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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经学的“复盛”作为清代文论建构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不同层面影响了其发展；而这种影响表现在文论语言的表述上，即以“作论之体”的方式来品评诗文，使得该时期的文论具有传统文论少见的体系性和理论特色。本文以《原诗》为例，从诗歌的“正变”发展观、创作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入手，指出其以“论”为主的学术倾向，并进一步分析经学对清代文论体系性特征的影响。
关键词：经学 清代文论 原诗 体系性
清代作为古代文论的集大成时期，诗赋、小说、戏曲等各类文体在创作数量、思想深度、理论创新等方面都步入繁盛时期。促使清代文论走向繁荣的原因是多方而的，如文学创作之发展、前人理论之积淀、时代发展之要求等，而经学的影响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因为清代经学的“复盛”构成了文论建构发展的最重要思想背景，从而使清代各体文论之建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起源于先秦对于“文”的理解和引申，它与儒家经典具有同源性。传统中国关于文学的最早研究，既见于六经典籍，也发源于讲学关于“六经”文本的研究。经学与文论的关系，二者同把“六经”文本作为最高典范，经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与文论的变革相生相伴。可以说，同以“六经”为对象的文学研究与经学是一个整体，后来文学研究渐渐专门化，从经学中独立出来，但在基本观念上仍受到经学的极大影响。因为，“经学所运作的文化行为，是作为一种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语言阐释的古典阐释学而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经学必然表现为一种对语言艺术——文学进行阐释的诗学理论形态。因此，……经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生成和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
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且在清代尤盛：其一，经学的思想观念对清代各体文论的影响，如在诗学领域，其重要诗学观的提出、经典诗学著述及重要诗论家都受经学思想的影响；而作为清代散文理论的典型代表，桐城派几代人的散文理论始终坚守宋学立场，并吸纳汉学之合理因素而与时俱进。其二，经学为清代文论提供了大量的重要范畴、命题，如“怨刺”、“比兴”、“知人论世”、“忠恕”、“通变”等都为清代文论家所经常运用。其三，经学方法被文论家用于文论阐释和论证，包括“依经立义”、“实证考据”、 “自源达流”等方法，其表现在文论上，即为以作论的方式来品评诗文，使得其诗论具有传统诗文评所少见的体系性和理论色彩。下文便从叶燮《原诗》结构层面的体系化特征入手，分析经学对清代文论“以作论之体来评诗”的论述倾向。
一.叶燮《原诗》的体系性特征概述
《原诗》成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此时清朝正开始进入兴盛时期。在书中，叶燮率先对诗学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并进行理论性建构。这次总结不仅仅是文论层面的，也是其建构并完善儒家诗学的一次尝试，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仆尝有《原诗》一编，以为盈天地间万有不齐之物、之数，总不出乎理、事情三者，故圣人之道自格物始，盖格夫凡物之无不有理、事、情也。为文者，亦格之文之为物而已矣。”（出自《与友人论文书》）[2]268也正是因为有经学思想的渗入，叶燮的《原诗》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体系性和整体性特点。
全书由“内篇”上、下和“外篇”上、下组成，“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出自沈珩《原诗叙》）[3]85重点论述了两大问题：一则是探讨诗的历史发展规律；一则是分析在诗歌创作中，主、客观的互相作用。
关于诗的历史发展，叶燮的核心论点在“变”——“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3]4在指出天地万物始终会存在“变”这一客观事实后，由天地万物延及到诗学领域；同时，他还从宏观角度提出关于诗歌发展的盛衰正变论，即“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3]3
他认为诗歌的“道”是不断发展的，如此自然有盛有衰；当其处于“时有变”的状态下，便开始生变，并且后人“沿习既久”，也会促其发生变化。就《诗经》而言，《风》《雅》便有正有变，这便是“时变”的结果，“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3]7。而后代的诗歌发展变化，除时变之动因外，也在于因沿习已久，后人在创作中会有“踵事增华”的举措，如远古《击壤》等歌谣，“一增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华于魏，自后尽态极妍，争新极妍，千状万态，差别井然”[3]6。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人变得越来越聪明，这种变是不可遏止的：“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致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尽者，得后人精求职，故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3]6。由此而言，‘“变”非但不是对“正”的背离，反而是除“正之积弊”且“救正之衰”。叶燮扭转以往论诗之发展变化时对于“正”“变”的看法，认为其是相对的、互为补充的，为“变”正名，他道：“历考汉魏以来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3]8。
不仅如此，叶燮对诗的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及其辩证关系也作了深刻剖析，这是他吸收、总结前人的有关思想而加以升华，加以系统化的成果。叶燮将创作客体称为“诗之本”，也即所谓“在物之三”。他说：“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赜，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禮乐，饮食男女，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己。”[3]20在叶燮看来，作诗，离不开“在物”之“理事情”，即离不开创作客体，这便是“诗之本”。而创作主体，叶燮称之为“诗人之本”，便是“在我之四”之“才，、“胆”、“识”、“力”——“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谓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称格称律，推求字句，动以法度紧严，扳驳铢两，内既无具，援一古人为门户，藉以压倒众口，究之何尝见古人之真面目，而辨其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之相因哉。”[3]16 对于“在物”与“在我”的关系，叶燮也进行了辩证分析，他说：“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3]23所谓诗的创作，就是要“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真正的诗歌，应当从主客体的碰撞之中，相克相融而产生。
对于诗学本体和诗的审美创造的论述，叶燮同样发挥他的整体性意识。他不满意自古以来的诗论诗评，认为缺乏探求本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原诗·外篇上》：“诗道之不能长振也，由于古今人之诗评杂而无章，纷而不一。六朝之诗，大约沿袭字句，无特立大家之才。其时评而著为文者，如钟嵘，如刘勰，其言不过吞吐抑扬，不能持论。然嵘之言曰‘迩来作者，竞须新事，牵挛补衲，蠹文已甚。’斯言为能中当时、后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斯言为探得本原。此二语外，两人亦无所能为轮也。他如汤惠休‘初日芙蓉’、沈约‘弹丸脱手’之言，差可引申；然俱属一斑之见，终非大家体段。”[3]54在他看来，诗是人的精神领域内的创造活动，“源于物”又“本于心”，是心与物、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互向对方转化的情感运动和审美运动。
除此之外，《原诗》外篇（上、下）论述了诗学领域的其他一些问题，以及对历代著名诗人的创作进行评论，如对诗的审美态势之“陈熟”、“生新”、“苍老”、“波澜”都分别加以论列，以继续论证自身的诗学观念。
总体而言，《原诗》内篇上下两卷，首先从诗的源流、正变讲起，论述关于诗的发展论；接着从主客体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揭示诗歌的本质，建构诗学本体和审美创造的理论体系。外篇上下两卷，以具体例证，评说古今诗歌工拙美恶，从形而下的事例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论层面，提出一系列美学思想。“创辟其识，综贯成一家言”，书中精辟的议论不是出于随感即兴，而是从系统且比较严谨的思路中发出。正如陈良运所说，“其所著《原诗》，实不应该置于‘诗话’之列，因为它是一部自成理论体系又重在诗学基础理论的专著”[4]508。
二.经学对文论体系性特征的影响分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传统诗文评的主流学术特征是：运用形象化文学语言与审美化描述方式来表达其理论观点，使用诗、赋、骈文等文学性文体展开理论建构，“古代文论以论说之体而具诗赋之性，其批评文体的文学化、语言风格的美文化和理论形态的艺术化，共同铸成文论之‘体’的诗性特质”[5]93。这种主流学术特征使古代文论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论”的学术特征。但以《原诗》为代表的清代文论著作，已经渐渐突破破了传统的评诗之体，以“作论之体”评诗，呈现出体系性和理论色彩。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原诗》，说道“虽极纵横博辨之致，是作论之体，非评诗之体也”，认为其“以作论之体”来论诗，并不符合论诗的传统方式。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叶燮在阐述诗学观点时，其思维逻辑有别于传统的诗文评述，而是采用“论”受到经学的影响。
叶燮《原诗》不是就诗学论诗学，而是试图把诗学纳入到哲学框架中，从普遍性原理来推论诗学问题。沈珩为《原诗》作序时指出，“非以诗言诗也；凡天地间日月云物、山川类族之所以动荡，虬龙杳幻、鼪鼯悲啸之所以神奇，皇帝王霸、忠贤节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爱恶好毁之所以彰其机，莫不条引夫端倪，摹画夫毫芒，而以之权衡乎诗之正變与诸家持论之得失”[3]85。他认为，叶燮不是就诗学本身立论，而是把诗学道理与天地间各种事物的道理贯通起来，是在一个大的理论框架中观照诗学问题，使得其诗学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张健曾指出，“在宋代以后，由于诗学家们论诗大多排斥道学家的诗歌，所以一般论诗也不用理学家的理论来论之，而叶燮则将之置入到理学的框架中来讨论，这使得其诗学呈现出新的面貌。”[6]330
其实，“论”的学术特征虽然在古代文论不占据主流地位，但仍有一席之地，而经学正是古代文论能够存在这种学术特征的原因。一方面，从语言层面看，经学中的文论著述体现出了鲜明的理论化语言特色，经学典籍中的文论文献及经学家关于文论的著述，都通过运用理论化语言而赋予了古代文论以“论”为主的学术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经学在古代学术中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其以“论”为主的理论表达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渗透到文论中，从而对文论以“论”为本的学术特色产生影响，也大大强化了古代文论“论述”性的学术特色。
由此可见，在清代经学“复盛”的背景之下，这一时期的文论无论从观点阐述还是从理论建构上，都受到经学很深的影响，表现之一便是其在文论中展现出的以“论”为主的学术倾向和体系性特征。这也为分析这一时期的文论特色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和思考空间。
三.余论
清代是经学的复兴期，皮锡瑞评清代经学云：“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7]214。经学的“复盛”为清代文论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动力，因为以汉学、宋学为主体的清代经学始终是有清一代的主流思想。从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著名学人清算空疏之“心学”而提倡实学救国，程朱理学地位得到恢复，从而使宋学取得优势；到乾嘉时期朴学兴起，汉学居于强势而盛行；再到晚清时期由于异族的入侵从而促使汉、宋学之争论趋于缓解，贯穿整个清代并以汉、宋学之争为特色的经学构成了清代文论建构发展最重要的思想背景。经学思想不可避免地渗透于诗文、词赋、小说、戏曲各体文学理论领域，。
而经学对清代文论的种种影响也告诉世人，立足于经学立场来透视清代文论的发展脉络，重新认识与评价清代文论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构成，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清代文论的思想精髓、建构方式和学术特色。
参考文献
[1]杨乃乔﹒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J]﹒中国社会科学，1995，06：142—153
[2]王运熙、顾易生 主编﹒清代文论选 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清）叶燮 著、霍松林 校注﹒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5]李建中﹒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6]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作者介绍：崔宣萱，山西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诗学）
关键词：经学 清代文论 原诗 体系性
清代作为古代文论的集大成时期，诗赋、小说、戏曲等各类文体在创作数量、思想深度、理论创新等方面都步入繁盛时期。促使清代文论走向繁荣的原因是多方而的，如文学创作之发展、前人理论之积淀、时代发展之要求等，而经学的影响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因为清代经学的“复盛”构成了文论建构发展的最重要思想背景，从而使清代各体文论之建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起源于先秦对于“文”的理解和引申，它与儒家经典具有同源性。传统中国关于文学的最早研究，既见于六经典籍，也发源于讲学关于“六经”文本的研究。经学与文论的关系，二者同把“六经”文本作为最高典范，经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与文论的变革相生相伴。可以说，同以“六经”为对象的文学研究与经学是一个整体，后来文学研究渐渐专门化，从经学中独立出来，但在基本观念上仍受到经学的极大影响。因为，“经学所运作的文化行为，是作为一种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语言阐释的古典阐释学而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经学必然表现为一种对语言艺术——文学进行阐释的诗学理论形态。因此，……经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生成和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
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且在清代尤盛：其一，经学的思想观念对清代各体文论的影响，如在诗学领域，其重要诗学观的提出、经典诗学著述及重要诗论家都受经学思想的影响；而作为清代散文理论的典型代表，桐城派几代人的散文理论始终坚守宋学立场，并吸纳汉学之合理因素而与时俱进。其二，经学为清代文论提供了大量的重要范畴、命题，如“怨刺”、“比兴”、“知人论世”、“忠恕”、“通变”等都为清代文论家所经常运用。其三，经学方法被文论家用于文论阐释和论证，包括“依经立义”、“实证考据”、 “自源达流”等方法，其表现在文论上，即为以作论的方式来品评诗文，使得其诗论具有传统诗文评所少见的体系性和理论色彩。下文便从叶燮《原诗》结构层面的体系化特征入手，分析经学对清代文论“以作论之体来评诗”的论述倾向。
一.叶燮《原诗》的体系性特征概述
《原诗》成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此时清朝正开始进入兴盛时期。在书中，叶燮率先对诗学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并进行理论性建构。这次总结不仅仅是文论层面的，也是其建构并完善儒家诗学的一次尝试，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仆尝有《原诗》一编，以为盈天地间万有不齐之物、之数，总不出乎理、事情三者，故圣人之道自格物始，盖格夫凡物之无不有理、事、情也。为文者，亦格之文之为物而已矣。”（出自《与友人论文书》）[2]268也正是因为有经学思想的渗入，叶燮的《原诗》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体系性和整体性特点。
全书由“内篇”上、下和“外篇”上、下组成，“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出自沈珩《原诗叙》）[3]85重点论述了两大问题：一则是探讨诗的历史发展规律；一则是分析在诗歌创作中，主、客观的互相作用。
关于诗的历史发展，叶燮的核心论点在“变”——“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3]4在指出天地万物始终会存在“变”这一客观事实后，由天地万物延及到诗学领域；同时，他还从宏观角度提出关于诗歌发展的盛衰正变论，即“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3]3
他认为诗歌的“道”是不断发展的，如此自然有盛有衰；当其处于“时有变”的状态下，便开始生变，并且后人“沿习既久”，也会促其发生变化。就《诗经》而言，《风》《雅》便有正有变，这便是“时变”的结果，“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3]7。而后代的诗歌发展变化，除时变之动因外，也在于因沿习已久，后人在创作中会有“踵事增华”的举措，如远古《击壤》等歌谣，“一增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华于魏，自后尽态极妍，争新极妍，千状万态，差别井然”[3]6。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人变得越来越聪明，这种变是不可遏止的：“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致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尽者，得后人精求职，故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3]6。由此而言，‘“变”非但不是对“正”的背离，反而是除“正之积弊”且“救正之衰”。叶燮扭转以往论诗之发展变化时对于“正”“变”的看法，认为其是相对的、互为补充的，为“变”正名，他道：“历考汉魏以来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3]8。
不仅如此，叶燮对诗的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及其辩证关系也作了深刻剖析，这是他吸收、总结前人的有关思想而加以升华，加以系统化的成果。叶燮将创作客体称为“诗之本”，也即所谓“在物之三”。他说：“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赜，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禮乐，饮食男女，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己。”[3]20在叶燮看来，作诗，离不开“在物”之“理事情”，即离不开创作客体，这便是“诗之本”。而创作主体，叶燮称之为“诗人之本”，便是“在我之四”之“才，、“胆”、“识”、“力”——“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谓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称格称律，推求字句，动以法度紧严，扳驳铢两，内既无具，援一古人为门户，藉以压倒众口，究之何尝见古人之真面目，而辨其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之相因哉。”[3]16 对于“在物”与“在我”的关系，叶燮也进行了辩证分析，他说：“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3]23所谓诗的创作，就是要“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真正的诗歌，应当从主客体的碰撞之中，相克相融而产生。
对于诗学本体和诗的审美创造的论述，叶燮同样发挥他的整体性意识。他不满意自古以来的诗论诗评，认为缺乏探求本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原诗·外篇上》：“诗道之不能长振也，由于古今人之诗评杂而无章，纷而不一。六朝之诗，大约沿袭字句，无特立大家之才。其时评而著为文者，如钟嵘，如刘勰，其言不过吞吐抑扬，不能持论。然嵘之言曰‘迩来作者，竞须新事，牵挛补衲，蠹文已甚。’斯言为能中当时、后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斯言为探得本原。此二语外，两人亦无所能为轮也。他如汤惠休‘初日芙蓉’、沈约‘弹丸脱手’之言，差可引申；然俱属一斑之见，终非大家体段。”[3]54在他看来，诗是人的精神领域内的创造活动，“源于物”又“本于心”，是心与物、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互向对方转化的情感运动和审美运动。
除此之外，《原诗》外篇（上、下）论述了诗学领域的其他一些问题，以及对历代著名诗人的创作进行评论，如对诗的审美态势之“陈熟”、“生新”、“苍老”、“波澜”都分别加以论列，以继续论证自身的诗学观念。
总体而言，《原诗》内篇上下两卷，首先从诗的源流、正变讲起，论述关于诗的发展论；接着从主客体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揭示诗歌的本质，建构诗学本体和审美创造的理论体系。外篇上下两卷，以具体例证，评说古今诗歌工拙美恶，从形而下的事例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论层面，提出一系列美学思想。“创辟其识，综贯成一家言”，书中精辟的议论不是出于随感即兴，而是从系统且比较严谨的思路中发出。正如陈良运所说，“其所著《原诗》，实不应该置于‘诗话’之列，因为它是一部自成理论体系又重在诗学基础理论的专著”[4]508。
二.经学对文论体系性特征的影响分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传统诗文评的主流学术特征是：运用形象化文学语言与审美化描述方式来表达其理论观点，使用诗、赋、骈文等文学性文体展开理论建构，“古代文论以论说之体而具诗赋之性，其批评文体的文学化、语言风格的美文化和理论形态的艺术化，共同铸成文论之‘体’的诗性特质”[5]93。这种主流学术特征使古代文论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论”的学术特征。但以《原诗》为代表的清代文论著作，已经渐渐突破破了传统的评诗之体，以“作论之体”评诗，呈现出体系性和理论色彩。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原诗》，说道“虽极纵横博辨之致，是作论之体，非评诗之体也”，认为其“以作论之体”来论诗，并不符合论诗的传统方式。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叶燮在阐述诗学观点时，其思维逻辑有别于传统的诗文评述，而是采用“论”受到经学的影响。
叶燮《原诗》不是就诗学论诗学，而是试图把诗学纳入到哲学框架中，从普遍性原理来推论诗学问题。沈珩为《原诗》作序时指出，“非以诗言诗也；凡天地间日月云物、山川类族之所以动荡，虬龙杳幻、鼪鼯悲啸之所以神奇，皇帝王霸、忠贤节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爱恶好毁之所以彰其机，莫不条引夫端倪，摹画夫毫芒，而以之权衡乎诗之正變与诸家持论之得失”[3]85。他认为，叶燮不是就诗学本身立论，而是把诗学道理与天地间各种事物的道理贯通起来，是在一个大的理论框架中观照诗学问题，使得其诗学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张健曾指出，“在宋代以后，由于诗学家们论诗大多排斥道学家的诗歌，所以一般论诗也不用理学家的理论来论之，而叶燮则将之置入到理学的框架中来讨论，这使得其诗学呈现出新的面貌。”[6]330
其实，“论”的学术特征虽然在古代文论不占据主流地位，但仍有一席之地，而经学正是古代文论能够存在这种学术特征的原因。一方面，从语言层面看，经学中的文论著述体现出了鲜明的理论化语言特色，经学典籍中的文论文献及经学家关于文论的著述，都通过运用理论化语言而赋予了古代文论以“论”为主的学术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经学在古代学术中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其以“论”为主的理论表达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渗透到文论中，从而对文论以“论”为本的学术特色产生影响，也大大强化了古代文论“论述”性的学术特色。
由此可见，在清代经学“复盛”的背景之下，这一时期的文论无论从观点阐述还是从理论建构上，都受到经学很深的影响，表现之一便是其在文论中展现出的以“论”为主的学术倾向和体系性特征。这也为分析这一时期的文论特色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和思考空间。
三.余论
清代是经学的复兴期，皮锡瑞评清代经学云：“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7]214。经学的“复盛”为清代文论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动力，因为以汉学、宋学为主体的清代经学始终是有清一代的主流思想。从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著名学人清算空疏之“心学”而提倡实学救国，程朱理学地位得到恢复，从而使宋学取得优势；到乾嘉时期朴学兴起，汉学居于强势而盛行；再到晚清时期由于异族的入侵从而促使汉、宋学之争论趋于缓解，贯穿整个清代并以汉、宋学之争为特色的经学构成了清代文论建构发展最重要的思想背景。经学思想不可避免地渗透于诗文、词赋、小说、戏曲各体文学理论领域，。
而经学对清代文论的种种影响也告诉世人，立足于经学立场来透视清代文论的发展脉络，重新认识与评价清代文论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构成，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清代文论的思想精髓、建构方式和学术特色。
参考文献
[1]杨乃乔﹒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J]﹒中国社会科学，1995，06：142—153
[2]王运熙、顾易生 主编﹒清代文论选 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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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崔宣萱，山西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