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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岁末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隆重举行2008/2009年司法年度开幕典礼。行政长官何厚铧亲临主礼，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会、各级法院、全体律师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代表人士数百人济济一堂，出席典礼，在庄严的气氛中，大家洗耳恭听了特区检察长何超明的主题报告——
“全年立案、结案的数量首次双双超过12000宗，其中起诉刑事案件2668宗，提请法院以简易诉讼程序审理的轻微罪案950宗……全年共参与行政、税务、海关等司法诉讼56宗，提起民事诉讼、参与上诉案件共计1000宗，处理劳务纠纷119宗，向市民提供司法援助和法律咨询服务9000余项……”
秉承大社会小政府原则的特区检察院，以在职仅26位检察官的职数，一年之中既要主导12000宗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又要派驻三级法院参与诉讼活动，同时还要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在检察长何超明的带领下，特区检察院以数年如一日的忠诚，恪尽职守，勇担重任，为澳门的繁荣与稳定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向澳门市民交出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
5代世居澳门的出身，内地法律专业的学历及工作经历，加上1O年在澳门葡属政府中的任职，何超明成为回归后的澳门特区首任及续任检察长实属必然
已到知天命之年的何超明先生慈眉善目，一双眼睛露着和善，有棱角的鼻子透着厚道，说话语气平缓，动作持重，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一般来说，这种儒雅气质的养成必然与家庭出身和成长经历有关。
1824年(道光年间)，来自广东番禺乡间的何永贵孤身一人闯荡澳门，靠经营航运发家置业，到1955年何超明出生，已是何家第五代人了。何超明的爷爷和爸爸都是搞教育和设计的。祖父在澳门办有一所小学叫达明小学，祖父当校长，祖母当教务主任，伯伯、爸爸、姑姑等则任教师，可以说，一家子都是“为人师表”。由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同时又是天主教徒，何超明自然也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这个“教师+天主教徒”的家庭里，何超明从小受的是对自己严格要求、修身立世，对别人对社会要奉献爱心的良好教育，品行端正，学业精进。
由于父亲从澳门到广州工作，何超明跟着爸爸到内地生活、读书。让何超明至今引为自豪的是，一直没放松学习的他，在内地经历了“文革”灾难重新恢复高考后的1979年，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一举考取了西南政法学院的法律系。这，成为何超明人生路程上的第一个转折点。
从南国花都广州到西南山城重庆，从辗转澳门、广州两地跨跃式的“漂学”，到进入内地知名的高等学府，对何超明来说，这是第一次真正的“离家出走”，第一次真正的脱离父母的视线去独自闯荡。虽然无异于从繁华之地来到边陲之城，虽然此时澳门的家中已拥有了彩色电视机，而处在改革开放前夜的内地物质生活还是一贫如洗，但何超明与当年所有怀揣着宏阔理想的热血青年一样，燃烧着青春的激情，鼓荡起生活的风帆，在浴火重生的大学校园里开始了茁壮成长。学习之余，他努力融入同学们中去，先后连任几届总班副班长(相当于学生会副主席的角色)，主管学生事务，积极组织各类活动，俨然成了一名颇有威信的学生领袖。
4年大学生活，为何超明未来的法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何超明进入广东高等法院工作，此际正值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坚实步伐，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也逐步迈出了新步，何超明庆幸自己赶上了潮流，能使自己所学专业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他从书记员开始，由审判助理一直做到经济审判庭庭长，年仅36岁即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庭长，工作业绩可谓显赫一时。后来何超明自己总结了一番，谦虚地认为：在广东法院工作期间主要是得益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当时的本科生并不多，真正本科毕业在这个法院当时还达不到17.6％；二是国家刚刚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过渡，从原来的解决纠纷的行政手段到法律手段转变，因而法律工作的空间大大扩大了；第三，当然，我工作比较努力，在单位见事就做，几乎没有周六周日，服从领导，团结同事。这样呢，同事们对我比较好，领导也比较肯定我的工作，在小范围的推选中，我就“小步快跑”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进入80年代后何超明先生遇到一个机遇，当时，澳门政府提供一个政府基金给在大学曾经读过法律、有志于为澳门政府服务的人，去葡萄牙学习葡萄牙法律，学业完成通过资格考试后回到澳门工作。何超明先生恰恰符合上述条件，加上已随年事已高的父亲返回了澳门，于是顺理成章地去了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进修葡萄牙法律。三年学成而归，成为澳门葡属政府中为数不多的华人高级公务员。接着，何超明先生马不停蹄，又继续在职攻读北京大学经济法专业博士学位，2002年7月，成为澳门首位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司法官。从1990年到1999年回归前夕，何超明先后任澳门政府法律顾问，澳门反贪污和行政监察公署的主任，直至高级副专员，是华人司法官中从业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澳门华人里最高级的公务员。
这一切，恰好使他与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大线条紧密联结，与澳门这一独特的法律环境相匹配，更加上他爱国爱澳，品行高洁，机遇自然就再次降临在他头上。1999年12月20日，何超明正式就职澳门特区检察院首任检察长，时年44岁。2004年，又再次续任，直到今天。
在澳门社会中，何超明先生无疑是一位备受公众瞩目的重量级人物。这不仅仅因他位居检察长的高官宝座。更重要的是，他施展才华的这个舞台，是实践“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基石之所在
继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两年后，澳门，这个脱离中国管辖112年的滨海小城，也顺利实现回归。
从一个被葡萄牙所管治的地区，历史性地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必然带给澳门法律及司法建制以前所未有的新的格局和挑战。澳门检察院就是顺应这一历史变革，作为独立的司法机关第一次出现在澳门土地上。
然而，建立怎样一个检察院，是照抄照搬，还是另立新户?检察院在特区政府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根据澳门实际建立起既与国际法则接轨、又能充分体现“一国两制”基本原则的司法架构和运作模式?等等，这所有的问题，都是关乎回归后的澳门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根本性的问题，可以想见，上任伊始的何超明担着何等的干系，肩杠的是如山一般的压力与责任。
何超明先生变超乎寻常的压力为动力，立志要为回归后的澳门绘制一张全新的法制蓝图。在特区政府和特首的领导下，他与一批法律精英奋力探讨，经过对法律以及澳门社会格局深入、审慎地分析研究，确立了在澳门这样一个拥有40几万人的小型城市中，采取“一院建制、三级派任”的新的司法架构和运作模式。“一院建制”指的是，在检察院的机构设置上，不设立对应于三级法院的三级检察院，只设立一个检察院，以符合澳门地域 较小、人口不多的特点。“三级派任”是将检察官分为三个级别，分别在三级法院内代表检察院履行职责。这种运作方式，一方面承袭了葡萄牙检察制度中的派任制度，又采取了大陆法国家所实行的较为先进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澳门的司法机关真正进入了划时代的时期。
以葡萄牙法律为基础、英美法律制度为借鉴、民间法律习惯为补充、融合东、西方法律文化色彩的澳门法律体系，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回归后得以延续和保留。但原掌管这一法律体系的葡萄牙人纷纷离去了，“澳人治澳”并非一蹴而就，必须要有本地人才跟进才行。在基本司法框架和模式确定后，何超明花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来组织司法队伍，任命这些以华人为主的本地司法官员，在特区这个特殊背景下，当然首先得要求进入司法队伍的必须是爱国爱澳的人，但同时还要讲和谐共存，因为当地既有葡萄牙人也有当地的土生葡人也有华人，大家虽然在同一个法律的规范下，但却有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的冲撞，对澳门社会有透彻了解的何超明对此胸有成竹，他的原则是所有这些思想文化方面的冲撞都是合理存在，但进入司法队伍后则必须全部统一到“大家共同为澳门人民服务”这一大目标下，从而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
何超明先生的确是个有大眼光、大智慧的人。当特区检察院经历了初创时的繁杂与劳碌，开始了高效运转后，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能量只限定在每年成万件的刑事案件的检控上，而是花大气力去运作“一国两制”体制下司法检察机关的“延续和创新”。比如说，回归后的澳门必然要加强与内地的合作与交往，在一个国家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下，怎么去解决两地法律冲突?比如说两地的司法协作，有的行为在澳门不算是犯罪，在内地就算犯罪，像赌博，博彩就会带出很多问题，借贷问题，抵押问题，博彩资金的追收问题等等，若有债务问题到内地怎样解决?还比如，刑法有些罪名跟内地的规定不一样，怎样解决一个双重犯罪的问题，就是两地都认为是犯罪?……上述种种，没有哪一个是能一蹴而就，简单解决得了的，都须要何超明这个具有大眼光、大智慧的大检察官亲历亲为，殚精竭虑，在不断探索与实践中逐一加以解决。
如对有些犯罪嫌疑人游走于两地，怎么管辖等等?过去是各处理各的，现在则采用在法律规范模式下的合作方式，首先完成两地法律文件和证据的交换，然后就是两地代委调查，从而有效堵塞漏洞，使跨境犯罪得到了控制。在上述问题得到成功突破后，何超明又适时推出了“一国两制，互惠高效”的做法，使得一国两制的构想在法律上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现在，内地法院的判决在澳门是可以执行的；而在澳门做出的判决内地也同样予以承认，可以执行。回顾9年多来这一步步辛勤的探索，何超明先生不由得油生叹谓：九年啦，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呀。
把两个不同法域的法律搭建在一个国度内，在一个国家内分施两种法律制度，这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伟业，何超明此生有幸亲身实践并创建了这项伟业。有人曾对何超明先生在检察长位置上所做的工作做过这样的总结，认为他上任9年来，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建树颇多，但最了不起的，是干成了三件大事：第一，成功培育出澳门检察院既不同于香港，也不同于葡萄牙的全新的检察院运作模式；第二，成功探索出一国之内，不同法域之间即澳门和香港、内地的区际司法协助关系；第三，为适应由于基本法对澳门政治架构、社会利益、公民权利等做出的新的定位，而努力推进了刑事法律制度的改革。
有的人一生也难干成一件大事，而何超明在历史与时代给他提供的一个难得的舞台上，竟能干出一件件如此重量级的大事情，上演出一幕幕令人叹为观止的雄阔活剧，怎不让澳门广大市民对他刮目相看?
经历欧文龙巨贪案风风雨雨，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在即。当新一届特区政府选举即将来临，许多人不由自主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何超明先生
2007年，澳门发生了自开埠以来最大的贪官案件，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涉嫌巨额资金贪污、洗钱等多项罪名，此案一时震惊四方，特区政府形象无疑因此受到巨大打击。
客观而论，贪官自古有之，哪国哪地都无可避免，何况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不过9年，可以说是在一个既无前例又无基础的情形下开创而成，在面对千头万绪的社会民生事务中，以特首何厚铧为首的政府大多数公务人员勤勉视事，洁身自好，业绩显著，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谁能保证就不会出一个像欧文龙式的人物?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既然出了事，就要坦然面对。危难时刻，身为特区检察长的何超明先生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凛然负起侦办欧文龙案的领导之责，沉着处理，冷静面对，调动起全院力量，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办案过程中，由于澳门法制的先天不足，从没有过污点证人的制度，因此在证人和疑犯之间，必须做出适当的选择，否则案件没法继续办下去。何超明又一次发挥出了大智慧，费尽心机对此作了恰当的处理，从而对案件侦破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在处理欧案余下案件的起诉中，何超明既能做到弘扬实体正义，又能充分注意程序正义，从而实现实事求是、无枉无纵的司法正义，既匡扶了澳门社会的正义之风，又能尽量减低欧案在国际社会的负面形象。何超明因领导这次办案，成功挽回澳门形象，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从中也充分说明，何超明先生对澳门法律和澳门的民情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
历史已翻过旧的一页。进入2009年的澳门，既迎来了回归10周年庆典，又在年中将选举产生第三任特区政府行政长官，特区政府机构将面临一次新的组构与调整。在这敏感时期，尤其经历了欧案的风风雨雨之后，广大澳门市民及不少有识之士，在反思中痛切感到，澳门需要变革，需要创新，更需要法治的加强，他们认为，下届特首最好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应该擅长法律，最好本人就是修读法律的专业人士，因为澳门现在还需继续推进法制建设；二是必须廉洁自爱，能以一贯之地坚持是非分明，依法办事的作为公务员的基本准则，还要有锐意改革，不畏权势的勇气和胆略；第三，最好是出身平民，自身廉洁且与商界无任何非常瓜葛的人……巧了，这几条仿佛就是为何超明先生“量身定做”似的，难怪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在9年检察长任上卓有建树的何超明。无论在坊间还是在媒体公开报道中，舆论普遍认为，何超明先生将是特区政府第三任行政长官的合适人选，是一匹极有竞争力的“黑马”。
对此，一向处事严谨，谨言慎行的何超明并不置可否，当遇到记者的穷追猛打时，他也只是以一句“现在讨论这问题为时还早”而婉拒，要不然则是以“现在重要的是把当下的工作做好”而顾左右而言他……
作者不是何先生肚里的虫儿，不敢妄加揣测何先生究竟是怎样想的，但窃以为何先生对记者说的“现在重要的是把当下的工作做好”这句话，确乎发自内心，是真正的心里话。因为，就在何超明先生数月前在那次庄严的2008/2009年司法年度开幕典礼的讲话中，早给自己在新的一年制订了繁重而宏大的工作目标——
澳门特区的法制建设应该在三个方面得到加强，这就是：要有一套符合澳门社会实际的可行的法律；要有与这个法律相适应的执法能力；以及要有司法机关颇具效率的良好运作。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回应市民的需要。……要评估各类案件的发案率、处理周期以及未来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从而做出一个符合澳门实际的人员配备规划；要改革司法培训制度和方法；要……
新的司法年度已经开启，目标已经制定，蓝图也已绘就，何超明满脑子想的就是快马加鞭往前赶，一项一项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至于参不参选特首，或者能否当上特首，那实在不是自己想不想就能左右的事。就真做上了，在何先生看来，也不过是在为澳门人民服务的位置上有所变化而已，但作为澳门特区政府的一名公务员，其根本的宗旨则是永远不变的。
这宗旨就是；尽忠职守，廉洁奉公，维护法治!
“全年立案、结案的数量首次双双超过12000宗，其中起诉刑事案件2668宗，提请法院以简易诉讼程序审理的轻微罪案950宗……全年共参与行政、税务、海关等司法诉讼56宗，提起民事诉讼、参与上诉案件共计1000宗，处理劳务纠纷119宗，向市民提供司法援助和法律咨询服务9000余项……”
秉承大社会小政府原则的特区检察院，以在职仅26位检察官的职数，一年之中既要主导12000宗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又要派驻三级法院参与诉讼活动，同时还要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在检察长何超明的带领下，特区检察院以数年如一日的忠诚，恪尽职守，勇担重任，为澳门的繁荣与稳定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向澳门市民交出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
5代世居澳门的出身，内地法律专业的学历及工作经历，加上1O年在澳门葡属政府中的任职，何超明成为回归后的澳门特区首任及续任检察长实属必然
已到知天命之年的何超明先生慈眉善目，一双眼睛露着和善，有棱角的鼻子透着厚道，说话语气平缓，动作持重，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一般来说，这种儒雅气质的养成必然与家庭出身和成长经历有关。
1824年(道光年间)，来自广东番禺乡间的何永贵孤身一人闯荡澳门，靠经营航运发家置业，到1955年何超明出生，已是何家第五代人了。何超明的爷爷和爸爸都是搞教育和设计的。祖父在澳门办有一所小学叫达明小学，祖父当校长，祖母当教务主任，伯伯、爸爸、姑姑等则任教师，可以说，一家子都是“为人师表”。由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同时又是天主教徒，何超明自然也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这个“教师+天主教徒”的家庭里，何超明从小受的是对自己严格要求、修身立世，对别人对社会要奉献爱心的良好教育，品行端正，学业精进。
由于父亲从澳门到广州工作，何超明跟着爸爸到内地生活、读书。让何超明至今引为自豪的是，一直没放松学习的他，在内地经历了“文革”灾难重新恢复高考后的1979年，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一举考取了西南政法学院的法律系。这，成为何超明人生路程上的第一个转折点。
从南国花都广州到西南山城重庆，从辗转澳门、广州两地跨跃式的“漂学”，到进入内地知名的高等学府，对何超明来说，这是第一次真正的“离家出走”，第一次真正的脱离父母的视线去独自闯荡。虽然无异于从繁华之地来到边陲之城，虽然此时澳门的家中已拥有了彩色电视机，而处在改革开放前夜的内地物质生活还是一贫如洗，但何超明与当年所有怀揣着宏阔理想的热血青年一样，燃烧着青春的激情，鼓荡起生活的风帆，在浴火重生的大学校园里开始了茁壮成长。学习之余，他努力融入同学们中去，先后连任几届总班副班长(相当于学生会副主席的角色)，主管学生事务，积极组织各类活动，俨然成了一名颇有威信的学生领袖。
4年大学生活，为何超明未来的法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何超明进入广东高等法院工作，此际正值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坚实步伐，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也逐步迈出了新步，何超明庆幸自己赶上了潮流，能使自己所学专业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他从书记员开始，由审判助理一直做到经济审判庭庭长，年仅36岁即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庭长，工作业绩可谓显赫一时。后来何超明自己总结了一番，谦虚地认为：在广东法院工作期间主要是得益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当时的本科生并不多，真正本科毕业在这个法院当时还达不到17.6％；二是国家刚刚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过渡，从原来的解决纠纷的行政手段到法律手段转变，因而法律工作的空间大大扩大了；第三，当然，我工作比较努力，在单位见事就做，几乎没有周六周日，服从领导，团结同事。这样呢，同事们对我比较好，领导也比较肯定我的工作，在小范围的推选中，我就“小步快跑”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进入80年代后何超明先生遇到一个机遇，当时，澳门政府提供一个政府基金给在大学曾经读过法律、有志于为澳门政府服务的人，去葡萄牙学习葡萄牙法律，学业完成通过资格考试后回到澳门工作。何超明先生恰恰符合上述条件，加上已随年事已高的父亲返回了澳门，于是顺理成章地去了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进修葡萄牙法律。三年学成而归，成为澳门葡属政府中为数不多的华人高级公务员。接着，何超明先生马不停蹄，又继续在职攻读北京大学经济法专业博士学位，2002年7月，成为澳门首位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司法官。从1990年到1999年回归前夕，何超明先后任澳门政府法律顾问，澳门反贪污和行政监察公署的主任，直至高级副专员，是华人司法官中从业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澳门华人里最高级的公务员。
这一切，恰好使他与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大线条紧密联结，与澳门这一独特的法律环境相匹配，更加上他爱国爱澳，品行高洁，机遇自然就再次降临在他头上。1999年12月20日，何超明正式就职澳门特区检察院首任检察长，时年44岁。2004年，又再次续任，直到今天。
在澳门社会中，何超明先生无疑是一位备受公众瞩目的重量级人物。这不仅仅因他位居检察长的高官宝座。更重要的是，他施展才华的这个舞台，是实践“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基石之所在
继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两年后，澳门，这个脱离中国管辖112年的滨海小城，也顺利实现回归。
从一个被葡萄牙所管治的地区，历史性地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必然带给澳门法律及司法建制以前所未有的新的格局和挑战。澳门检察院就是顺应这一历史变革，作为独立的司法机关第一次出现在澳门土地上。
然而，建立怎样一个检察院，是照抄照搬，还是另立新户?检察院在特区政府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根据澳门实际建立起既与国际法则接轨、又能充分体现“一国两制”基本原则的司法架构和运作模式?等等，这所有的问题，都是关乎回归后的澳门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根本性的问题，可以想见，上任伊始的何超明担着何等的干系，肩杠的是如山一般的压力与责任。
何超明先生变超乎寻常的压力为动力，立志要为回归后的澳门绘制一张全新的法制蓝图。在特区政府和特首的领导下，他与一批法律精英奋力探讨，经过对法律以及澳门社会格局深入、审慎地分析研究，确立了在澳门这样一个拥有40几万人的小型城市中，采取“一院建制、三级派任”的新的司法架构和运作模式。“一院建制”指的是，在检察院的机构设置上，不设立对应于三级法院的三级检察院，只设立一个检察院，以符合澳门地域 较小、人口不多的特点。“三级派任”是将检察官分为三个级别，分别在三级法院内代表检察院履行职责。这种运作方式，一方面承袭了葡萄牙检察制度中的派任制度，又采取了大陆法国家所实行的较为先进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澳门的司法机关真正进入了划时代的时期。
以葡萄牙法律为基础、英美法律制度为借鉴、民间法律习惯为补充、融合东、西方法律文化色彩的澳门法律体系，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回归后得以延续和保留。但原掌管这一法律体系的葡萄牙人纷纷离去了，“澳人治澳”并非一蹴而就，必须要有本地人才跟进才行。在基本司法框架和模式确定后，何超明花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来组织司法队伍，任命这些以华人为主的本地司法官员，在特区这个特殊背景下，当然首先得要求进入司法队伍的必须是爱国爱澳的人，但同时还要讲和谐共存，因为当地既有葡萄牙人也有当地的土生葡人也有华人，大家虽然在同一个法律的规范下，但却有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的冲撞，对澳门社会有透彻了解的何超明对此胸有成竹，他的原则是所有这些思想文化方面的冲撞都是合理存在，但进入司法队伍后则必须全部统一到“大家共同为澳门人民服务”这一大目标下，从而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
何超明先生的确是个有大眼光、大智慧的人。当特区检察院经历了初创时的繁杂与劳碌，开始了高效运转后，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能量只限定在每年成万件的刑事案件的检控上，而是花大气力去运作“一国两制”体制下司法检察机关的“延续和创新”。比如说，回归后的澳门必然要加强与内地的合作与交往，在一个国家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下，怎么去解决两地法律冲突?比如说两地的司法协作，有的行为在澳门不算是犯罪，在内地就算犯罪，像赌博，博彩就会带出很多问题，借贷问题，抵押问题，博彩资金的追收问题等等，若有债务问题到内地怎样解决?还比如，刑法有些罪名跟内地的规定不一样，怎样解决一个双重犯罪的问题，就是两地都认为是犯罪?……上述种种，没有哪一个是能一蹴而就，简单解决得了的，都须要何超明这个具有大眼光、大智慧的大检察官亲历亲为，殚精竭虑，在不断探索与实践中逐一加以解决。
如对有些犯罪嫌疑人游走于两地，怎么管辖等等?过去是各处理各的，现在则采用在法律规范模式下的合作方式，首先完成两地法律文件和证据的交换，然后就是两地代委调查，从而有效堵塞漏洞，使跨境犯罪得到了控制。在上述问题得到成功突破后，何超明又适时推出了“一国两制，互惠高效”的做法，使得一国两制的构想在法律上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现在，内地法院的判决在澳门是可以执行的；而在澳门做出的判决内地也同样予以承认，可以执行。回顾9年多来这一步步辛勤的探索，何超明先生不由得油生叹谓：九年啦，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呀。
把两个不同法域的法律搭建在一个国度内，在一个国家内分施两种法律制度，这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伟业，何超明此生有幸亲身实践并创建了这项伟业。有人曾对何超明先生在检察长位置上所做的工作做过这样的总结，认为他上任9年来，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建树颇多，但最了不起的，是干成了三件大事：第一，成功培育出澳门检察院既不同于香港，也不同于葡萄牙的全新的检察院运作模式；第二，成功探索出一国之内，不同法域之间即澳门和香港、内地的区际司法协助关系；第三，为适应由于基本法对澳门政治架构、社会利益、公民权利等做出的新的定位，而努力推进了刑事法律制度的改革。
有的人一生也难干成一件大事，而何超明在历史与时代给他提供的一个难得的舞台上，竟能干出一件件如此重量级的大事情，上演出一幕幕令人叹为观止的雄阔活剧，怎不让澳门广大市民对他刮目相看?
经历欧文龙巨贪案风风雨雨，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在即。当新一届特区政府选举即将来临，许多人不由自主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何超明先生
2007年，澳门发生了自开埠以来最大的贪官案件，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涉嫌巨额资金贪污、洗钱等多项罪名，此案一时震惊四方，特区政府形象无疑因此受到巨大打击。
客观而论，贪官自古有之，哪国哪地都无可避免，何况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不过9年，可以说是在一个既无前例又无基础的情形下开创而成，在面对千头万绪的社会民生事务中，以特首何厚铧为首的政府大多数公务人员勤勉视事，洁身自好，业绩显著，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谁能保证就不会出一个像欧文龙式的人物?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既然出了事，就要坦然面对。危难时刻，身为特区检察长的何超明先生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凛然负起侦办欧文龙案的领导之责，沉着处理，冷静面对，调动起全院力量，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办案过程中，由于澳门法制的先天不足，从没有过污点证人的制度，因此在证人和疑犯之间，必须做出适当的选择，否则案件没法继续办下去。何超明又一次发挥出了大智慧，费尽心机对此作了恰当的处理，从而对案件侦破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在处理欧案余下案件的起诉中，何超明既能做到弘扬实体正义，又能充分注意程序正义，从而实现实事求是、无枉无纵的司法正义，既匡扶了澳门社会的正义之风，又能尽量减低欧案在国际社会的负面形象。何超明因领导这次办案，成功挽回澳门形象，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从中也充分说明，何超明先生对澳门法律和澳门的民情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
历史已翻过旧的一页。进入2009年的澳门，既迎来了回归10周年庆典，又在年中将选举产生第三任特区政府行政长官，特区政府机构将面临一次新的组构与调整。在这敏感时期，尤其经历了欧案的风风雨雨之后，广大澳门市民及不少有识之士，在反思中痛切感到，澳门需要变革，需要创新，更需要法治的加强，他们认为，下届特首最好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应该擅长法律，最好本人就是修读法律的专业人士，因为澳门现在还需继续推进法制建设；二是必须廉洁自爱，能以一贯之地坚持是非分明，依法办事的作为公务员的基本准则，还要有锐意改革，不畏权势的勇气和胆略；第三，最好是出身平民，自身廉洁且与商界无任何非常瓜葛的人……巧了，这几条仿佛就是为何超明先生“量身定做”似的，难怪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在9年检察长任上卓有建树的何超明。无论在坊间还是在媒体公开报道中，舆论普遍认为，何超明先生将是特区政府第三任行政长官的合适人选，是一匹极有竞争力的“黑马”。
对此，一向处事严谨，谨言慎行的何超明并不置可否，当遇到记者的穷追猛打时，他也只是以一句“现在讨论这问题为时还早”而婉拒，要不然则是以“现在重要的是把当下的工作做好”而顾左右而言他……
作者不是何先生肚里的虫儿，不敢妄加揣测何先生究竟是怎样想的，但窃以为何先生对记者说的“现在重要的是把当下的工作做好”这句话，确乎发自内心，是真正的心里话。因为，就在何超明先生数月前在那次庄严的2008/2009年司法年度开幕典礼的讲话中，早给自己在新的一年制订了繁重而宏大的工作目标——
澳门特区的法制建设应该在三个方面得到加强，这就是：要有一套符合澳门社会实际的可行的法律；要有与这个法律相适应的执法能力；以及要有司法机关颇具效率的良好运作。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回应市民的需要。……要评估各类案件的发案率、处理周期以及未来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从而做出一个符合澳门实际的人员配备规划；要改革司法培训制度和方法；要……
新的司法年度已经开启，目标已经制定，蓝图也已绘就，何超明满脑子想的就是快马加鞭往前赶，一项一项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至于参不参选特首，或者能否当上特首，那实在不是自己想不想就能左右的事。就真做上了，在何先生看来，也不过是在为澳门人民服务的位置上有所变化而已，但作为澳门特区政府的一名公务员，其根本的宗旨则是永远不变的。
这宗旨就是；尽忠职守，廉洁奉公，维护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