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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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号之制,是皇帝制度在唐代的新发展。唐朝之后,宋、辽、西夏甚至渤海国,都继承了尊号之制,甚至一直到清朝都有回响。表面上看,尊号只涉及皇帝,但事关政治理念和统治政策,并形成了一套程序性制度,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尊号之制创始于武则天,武周给唐朝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也有制度创设。利用尊号展现新政治理念,从此成为唐朝政治的一个新现象。尊号之制,绝非单纯的朝廷政治游戏,因为与大赦联结在一起,从而成为政治宣导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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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项目基金重大项目“唐大诏令编年考证”(17XNL01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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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号之制,是皇帝制度在唐代的新发展。唐朝之后,宋、辽、西夏甚至渤海国,都继承了尊号之制,甚至一直到清朝都有回响。表面上看,尊号只涉及皇帝,但事关政治理念和统治政策,并形成了一套程序性制度,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尊号之制创始于武则天,武周给唐朝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也有制度创设。利用尊号展现新政治理念,从此成为唐朝政治的一个新现象。尊号之制,绝非单纯的朝廷政治游戏,因为与大赦联结在一起,从而成为政治宣导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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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记李渊于晋阳起兵后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事云:“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①《通鉴考异》分别在“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与“自为手启”下加以说明:《创业注》云:“突厥去,觇人来报,文武入贺。帝曰:‘且勿相贺,当为诸君召而使之。’即自手与突厥书。”盖温大雅欲归功高祖耳。今从《唐书·刘文静传》。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藏编号为NMK1、NMK2的两件大谷文书,与此前经过大津透、榎本淳一缀合并命名为《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的文书属同一案卷。通过与以往刊布的残片文书的缀合,这一组文书更为完整地提供了庸调等物征收与配送相关信息,对于具体了解唐前期的财赋管理制度,尤其是财政物质的征收配送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还可较清晰地展示财政类旨符的编写结构,便于从整体上把握此类文书的内容与性质。
受存世资料不足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学界关于中近古乡村研究明显陷入某种瓶颈状态。如果试图突破瓶颈,走向深入,加强对文献记载的辨析,由表及里,从稀少、零散而纷杂、多样的记载中爬梳解读出内里的真实历史信息,无疑是学人在研究中必须经历的一道“工序”。本文略就如何辨析宋代乡里单位文献记载问题谈一些笔者的体会。
司马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起三家分晋,迄后周将灭,以编年体记叙了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向来是了解这一时段历史大势的佳作上选。其中《隋纪》及以下的部分,因为引据了大量实录国史、官方档案、杂史笔记而别具史料价值。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是北宋司马光与其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历时二十余年勠力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叙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以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史事,其取材之丰赡宏富,考订之绵密精审,素为士林所称。
自郡县制建立起,中央将同一层级的行政区依据户口数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据之以实施地方管理。这是历代王朝的通行做法。隋代简化了汉魏以来的州县等第制度,形成了上、中、中下、下四等州县。唐初在隋制的基础上,依照户口和地理要素将州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将县划分为赤、畿、上、中、中下、下六等。
江西省修水县黄庭坚纪念馆藏有1973年出土黄庭坚撰并书《宋故朝奉郎知洺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上骑都尉借紫王君墓志铭》。虽然这块碑刻作为海内外为数不多黄庭坚墨迹而流传甚广,但是对于墓志铭主人王纯中我们却缺乏足够的了解,甚至不知其为秦桧的外祖父,可谓宋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北宋刻本出现前,南北朝诸家正史多以写本形式流传,在传抄过程中存在大量文本散佚与增补现象。而唐宋类书多征引或转引早期正史文本,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其原始面貌。因此,以版本校为基础的现行校勘通则,未必适用于经历过写本时代的先宋诸正史。在先宋正史校勘中,学者当以辑佚与校勘相互配合、印证,将类书征引诸家正史文本视为独立的版本系统,对其加以识别、辑录,并据此通校今本正史;进而在此基础上将佚文落实到今本正史中,或采用附录形式措置无法落实的佚文,尽可能为古代文史研究者提供珍贵而新鲜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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