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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下，对乡村振兴战略理论和内涵的哲学思考，有利于理解和透视乡村振兴战略的背后历史逻辑和进化规律，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方法/过程]通过结合中国当代客观实践经验和社会现状，多视角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理论分析和哲学诠释。[结果/结论]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之举，是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必然之策，顺应了城乡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之經，是华夏民族复兴、正本清流、培根固源的必然之选，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必然之音。
关键词：乡村振兴 城乡关系 战略哲学
分类号：G311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0.01.13
党的十九大对关涉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问题，和所处历史方位做出了历史性判断。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现实，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国家战略[1]，乡村振兴战略包含其中，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和特殊地位，蕴含着深刻的战略、哲学考量。
1 乡村振兴战略是因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之举
近年来国际宏观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传统产业和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并推动着国际产业结构的剧烈变革。一方面，近代以来，整个世界的国际秩序都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无论是欧洲主导的殖民式扩张，还是美苏主导的霸权对立格局，都集中了世界的核心权力，非西方国家没有发言权。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的崛起，使得世界经济中心和战略中心发生了空间转移[2]，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出现了“东升西降”。科技革命和技术迭代周期的缩短，加速了这一过程的转移，加剧了东西方平衡力量的回归程度。西方国家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各国纷纷寄出自保内顾政策，脱离由其主导制定的现有国际秩序，如英国脱欧、美国退群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过40年的发展建设，在取得伟大历史成就的同时，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主动融入到国际秩序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极主动抓住由技术迭代引起的产业变革，和全球政治经济剧烈变动带来的历史机遇，以期实现在世界秩序和国际产业链重新构造过程中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推动国际秩序有机变革，主动倡导合作共赢、共荣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秩序的发展框架。在充分实践和吸收现代西方文明成果的同时，积极主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实现民族文化在发展变革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世界和人类的发展提供东方智慧、贡献东方模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核心之要在“变”，而正是在“变”中蕴含着无限机遇。乡村振兴战略是统筹国内之变革和国际之变局两种形与势，从而实现把握变中之“机”而做出的历史性决策。
工业革命推动了西方的快速发展，建成了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随着现代化程度逐步加深，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规模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的负面问题也逐步显现，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反思。城市形态不断发展演变，由单一城市形态发展向城市圈、城市群发展演变。但现代城市无论如何发展和演变，都没有超越和逃脱工业和资本逻辑的规定性。当前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将对城市、乡村、城乡空间结构、城乡关系及传统理论和发展模式等重新定义，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因应这一发展趋势和要求而做出的历史决策。
2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必然之经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经过4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城乡面貌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取得历史成就的同时也积累和伴生了复杂的系统矛盾，如城市病高发、交通拥堵、房价高企、乡村凋敝、环境污染、阶级分化、资源短缺、主体异化、价值观扭曲等，城乡间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传统的和谐共生关系解体。对此党和政府站在历史大坐标系下，对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社会发展阶段等做出了历史性的研判。明确指出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事关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全局和长远发展，为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不充分。”由此可以看出城乡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乡村社会的发展不仅是乡村自身发展的问题，还是影响全局发展的关键部分。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将乡村振兴战略纳入到国家战略体系当中，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战略是针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而采取的具体战略部署，是解决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关键路径。
在过去一段时期，重城轻乡、重工轻农一直是发展的主逻辑，从而造成了城乡关系失衡，城市单极发展，乡村凋敝、农民漂泊、农业滞后等问题。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城乡关系上，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乡村上。在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主导逻辑下，农业农村农民成为无关现代化进程的“处女地”，任其“自由散漫”成长，与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形成了鲜明对比。但随着发展的深入，落后的“三农”发展水平逐渐成为制约现代化全局进程的重要因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态环境恶化、人才短缺、资源匮乏，基层组织能力弱，思想和工作水平低下，村庄普遍空心化，农产品品质低下、竞争力差，农民增产不增收、获得感差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农业农村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3]。尽管中央从1982年到2018年连续下发了21份一号文件，但“三农”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以致城乡关系、三农问题严重影响到了国家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全局。根据现行统计制度定义，2018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9.58%，农村居民约为5.6亿，占全国人口近50%。即使按照城镇化率达到70%计算，中国农村尚有4.16亿人口，由此推断乡村振兴是事关全局的重要现实问题[3]。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抓住了城乡矛盾问题的核心的同时，也抓住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了破解当前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瓶颈的牛鼻子。 3 乡村振兴战略是城乡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之策
由国际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其普遍遭受到城乡问题和城乡矛盾的困扰，体现了这种问题和矛盾产生和存在的普遍性。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还告诉我们，城乡矛盾和城乡问题是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步缓解和消除。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将贯穿全部文明的历史直至现在[3]。乡村衰退、城乡矛盾是由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步得到消解。由此可见城乡问题和城乡矛盾，解决的唯一手段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基于大幅度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解决城乡矛盾、缩小城乡差距，建构共融、共享、共生的城乡关系，而实施的历史性战略。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接手的是一个国民经济破产、城市工业破败的“烂摊子”。在外部势力经济封锁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初步确立了工业化发展道路，形成了弱不禁风的工业基础[4]。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必须依靠从农村吸取资源。据有关专家统计，1950年至1996年间，通过财政渠道、工农产品剪刀差和金融渠道，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发展提供了累积超过2万亿元的资金。因此可以说，中国国家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发展动力，来源于农业和农民[4]。这一特定的发展方式形成了路径依赖，并被融入到制度和结构安排之中。2006年国家终于废止了农业税的征收，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形成了新的剪刀差，即由于土地价格和农民工工资与地方实际工资水平而形成的剪刀差，这无形中加大了对农村资本资源的吸取力度，造成城鄉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不和谐的局面[4]。据相关统计，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2000年上升为2.8：1，2009年扩大到3.3：1[5]。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发出了“农民穷、农民苦、农业真危险”的感叹，反映了“三农”的发展现实。
城市的高速发展，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从一个同质性社会转变成为一个异质性社会，从一个静态的社会变成了流动的社会。其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发展为农业为辅，农业由致富产业变成了生存产业，据有关数据统计，农民收入的78%来源于非农产业[3]。社会结构从以家庭血缘为纽带的稳态宗族社会，演变成为平常外出务工，春节回家过年的动态流动社会。农民之流动性，农村之空心化，农业之副业化是当前中国乡村的最普遍写照。
2018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9.58%，以城镇化为依托的现代化过程已然进入下半场。前一个时期是以农业、农村为基础和依托，通过乡村哺育城市，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并形成了工业主导农业、城市主导乡村的工农和城乡关系，及工农、城乡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3]。就发展逻辑看，下半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上半场形成和产生的这些问题，凸显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历史发展逻辑。因为这样的结构安排，无论是从认识实践论看，还是从战略发展逻辑看，都有其内在规律的必然性。前一阶段是有限资源限制下的集中突破，即以城市为中心，实施以乡养城，达到以空间换时间，快速突围的目的。而下半场是一个由点及面、以点带面的历史过程，即以城带乡、以工助农，城乡共生、工农共享的发展历程，从而实现全面协调、城乡共生、自然和谐的发展目标[3]。
4 乡村振兴战略是华夏民族复兴、正本清流、培根固源的必然之选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功与否，事关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复兴的成败，因为乡村是华夏文明之母，社会发展和民族生存之基础。
中国乡村孕育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形成了一整套价值、情感、知识和伦理的文化系统[3]。总结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敬天祭祖”“崇德向善”“仁义忠孝”“勤俭节约”“互帮互助”等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和谐稳定、安详从容的生活土壤，孕育了“民胞物与”“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质。毋容置疑，乡村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根基和血脉，乡村振兴是正本清流、除污正基、固本培源之策。华夏文明的复兴，必须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因为它体现的是一个东方大国坚定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过程中，恰恰是民族文化复兴之机，而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振兴乡村无疑就是保护和传承华夏文明的根基与血脉。
乡村振兴是筑牢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根基之策。乡村是社会结构中最基础的单元，乡村社会稳不稳、基础牢不牢，影响着社会之塔的发展程度和现代治理体系的成败。乡村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乡村薄弱的社会发展基础、失衡的城乡关系、不对称的市场地位、乡村恶化的生态环境状况，影响和制约着乡村社会和谐安定、健康持续的发展局面，阻滞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束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正中问题和矛盾的要害[3]。基于战略的考量，党和政府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乡村，以图破除制约乡村发展的瓶颈，解决乡村发展的问题，夯实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基础。先后颁布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等具体政策和措施，以期达到筑牢社会稳定和发展之基的目的。乡村振兴战略是组织振兴、人才振兴、经济振兴、社会振兴、文化振兴的全面振兴，从而为有效提高社会综合治理水平提供基础，并创造相应环境。健全和改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乡村基层基础工作，补足和完善乡村发展短板，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农村安定有序，实现共享共治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新格局，有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6]，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筑牢基础、扎深根基。
乡村振兴是华夏民族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社会是全国人民的食品基地，供应着各种粮食、肉类、蔬菜、蛋类等，关涉着全国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是全国人民生存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和和平环境中，这一重要性被淡化了，但其具有的战略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居安思危，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对乡村振兴与粮食安全进行思考。为此国家划定了18亿亩的红线，土地是粮食的保障，是保障粮食供给的基础条件。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障农民的正常收入逐年提高。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部分农民放下锄头，加入到城市化建设的大军之中，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受到极大冲击。面对强势的“现代”，农民不再珍惜和遵守祖辈传下来的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不再固守往日的精神和伦理家园，不再将自己的人生命运与土地相连[3]。曾经全国一时出现了撂荒、抛荒的现象，大片大片的土地无人耕种。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提高乡村社会的吸引力，有利于提高农业土地的经济收益，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有利于吸引懂农业、乐农村、爱农民，有兴趣、有情节，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书写别样人生、收获别样“财富”的当代青年，到乡村广阔天地中施展才华，使他们在家门口实现现代化，从而筑牢13亿人民的粮食安全之坝。另一方面，乡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应者，生态环境的主体维护者。乡村社会是国土空间生态涵养的主体区，事关当代及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对生态屏障的建设和维护起着重要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统筹解决乡村社会的“三生”空间问题，有力促进生产、生活、生态有机、统筹、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辩证统一。建设生态宜居、绿色健康的人居环境，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的应有之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好乡村发展新格局的基础条件。 5 乡村振兴战略是用客观实践回答“钱氏之问”的必然之音
现代环境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在塑造环境的同时，环境同时也塑造了我们。正如美国现代建筑大师沙里宁所言：“看看你的城市，就知道你的人民在想什么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城市和区域规划学家曼纽尔·卡斯特用“赤裸的城市”，来描述现代城市精神“白化”的现象。区域地理环境与区域文化的逻辑关系，都实证了空间地理环境对生活主体精神面貌、性格特点、价值观念、思维逻辑等个体特征的形成有至深影响。
“钱氏之问”[7]一直是中国社会和学界的痛点和难题，并一直激励着当代学者专家们对其进行回答的尝试和探索。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现代环境科学已经给出了理论上的支撑，即空间环境对环境中的人有至深的影响。回顾建国以来，我们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主要关注点放在了对城市环境的建设和塑造上了，一定程度上忽略和轻视了环境对人有形塑作用的影响因素。使得我们的城市和社会陷入到西方社会和城市发展的逻辑中了。资本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城市发展的主逻辑，资本增殖和货币积累是西方社会和城市发展的唯一目标，城市和环境建设的过程就是资本化的过程。生活在这种主导逻辑塑造的环境和城市中，其主体的思想和价值观也就被资本化，即主体资本化[8-9]。试想资本化了的主体，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因为资本化了的主体，陷于资本逻辑中，难以自拔。乡村社会提供了有别于资本逻辑的发展逻辑，为主体实现改变和自我超越提供了现实的选择和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回到历史的土壤中探寻答案。青果巷是常州市很普通的一条长度约600 m左右的街巷，它始建于1581年，历经近500年的历史发展，诞生了南宋名将刘师勇、明代文豪唐荆川、清代书画家钱维诚、恽鸿仪、汤贻汾，洋务运动先驱盛宣怀、民初小说家李伯元、模范缙绅汪作黼、故宫博物院开创者吴瀛、剧作家吴祖光、语言学家赵元任、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革命先驱瞿秋白、七君子之一史良、民族工业开创者刘国钧等一大批文人志士和科学巨匠。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不胜枚举，并且不是偶然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区域空间环境孕育和形塑了这些泰山北斗。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似乎给出了“钱氏之问”的客观答案。乡村振兴战略将深度挖掘和继承这种传统，通过对空间环境的营造和重塑，来实现对环境中“新人”的孕育和形塑，从而回答时代的历史之问。
华夏文明产生于平静、宁和、安定、无忧、忘我的农耕文化，独特的生活生存环境空间和历史土壤，孕育了无数文人巨匠和科学大师，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背后的规律和逻辑，《大学》开篇即阐明了这种精神认知进化逻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其先后，则近道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喧嚣浮躁的环境，使城市中的主体浮躁起来，从而丧失了心静的状态。在资本逻辑语境中，作为主体的人在资本的漩涡中不能自拔。主体为获得资本增殖和货币积累，始终处于忙碌追逐的状态之中，无畏、无敬、无休、无止，从而偏离了止、定、静、安、虑、得的精神认知进化逻辑。乡村振兴战略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以历史逻辑和科学规律，对乡村空间环境进行重构和形塑，使人们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回归理性逻辑，从而实现主体的价值追求和人生超越。这一新时代客观实践间接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
参考文献：
[1] 王露.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N]. 人民日报， 2017-11-21（07）.
[2] 吴正龙. 解读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EB/OL]. [2018-09-25]. https：//3w.huanqiu.com/a/c36dc8/7GueON99QqY？agt=8.wap.
[3] 史乃聚. 深刻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内涵[J]. 人民论坛，2019（28）： 72-73.
[4] 吴理财. 近一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5（3）： 15-22.
[5] 陈锡文. 城乡收入差距仍扩大 势头未获遏制[EB/OL]. [2011-01-30]. http：//china.caixin.com/2011-01-30/100222782.html.
[6] 新华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 [2018-09-26]. http：//www.gov.cn/xinwen/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7] 黄达人. 求解“钱学森之问”：大学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J]. 理论参考， 2010（5）： 52.
[8] 史乃聚. 城市空间哲学研究[R].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2019.
[9] 大卫·哈维. 资本的城市化[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
作者贡献说明：
史乃聚：负责论文构思、主体撰写等;
杨 卓：负责文献、英文摘要、撰写、校稿等。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hi Naiju Yang Zhuo
Philosophy Department，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8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t is to the benefit of understanding and insights gaining of historical logic， evolutionary law and powerful theoretical support to mak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the theory and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coordinate system of time and space. [Method/process] By means of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present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status， this paper makes theore- tical analysis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n inevitable response to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past century”， an inevitable strategy to solve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n inevitable path to comply with the law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enabled as the certain choice of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original self-clean and fundamental consolidation. It also serves as the solution to the Qian’s Ques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 philosophy of strategy
收稿日期：2019-12-20 修回日期：2019-12-29
作者簡介：史乃聚（ORCID： 0000-0002-7918-2163），中央党校战略哲学博士后，高级工程师，管理学博士，中央党校创新工程乡村振兴课题组副组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专委会副秘书长，E-mail： tsinghua_6@126.com;杨卓（ORCID：0000-0002-7012-9788），商务部投资促进局联络处主任，中央党校战略哲学博士研究生，E-mail： yangzhuo@fdi.gov.cn。
关键词：乡村振兴 城乡关系 战略哲学
分类号：G311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0.01.13
党的十九大对关涉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问题，和所处历史方位做出了历史性判断。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现实，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国家战略[1]，乡村振兴战略包含其中，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和特殊地位，蕴含着深刻的战略、哲学考量。
1 乡村振兴战略是因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之举
近年来国际宏观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传统产业和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并推动着国际产业结构的剧烈变革。一方面，近代以来，整个世界的国际秩序都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无论是欧洲主导的殖民式扩张，还是美苏主导的霸权对立格局，都集中了世界的核心权力，非西方国家没有发言权。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的崛起，使得世界经济中心和战略中心发生了空间转移[2]，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出现了“东升西降”。科技革命和技术迭代周期的缩短，加速了这一过程的转移，加剧了东西方平衡力量的回归程度。西方国家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各国纷纷寄出自保内顾政策，脱离由其主导制定的现有国际秩序，如英国脱欧、美国退群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过40年的发展建设，在取得伟大历史成就的同时，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主动融入到国际秩序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极主动抓住由技术迭代引起的产业变革，和全球政治经济剧烈变动带来的历史机遇，以期实现在世界秩序和国际产业链重新构造过程中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推动国际秩序有机变革，主动倡导合作共赢、共荣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秩序的发展框架。在充分实践和吸收现代西方文明成果的同时，积极主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实现民族文化在发展变革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世界和人类的发展提供东方智慧、贡献东方模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核心之要在“变”，而正是在“变”中蕴含着无限机遇。乡村振兴战略是统筹国内之变革和国际之变局两种形与势，从而实现把握变中之“机”而做出的历史性决策。
工业革命推动了西方的快速发展，建成了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随着现代化程度逐步加深，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规模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的负面问题也逐步显现，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反思。城市形态不断发展演变，由单一城市形态发展向城市圈、城市群发展演变。但现代城市无论如何发展和演变，都没有超越和逃脱工业和资本逻辑的规定性。当前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将对城市、乡村、城乡空间结构、城乡关系及传统理论和发展模式等重新定义，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因应这一发展趋势和要求而做出的历史决策。
2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必然之经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经过4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城乡面貌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取得历史成就的同时也积累和伴生了复杂的系统矛盾，如城市病高发、交通拥堵、房价高企、乡村凋敝、环境污染、阶级分化、资源短缺、主体异化、价值观扭曲等，城乡间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传统的和谐共生关系解体。对此党和政府站在历史大坐标系下，对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社会发展阶段等做出了历史性的研判。明确指出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事关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全局和长远发展，为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不充分。”由此可以看出城乡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乡村社会的发展不仅是乡村自身发展的问题，还是影响全局发展的关键部分。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将乡村振兴战略纳入到国家战略体系当中，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战略是针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而采取的具体战略部署，是解决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关键路径。
在过去一段时期，重城轻乡、重工轻农一直是发展的主逻辑，从而造成了城乡关系失衡，城市单极发展，乡村凋敝、农民漂泊、农业滞后等问题。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城乡关系上，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乡村上。在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主导逻辑下，农业农村农民成为无关现代化进程的“处女地”，任其“自由散漫”成长，与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形成了鲜明对比。但随着发展的深入，落后的“三农”发展水平逐渐成为制约现代化全局进程的重要因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态环境恶化、人才短缺、资源匮乏，基层组织能力弱，思想和工作水平低下，村庄普遍空心化，农产品品质低下、竞争力差，农民增产不增收、获得感差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农业农村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3]。尽管中央从1982年到2018年连续下发了21份一号文件，但“三农”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以致城乡关系、三农问题严重影响到了国家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全局。根据现行统计制度定义，2018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9.58%，农村居民约为5.6亿，占全国人口近50%。即使按照城镇化率达到70%计算，中国农村尚有4.16亿人口，由此推断乡村振兴是事关全局的重要现实问题[3]。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抓住了城乡矛盾问题的核心的同时，也抓住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了破解当前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瓶颈的牛鼻子。 3 乡村振兴战略是城乡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之策
由国际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其普遍遭受到城乡问题和城乡矛盾的困扰，体现了这种问题和矛盾产生和存在的普遍性。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还告诉我们，城乡矛盾和城乡问题是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步缓解和消除。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将贯穿全部文明的历史直至现在[3]。乡村衰退、城乡矛盾是由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步得到消解。由此可见城乡问题和城乡矛盾，解决的唯一手段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基于大幅度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解决城乡矛盾、缩小城乡差距，建构共融、共享、共生的城乡关系，而实施的历史性战略。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接手的是一个国民经济破产、城市工业破败的“烂摊子”。在外部势力经济封锁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初步确立了工业化发展道路，形成了弱不禁风的工业基础[4]。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必须依靠从农村吸取资源。据有关专家统计，1950年至1996年间，通过财政渠道、工农产品剪刀差和金融渠道，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发展提供了累积超过2万亿元的资金。因此可以说，中国国家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发展动力，来源于农业和农民[4]。这一特定的发展方式形成了路径依赖，并被融入到制度和结构安排之中。2006年国家终于废止了农业税的征收，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形成了新的剪刀差，即由于土地价格和农民工工资与地方实际工资水平而形成的剪刀差，这无形中加大了对农村资本资源的吸取力度，造成城鄉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不和谐的局面[4]。据相关统计，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2000年上升为2.8：1，2009年扩大到3.3：1[5]。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发出了“农民穷、农民苦、农业真危险”的感叹，反映了“三农”的发展现实。
城市的高速发展，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从一个同质性社会转变成为一个异质性社会，从一个静态的社会变成了流动的社会。其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发展为农业为辅，农业由致富产业变成了生存产业，据有关数据统计，农民收入的78%来源于非农产业[3]。社会结构从以家庭血缘为纽带的稳态宗族社会，演变成为平常外出务工，春节回家过年的动态流动社会。农民之流动性，农村之空心化，农业之副业化是当前中国乡村的最普遍写照。
2018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9.58%，以城镇化为依托的现代化过程已然进入下半场。前一个时期是以农业、农村为基础和依托，通过乡村哺育城市，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并形成了工业主导农业、城市主导乡村的工农和城乡关系，及工农、城乡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3]。就发展逻辑看，下半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上半场形成和产生的这些问题，凸显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历史发展逻辑。因为这样的结构安排，无论是从认识实践论看，还是从战略发展逻辑看，都有其内在规律的必然性。前一阶段是有限资源限制下的集中突破，即以城市为中心，实施以乡养城，达到以空间换时间，快速突围的目的。而下半场是一个由点及面、以点带面的历史过程，即以城带乡、以工助农，城乡共生、工农共享的发展历程，从而实现全面协调、城乡共生、自然和谐的发展目标[3]。
4 乡村振兴战略是华夏民族复兴、正本清流、培根固源的必然之选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功与否，事关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复兴的成败，因为乡村是华夏文明之母，社会发展和民族生存之基础。
中国乡村孕育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形成了一整套价值、情感、知识和伦理的文化系统[3]。总结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敬天祭祖”“崇德向善”“仁义忠孝”“勤俭节约”“互帮互助”等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和谐稳定、安详从容的生活土壤，孕育了“民胞物与”“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质。毋容置疑，乡村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根基和血脉，乡村振兴是正本清流、除污正基、固本培源之策。华夏文明的复兴，必须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因为它体现的是一个东方大国坚定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过程中，恰恰是民族文化复兴之机，而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振兴乡村无疑就是保护和传承华夏文明的根基与血脉。
乡村振兴是筑牢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根基之策。乡村是社会结构中最基础的单元，乡村社会稳不稳、基础牢不牢，影响着社会之塔的发展程度和现代治理体系的成败。乡村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乡村薄弱的社会发展基础、失衡的城乡关系、不对称的市场地位、乡村恶化的生态环境状况，影响和制约着乡村社会和谐安定、健康持续的发展局面，阻滞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束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正中问题和矛盾的要害[3]。基于战略的考量，党和政府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乡村，以图破除制约乡村发展的瓶颈，解决乡村发展的问题，夯实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基础。先后颁布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等具体政策和措施，以期达到筑牢社会稳定和发展之基的目的。乡村振兴战略是组织振兴、人才振兴、经济振兴、社会振兴、文化振兴的全面振兴，从而为有效提高社会综合治理水平提供基础，并创造相应环境。健全和改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乡村基层基础工作，补足和完善乡村发展短板，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农村安定有序，实现共享共治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新格局，有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6]，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筑牢基础、扎深根基。
乡村振兴是华夏民族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社会是全国人民的食品基地，供应着各种粮食、肉类、蔬菜、蛋类等，关涉着全国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是全国人民生存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和和平环境中，这一重要性被淡化了，但其具有的战略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居安思危，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对乡村振兴与粮食安全进行思考。为此国家划定了18亿亩的红线，土地是粮食的保障，是保障粮食供给的基础条件。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障农民的正常收入逐年提高。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部分农民放下锄头，加入到城市化建设的大军之中，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受到极大冲击。面对强势的“现代”，农民不再珍惜和遵守祖辈传下来的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不再固守往日的精神和伦理家园，不再将自己的人生命运与土地相连[3]。曾经全国一时出现了撂荒、抛荒的现象，大片大片的土地无人耕种。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提高乡村社会的吸引力，有利于提高农业土地的经济收益，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有利于吸引懂农业、乐农村、爱农民，有兴趣、有情节，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书写别样人生、收获别样“财富”的当代青年，到乡村广阔天地中施展才华，使他们在家门口实现现代化，从而筑牢13亿人民的粮食安全之坝。另一方面，乡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应者，生态环境的主体维护者。乡村社会是国土空间生态涵养的主体区，事关当代及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对生态屏障的建设和维护起着重要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统筹解决乡村社会的“三生”空间问题，有力促进生产、生活、生态有机、统筹、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辩证统一。建设生态宜居、绿色健康的人居环境，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的应有之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好乡村发展新格局的基础条件。 5 乡村振兴战略是用客观实践回答“钱氏之问”的必然之音
现代环境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在塑造环境的同时，环境同时也塑造了我们。正如美国现代建筑大师沙里宁所言：“看看你的城市，就知道你的人民在想什么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城市和区域规划学家曼纽尔·卡斯特用“赤裸的城市”，来描述现代城市精神“白化”的现象。区域地理环境与区域文化的逻辑关系，都实证了空间地理环境对生活主体精神面貌、性格特点、价值观念、思维逻辑等个体特征的形成有至深影响。
“钱氏之问”[7]一直是中国社会和学界的痛点和难题，并一直激励着当代学者专家们对其进行回答的尝试和探索。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现代环境科学已经给出了理论上的支撑，即空间环境对环境中的人有至深的影响。回顾建国以来，我们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主要关注点放在了对城市环境的建设和塑造上了，一定程度上忽略和轻视了环境对人有形塑作用的影响因素。使得我们的城市和社会陷入到西方社会和城市发展的逻辑中了。资本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城市发展的主逻辑，资本增殖和货币积累是西方社会和城市发展的唯一目标，城市和环境建设的过程就是资本化的过程。生活在这种主导逻辑塑造的环境和城市中，其主体的思想和价值观也就被资本化，即主体资本化[8-9]。试想资本化了的主体，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因为资本化了的主体，陷于资本逻辑中，难以自拔。乡村社会提供了有别于资本逻辑的发展逻辑，为主体实现改变和自我超越提供了现实的选择和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回到历史的土壤中探寻答案。青果巷是常州市很普通的一条长度约600 m左右的街巷，它始建于1581年，历经近500年的历史发展，诞生了南宋名将刘师勇、明代文豪唐荆川、清代书画家钱维诚、恽鸿仪、汤贻汾，洋务运动先驱盛宣怀、民初小说家李伯元、模范缙绅汪作黼、故宫博物院开创者吴瀛、剧作家吴祖光、语言学家赵元任、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革命先驱瞿秋白、七君子之一史良、民族工业开创者刘国钧等一大批文人志士和科学巨匠。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不胜枚举，并且不是偶然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区域空间环境孕育和形塑了这些泰山北斗。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似乎给出了“钱氏之问”的客观答案。乡村振兴战略将深度挖掘和继承这种传统，通过对空间环境的营造和重塑，来实现对环境中“新人”的孕育和形塑，从而回答时代的历史之问。
华夏文明产生于平静、宁和、安定、无忧、忘我的农耕文化，独特的生活生存环境空间和历史土壤，孕育了无数文人巨匠和科学大师，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背后的规律和逻辑，《大学》开篇即阐明了这种精神认知进化逻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其先后，则近道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喧嚣浮躁的环境，使城市中的主体浮躁起来，从而丧失了心静的状态。在资本逻辑语境中，作为主体的人在资本的漩涡中不能自拔。主体为获得资本增殖和货币积累，始终处于忙碌追逐的状态之中，无畏、无敬、无休、无止，从而偏离了止、定、静、安、虑、得的精神认知进化逻辑。乡村振兴战略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以历史逻辑和科学规律，对乡村空间环境进行重构和形塑，使人们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回归理性逻辑，从而实现主体的价值追求和人生超越。这一新时代客观实践间接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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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正龙. 解读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EB/OL]. [2018-09-25]. https：//3w.huanqiu.com/a/c36dc8/7GueON99QqY？agt=8.wap.
[3] 史乃聚. 深刻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内涵[J]. 人民论坛，2019（28）： 72-73.
[4] 吴理财. 近一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5（3）： 15-22.
[5] 陈锡文. 城乡收入差距仍扩大 势头未获遏制[EB/OL]. [2011-01-30]. http：//china.caixin.com/2011-01-30/100222782.html.
[6] 新华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 [2018-09-26]. http：//www.gov.cn/xinwen/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7] 黄达人. 求解“钱学森之问”：大学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J]. 理论参考， 2010（5）： 52.
[8] 史乃聚. 城市空间哲学研究[R].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2019.
[9] 大卫·哈维. 资本的城市化[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
作者贡献说明：
史乃聚：负责论文构思、主体撰写等;
杨 卓：负责文献、英文摘要、撰写、校稿等。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hi Naiju Yang Zhuo
Philosophy Department，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8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t is to the benefit of understanding and insights gaining of historical logic， evolutionary law and powerful theoretical support to mak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the theory and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coordinate system of time and space. [Method/process] By means of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present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status， this paper makes theore- tical analysis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n inevitable response to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past century”， an inevitable strategy to solve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n inevitable path to comply with the law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enabled as the certain choice of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original self-clean and fundamental consolidation. It also serves as the solution to the Qian’s Ques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 philosophy of strategy
收稿日期：2019-12-20 修回日期：2019-12-29
作者簡介：史乃聚（ORCID： 0000-0002-7918-2163），中央党校战略哲学博士后，高级工程师，管理学博士，中央党校创新工程乡村振兴课题组副组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专委会副秘书长，E-mail： tsinghua_6@126.com;杨卓（ORCID：0000-0002-7012-9788），商务部投资促进局联络处主任，中央党校战略哲学博士研究生，E-mail： yangzhuo@fdi.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