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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成立于1956年8月，今年正是60华诞。
不久前，我接到96岁高龄的刘老的电话。刘老说，他近日愈发地感到衰老，记忆力大不如前，正抓紧着处理“后事”，包括整理书报资料等。无意中，他找到了一本当年上海剧协成立的文集，展读之下，往事历历在目。其中田汉的讲话，至今仍很有现实意义。刘老说，得知上海剧协要办60华诞纪念活动，很遗憾自己来不了上海，这本小册子就送给上海剧协留作纪念。
几天后，我就收到了刘老的来信和这本文集，不禁喜上眉梢。文集中不仅清晰地标明了剧协成立大会的时间——1956年8月17日至19日，更有三天大会的具体议程；不仅有中国剧协主席田汉的长篇讲话，还有周信芳（首任剧协主席）所致的开幕词、大会执行主席于伶（第二任剧协主席）宣布的议程，以及大会秘书长姚时晓的筹备报告、熊佛西致的闭幕词。文集还有与会251名会员的名单，选举产生的首届剧协理事（83名）和候补理事（17名）名单、主席团成员（共13名，其中主席、副主席7位）名单，甚至还包括三十几位有名有姓的大会发言及媒体报道。在上海剧协60周年前夕，收到这本极珍贵的成立大会文集，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指导意义不言而喻。
我记得60年前上海剧协成立时，36岁的刘厚生作为市文化局艺术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当选为主席团成员，是13位主席团成员中年纪最轻的，也是现下唯一在世的上海剧协老领导。剧协成立后，当时负责日常工作的是姚时晓同志。三年后，刘厚生调任上海剧协，负责创办《上海戏剧》杂志并担任副主编。由于主编于伶身体状况不佳，因而杂志社工作实际上是刘厚生主持的。1962年上海剧协换届，刘厚生当选为副主席，1964年他奉调中国剧协，曾任中国剧协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我欣慰自己与上海剧协有缘。一是我生于1956年，与上海剧协正好同岁。二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从市文化局调入市文联工作，1996年起任上海剧协办公室主任、副调研员，直到今年退休，在上海剧协工作了整整20年，刘老每次来沪出席剧协的活动，都是由我负责全程接待。三是我的岳母赵铮，就是上海剧协成立后的第一轮驻会干部，是刘老领导的工作人员。故而刘老常对我说“我们是有两代人的交情的”，的确如此。我要补充的是，对于上海剧协，岳母和我也倾注了两代人的情感。
为筹备上海剧协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我于今年7月7日随市文联党组书记宋妍、上海剧协秘书长沈伟民并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栏目组专程赴京探望刘老。下了火车，我们就直奔安定门外的刘老家。刘老知道我们要来，中午没怎么休息，请人买了一箱矿泉水，坐等着我们，一见面，刘老就亲切地称“家里来人了……”两个多小时的交谈、采访，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娓娓而谈，对戏剧的现状和未来，对年轻戏剧人的期待，都闪烁着真切的见解，浸润着殷切的希望。他提倡每个戏曲院团都要有全局意识，即不仅仅看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更要站在整个戏剧界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他说自己最近在写篇文章，呼吁各剧种都整理、创制一批“招牌戏”。他说，饭店要做得好，都须有“招牌菜”；院团要办得好，也都须有“招牌戏”。比如《曹操与杨修》，就是上海京剧院的宝贵财富。他还主张各剧种积极创设“剧库”，积累精品剧目。“为什么京剧二百年就出不了《牡丹亭》《十五贯》这样的戏？这是因为京剧只看‘角儿’、只看演员，演员‘走了’剧目就被带走了。因此我们要从舞台艺术的完整性看‘角儿’。川剧情况类似，那么多好戏和好演员，照样衰弱下去，现在只剩几个剧团了，十分危险。滩簧戏要联合起来，它们的语言都差不多，应该经常交流，产生联动，带动整个滩簧剧种的传承和发展。”他还说到流派问题，认为流派本身是历史现象，是激烈竞争的产物，若是没有市场没有观众，流派就不会形成。他语重心长地建议戏曲界要有剧种意识，要有文化自觉，要有责任担当，尤其是青年演员要多看各种传统戏，多读书多看报多钻研。
次日，我担心刘老因昨天长时间的交谈，影响身体，未事先电话联系又独自去了他家。刘老见了我，高兴地说：“我正要给你打电话，让你再过来一次。”他承认昨天是有点累了，脑子有点发胀。但见到“娘家”来人，十分高兴，因兴奋，反而睡不着了。并说：“昨天没能与你好好聊聊，中午就在我这吃饭。”
刘老对上海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生于北京，工作于上海几十年，把上海称作他的“娘家”。我向他转达我岳母和上海同志对他的问候，刘老十分高兴，说谢谢大家的关心，也让我向大家问好。接着，他饶有兴趣地向我了解一些上海戏剧界和他熟悉的人和事。刘老说，你的几篇回忆文章，我都看了，很好。你在剧协工作了20年，也算是个“老人”了，资料多，情况熟，今后要多写一些回忆性的文章。
谈话间，他还接了几个电话。其中有中国剧协组联部的来电，说是将召开全国文代会，有关方面要来采访。我见桌上有一摞材料，就问刘老，最近在写什么？他说，重庆准备建设一个抗战戏剧纪念馆，几万字材料的一个方案要审。的确，对当时情况熟悉、又能提出建议的老人，现在不多了，他们电话来了好几次，这事我是责无旁贷的。
刘老于1937年考取了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国立剧专），后随校内迁长沙，再转重庆，从事了近十年的话剧活动。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周恩来在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召集文艺界人士召开座谈会，会后留下了于伶（地下文委领导）和刘厚生。周恩来说，原来只知道上海有个越剧，这次才知道越剧在上海有那么大的影响和群众基础。周恩来要求上海地下文委多关怀越剧，要派干部进入戏曲界，加强对戏曲界的领导。刘老遵照这个指示，开始接触戏曲，此后还进了袁雪芬的雪声越剧团。几乎与此同时，吴宗锡进入了评弹界，钱英郁进了徐玉兰的剧团，吴琛、吕君樵、何慢等都由地下文委领导的剧影协会三人筹备小组（刘厚生为其中之一）落实，做了相应的安排。解放前，中共上海地下文委成立了外围组织“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刘老与吕复作为筹备工作小组负责人，出面邀请了熊佛西、陈白尘、黄佐临、吴琛等参与，为团结广大影剧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后，又成立了戏曲改进协会——这一切，我认为都是上海剧协成立前的铺垫。1956年，按全国统一步骤，剧影分开，以戏曲舞台剧和话剧划分为戏剧，成立了中国剧协上海分会。刘老说，刚接触戏曲时，自己对戏曲并不了解。当时话剧作为“新剧”，比较时尚，甚至还有点看不起被称为“旧剧”的戏曲。直到1952年全国戏曲展演，他才大开眼界，全国有那么多戏曲剧种，有那么多好戏好演员！这才渐渐喜欢上了戏曲，一辈子与戏曲结了缘。刘老说，戏曲现在遇到了知音缺乏的问题，怎么培养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是个大问题。一个戏圈内评价再好，观众不爱看，是没用的。戏曲界拿出什么好的东西来吸引观众，要好好研究。 昨天交谈、采访时间较紧，而且始终在客厅进行。我趁他在接电话，便说：“刘老，我参观一下您的居室噢！”刘老说“看吧！”话音未落，我已走入了内室。眼前的景象不禁令我心酸，除了客厅里的旧冰箱、房间里一台老式旧电视机和墙上的一台旧空调，几乎再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了。卧室里，有几个旧橱柜，靠墙一边一个单人小床，那分别是他和老伴傅惠珍老师的床。傅老师比刘老还大五岁，去年过世前，都是由刘老亲自照顾着的。每天晚上等老伴睡下了，他才到隔壁书房挑灯伏案写作。现在他成了孤老，原在医院里照顾老伴的护工，现在成了他的住家保姆。刘老向中国剧协捐了50万元，还把几十年珍藏的珍贵书籍都赠予了中国剧协。而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柜里，仍凌乱散落些还未处理的和暂时需要的一些书籍。该处理的都处理了，几间房间略显得有些空荡。
刘老告诉我，这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分配的，四房一厅，总共110平米。当时他嫌房子太大，说两三个人住不了那么多。分房的同志说，您是资格最老的，您不拿就没人能拿了。刘老没怎么装修就搬了进来，一住就是三十来年，再也没有装修过。保姆私下对我说，刘老已将余下的财产做处理的打算，其中三分之一准备交党费。保姆说，她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老干部、老党员，对自己生活上的要求极简单，把钱都捐了，真正做到“身不带来，死不带去，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我说，刘老的精神财富是极富有的。
刘老自述生于1921年1月。但我记得他的身份证上印的是1920年1月，就问他以哪个为准。他说按阴历算，春节没有过，他是属猴的，所以身份证上是误写了。我说：刘老，我与您同一个属性，今年是本命年。刘老与中国共产党同龄。为纪念建党95周年，他发表了文章《我宣誓的那一天》，引起很大反响。他时刻提醒自己，不忘“我是党员”，“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党员从入党那天起，就必须树立起严格的‘党员意识’”。我的女儿是一位85后，是在大学时入党的年轻党员，读了刘老的文章后，知道我要去京探望他，连夜写了篇《致刘爷爷的一封信》，托我带给了刘老。
刘老除了前列腺的问题（尿潴留）外，没什么大病。他每天做自编的按摩操，从不感冒。他说，保持头脑清醒很重要，脑子若糊涂了，又走不动路，只能傻愣愣坐着等死，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说：以您现在的精神状态，能活到一百岁以上。刘老的生活极为简单，以前与老伴两人连保姆都不用，吃饭都叫外卖。他一生从不食用补品，也不刻意去锻炼，却这么长寿。我试着总结他的长寿秘诀，一是生活起居很有规律，睡眠充足；二是烟酒不沾，吃饭七八分饱，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三是坚持活动。有人说，刘老是以看戏为职业的，在他90岁前，还是个“空中飞人”，受邀出席全国各地的观摩研讨活动，有一年光是来上海就有五次之多；四是勤于动脑，笔耕不缀；五最关键，即是心态平和，从不发脾气，也没一点架子。他当然对一些社会现象有不满，却不发牢骚，而是都写进了文章里。刘老还要写文章提倡“安乐死”，却没地方发表。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从容面对，只要生存一天，就要活出一天的精彩。他一边在忙着处理“后事”，一边仍在思考着戏剧的发展，坚持写作。他一生心里只有戏曲，唯独没有自己。“我的心啊在戏曲”，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呼唤。
刘老盛情留我吃饭，下了饺子，还做了两荤两素四个菜。刘老只吃了十来个饺子，菜一口都没吃。我问刘老，您怎么不吃菜？他说自己只吃七八分饱，十来个饺子够了。保姆在一边说，他平时吃得很简单，这些菜是特意为你做的。饭后，我怕影响刘老休息，便向他道别。我上前与刘老拥抱，在他的耳边轻声说，您坐着别动，我下次会再来看您的。此时，我心里不免一阵酸楚，不知道今后还是否有机会再见面。上次见他是2010年，正是在他90岁最后一次来上海的时候。五六年弹指一挥，他的思路虽仍非常清晰，但他的肌体确已很衰弱了。我衷心地祝愿刘老长寿些，再长寿些！
不久前，我接到96岁高龄的刘老的电话。刘老说，他近日愈发地感到衰老，记忆力大不如前，正抓紧着处理“后事”，包括整理书报资料等。无意中，他找到了一本当年上海剧协成立的文集，展读之下，往事历历在目。其中田汉的讲话，至今仍很有现实意义。刘老说，得知上海剧协要办60华诞纪念活动，很遗憾自己来不了上海，这本小册子就送给上海剧协留作纪念。
几天后，我就收到了刘老的来信和这本文集，不禁喜上眉梢。文集中不仅清晰地标明了剧协成立大会的时间——1956年8月17日至19日，更有三天大会的具体议程；不仅有中国剧协主席田汉的长篇讲话，还有周信芳（首任剧协主席）所致的开幕词、大会执行主席于伶（第二任剧协主席）宣布的议程，以及大会秘书长姚时晓的筹备报告、熊佛西致的闭幕词。文集还有与会251名会员的名单，选举产生的首届剧协理事（83名）和候补理事（17名）名单、主席团成员（共13名，其中主席、副主席7位）名单，甚至还包括三十几位有名有姓的大会发言及媒体报道。在上海剧协60周年前夕，收到这本极珍贵的成立大会文集，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指导意义不言而喻。
我记得60年前上海剧协成立时，36岁的刘厚生作为市文化局艺术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当选为主席团成员，是13位主席团成员中年纪最轻的，也是现下唯一在世的上海剧协老领导。剧协成立后，当时负责日常工作的是姚时晓同志。三年后，刘厚生调任上海剧协，负责创办《上海戏剧》杂志并担任副主编。由于主编于伶身体状况不佳，因而杂志社工作实际上是刘厚生主持的。1962年上海剧协换届，刘厚生当选为副主席，1964年他奉调中国剧协，曾任中国剧协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我欣慰自己与上海剧协有缘。一是我生于1956年，与上海剧协正好同岁。二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从市文化局调入市文联工作，1996年起任上海剧协办公室主任、副调研员，直到今年退休，在上海剧协工作了整整20年，刘老每次来沪出席剧协的活动，都是由我负责全程接待。三是我的岳母赵铮，就是上海剧协成立后的第一轮驻会干部，是刘老领导的工作人员。故而刘老常对我说“我们是有两代人的交情的”，的确如此。我要补充的是，对于上海剧协，岳母和我也倾注了两代人的情感。
为筹备上海剧协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我于今年7月7日随市文联党组书记宋妍、上海剧协秘书长沈伟民并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栏目组专程赴京探望刘老。下了火车，我们就直奔安定门外的刘老家。刘老知道我们要来，中午没怎么休息，请人买了一箱矿泉水，坐等着我们，一见面，刘老就亲切地称“家里来人了……”两个多小时的交谈、采访，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娓娓而谈，对戏剧的现状和未来，对年轻戏剧人的期待，都闪烁着真切的见解，浸润着殷切的希望。他提倡每个戏曲院团都要有全局意识，即不仅仅看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更要站在整个戏剧界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他说自己最近在写篇文章，呼吁各剧种都整理、创制一批“招牌戏”。他说，饭店要做得好，都须有“招牌菜”；院团要办得好，也都须有“招牌戏”。比如《曹操与杨修》，就是上海京剧院的宝贵财富。他还主张各剧种积极创设“剧库”，积累精品剧目。“为什么京剧二百年就出不了《牡丹亭》《十五贯》这样的戏？这是因为京剧只看‘角儿’、只看演员，演员‘走了’剧目就被带走了。因此我们要从舞台艺术的完整性看‘角儿’。川剧情况类似，那么多好戏和好演员，照样衰弱下去，现在只剩几个剧团了，十分危险。滩簧戏要联合起来，它们的语言都差不多，应该经常交流，产生联动，带动整个滩簧剧种的传承和发展。”他还说到流派问题，认为流派本身是历史现象，是激烈竞争的产物，若是没有市场没有观众，流派就不会形成。他语重心长地建议戏曲界要有剧种意识，要有文化自觉，要有责任担当，尤其是青年演员要多看各种传统戏，多读书多看报多钻研。
次日，我担心刘老因昨天长时间的交谈，影响身体，未事先电话联系又独自去了他家。刘老见了我，高兴地说：“我正要给你打电话，让你再过来一次。”他承认昨天是有点累了，脑子有点发胀。但见到“娘家”来人，十分高兴，因兴奋，反而睡不着了。并说：“昨天没能与你好好聊聊，中午就在我这吃饭。”
刘老对上海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生于北京，工作于上海几十年，把上海称作他的“娘家”。我向他转达我岳母和上海同志对他的问候，刘老十分高兴，说谢谢大家的关心，也让我向大家问好。接着，他饶有兴趣地向我了解一些上海戏剧界和他熟悉的人和事。刘老说，你的几篇回忆文章，我都看了，很好。你在剧协工作了20年，也算是个“老人”了，资料多，情况熟，今后要多写一些回忆性的文章。
谈话间，他还接了几个电话。其中有中国剧协组联部的来电，说是将召开全国文代会，有关方面要来采访。我见桌上有一摞材料，就问刘老，最近在写什么？他说，重庆准备建设一个抗战戏剧纪念馆，几万字材料的一个方案要审。的确，对当时情况熟悉、又能提出建议的老人，现在不多了，他们电话来了好几次，这事我是责无旁贷的。
刘老于1937年考取了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国立剧专），后随校内迁长沙，再转重庆，从事了近十年的话剧活动。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周恩来在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召集文艺界人士召开座谈会，会后留下了于伶（地下文委领导）和刘厚生。周恩来说，原来只知道上海有个越剧，这次才知道越剧在上海有那么大的影响和群众基础。周恩来要求上海地下文委多关怀越剧，要派干部进入戏曲界，加强对戏曲界的领导。刘老遵照这个指示，开始接触戏曲，此后还进了袁雪芬的雪声越剧团。几乎与此同时，吴宗锡进入了评弹界，钱英郁进了徐玉兰的剧团，吴琛、吕君樵、何慢等都由地下文委领导的剧影协会三人筹备小组（刘厚生为其中之一）落实，做了相应的安排。解放前，中共上海地下文委成立了外围组织“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刘老与吕复作为筹备工作小组负责人，出面邀请了熊佛西、陈白尘、黄佐临、吴琛等参与，为团结广大影剧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后，又成立了戏曲改进协会——这一切，我认为都是上海剧协成立前的铺垫。1956年，按全国统一步骤，剧影分开，以戏曲舞台剧和话剧划分为戏剧，成立了中国剧协上海分会。刘老说，刚接触戏曲时，自己对戏曲并不了解。当时话剧作为“新剧”，比较时尚，甚至还有点看不起被称为“旧剧”的戏曲。直到1952年全国戏曲展演，他才大开眼界，全国有那么多戏曲剧种，有那么多好戏好演员！这才渐渐喜欢上了戏曲，一辈子与戏曲结了缘。刘老说，戏曲现在遇到了知音缺乏的问题，怎么培养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是个大问题。一个戏圈内评价再好，观众不爱看，是没用的。戏曲界拿出什么好的东西来吸引观众，要好好研究。 昨天交谈、采访时间较紧，而且始终在客厅进行。我趁他在接电话，便说：“刘老，我参观一下您的居室噢！”刘老说“看吧！”话音未落，我已走入了内室。眼前的景象不禁令我心酸，除了客厅里的旧冰箱、房间里一台老式旧电视机和墙上的一台旧空调，几乎再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了。卧室里，有几个旧橱柜，靠墙一边一个单人小床，那分别是他和老伴傅惠珍老师的床。傅老师比刘老还大五岁，去年过世前，都是由刘老亲自照顾着的。每天晚上等老伴睡下了，他才到隔壁书房挑灯伏案写作。现在他成了孤老，原在医院里照顾老伴的护工，现在成了他的住家保姆。刘老向中国剧协捐了50万元，还把几十年珍藏的珍贵书籍都赠予了中国剧协。而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柜里，仍凌乱散落些还未处理的和暂时需要的一些书籍。该处理的都处理了，几间房间略显得有些空荡。
刘老告诉我，这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分配的，四房一厅，总共110平米。当时他嫌房子太大，说两三个人住不了那么多。分房的同志说，您是资格最老的，您不拿就没人能拿了。刘老没怎么装修就搬了进来，一住就是三十来年，再也没有装修过。保姆私下对我说，刘老已将余下的财产做处理的打算，其中三分之一准备交党费。保姆说，她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老干部、老党员，对自己生活上的要求极简单，把钱都捐了，真正做到“身不带来，死不带去，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我说，刘老的精神财富是极富有的。
刘老自述生于1921年1月。但我记得他的身份证上印的是1920年1月，就问他以哪个为准。他说按阴历算，春节没有过，他是属猴的，所以身份证上是误写了。我说：刘老，我与您同一个属性，今年是本命年。刘老与中国共产党同龄。为纪念建党95周年，他发表了文章《我宣誓的那一天》，引起很大反响。他时刻提醒自己，不忘“我是党员”，“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党员从入党那天起，就必须树立起严格的‘党员意识’”。我的女儿是一位85后，是在大学时入党的年轻党员，读了刘老的文章后，知道我要去京探望他，连夜写了篇《致刘爷爷的一封信》，托我带给了刘老。
刘老除了前列腺的问题（尿潴留）外，没什么大病。他每天做自编的按摩操，从不感冒。他说，保持头脑清醒很重要，脑子若糊涂了，又走不动路，只能傻愣愣坐着等死，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说：以您现在的精神状态，能活到一百岁以上。刘老的生活极为简单，以前与老伴两人连保姆都不用，吃饭都叫外卖。他一生从不食用补品，也不刻意去锻炼，却这么长寿。我试着总结他的长寿秘诀，一是生活起居很有规律，睡眠充足；二是烟酒不沾，吃饭七八分饱，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三是坚持活动。有人说，刘老是以看戏为职业的，在他90岁前，还是个“空中飞人”，受邀出席全国各地的观摩研讨活动，有一年光是来上海就有五次之多；四是勤于动脑，笔耕不缀；五最关键，即是心态平和，从不发脾气，也没一点架子。他当然对一些社会现象有不满，却不发牢骚，而是都写进了文章里。刘老还要写文章提倡“安乐死”，却没地方发表。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从容面对，只要生存一天，就要活出一天的精彩。他一边在忙着处理“后事”，一边仍在思考着戏剧的发展，坚持写作。他一生心里只有戏曲，唯独没有自己。“我的心啊在戏曲”，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呼唤。
刘老盛情留我吃饭，下了饺子，还做了两荤两素四个菜。刘老只吃了十来个饺子，菜一口都没吃。我问刘老，您怎么不吃菜？他说自己只吃七八分饱，十来个饺子够了。保姆在一边说，他平时吃得很简单，这些菜是特意为你做的。饭后，我怕影响刘老休息，便向他道别。我上前与刘老拥抱，在他的耳边轻声说，您坐着别动，我下次会再来看您的。此时，我心里不免一阵酸楚，不知道今后还是否有机会再见面。上次见他是2010年，正是在他90岁最后一次来上海的时候。五六年弹指一挥，他的思路虽仍非常清晰，但他的肌体确已很衰弱了。我衷心地祝愿刘老长寿些，再长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