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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马丽华以青春的激情和对雪域大地的热爱走上青藏高原，从此她将青春韶华与西藏共，即使是后来回到了内地，她的创作也与西藏密切相关。她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地域风貌和审美特征，特别是其系列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可谓是文学与人类学结合的典范之作，格勒博士称其“在文学与人类学两座高耸的悬崖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作为“西藏的马丽华”，她对西藏满怀深情，她孜孜不倦地呈现西藏，回馈着西藏。然而文学评论界对马丽华的评价大多只关注到其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走过西藏》系列文化散文，忽略了在此之后她在文学创作上的开拓与探求，以及她在学术领域内的深入挖掘。本人试图通过访谈的方式，希望能够较为全面地回顾与展现这位优秀作家的创作心路和审美探求。
徐琴：1988年，您的诗集《我的太阳》出版，在诗歌《总是这草原》中写道：“是谁招呼了一声，人往高处走啊！我们一群就这么来了……在那小小的草原之上，有一部大大的诗集，这诗集中最浪漫的一页，由我们一群执笔，我们写上山野，写上风沙，写上生生死死！”诗歌中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激情。在周星为您《灵魂像风》所作序中，称《追你到高原》（散文集）和《我的太阳》（诗集）为代表是您创作的浪漫主义时期，可否谈谈您初到高原时的状况和早期的创作？
马丽华：说到早期作品，最早是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追你到高原》。现在回看只能算是习作，很惭愧让读者陪伴我成长。诗歌确实是我文学生涯较早的一个阶梯，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诗集《我的太阳》，更像是为我的诗歌创作画上的句号——虽然直到1990年代末期还有过零星诗作，但个人的诗歌经历基本就在那时终结。回想这一阶段，反映了两个共性：其一是时代共性。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来临，新时期文学兴起之初，诗歌充当先锋打了头阵;其二是人生的共性。诗歌更多属于年轻人，我也并不例外，然后走过青春岁月就不写了，也属正常。然而诗歌训练是必要的，首先是思维训练，是浓缩的、凝炼的、飞升的;其次，还体现在日后行文中的诗意表达;此外，很重要的是文字训练，节奏感、韵律感，潜移默化在字里行间。我时常感念这一长达十年的诗歌实践，对于后来的写作的良好影响是肯定的。
徐琴：《藏北游历》是您参与策划和拍摄大型人文艺术影片《万里藏北》时走遍藏北所留下的文字记忆，这是您“走过西藏”系列的第一部吧？“今天已进入1989年11月的中旬，拉萨初冬的天空晴好又高远，阳光自大玻璃窗明亮地照射进来，房间里充溢着好闻的太阳的特有气味。我喜欢在暖洋洋的阳光中让思潮散慢地涌流或随意地静止。”这是1989年您在《藏北游历》后记中的话语，当我读到这段话时，仿佛看到年轻的您在经过一次次艰辛但充满生命激情的走访后，以文字的形式呈现藏北的喜悦之情。您说“藏北于我，不仅仅再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意味，一种境界。”可以谈谈您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程吗？
马丽华：《藏北游历》还有《灵魂像风》都是因为拍那个纪录专题片，才有了机会走那么多地方。《藏北游历》最初成稿时，并未考虑还要一本一本写下去，没有刻意去设计。只是后来一直在西藏走来走去，正所谓“走过，看过，写过”，渐渐形成了四本书的阵容，规模效应，算是早期代表作。
回到提问，第一本为何是藏北，这是因为进藏后最先熟悉起来的反而是藏北高原，而且藏北的高寒牧场、藏北的牧民，特别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状态，都跟我以往的生活经验反差很大。我生长在山东，那里的乡村是典型的农区，跟西藏的乡村虽有不同，但是春种秋收的农事活动大致差不多，而藏北从自然面貌到生存面貌都是那样地与众不同。我首先是被这种新鲜感吸引了，于是带了一些猎奇色彩的《藏北游历》最先问世。《藏北游历》先是发表在《西北军事文学》，1990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在北京召开作品研讨会。评论家雷达先生在研讨发言中指出，这部长篇散文是中国文坛的稀缺之物，文体上的创新是没有先例的，总之评价比较高。
徐琴：上世纪90年代，您的长篇文化散文《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结集为《走过西藏》出版，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这本大书的出版对您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您如何看待当时的热烈反响？它是您的代表之作，但还是听得出您似乎不甚满意，可否谈一下您的想法？
马丽华：1990年出版《藏北游历》，1992年出版《西行阿里》，199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灵魂像风》的同时，索性把这三本书又合成一本《走过西藏》，先后改版重印了十几次，发行量挺大的，1997年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优秀畅销书。當然，一本书的命运与当时的形势大背景分不开。其时改革开放促使西藏旅游业兴起，西藏也是急于想向外界展示自己，《走过西藏》可谓应运而生啊，然后多多少少承担了导游书的功能。“走过西藏”系列的这三本书，后来包括第四本《藏东红山脉》，分别在港、台出过繁体版，还有《藏北游历》和《灵魂像风》已出英文版。
我表示过不太满意这批作品吗？好像并非如此。就当时的那种条件和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有机会我还是要尽可能完善它们。现在我正在做着这项工作，修订再版这四本书。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就这样慢慢地删改啊补充啊，当然也不能乱改，还是要在保持当年基本面貌的前提下，用加注的方式把后续发生的故事尽量作以提示，以追踪体现连续性，使之既有当年现场的即视感，又可见最近二三十年间生活之流的绵延，甚至翻天覆地的改变。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某些行政沿革，如昌都、山南、那曲都由地区改称为市了，当时的双湖是个特别区，现在又叫双湖县了，这些简单的情况变化要介绍。进一步的工作具有“跟踪”性质，例如2001年在昌都采写《藏东红山脉》，三岩正在进行生态移民搬迁，从昌都搬到林芝。几年后我去林芝顺访了他们，看看过得怎么样啊。再过几年，又去打听一番，把了解到的情况补充进去。
重大改变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最近我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藏北高原纵深的双湖县嘎措乡，已然举乡搬迁至山南市贡嘎县，不由得感慨万千。我在《藏北游历》和《十年藏北》中对这个乡多有表现，他们是1970年代从申扎县举乡长途迁移，“开发无人区”，40多年后再次举乡南下，为的是撤离羌塘自然保护区，到气候环境更好的地方开创新生活。类似的改变还有拉萨河畔的查古村，《灵魂像风》第一章，1992年从春耕到秋收，我们跟拍了大半年;2000年我又去那里度过一个藏历新年。没想到的是，几年以后这个村庄却消失了——柳梧乡包括查古村的土地上建成拉萨火车站。2015年我再去走访，恰值望果节，村民虽然都成了城里人，但是望果节依旧歌舞演出三天，以此表达乡愁。这些情况我都改写在最后一章，替换掉原先的文字。 马丽华：《青藏苍茫》《青藏光芒》一脉相承，让我倾注了相当多的心力和时间。首先，这也是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地球科学，且是涉及了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前世今生，对于这一领域进行文学化的科普转述，廣义而言，符合我的理想，那就是全方位、多层面地展示西藏。1998年一整年的采访写作完成了《青藏苍茫》，表现的是老一代青藏科考队员的风采，接续到本次采访，认识了一大批年轻专家，了解到青藏科考与时俱进的新内容。
印象深刻的是，回想20多年前最初接受采写任务开始，我就被青藏高原的科学魅力所吸引，为探索者前赴后继的努力所折服。通过多年的追访和跟访，从《青藏苍茫》到《青藏光芒》一路看过写过，不意间成为一项事业成长壮大的见证人记录者，何其有幸。格外幸运的是2015年那次西藏之行，跟随年过八旬的青藏科考队老队长孙鸿烈院士，重返他阔别了42年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我被安排与孙先生和姚院士这两位从前和当前的青藏研究领军人物同车而行，一部伟大历程就仿佛被浓缩在狭小空间，现在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一个富有寓意的时刻。
徐琴：您还有学术著作《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在这部著作中呈现了您对西藏文学发展的独特思考，既有学者的审慎考察，又有蓬勃的才情和个人精神的展现，是研究西藏文学的必读之书。能谈下您写作这部学术著作的缘由吗？这部著作显现了您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在著作中您说“西藏的文化大而厚，西藏的文学小而薄”，能具体地谈一下这句话的意蕴吗？
马丽华：上世纪90年代写作出版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涉及西藏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历程，更多新时期文学的介绍。作为一线参与者又是写作者，掌握的情况较多，可说是如数家珍。但是我非学者，文学化、随意性强了些，所以算不上严谨的学术论著。类似“西藏的文化大而厚，西藏的文学小而薄”的提法，可见足够随意，实际上是在上溯历史时期，寻找纯文学而少见时，即兴发出的感慨吧！总之这类问题可以探讨。
徐琴：您的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开掘，《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这部著作文采斐然，有着浓厚的史学背景，将历史和传说娓娓道来，已臻化境。您在后记中说，这本书的写作从内容到写法对作者都是新经验，能谈一下吗？
马丽华：《风化成典》这本书的写作历时两年，从内容到写法对我来说都是新经验。内容上需要考察一些之前不熟悉的地方，写法上也因业余为之，时断时续，经过一个化入化出的过程。雷达先生认为这是一本“集历史、传说、散文于一体，把知识与考古，宗教史与人情，远古与现代性杂糅到了难以命名和分类的书。”
徐琴：您的文学创作从总体来看，有着一种雄奇、悲壮和苍凉的审美风格，这一切与您的写作内容有关，也与您个体的生命认知有着密切的联系，您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我对幸福未曾心醉神迷过，苦难却常使我惊醒。我始终认为，缺乏苦难，人生将剥落全部光彩，幸福更无从谈起，要是有一百次机会让我选择，第一百零一次我仍然选择苦难。”走过苍茫的岁月长河，您现在如何看待您作品这种审美风格的形成，您又是如何看待生命中的苦难呢？
马丽华：渴望苦难，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啊，我就觉得特别矫情，这篇文章里谈渴望苦难，后来不知道有多少家刊物都在反复的收录这个。后来我都急了，我就说渴望苦难的这个题目现在看就是多么矫情吧，尤其到了这个年龄，经历了很多，你还说渴望苦难，那不可能吧，苦难都被淹没了，渴望幸福是我现在的主旋律。“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嘛，那个不算什么苦难。
徐琴：您的才情与努力都与西藏相关，您也往往被称“西藏的马丽华”。回首往昔，您认为您与西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马丽华：说到与西藏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通过《走过西藏》了解了西藏，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当年去西藏的人很少，但是现在很多人去过西藏，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西藏，写的都不一样，也更加地多元了。但是我认为时间跨度是很重要的，作为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场”者的书写，自有其价值。“西藏的马丽华”，的确是比较准确的定位，是对我多年西藏工作和写作的褒奖，我也以此为荣。
徐琴：您目前还有什么文学创作计划，能介绍一下吗？
马丽华：暂时没有新的创作计划，当下手头正在进行着的，就是《走过西藏》四本书修订版文字部分的扫尾工作。
徐琴：马老师，针对这次采访您还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读者谈的吗？
马丽华：针对这次采访，我想要谈的主要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很多人都说我在西藏待了很多年，但是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在西藏其实是待了27年，而不是写《走过西藏》那个时候说的18年。我先是在西藏待了27年，然后从西藏回来，还是为了西藏的工作，总共40多年吧。到退休以后其实还是在做着西藏的工作啊，也都写着西藏的文章。所以你说的这个青春啊，这个一生的交付啊，都有些夸张了。我觉得其实青春不管你在哪里，青春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青春都是要被挥洒的，关键是要有价值，我觉得在西藏这种付出是很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就是文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方面，我自己回顾和归纳了一下，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我力图呈现西藏乃至青藏高原的方方面面，在各种体裁和文体的尝试，各种题材的发掘，写作领域的开拓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探求。我觉得在西藏纪实文学创作方面，是没有像我这样尝试那么多的。
徐琴：十分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徐琴：1988年，您的诗集《我的太阳》出版，在诗歌《总是这草原》中写道：“是谁招呼了一声，人往高处走啊！我们一群就这么来了……在那小小的草原之上，有一部大大的诗集，这诗集中最浪漫的一页，由我们一群执笔，我们写上山野，写上风沙，写上生生死死！”诗歌中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激情。在周星为您《灵魂像风》所作序中，称《追你到高原》（散文集）和《我的太阳》（诗集）为代表是您创作的浪漫主义时期，可否谈谈您初到高原时的状况和早期的创作？
马丽华：说到早期作品，最早是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追你到高原》。现在回看只能算是习作，很惭愧让读者陪伴我成长。诗歌确实是我文学生涯较早的一个阶梯，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诗集《我的太阳》，更像是为我的诗歌创作画上的句号——虽然直到1990年代末期还有过零星诗作，但个人的诗歌经历基本就在那时终结。回想这一阶段，反映了两个共性：其一是时代共性。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来临，新时期文学兴起之初，诗歌充当先锋打了头阵;其二是人生的共性。诗歌更多属于年轻人，我也并不例外，然后走过青春岁月就不写了，也属正常。然而诗歌训练是必要的，首先是思维训练，是浓缩的、凝炼的、飞升的;其次，还体现在日后行文中的诗意表达;此外，很重要的是文字训练，节奏感、韵律感，潜移默化在字里行间。我时常感念这一长达十年的诗歌实践，对于后来的写作的良好影响是肯定的。
徐琴：《藏北游历》是您参与策划和拍摄大型人文艺术影片《万里藏北》时走遍藏北所留下的文字记忆，这是您“走过西藏”系列的第一部吧？“今天已进入1989年11月的中旬，拉萨初冬的天空晴好又高远，阳光自大玻璃窗明亮地照射进来，房间里充溢着好闻的太阳的特有气味。我喜欢在暖洋洋的阳光中让思潮散慢地涌流或随意地静止。”这是1989年您在《藏北游历》后记中的话语，当我读到这段话时，仿佛看到年轻的您在经过一次次艰辛但充满生命激情的走访后，以文字的形式呈现藏北的喜悦之情。您说“藏北于我，不仅仅再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意味，一种境界。”可以谈谈您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程吗？
马丽华：《藏北游历》还有《灵魂像风》都是因为拍那个纪录专题片，才有了机会走那么多地方。《藏北游历》最初成稿时，并未考虑还要一本一本写下去，没有刻意去设计。只是后来一直在西藏走来走去，正所谓“走过，看过，写过”，渐渐形成了四本书的阵容，规模效应，算是早期代表作。
回到提问，第一本为何是藏北，这是因为进藏后最先熟悉起来的反而是藏北高原，而且藏北的高寒牧场、藏北的牧民，特别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状态，都跟我以往的生活经验反差很大。我生长在山东，那里的乡村是典型的农区，跟西藏的乡村虽有不同，但是春种秋收的农事活动大致差不多，而藏北从自然面貌到生存面貌都是那样地与众不同。我首先是被这种新鲜感吸引了，于是带了一些猎奇色彩的《藏北游历》最先问世。《藏北游历》先是发表在《西北军事文学》，1990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在北京召开作品研讨会。评论家雷达先生在研讨发言中指出，这部长篇散文是中国文坛的稀缺之物，文体上的创新是没有先例的，总之评价比较高。
徐琴：上世纪90年代，您的长篇文化散文《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结集为《走过西藏》出版，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这本大书的出版对您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您如何看待当时的热烈反响？它是您的代表之作，但还是听得出您似乎不甚满意，可否谈一下您的想法？
马丽华：1990年出版《藏北游历》，1992年出版《西行阿里》，199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灵魂像风》的同时，索性把这三本书又合成一本《走过西藏》，先后改版重印了十几次，发行量挺大的，1997年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优秀畅销书。當然，一本书的命运与当时的形势大背景分不开。其时改革开放促使西藏旅游业兴起，西藏也是急于想向外界展示自己，《走过西藏》可谓应运而生啊，然后多多少少承担了导游书的功能。“走过西藏”系列的这三本书，后来包括第四本《藏东红山脉》，分别在港、台出过繁体版，还有《藏北游历》和《灵魂像风》已出英文版。
我表示过不太满意这批作品吗？好像并非如此。就当时的那种条件和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有机会我还是要尽可能完善它们。现在我正在做着这项工作，修订再版这四本书。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就这样慢慢地删改啊补充啊，当然也不能乱改，还是要在保持当年基本面貌的前提下，用加注的方式把后续发生的故事尽量作以提示，以追踪体现连续性，使之既有当年现场的即视感，又可见最近二三十年间生活之流的绵延，甚至翻天覆地的改变。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某些行政沿革，如昌都、山南、那曲都由地区改称为市了，当时的双湖是个特别区，现在又叫双湖县了，这些简单的情况变化要介绍。进一步的工作具有“跟踪”性质，例如2001年在昌都采写《藏东红山脉》，三岩正在进行生态移民搬迁，从昌都搬到林芝。几年后我去林芝顺访了他们，看看过得怎么样啊。再过几年，又去打听一番，把了解到的情况补充进去。
重大改变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最近我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藏北高原纵深的双湖县嘎措乡，已然举乡搬迁至山南市贡嘎县，不由得感慨万千。我在《藏北游历》和《十年藏北》中对这个乡多有表现，他们是1970年代从申扎县举乡长途迁移，“开发无人区”，40多年后再次举乡南下，为的是撤离羌塘自然保护区，到气候环境更好的地方开创新生活。类似的改变还有拉萨河畔的查古村，《灵魂像风》第一章，1992年从春耕到秋收，我们跟拍了大半年;2000年我又去那里度过一个藏历新年。没想到的是，几年以后这个村庄却消失了——柳梧乡包括查古村的土地上建成拉萨火车站。2015年我再去走访，恰值望果节，村民虽然都成了城里人，但是望果节依旧歌舞演出三天，以此表达乡愁。这些情况我都改写在最后一章，替换掉原先的文字。 马丽华：《青藏苍茫》《青藏光芒》一脉相承，让我倾注了相当多的心力和时间。首先，这也是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地球科学，且是涉及了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前世今生，对于这一领域进行文学化的科普转述，廣义而言，符合我的理想，那就是全方位、多层面地展示西藏。1998年一整年的采访写作完成了《青藏苍茫》，表现的是老一代青藏科考队员的风采，接续到本次采访，认识了一大批年轻专家，了解到青藏科考与时俱进的新内容。
印象深刻的是，回想20多年前最初接受采写任务开始，我就被青藏高原的科学魅力所吸引，为探索者前赴后继的努力所折服。通过多年的追访和跟访，从《青藏苍茫》到《青藏光芒》一路看过写过，不意间成为一项事业成长壮大的见证人记录者，何其有幸。格外幸运的是2015年那次西藏之行，跟随年过八旬的青藏科考队老队长孙鸿烈院士，重返他阔别了42年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我被安排与孙先生和姚院士这两位从前和当前的青藏研究领军人物同车而行，一部伟大历程就仿佛被浓缩在狭小空间，现在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一个富有寓意的时刻。
徐琴：您还有学术著作《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在这部著作中呈现了您对西藏文学发展的独特思考，既有学者的审慎考察，又有蓬勃的才情和个人精神的展现，是研究西藏文学的必读之书。能谈下您写作这部学术著作的缘由吗？这部著作显现了您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在著作中您说“西藏的文化大而厚，西藏的文学小而薄”，能具体地谈一下这句话的意蕴吗？
马丽华：上世纪90年代写作出版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涉及西藏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历程，更多新时期文学的介绍。作为一线参与者又是写作者，掌握的情况较多，可说是如数家珍。但是我非学者，文学化、随意性强了些，所以算不上严谨的学术论著。类似“西藏的文化大而厚，西藏的文学小而薄”的提法，可见足够随意，实际上是在上溯历史时期，寻找纯文学而少见时，即兴发出的感慨吧！总之这类问题可以探讨。
徐琴：您的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开掘，《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这部著作文采斐然，有着浓厚的史学背景，将历史和传说娓娓道来，已臻化境。您在后记中说，这本书的写作从内容到写法对作者都是新经验，能谈一下吗？
马丽华：《风化成典》这本书的写作历时两年，从内容到写法对我来说都是新经验。内容上需要考察一些之前不熟悉的地方，写法上也因业余为之，时断时续，经过一个化入化出的过程。雷达先生认为这是一本“集历史、传说、散文于一体，把知识与考古，宗教史与人情，远古与现代性杂糅到了难以命名和分类的书。”
徐琴：您的文学创作从总体来看，有着一种雄奇、悲壮和苍凉的审美风格，这一切与您的写作内容有关，也与您个体的生命认知有着密切的联系，您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我对幸福未曾心醉神迷过，苦难却常使我惊醒。我始终认为，缺乏苦难，人生将剥落全部光彩，幸福更无从谈起，要是有一百次机会让我选择，第一百零一次我仍然选择苦难。”走过苍茫的岁月长河，您现在如何看待您作品这种审美风格的形成，您又是如何看待生命中的苦难呢？
马丽华：渴望苦难，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啊，我就觉得特别矫情，这篇文章里谈渴望苦难，后来不知道有多少家刊物都在反复的收录这个。后来我都急了，我就说渴望苦难的这个题目现在看就是多么矫情吧，尤其到了这个年龄，经历了很多，你还说渴望苦难，那不可能吧，苦难都被淹没了，渴望幸福是我现在的主旋律。“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嘛，那个不算什么苦难。
徐琴：您的才情与努力都与西藏相关，您也往往被称“西藏的马丽华”。回首往昔，您认为您与西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马丽华：说到与西藏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通过《走过西藏》了解了西藏，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当年去西藏的人很少，但是现在很多人去过西藏，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西藏，写的都不一样，也更加地多元了。但是我认为时间跨度是很重要的，作为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场”者的书写，自有其价值。“西藏的马丽华”，的确是比较准确的定位，是对我多年西藏工作和写作的褒奖，我也以此为荣。
徐琴：您目前还有什么文学创作计划，能介绍一下吗？
马丽华：暂时没有新的创作计划，当下手头正在进行着的，就是《走过西藏》四本书修订版文字部分的扫尾工作。
徐琴：马老师，针对这次采访您还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读者谈的吗？
马丽华：针对这次采访，我想要谈的主要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很多人都说我在西藏待了很多年，但是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在西藏其实是待了27年，而不是写《走过西藏》那个时候说的18年。我先是在西藏待了27年，然后从西藏回来，还是为了西藏的工作，总共40多年吧。到退休以后其实还是在做着西藏的工作啊，也都写着西藏的文章。所以你说的这个青春啊，这个一生的交付啊，都有些夸张了。我觉得其实青春不管你在哪里，青春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青春都是要被挥洒的，关键是要有价值，我觉得在西藏这种付出是很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就是文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方面，我自己回顾和归纳了一下，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我力图呈现西藏乃至青藏高原的方方面面，在各种体裁和文体的尝试，各种题材的发掘，写作领域的开拓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探求。我觉得在西藏纪实文学创作方面，是没有像我这样尝试那么多的。
徐琴：十分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