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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中，创新不断扑面而来。从阿里巴巴冲击金融业，到微信挑战中国移动，创新无处不在。同处在这个世界，公益事业也要创新。中国有上亿的贫困人口，仅用传统的公益方式是不够的。在中国办慈善需要创新，要跳出传统的慈善思路，尝试新的公益方式。
最近，创办社会企业成为中国公益领域的创新热点。
社会企业是一个“两不像”
社会企业是指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的，为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成立的企业。换句话说，就是用企业的方式做公益。
社会企业首先是个企业，它也在盈利，至少要自负盈亏，保证企业能够长期可持续运转。从这点上看，它不同于全部依赖于捐赠的一般公益慈善机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社会企业以企业的方式运营，但它又不以盈利为最大目的，股东投资的目的以及对它的绩效衡量更重要的是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不是赚钱。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是一个“两不像”。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在八十年代成立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企业。它仅给贫困户提供小额贷款，以此缓解贫困。但它又是一个银行，收取还不算低的利息，以保证这一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能长期运行下去，并且能够不断扩大。
笔者与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学者及企业家创建的北京富平学校与富平家政公司是在中国境内的社会企业。从2002年至今，富平已经为25000多名从贫困地区来的妇女提供了从培训到介绍工作以及就业后的持续服务，她们每年创造的GDP超过3亿元人民币。几个投资人投入的少量资金从不分红，盈利不断投入到富平家政服务中去。
纵观世界上的很多社会问题，如教育、卫生、环保、扶贫、养老等，都存在企业式运作的巨大机会，都可以、而且应该采取受益者付费的原则。如果在这些领域完全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运营，会因市场竞争不充分、消费者信息不足等原因，企业可能获得暴利，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更多情况是，在这些领域利润率太低，没人愿意去投资，造成巨大的社会服务缺位，消费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因此，这些领域长期以来是由公益慈善组织运作的。这又导致了另一个普遍性问题——投入资金不足。因为公益慈善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种捐献行为，这就极大地制约了资金的流入规模。
于是，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企业证券交易所就应运而生了。
为什么投资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以交易社会企业的股权与债权为主的、规范的证券交易机构。投资人能在这一交易所中对社会企业的股权与债权进行交易。
那么，通过社会企业证券交易所所做的投资，与直接捐赠给这一社会企业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首先，透明度、规范性不同。在这个市场上市的社会企业要严格遵守一般上市公司的透明度、规范运作的要求，公司的运作有严格的社会督促；
第二，投资者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择企业。社交所对每个企业的社会影响指标有严格的排序，投资者能够挑选出最有社会影响、财务上又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来投资；
第三，恰当的退出机制。对那些需要现金别有他用、找到了更好社会企业投资机会的人来说，社交所可以把自己的股票或债券变现。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投资者投给社会企业就如同捐款一样，这就大大地限制了投资社会企业的资金量。有了退出机制，对社会企业本身也有了很强的市场制约，运作得好、社会影响大的企业，能得到更多的融资；而运作差的企业就会被淘汰，这就建立了一个正向反馈的机制。
为什么有人愿意到这样的市场投资？从盈利的角度看，没人愿意投资社会企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有人对用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有兴趣，愿意出钱。正如慈善事业并不能给捐献者财务回报，每年仍有大量的企业与个人愿意捐赠。英国拥有5万社会企业就是个明证。
有意思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交所并不是在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成立的，而是在巴西。早在2003年，巴西的社会与环境证券交易所就在传统的圣保罗证券交易所成立。迄今为止，该交易所已为71个民间组织募集了550万美元。
尔后，德国于2008年，南非于2009年，葡萄牙于2009年，新加坡于2010年，都成立了社交所。目前好几个社交所也在筹备中。
社会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在中国面临的难处
中国能有自己的社交所吗？
既然世界范围内已存在众多新型交易所的试点，中国为什么不能让社会企业利用资本市场更快地发展呢？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比中国强的巴西都能做到敢为天下先，把创新作为社会发展核心战略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在这个能改变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领域迈进一步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在中国也面临很大的难处：
一是中国社会企业本身尚不发达。少有的几个社会企业刚刚起步，整个社会对社会企业尚需了解，投资者对这一新领域也认识不足；
二是中国资本市场纷乱复杂。近年来，各类产权、期权、商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整顿各种交易所，新的社交所似乎生不逢时。
不过也不妨换一种思路，交易所本身是民间自发成立的。1792年5月17日在纽约华尔街68号门前梧桐树下订出的《梧桐树协议》并不需要政府的批准，也没有证监会的介入，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中国的社会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吸收小投资者。因此，在中国社交所发展的早期阶段，可以通过俱乐部的方式交换投资股。比如，组建博鳌亚洲论坛社会投资俱乐部，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起来，制定自己的规则。待市场做大一些后，可以与某地的产权交易所合作，开设社会企业板块，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场外交易。至于最后能不能如2005年的巴西一样，中国的社交所得到政府的承认，登堂入室进入上交所或深交所，顺其自然好了。
最近，创办社会企业成为中国公益领域的创新热点。
社会企业是一个“两不像”
社会企业是指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的，为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成立的企业。换句话说，就是用企业的方式做公益。
社会企业首先是个企业，它也在盈利，至少要自负盈亏，保证企业能够长期可持续运转。从这点上看，它不同于全部依赖于捐赠的一般公益慈善机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社会企业以企业的方式运营，但它又不以盈利为最大目的，股东投资的目的以及对它的绩效衡量更重要的是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不是赚钱。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是一个“两不像”。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在八十年代成立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企业。它仅给贫困户提供小额贷款，以此缓解贫困。但它又是一个银行，收取还不算低的利息，以保证这一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能长期运行下去，并且能够不断扩大。
笔者与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学者及企业家创建的北京富平学校与富平家政公司是在中国境内的社会企业。从2002年至今，富平已经为25000多名从贫困地区来的妇女提供了从培训到介绍工作以及就业后的持续服务，她们每年创造的GDP超过3亿元人民币。几个投资人投入的少量资金从不分红，盈利不断投入到富平家政服务中去。
纵观世界上的很多社会问题，如教育、卫生、环保、扶贫、养老等，都存在企业式运作的巨大机会，都可以、而且应该采取受益者付费的原则。如果在这些领域完全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运营，会因市场竞争不充分、消费者信息不足等原因，企业可能获得暴利，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更多情况是，在这些领域利润率太低，没人愿意去投资，造成巨大的社会服务缺位，消费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因此，这些领域长期以来是由公益慈善组织运作的。这又导致了另一个普遍性问题——投入资金不足。因为公益慈善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种捐献行为，这就极大地制约了资金的流入规模。
于是，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企业证券交易所就应运而生了。
为什么投资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以交易社会企业的股权与债权为主的、规范的证券交易机构。投资人能在这一交易所中对社会企业的股权与债权进行交易。
那么，通过社会企业证券交易所所做的投资，与直接捐赠给这一社会企业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首先，透明度、规范性不同。在这个市场上市的社会企业要严格遵守一般上市公司的透明度、规范运作的要求，公司的运作有严格的社会督促；
第二，投资者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择企业。社交所对每个企业的社会影响指标有严格的排序，投资者能够挑选出最有社会影响、财务上又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来投资；
第三，恰当的退出机制。对那些需要现金别有他用、找到了更好社会企业投资机会的人来说，社交所可以把自己的股票或债券变现。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投资者投给社会企业就如同捐款一样，这就大大地限制了投资社会企业的资金量。有了退出机制，对社会企业本身也有了很强的市场制约，运作得好、社会影响大的企业，能得到更多的融资；而运作差的企业就会被淘汰，这就建立了一个正向反馈的机制。
为什么有人愿意到这样的市场投资？从盈利的角度看，没人愿意投资社会企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有人对用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有兴趣，愿意出钱。正如慈善事业并不能给捐献者财务回报，每年仍有大量的企业与个人愿意捐赠。英国拥有5万社会企业就是个明证。
有意思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交所并不是在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成立的，而是在巴西。早在2003年，巴西的社会与环境证券交易所就在传统的圣保罗证券交易所成立。迄今为止，该交易所已为71个民间组织募集了550万美元。
尔后，德国于2008年，南非于2009年，葡萄牙于2009年，新加坡于2010年，都成立了社交所。目前好几个社交所也在筹备中。
社会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在中国面临的难处
中国能有自己的社交所吗？
既然世界范围内已存在众多新型交易所的试点，中国为什么不能让社会企业利用资本市场更快地发展呢？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比中国强的巴西都能做到敢为天下先，把创新作为社会发展核心战略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在这个能改变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领域迈进一步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在中国也面临很大的难处：
一是中国社会企业本身尚不发达。少有的几个社会企业刚刚起步，整个社会对社会企业尚需了解，投资者对这一新领域也认识不足；
二是中国资本市场纷乱复杂。近年来，各类产权、期权、商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整顿各种交易所，新的社交所似乎生不逢时。
不过也不妨换一种思路，交易所本身是民间自发成立的。1792年5月17日在纽约华尔街68号门前梧桐树下订出的《梧桐树协议》并不需要政府的批准，也没有证监会的介入，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中国的社会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吸收小投资者。因此，在中国社交所发展的早期阶段，可以通过俱乐部的方式交换投资股。比如，组建博鳌亚洲论坛社会投资俱乐部，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起来，制定自己的规则。待市场做大一些后，可以与某地的产权交易所合作，开设社会企业板块，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场外交易。至于最后能不能如2005年的巴西一样，中国的社交所得到政府的承认，登堂入室进入上交所或深交所，顺其自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