在具体的言说或交往过程中总要借助于文本来传达自己的愿望,这样就使得话语的运作总是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功能,换句话说,话语的主体其实是通过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①这种意识形态和信息一旦被接受,便会演化成真理。可见,真理与权力融合在话语之中,言说者把意志和指令融入其中,使得话语超越其本身的普遍性,凝聚了当下的特殊性,而成为真理与权力的融合体的承担者。这种融合是整体性的,但同时也是选择性的,也就是说这种融合的建立在于外在(受话者)的选择,一旦选择确立,便是在接受真理的同时确立了其背后的权力。
通过话语所建立的这种复杂机制,从另一角度而言,可以看出真理和权力之间另一重关系,即真理是权力的理论基础,而权力是真理的坚实后盾。但权力为何需要真理作为基础?众所周知,权力的实现可以通过武力这种僵硬的机器来实现,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成为一种深沉的积淀,化为人内在的变革。所以权力的建立真正的还有赖于意识层面的实现渠道,这就是要诉诸话语,而有话语的地方也必然有权力。事实上,话语的存在本身便意味这说者对这种权力的肯定,也就是所谓的话语权。
权力的实际影响或作用存在于话语的说者与听者的相互关连中。如果某一话语不为其听者所认同和接受,那么隐藏在这一话语背后的权力对听者而言就是不存在或不在场的。再者“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系统从根源上说,乃是欲望的表达,是支撑欲望的战略意图。一般地,任何权力的运用都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都是指向一定的意向性对象的。但另一方面,意向性的对象并不就是实际的对象。福柯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阻力。这就是说,权力与权力抵抗是并存的”。②
因此一种权力的实现便需要一个可接受的或可靠基础,同时这个基础必须为意识建构主体的受话者所认可。换而言之,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要通过话语生产而创造真理,即“没有真理,权力就无法运行。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而“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不仅意味着权力借助真理来实现,而且也意味着权力以界定自身或者判定话语,实现话语的真理性。福柯认为真理不取决于内容而取决于制度,社会的制度决定了社会所能接受的话语,决定中心与边沿的界限。这里所谓的社会制度当然也就是一种权力。因为真理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话语的建构不仅要满足一定的语法规则和语言结构,还要满足具体的语境或社会背景,否则便会被主导力量压制。这已经屡为历史所印证,例如秦朝的焚书坑儒,又如清代的文字狱。所以一种真理能够确立的前提是话语权本身先得到确立。在权力和真理之间贯通着一种相互的作用力,权力使话语成立,话语的成立使得真理成为可能,真理的成立又反过来为权力佐证。
正是真理和权力的相互依附关系,使得真理存在着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权力意志下就会产生不同结构形态的真理。真理事实上就是权力的一种,它“激发了尊敬和恐惧,由于它支配了一切,故而一切必须要服从它,它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根据必须的礼仪说出的话语;它是提供正义的话语”。③在传统的宗教社会,权力归属于神,归属于教会,在追求终极关怀的意志中,真理的归属只能是价值系统。这种真理是情感的归依,是彼岸世界的指示灯,无所谓实证性。而在现代启蒙社会,神的权威被人的理性所颠覆,人的理性成为权力的象征,在此意义上,对应的真理便是知识,这种知识或者说真理具有合乎理性的逻辑性以及实证性。
后现代对传统的权力观、真理观的颠覆,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企图提出另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反中心性,坚持普遍性和差异性,反对元话语以及宏大叙事的等等,这直接得到的结果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们对权力或者权威的漠视,真理的怀疑,话语的消解。“在现代主义那里把人看成主体,把社会看成客体,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认识自然的必然的逻辑过程。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用逻辑来概括生活世界是错误的。在生活世界中,人的认识和人的活动一样,没有普遍运用的逻辑,不能把某一种有效的思维方法看成是普遍有效的。后现代主义认为没有永恒不变的和普遍价值的东西,放弃了对‘终极真理’追求。真理是相对的,因为真理是建构而成的。”④一言以概之,我们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者以真理的普遍性来反驳普遍性的真理,以权力的普遍性来反驳普遍性的权力,发掘隐匿的细微的存在,同时感知在场或不在场的、非法的或被压制的知识。
正如权力与真理的实现存在着相通性一样,他们对权力和真理的批判也存在相通的地方,他们正是以否定普遍性的权力来实现真理的普遍性,以否定普遍性的真理来实现权力的普遍性。可见他们的批判的焦点在于普遍性、一元性以及整体性,主张由宏大转入微小、由对整体性的追求走向对部分构成的关注,他们旨在从现代主义堆砌宏大堡垒的漏缝来观察另一重微小的世界。正如后现代阿尔多??罗西所说的“那么,我在自己的手工艺方面追求的是什么?当然是追求各种小的东西,是发现各种巨大的东西的可能性已从历史上排除了。”而这种对整体性一元性的批判又可统一为对话语的批判,引起了对话语的消解,这也就是里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提出的对元叙事和宏大叙事的消解。
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要否认理性、历史和人的存在,而是为了破除人们对这些东西的绝对确信。同样的,对于传统权力观、真理观的批判和消解也是要破除对权力、真理本身的绝对迷信,把它们从绝对性转化为相对性,肢解它们唯一性的地位,把人们引向多元的、局部的、特殊的知识和群体中去。所以在后现代主义者福柯那里真理并没有完全消解为一个虚幻的概念。从一定程度而言,福柯认为真理存在事物真理和话语真理,这两者导致了与权力之间不同的构建,而要看清楚这一点,首先要对权力作出更细致的说明。
从主导性与边缘化的差别而言,权力或许也可以作两种划分:即权利和权威。这个划分事实上可以体现权力的两重含义:“权利”体现了权力的普遍性,这种权力是一种基本的权力,但非主导性的力量;而“权威”则体现普遍性的权力,是具有合理性的主导性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尽管真理都与权力相关,但其中的内在构建就有所侧重,在“真理为权力立言”中,真理与权力的相关性倾向于权利,而在“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中,真理与权力的相关性更倾向于权威。
后现代主义者并非能否定事物真理,事物存在其自身的事实和本质,有着客观性,但是他们认为在人们认识事物的时候,透过自我意识的介入和构造,从而可能失于客观,所以事物真理即使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任何一种相关的知识能够独断。因此他们认同通过存在的普遍的权力(权利)所构建的相对为真的文本信息,这种或许也可以看着是一种知识,局部的,非连续性的知识。而话语真理就是融合权力的或者说作为主导性的权力(权威)塑造的真理,这种知识占据垄断、主导地位,并决定其他文化形式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发展方向。
后现代主义者所反对的就是话语真理,对事物真理仍有所保留。因为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由于话语真理总是以真正的知识的名义和独断的态度对之进行筛选、划分等级和发号施令。这换而言之,也就是权威对事物真理存在遮蔽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早已被哲人所知觉。在十三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所指出掌握真理的四大阻碍之一就是权威,不过培根这里的权威所指范围非常的狭隘,只是指非理性的权威,而后现代主义的权威所指似乎更为彻底,它笼统地包含了非理性和理性的权威。而这是由两者的目的不同所造成的,培根旨在恢复人的理性的权威,而后现代却是站在人的理性上批判人的理性中心化。
尽管“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从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其合法性就不断受到质疑,因为至今还没有令人普遍接受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存在,但它对现代科学、社会学、哲学等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颠覆了传统的真理观和权力观,消解了真理和权力高高在上的地位,这或许会带来真理体系的危机,使人们对真理和权力产生迷茫和不信任,但是同时也使人类摆脱专断和拘束,创造了一个包容与平等对话的环境。
注释
①②后现代正义.
③真理、文化权威与知识生产的时代性.
④关于美学的后现代反思.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刘魁.真理、文化权威与知识生产的时代性[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3).
[4]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A]刘小枫,倪为国选编.尼采在西方[C].上海:三联书店,2002.
[5]后现代正义[OL]. http://www.phclass.com/Wph12.htm.
[6]关于美学的后现代反思[OL]. http://arts.tom.com/Archive/1004/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