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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31日，是英国王妃戴安娜去世20周年纪念日。
她给世人留下了多元化的记忆。她有贵族血统，却号称“平民王妃”；她是慈善家，又是时尚偶像；她是失败的妻子，又是伟大的母亲；她生前命运多舛，身后却给国家带来了积极的改变。一切正如英国《卫报》所言：“对有些人来说，死亡只是一种相对状态，他们比在世者更有影响力。”
无论生前还是身后，戴安娜高贵却不失亲切的公众形象都被世人铭记。镜头里的戴妃永远在微笑，身材高挑健美，穿着优雅得体，是时尚界的宠儿。不幸的婚姻令她获得亿万人同情，对慈善事业的热衷让她的形象更加夺目。
完美无缺的人从来都不存在。戴安娜去世后20年间，无数口口相传的细节为外界呈现出真实的她。“人们创造的‘戴安娜王妃’只是为了填补空白，跟真实的戴安娜并无关系。”《卫报》如此断言。在最新的纪录片《戴安娜，我们的母亲》中，哈里王子坦承，母亲当年只是个“20来岁的普通人”。
哈里王子所言不假。戴安娜出身于没落贵族之家，6岁时父母离异；她没上过大学，做过清洁工，当过保姆；结婚后一度患上焦虑症和厌食症，还因为丈夫的不忠自残。
戴安娜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她曾公开表示，自己不聪明也不贤惠；如堂吉诃德般博爱，但不总是宽容大度；懂得变通，但不可靠；容易陷入迷恋，经常感情用事。
从“普通人戴安娜”转变为“王妃戴安娜”的过程因此充满艰辛。在乡下的成长经历对她进入王室后的生活毫无指导价值。外婆曾不无忧虑地告诫她：“宝贝，你要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幽默感，跟我们截然不同。”
老人的担忧最终成为现实。戴安娜与查尔斯王子的结合并非基于爱情，而是实用主义的产物：王子需要一个符合王室择偶要求的妻子，王妃则憧憬受人景仰的光鲜生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查尔斯当时的情人卡米拉建议他跟戴安娜结婚，因为后者“温顺”。
查尔斯的地下恋情曝光导致戴安娜出走后，舆论一边倒地指责查尔斯。然而，褪去王室的光环，查尔斯和戴安娜是一对与常人别无二致的夫妻。多年后，人们开始思考这桩“世纪婚姻”带给普通人的启示：物质条件的门当户对和精神的门当户对，哪个更重要？隐忍和对抗之间，有没有更智慧的相处之道？一些为查尔斯辩护的声音浮出水面，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查尔斯是个复杂的人，他有很多地方被曲解了”，尽管“并没有谁待见他”。
戴安娜的一生多少应了“时势造英雄”这句老话。上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的公民意识与日俱增，王室却依然陶醉在旧日荣耀里裹足不前，戴安娜恰恰出现在这样一个急需打破藩篱的时刻。她以美貌博得了世人的好感，通过慈善活动获得了更多拥护，为食古不化的王室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门。
一个细节是，过去几个世纪里，英国王室成员的衣装都是私人定制，没有品牌。而戴安娜频频为时尚品牌代言，拉近了王室与公众的距离，迪奥最有名的“戴妃包”就是她带火的。
然而，真正改变英国王室的，是1997年8月31日深夜的那场致命车祸。戴安娜下葬当天，上百万人伫立在街道两旁致哀，整个英国为她的离去而悲痛，除了王室。女王和查尔斯的冷漠让公众怒不可遏。“告诉我们你在乎！”英国《每日快报》公开向女王喊话。
面对汹涌的民愤，几天后，女王向戴安娜，或者说向全体国民发表了诚恳的悼辞，公众的怒火得以平息。经过这次事件，英国王室学会了危机公关，开始倾听民意。女王还削减开支，一扫奢华形象，效仿戴安娜走起了“亲民”路线。
《纽约时报》提到，戴安娜刚去世的那些日子里，英国人一改平日的沉默，肆意宣泄情绪。白金汉宫门前鲜花堆积如山，成年人在大街上痛哭。“戴妃的死改变了英国王室，也改变了英国人，他们变得更善于表达自我。英国脱欧就是这一转变的结果。”
多年后，戴安娜的大儿子威廉与同样来自民间的凯特举行了婚礼。威廉不再面临“要江山还是美人”的抉择，王室也不再坚持迂腐的择偶标准。由此，门第让位于性格、学识，也许还有爱情。
种种变化都可以归功于戴安娜长盛不衰的影响力，她本人作为新闻搜索关键词的地位可以为证。2017年她的忌日前后，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英国广播公司、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等多家英美主流媒体把关于她的报道放在显著位置。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戴安娜王妃”，英文搜索结果多达2970万条，中文结果也有1300万条。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戴安娜的持久关注，早已悄然超出她生前扮演的角色。著有《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一书的美国作家安德鲁·莫顿认为：“人们多少會把戴安娜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发现，戴安娜面临着和他们相同或相似的困境。她有缺点，也很脆弱，但她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在逆境中坚强前行。”这就是为什么素不相识的人也会为她的死感到难过。在她身上，人们投射的是对自己的情感和希望。
在不同社会地位和身份背景的人眼中，戴安娜的符号性意义各不相同。离开英国王室后，她一度被视为“猎物”遭到无数达官显贵追逐，其中包括现任美国总统。据《今日美国》报报道，特朗普曾对戴安娜发起猛烈的“鲜花攻势”，每束花都价值好几百英镑。有传言称，戴安娜去世后，特朗普告诉旁人，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跟她约会过。
而在普通人心里，命运多舛的戴安娜是“人民的王妃”，更是时代的标志。《1997》一书作者理查德·鲍尔·赛伊德告诉《纽约时报》：对30岁以上的人来说，戴安娜的离去是重大事件，每个人都记得听到她的死讯那一刻的心情。一些年纪更大的人则把戴安娜看作家庭的一员，甚至有人在亲朋好友下葬时，把戴安娜的照片放进灵柩。
然而，在更年轻的一代人当中，戴安娜的影响力要小得多，毕竟“那是我们出生前的事了”。21世纪年轻人的偶像是凯特王妃。《纽约时报》在街头采访到的一位德国游客表示：“我不喜欢血缘政治，但这是英国文化的一部分。”
公众对戴妃的怀念或许会逐渐淡漠，但她生前的至亲好友一直在努力对抗岁月的流逝。哈里王子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母亲“一直是个大孩子”，至今，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她爽朗的笑声和脸上单纯的快乐。威廉王子表示：母亲经常给他们制造惊喜，他小时候，戴安娜曾把他最崇拜的超模辛迪·克劳馥、克里斯蒂·特林顿和娜奥米·坎贝尔请到白金汉宫做客。当时只有十二三岁的小威廉闻讯，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下了楼。
谈到母亲之死带来的影响，威廉说：“幼年丧母这样的沉重打击，要么会毁了你，要么会成就你。我不会让它毁掉我，我希望成长为令她骄傲的人。”威廉最大的遗憾，是与母亲最后一次通话时没有多讲几句———接到电话时，两个小王子正玩得不亦乐乎，没说几句就急着对母亲说：“我能走了吗？”
《时尚》杂志前主编安娜·哈维曾担任戴安娜的时尚顾问16年。在她的印象里，戴安娜最开始没什么主见，一切听从安排。随着时间推移，她愈发自信，开始拒绝不喜欢的衣服。“我问她衣服去哪儿了，她含糊其辞，我想大概是扔了吧。”
戴安娜离婚后，她们两人都觉得重新获得了自由。哈维说，那段时间，她注意到戴安娜的领口更低，裙子也更短了。“她开始建立新生活，我欣赏她积极向上的态度。”哈维还特别提到了戴安娜和超模琳达·埃万杰利斯塔会面时的情景，“戴安娜自己就像个超模。在另一个世界里，谁知道她会不会在T台上走猫步呢？”
（老魏摘自2017年9月6日《青年参考》）
她给世人留下了多元化的记忆。她有贵族血统，却号称“平民王妃”；她是慈善家，又是时尚偶像；她是失败的妻子，又是伟大的母亲；她生前命运多舛，身后却给国家带来了积极的改变。一切正如英国《卫报》所言：“对有些人来说，死亡只是一种相对状态，他们比在世者更有影响力。”
她从不掩饰自己的不完美
无论生前还是身后，戴安娜高贵却不失亲切的公众形象都被世人铭记。镜头里的戴妃永远在微笑，身材高挑健美，穿着优雅得体，是时尚界的宠儿。不幸的婚姻令她获得亿万人同情，对慈善事业的热衷让她的形象更加夺目。
完美无缺的人从来都不存在。戴安娜去世后20年间，无数口口相传的细节为外界呈现出真实的她。“人们创造的‘戴安娜王妃’只是为了填补空白，跟真实的戴安娜并无关系。”《卫报》如此断言。在最新的纪录片《戴安娜，我们的母亲》中，哈里王子坦承，母亲当年只是个“20来岁的普通人”。
哈里王子所言不假。戴安娜出身于没落贵族之家，6岁时父母离异；她没上过大学，做过清洁工，当过保姆；结婚后一度患上焦虑症和厌食症，还因为丈夫的不忠自残。
戴安娜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她曾公开表示，自己不聪明也不贤惠；如堂吉诃德般博爱，但不总是宽容大度；懂得变通，但不可靠；容易陷入迷恋，经常感情用事。
从“普通人戴安娜”转变为“王妃戴安娜”的过程因此充满艰辛。在乡下的成长经历对她进入王室后的生活毫无指导价值。外婆曾不无忧虑地告诫她：“宝贝，你要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幽默感，跟我们截然不同。”
老人的担忧最终成为现实。戴安娜与查尔斯王子的结合并非基于爱情，而是实用主义的产物：王子需要一个符合王室择偶要求的妻子，王妃则憧憬受人景仰的光鲜生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查尔斯当时的情人卡米拉建议他跟戴安娜结婚，因为后者“温顺”。
查尔斯的地下恋情曝光导致戴安娜出走后，舆论一边倒地指责查尔斯。然而，褪去王室的光环，查尔斯和戴安娜是一对与常人别无二致的夫妻。多年后，人们开始思考这桩“世纪婚姻”带给普通人的启示：物质条件的门当户对和精神的门当户对，哪个更重要？隐忍和对抗之间，有没有更智慧的相处之道？一些为查尔斯辩护的声音浮出水面，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查尔斯是个复杂的人，他有很多地方被曲解了”，尽管“并没有谁待见他”。
“戴妃的死改变了英国王室，也改变了英国人”
戴安娜的一生多少应了“时势造英雄”这句老话。上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的公民意识与日俱增，王室却依然陶醉在旧日荣耀里裹足不前，戴安娜恰恰出现在这样一个急需打破藩篱的时刻。她以美貌博得了世人的好感，通过慈善活动获得了更多拥护，为食古不化的王室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门。
一个细节是，过去几个世纪里，英国王室成员的衣装都是私人定制，没有品牌。而戴安娜频频为时尚品牌代言，拉近了王室与公众的距离，迪奥最有名的“戴妃包”就是她带火的。
然而，真正改变英国王室的，是1997年8月31日深夜的那场致命车祸。戴安娜下葬当天，上百万人伫立在街道两旁致哀，整个英国为她的离去而悲痛，除了王室。女王和查尔斯的冷漠让公众怒不可遏。“告诉我们你在乎！”英国《每日快报》公开向女王喊话。
面对汹涌的民愤，几天后，女王向戴安娜，或者说向全体国民发表了诚恳的悼辞，公众的怒火得以平息。经过这次事件，英国王室学会了危机公关，开始倾听民意。女王还削减开支，一扫奢华形象，效仿戴安娜走起了“亲民”路线。
《纽约时报》提到，戴安娜刚去世的那些日子里，英国人一改平日的沉默，肆意宣泄情绪。白金汉宫门前鲜花堆积如山，成年人在大街上痛哭。“戴妃的死改变了英国王室，也改变了英国人，他们变得更善于表达自我。英国脱欧就是这一转变的结果。”
多年后，戴安娜的大儿子威廉与同样来自民间的凯特举行了婚礼。威廉不再面临“要江山还是美人”的抉择，王室也不再坚持迂腐的择偶标准。由此，门第让位于性格、学识，也许还有爱情。
种种变化都可以归功于戴安娜长盛不衰的影响力，她本人作为新闻搜索关键词的地位可以为证。2017年她的忌日前后，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英国广播公司、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等多家英美主流媒体把关于她的报道放在显著位置。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戴安娜王妃”，英文搜索结果多达2970万条，中文结果也有1300万条。
“在她身上，人们投射的是对自己的情感”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戴安娜的持久关注，早已悄然超出她生前扮演的角色。著有《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一书的美国作家安德鲁·莫顿认为：“人们多少會把戴安娜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发现，戴安娜面临着和他们相同或相似的困境。她有缺点，也很脆弱，但她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在逆境中坚强前行。”这就是为什么素不相识的人也会为她的死感到难过。在她身上，人们投射的是对自己的情感和希望。
在不同社会地位和身份背景的人眼中，戴安娜的符号性意义各不相同。离开英国王室后，她一度被视为“猎物”遭到无数达官显贵追逐，其中包括现任美国总统。据《今日美国》报报道，特朗普曾对戴安娜发起猛烈的“鲜花攻势”，每束花都价值好几百英镑。有传言称，戴安娜去世后，特朗普告诉旁人，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跟她约会过。
而在普通人心里，命运多舛的戴安娜是“人民的王妃”，更是时代的标志。《1997》一书作者理查德·鲍尔·赛伊德告诉《纽约时报》：对30岁以上的人来说，戴安娜的离去是重大事件，每个人都记得听到她的死讯那一刻的心情。一些年纪更大的人则把戴安娜看作家庭的一员，甚至有人在亲朋好友下葬时，把戴安娜的照片放进灵柩。
然而，在更年轻的一代人当中，戴安娜的影响力要小得多，毕竟“那是我们出生前的事了”。21世纪年轻人的偶像是凯特王妃。《纽约时报》在街头采访到的一位德国游客表示：“我不喜欢血缘政治，但这是英国文化的一部分。”
公众对戴妃的怀念或许会逐渐淡漠，但她生前的至亲好友一直在努力对抗岁月的流逝。哈里王子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母亲“一直是个大孩子”，至今，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她爽朗的笑声和脸上单纯的快乐。威廉王子表示：母亲经常给他们制造惊喜，他小时候，戴安娜曾把他最崇拜的超模辛迪·克劳馥、克里斯蒂·特林顿和娜奥米·坎贝尔请到白金汉宫做客。当时只有十二三岁的小威廉闻讯，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下了楼。
谈到母亲之死带来的影响，威廉说：“幼年丧母这样的沉重打击，要么会毁了你，要么会成就你。我不会让它毁掉我，我希望成长为令她骄傲的人。”威廉最大的遗憾，是与母亲最后一次通话时没有多讲几句———接到电话时，两个小王子正玩得不亦乐乎，没说几句就急着对母亲说：“我能走了吗？”
《时尚》杂志前主编安娜·哈维曾担任戴安娜的时尚顾问16年。在她的印象里，戴安娜最开始没什么主见，一切听从安排。随着时间推移，她愈发自信，开始拒绝不喜欢的衣服。“我问她衣服去哪儿了，她含糊其辞，我想大概是扔了吧。”
戴安娜离婚后，她们两人都觉得重新获得了自由。哈维说，那段时间，她注意到戴安娜的领口更低，裙子也更短了。“她开始建立新生活，我欣赏她积极向上的态度。”哈维还特别提到了戴安娜和超模琳达·埃万杰利斯塔会面时的情景，“戴安娜自己就像个超模。在另一个世界里，谁知道她会不会在T台上走猫步呢？”
（老魏摘自2017年9月6日《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