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越过响堂山石窟前壁门洞上的方形明窗，恰好投射到佛像头部，照亮幽深昏暗的洞窟。野鸽在逼仄的窟顶辗转腾挪，残缺佛雕前却常有一人静静望着这些佛像。
　　   这个几乎熟悉窟内每一处雕刻纹路的人，正是响堂山石窟艺术博物馆馆长赵立春。
　　   位于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太行山支脉的响堂山石窟，是北齐时代最大的佛教文化遗存，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而30多年来，赵立春一直守在这里进行保护研究和文化挖掘。
　　   缘起——混日子小伙儿“误入”考古之门
　　 1985年，18岁的赵立春早早离开校园，成了邯郸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一名工作人员。“剛到文保所上班时，对石窟一无所知，每日浑浑噩噩、打发时间。”赵立春说。
　　 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马世长带研究生到响堂山进行石窟研究，改变了赵立春的命运。
　　   赵立春跟在他们身后，拿着尺子以及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工具，绕着响堂山石窟雕像测量、记录，天天泡在石窟里，他默默记下每一点新知识。
　　 “那时，对一切充满了好奇。”赵立春的悟性、求知欲和吃苦耐劳精神打动了马教授。同年，赵立春经引荐，参加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主持的全国首届石窟考古研修班。这批学员被誉为石窟考古界的“黄埔一期”，现已成为中国石窟考古研究的中坚力量。
　　   在那个赵立春自称为“觉醒年代”的时期，他自我调侃“原来守着千年瑰宝却不自知”。
　　   响堂山石窟代表皇家意志，将佛教石窟艺术与帝王形象及陵寝相结合，被称为北齐皇家石窟寺，在佛教雕塑中国化、汉化过程中，上承北魏之风，下启隋唐之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为期3个月的研修班里，赵立春年龄最小，基础最差。于是他凌晨4点起床背书，如饥似渴。毕业前宿白教授把他叫到跟前嘱托，“你用40年把响堂山石窟一件事研究好，这辈子就没有虚度”。
　　   后来，赵立春去大学考古专业深造，周末就泡书店，省下的钱都拿来买书。回到响堂山，他干脆住在会议室，长条桌上铺被子做床，囤上几箱方便面开启苦心孤诣的研究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1年，赵立春写出第一篇论文。2000年，工资每月400多元的他借了2万元出版第一本书，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守望——“我心归处是响堂”
　　   作为一个石窟人，赵立春是个完美主义者，奉行“要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
　　   据他介绍，北朝时期，邺城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佛教中心，留下南北响堂石窟和众多单体石造像，创造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北齐样式”。到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等一些石窟中的隋唐造像，无不受到响堂山北齐模式的影响。
　　   “关键看细节，佛像右脚轻轻一踮能看出彼时的雕塑审美变化，更注重动态写实，不再那么刻板。”赵立春说。
　　   在石窟中镌刻佛经，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独创。而中国佛教刻经的发源地便是响堂山。迄今，在响堂山仍保留有数十部石刻经文，遍布在洞窟内外、佛像上下。北响堂山刻经洞唐邕书写的《维摩诘经》四部，开创了中国在石壁上大规模镌刻佛经的历史，唐邕也被称为中国刻经第一人，其刻经艺术和历史价值上可与王羲之《兰亭序》齐名。同时，南响堂山华严洞右壁和前壁雕刻有北齐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由东晋佛陀跋陀罗翻译，笔势遒健，亦是珍贵的书法艺术精品。
　　 30年如一日，专注于石窟文化的研究和对外传播，赵立春等研究人员完成了对响堂山石窟的全面断代、编号，还对造像风格、刻经书法等内容作出了权威论述，这一珍贵历史文化艺术遗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近年来，赵立春积极跟进科技进步步伐，和高校合作建设“数字响堂”。
　　 “如今，赵立春在圈子里被叫作‘赵响堂’，就像一个符号。”云冈研究院科研办主任赵昆雨说。（摘自《河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