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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公共交通体系不完善，“黑车”猖獗一时。为了遏制“黑车”，在依法行政的大环境下，取证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面对“取证难”，政府机关决定奖励举报者，却无意中催生了职业“钓饵”的出现，导致“钓鱼执法”现象。“钓鱼执法”的深层次原因是执法权力的“传声污染”，而非坊间广为流传的“利益链”说。“钓鱼执法”对和谐社会建设和诚信政府建设都有较大破坏作用。采取适当措施，杜绝“钓鱼执法”势在必行。
关键词：交通管理；钓鱼执法；黑车；传声污染；依法行政
中图分类号：DF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0)01－0035－05
上海“钓鱼执法”已成为社会热点现象。对这一事件的性质，坊间众说纷纭，对政府执法模式一片贬斥之声，但事件的本质仍有待揭示。
一、上海交通“钓鱼执法”的现状
我们选取了若干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研究。从被钓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三类：(1)“钓饵”(执法人员的线人)与“黑鱼”(黑车司机)；(2)“钓饵”与私家车主；(3)“钓饵”与公务车司机。从时间上来看，这几个事件前后相继，一步步将“钓鱼执法”的争议推向高潮。
(一) 奉贤区“黑鱼”雷庆文杀死“钓饵”陈素军案
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讲来让人动容。2008年3月7日12时，上海市奉贤区头桥镇的两个灰色群体的成员发生了致命的碰撞，2l岁的“黑车”(没有营运证的车)司机(下文形象地称之为“黑鱼”)雷庆文，将假扮乘客的“钓饵”(执法人员的线人)陈素军刺死。“黑鱼”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钓饵”被犯罪吞噬。有评论认为，他们一个是政府养的“鱼”，一个是政府放的“饵”，结果鱼死饵亡。…他们的故事一时引起轩然大波，但由于他们都处在社会底层，缺乏完善的表达群体意志的发声组织，死亡的血腥所鼓起的狂躁在一阵怒涛后又渐渐平静，世界依然故我，政府拿饵钓鱼的事依然悄悄地进行。然而，由于监管不力，钓饵在利益的熏蒸下慢慢毒化，逐渐发酵为“毒饵”；钓钩伸向了与非法营运无关的市民，而且是开私家车的有发声能力的市民。
(二) 宝山区江涛“用肢体语言商定价钱”案
2009年10月15日，一场不太受关注的庭审，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进行。2009年6月21日，他因“顺路搭载”一男一女两名乘客，被宝山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当场抓获”。事后，他被以“用肢体语言与乘客商定價钱”为由，处以行政罚款2万元。当天，由于“双方意见不统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宣布调解失败，择日宣判。因为这一事件曝光不多，要不然“你今天‘用肢体语言商定价钱’了吗”恐又成为流行的网络俚语。
(三) 闵行区张晖起诉“钓鱼执法”案
2009年9月8日，“钓饵”伪装成需要救助的“突发胃病”的人，要求搭车看病。闵行区一公司白领张晖在上班路上好心帮忙，不料该男子上车几分钟后即拔走张的车钥匙。旋即，数名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张晖被以“非法营运”为名罚款1万元。目前，张晖已向闵行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获受理，最后区政府承认存在不当之处。撤销了处罚决定。因为受害者众，所以呼应者欢。这一事件由于触及了和谐社会的道德底线，更是吸引了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在内的多家媒体的关注。
(四) 浦东新区孙中界因“钓鱼执法”断指案
无独有偶，张晖的官司尚在处理中，上海市浦东新区又爆出自戕的新闻。2009年10月14日晚7时30分左右，据当事司机孙中界称，当时自己驾驶公司的面包车行驶在路上，一男子衣着单薄恳求搭车，男子上车几分钟后，自己的车即被两辆车包围、逼停，随即被指认涉嫌黑车经营，车辆被浦东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扣留。孙中界回公司后遭遇领导指责，他无法接受自己做好事反被冤枉的事实，遂用菜刀切断左手小指以示清白。这一事件对上述争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孙中界的自戕与河南张海超的“开胸验肺”有异曲同工之处，且两人都是河南人。一时间坊间泪雨纷飞，悲情激昂，“钓鱼执法”成了群众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与此同时，媒体的舆论监督也达到了高潮，许多网站建立专题网页，跟踪集中报道。本着忠于事实的原则，上海市政府指令有关部门彻查此事，及时公布事件真相。
日前，有关部门已经承认存在钓鱼执法现象，并对2006年以来的钓鱼执法事件进行核查，决定退赔相关的钱款。在政府的积极干预下，群众对政府的怨恨消解了，但黑车依然猖獗，黑鱼沾沾自喜。群众要求加强交通执法的呼声不绝于耳，政府也下了决心从严整治黑车，但采用“钓鱼执法”的方法尚且难于遏制黑车，现在光明正大执法，难上加难，交通执法难题有待破局。
二、“钓鱼执法”的成因分析
(一)黑车产生的原因分析
1.市场需求是产生黑车的真正原因。
黑车的存在有其经济基础。出租车的费用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车的折旧；(2)燃料费；(3)司机的工资；(4)上交企业的费用(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出租公司上交国家的税收、公司行政人员的工资、公司运营成本、公司的合理利润，业内一般称这项费用为“份子钱”，北京、上海一般是每车每天上交380元左右。而黑车少了上面的第(4)项，所以他的经济成本总是小于出租汽车。从市场角度来看，黑车总是有竞争力。
2.正规公共交通不能满足需求是重要原因。
尽管黑车比出租车便宜许多，但还是比公共交通的费用更高，而且乘坐黑车不太安全，那么，市民为什么还愿意乘坐黑车呢?显然公共交通的保有量不足或者不方便是驱使市民乘坐黑车的重要原因之一。
3.外地人口大量向上海流动又没有职业是原因之一。
黑车司机大多为外省市户籍，他们怀着致富的梦想来到城市。但城市并不能够提供足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对非熟练技术人员。为了谋生，大量流人人口干起了隐形职业，成为职业“黑鱼”。
4.城乡结合的区位使黑车成为必然。
城乡结合的区位特征，使它容易成为黑车的集散地。城乡结合部公共交通的配置赶不上城市的发展速度。人们出行需要机动车代步，殷勤“黑鱼”的出现让市民难于拒绝。
(二) “钓鱼执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1.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角色利益。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每一个社会个体或者群体都存在自己的角色利益，每一个人都在扮演某种社会角色。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的角色利益是有序安定的市场秩序，基于选举的政府接受群众的权力委托代表群众的意志，不可能将向非特定的市民钓取钱财作为自己的目的。之所以出现目前这种“政府唯利是图”的表象，是政府意志在执行过程中变异的结果。“钓鱼执法”事件中，可以说政府的角色意志是维护社会交易秩序公平有序。办事公务员的角色意志是完成本职工作，得到代表政府的领导的赏识。“钓饵”的角色意志是通过配合政府的工作拿到赏金。黑鱼的角色意志是用车非法营运赚钱，尽可能不被公务员抓到。开私家车的人和开公务车的人的角色意志是如果 有人需要帮忙，基于良心应该救助和如果顺路且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顺带载人得到一点实惠。而普通群众的角色意志是安全且有序的车辆运行秩序，可以在出行时便宜打到车。这样一般群众的意志和政府的意志是一致、重合的，但在意志传递中，意志内容出现了变异。代表政府的交通执法活动为什么没能得到群众的满意，与群众的意志出现了偏差呢?
2.“传声污染”导致“钓鱼执法”。
为了解释“钓鱼执法”产生的原因，这里提出“传声(权力委托关系，类似于用传声筒传达命令)污染”理论。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公务员的权力来自于政府，钓饵的权力来自于执法公务员，钓头的权力来自于钓饵的知情同意。在权力委托关系中，由于各方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角色利益，使最初的意志发生变异，意志链断裂，这一现象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传声污染”。因此，“传声污染”可以定义为：在权力委托关系中，由于参与各方的角色利益渗透而带来的政府权力意志的异化现象。以下详述之。
(1) 权力传声委托中的具化污染。
任何抽象的意志都比具体化的措施更模糊更有弹性更无可挑剔。人民群众的意志很抽象：黑车是对市场秩序的扰乱，不符合群众利益。政府代表群众的利益，打击黑车，罚款是有效的办法之一，政府决定对黑车施以罚款，使黑车运营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最终使黑车退出市场；为了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督促，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应该完成的任务量，人民的意志被政府具体化。
(2) 权力传声委托中的人性污染。
在科层制组织结构中，人性始终是执法的羁绊。由于受到公务员的角色利益的污染，这一意思传到具体的办事公务员那里就成了：“这是领导的决定，作为公务员我应该把这个事情不折不扣地做好。”由于黑鱼和乘客在正常的交易中，没有受害者，没有人愿意向执法人员指证。这类案子的办理空前困难，于是“执法队伍面对取证难题敢出执法新招”(中共闵行区委党务公开网)。执法人员考虑到利用犯罪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手段不失是一种好办法。由于人的意识的局限性，这一决定没能充分考虑到它的潜功能和反功能。美国社会学家墨顿认为任何社会设置除了正功能和显功能外都存在可能的潜功能和反功能。同时这一决定显然不是以捞钱为目的，因为钱是直接交给国库了，执法人员无权支配，他们的直接目的显然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在这样的权力传声委托关系中，“钓鱼执法”顺理成章地挤进了执法意志链中。
(3) 权力传声委托中的利益污染。
执法人员向社会公布了奖励措施，无意中，奖金催生了职业“钓饵”的出现。上海市的奖励金是200元到600元不等，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社会无业者就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那就是做“钓饵”，从政府那里拿钱。这种运营模式实际上也是经营模式的创新，慢慢地，职业钓饵出现了，他们以此为业，转战在上海各城区之间。但是，好景不长，早已职业化了的“黑鱼”们开始对“钓饵”的外在表观特征越来越熟悉，终归上海不够大，慢慢地他们已能辨认出从业已久的职业钓饵，而且钓饵骗人被车主认出来后，有被报复的风险。这样，在圈子里，资深的“钓饵”越来越难于挣钱，垂钓资深黑鱼需要新面孔才能完成。在种种压力下，资深钓饵开始依靠贩卖“钓鱼理念”赚钱，他告诉一些贫穷的人，现在有一个赚钱的差事你愿意千吗?但是我告诉你以后，你赚到的钱要跟我分成，穷人欣然答应。这样，他组织了很多“钓饵”。于是，“钓头”与“钓饵”的分工和职业化也慢慢地出现了。
(4) 权力传声委托中的毒化污染。
随着前文的“黑鱼”与“钓饵”的斗争，“钓饵”唯利是图的角色意志在传声委托中进一步污染了“钓鱼执法”的公务员意志。由于，钓到资深的“黑鱼”变得越来越难，在利益的驱动下，“钓饵”开始发生嬗变，变异的方向有两种，一种是前文所说的钓头，不断地培养新的钓饵，继续垂钓“黑鱼”：另一種是“钓饵毒化”，即向不认识自己的市民下手，借诬陷乐于助人的或者贪小便宜的车主，满足自己，靠贩卖良心取利。
(5) 权力传声委托中的暴力污染。
钓头与钓饵之间也存在着斗争，随着这一经营模式为越来越多的人知晓，被钓头告知新经营理念的人开始变得不情愿无止境地给告诉他信息的人钱财，违约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他们的约定目的违法，协约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钓头要如意地拿到钱财得越来越多地依靠暴力才能实现。于是，没有暴力施展能力的钓头慢慢地退出了钓头圈子。而且，随着知道这一“赚钱”之道的人增多，新钓饵知情并非都是钓头告知的，按理他们不必向钓头缴纳信息费，但钓头为了维持垄断利润，开始强迫所有的钓饵交钱，不然不能在此垂钓。于是，“钓头”越来越多地呈现出黑社会组织老大的性质特征，对“钓饵”进行盘剥和控制。任何人不经钓头的允许，不得在此做“钓饵”。实际上这时候钓头已经绑架了政府，将钓饵和政府区隔了。慢慢地“钓头”都蜕变为有暴力倾向的黑社会头子。他们的加入使“钓鱼执法”彻底腐化了。他们开始向“黑鱼”收取信息费，在执法人员出击时，保护已经缴费的黑鱼。在他们的保护下黑鱼更加猖獗，而黑鱼的猖獗又激起政府加大打击力度，给执法人员制定更高的任务指标。钓头既要收信息费又要“钓鱼”渔利。两难之下，他们开始有组织地向市民下手，借公权力牟利。他们教育和培训“钓饵”怎样假借自己的困难处境拉开市民的车门，讹诈市民，于是发生了上述的故事。这样，经过“传声污染”机制，政府的意志彻底变了味。从表现来看，“钓鱼执法”成了“钓鱼抢钱”、“公权碰瓷”，其影响之恶劣，无异于对公共道德进行釜底抽薪似的破坏。从上述分析来看“钓鱼执法”存在嬗变的制度基础，无论怎样，这株毒树都结不出正义之果来。
3.批驳浅薄的“利益链”说。
为了解释“钓鱼执法”的成因，利益链说似乎很过瘾，很切中要害，其实该说只是妖魔化政府、夺人眼球的伪命题。从笔者的分析来看，显然不存在各种媒体中广泛宣传的利益链。如果说存在利益链，这只有“钓头”和“钓饵”的利益短链，钓头从钓饵的活动中受益。“钓鱼执法”的过程是权力委托关系的传声污染过程，其间并不存在政府或者执法人员与钓头或者钓饵的共谋。
三、黑车及钓鱼执法的危害
(一) 黑车的危害
1.对普通乘客生命与财产的危害。
黑车没有装置与总部的通话系统，如果打车的是意图犯罪的歹徒时，黑车司机有被侵害的风险；反过来，歹徒也有可能假冒黑车，开一辆车停在街上，将乘客骗上车后，开车到对自己有利的环境实施犯罪活动。因为隐名社会的形成，犯罪活动发生前，侵害者与被侵害者没有持续的社会关系，事发后，这样的犯罪活动很难侦破。另外，由于黑车没有经过规范的管理，漫天要价，借绕路多收费等出租车固有的毛病都会更多地在黑车运营中出现。
2.对公共交通组织的危害。
黑车扰乱固有的交通秩序，正如前文所述，由于黑车不需要组织的管理和缴纳税金，因此其运行成本很低，实际上
关键词：交通管理；钓鱼执法；黑车；传声污染；依法行政
中图分类号：DF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0)01－0035－05
上海“钓鱼执法”已成为社会热点现象。对这一事件的性质，坊间众说纷纭，对政府执法模式一片贬斥之声，但事件的本质仍有待揭示。
一、上海交通“钓鱼执法”的现状
我们选取了若干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研究。从被钓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三类：(1)“钓饵”(执法人员的线人)与“黑鱼”(黑车司机)；(2)“钓饵”与私家车主；(3)“钓饵”与公务车司机。从时间上来看，这几个事件前后相继，一步步将“钓鱼执法”的争议推向高潮。
(一) 奉贤区“黑鱼”雷庆文杀死“钓饵”陈素军案
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讲来让人动容。2008年3月7日12时，上海市奉贤区头桥镇的两个灰色群体的成员发生了致命的碰撞，2l岁的“黑车”(没有营运证的车)司机(下文形象地称之为“黑鱼”)雷庆文，将假扮乘客的“钓饵”(执法人员的线人)陈素军刺死。“黑鱼”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钓饵”被犯罪吞噬。有评论认为，他们一个是政府养的“鱼”，一个是政府放的“饵”，结果鱼死饵亡。…他们的故事一时引起轩然大波，但由于他们都处在社会底层，缺乏完善的表达群体意志的发声组织，死亡的血腥所鼓起的狂躁在一阵怒涛后又渐渐平静，世界依然故我，政府拿饵钓鱼的事依然悄悄地进行。然而，由于监管不力，钓饵在利益的熏蒸下慢慢毒化，逐渐发酵为“毒饵”；钓钩伸向了与非法营运无关的市民，而且是开私家车的有发声能力的市民。
(二) 宝山区江涛“用肢体语言商定价钱”案
2009年10月15日，一场不太受关注的庭审，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进行。2009年6月21日，他因“顺路搭载”一男一女两名乘客，被宝山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当场抓获”。事后，他被以“用肢体语言与乘客商定價钱”为由，处以行政罚款2万元。当天，由于“双方意见不统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宣布调解失败，择日宣判。因为这一事件曝光不多，要不然“你今天‘用肢体语言商定价钱’了吗”恐又成为流行的网络俚语。
(三) 闵行区张晖起诉“钓鱼执法”案
2009年9月8日，“钓饵”伪装成需要救助的“突发胃病”的人，要求搭车看病。闵行区一公司白领张晖在上班路上好心帮忙，不料该男子上车几分钟后即拔走张的车钥匙。旋即，数名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张晖被以“非法营运”为名罚款1万元。目前，张晖已向闵行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获受理，最后区政府承认存在不当之处。撤销了处罚决定。因为受害者众，所以呼应者欢。这一事件由于触及了和谐社会的道德底线，更是吸引了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在内的多家媒体的关注。
(四) 浦东新区孙中界因“钓鱼执法”断指案
无独有偶，张晖的官司尚在处理中，上海市浦东新区又爆出自戕的新闻。2009年10月14日晚7时30分左右，据当事司机孙中界称，当时自己驾驶公司的面包车行驶在路上，一男子衣着单薄恳求搭车，男子上车几分钟后，自己的车即被两辆车包围、逼停，随即被指认涉嫌黑车经营，车辆被浦东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扣留。孙中界回公司后遭遇领导指责，他无法接受自己做好事反被冤枉的事实，遂用菜刀切断左手小指以示清白。这一事件对上述争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孙中界的自戕与河南张海超的“开胸验肺”有异曲同工之处，且两人都是河南人。一时间坊间泪雨纷飞，悲情激昂，“钓鱼执法”成了群众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与此同时，媒体的舆论监督也达到了高潮，许多网站建立专题网页，跟踪集中报道。本着忠于事实的原则，上海市政府指令有关部门彻查此事，及时公布事件真相。
日前，有关部门已经承认存在钓鱼执法现象，并对2006年以来的钓鱼执法事件进行核查，决定退赔相关的钱款。在政府的积极干预下，群众对政府的怨恨消解了，但黑车依然猖獗，黑鱼沾沾自喜。群众要求加强交通执法的呼声不绝于耳，政府也下了决心从严整治黑车，但采用“钓鱼执法”的方法尚且难于遏制黑车，现在光明正大执法，难上加难，交通执法难题有待破局。
二、“钓鱼执法”的成因分析
(一)黑车产生的原因分析
1.市场需求是产生黑车的真正原因。
黑车的存在有其经济基础。出租车的费用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车的折旧；(2)燃料费；(3)司机的工资；(4)上交企业的费用(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出租公司上交国家的税收、公司行政人员的工资、公司运营成本、公司的合理利润，业内一般称这项费用为“份子钱”，北京、上海一般是每车每天上交380元左右。而黑车少了上面的第(4)项，所以他的经济成本总是小于出租汽车。从市场角度来看，黑车总是有竞争力。
2.正规公共交通不能满足需求是重要原因。
尽管黑车比出租车便宜许多，但还是比公共交通的费用更高，而且乘坐黑车不太安全，那么，市民为什么还愿意乘坐黑车呢?显然公共交通的保有量不足或者不方便是驱使市民乘坐黑车的重要原因之一。
3.外地人口大量向上海流动又没有职业是原因之一。
黑车司机大多为外省市户籍，他们怀着致富的梦想来到城市。但城市并不能够提供足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对非熟练技术人员。为了谋生，大量流人人口干起了隐形职业，成为职业“黑鱼”。
4.城乡结合的区位使黑车成为必然。
城乡结合的区位特征，使它容易成为黑车的集散地。城乡结合部公共交通的配置赶不上城市的发展速度。人们出行需要机动车代步，殷勤“黑鱼”的出现让市民难于拒绝。
(二) “钓鱼执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1.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角色利益。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每一个社会个体或者群体都存在自己的角色利益，每一个人都在扮演某种社会角色。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的角色利益是有序安定的市场秩序，基于选举的政府接受群众的权力委托代表群众的意志，不可能将向非特定的市民钓取钱财作为自己的目的。之所以出现目前这种“政府唯利是图”的表象，是政府意志在执行过程中变异的结果。“钓鱼执法”事件中，可以说政府的角色意志是维护社会交易秩序公平有序。办事公务员的角色意志是完成本职工作，得到代表政府的领导的赏识。“钓饵”的角色意志是通过配合政府的工作拿到赏金。黑鱼的角色意志是用车非法营运赚钱，尽可能不被公务员抓到。开私家车的人和开公务车的人的角色意志是如果 有人需要帮忙，基于良心应该救助和如果顺路且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顺带载人得到一点实惠。而普通群众的角色意志是安全且有序的车辆运行秩序，可以在出行时便宜打到车。这样一般群众的意志和政府的意志是一致、重合的，但在意志传递中，意志内容出现了变异。代表政府的交通执法活动为什么没能得到群众的满意，与群众的意志出现了偏差呢?
2.“传声污染”导致“钓鱼执法”。
为了解释“钓鱼执法”产生的原因，这里提出“传声(权力委托关系，类似于用传声筒传达命令)污染”理论。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公务员的权力来自于政府，钓饵的权力来自于执法公务员，钓头的权力来自于钓饵的知情同意。在权力委托关系中，由于各方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角色利益，使最初的意志发生变异，意志链断裂，这一现象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传声污染”。因此，“传声污染”可以定义为：在权力委托关系中，由于参与各方的角色利益渗透而带来的政府权力意志的异化现象。以下详述之。
(1) 权力传声委托中的具化污染。
任何抽象的意志都比具体化的措施更模糊更有弹性更无可挑剔。人民群众的意志很抽象：黑车是对市场秩序的扰乱，不符合群众利益。政府代表群众的利益，打击黑车，罚款是有效的办法之一，政府决定对黑车施以罚款，使黑车运营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最终使黑车退出市场；为了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督促，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应该完成的任务量，人民的意志被政府具体化。
(2) 权力传声委托中的人性污染。
在科层制组织结构中，人性始终是执法的羁绊。由于受到公务员的角色利益的污染，这一意思传到具体的办事公务员那里就成了：“这是领导的决定，作为公务员我应该把这个事情不折不扣地做好。”由于黑鱼和乘客在正常的交易中，没有受害者，没有人愿意向执法人员指证。这类案子的办理空前困难，于是“执法队伍面对取证难题敢出执法新招”(中共闵行区委党务公开网)。执法人员考虑到利用犯罪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手段不失是一种好办法。由于人的意识的局限性，这一决定没能充分考虑到它的潜功能和反功能。美国社会学家墨顿认为任何社会设置除了正功能和显功能外都存在可能的潜功能和反功能。同时这一决定显然不是以捞钱为目的，因为钱是直接交给国库了，执法人员无权支配，他们的直接目的显然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在这样的权力传声委托关系中，“钓鱼执法”顺理成章地挤进了执法意志链中。
(3) 权力传声委托中的利益污染。
执法人员向社会公布了奖励措施，无意中，奖金催生了职业“钓饵”的出现。上海市的奖励金是200元到600元不等，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社会无业者就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那就是做“钓饵”，从政府那里拿钱。这种运营模式实际上也是经营模式的创新，慢慢地，职业钓饵出现了，他们以此为业，转战在上海各城区之间。但是，好景不长，早已职业化了的“黑鱼”们开始对“钓饵”的外在表观特征越来越熟悉，终归上海不够大，慢慢地他们已能辨认出从业已久的职业钓饵，而且钓饵骗人被车主认出来后，有被报复的风险。这样，在圈子里，资深的“钓饵”越来越难于挣钱，垂钓资深黑鱼需要新面孔才能完成。在种种压力下，资深钓饵开始依靠贩卖“钓鱼理念”赚钱，他告诉一些贫穷的人，现在有一个赚钱的差事你愿意千吗?但是我告诉你以后，你赚到的钱要跟我分成，穷人欣然答应。这样，他组织了很多“钓饵”。于是，“钓头”与“钓饵”的分工和职业化也慢慢地出现了。
(4) 权力传声委托中的毒化污染。
随着前文的“黑鱼”与“钓饵”的斗争，“钓饵”唯利是图的角色意志在传声委托中进一步污染了“钓鱼执法”的公务员意志。由于，钓到资深的“黑鱼”变得越来越难，在利益的驱动下，“钓饵”开始发生嬗变，变异的方向有两种，一种是前文所说的钓头，不断地培养新的钓饵，继续垂钓“黑鱼”：另一種是“钓饵毒化”，即向不认识自己的市民下手，借诬陷乐于助人的或者贪小便宜的车主，满足自己，靠贩卖良心取利。
(5) 权力传声委托中的暴力污染。
钓头与钓饵之间也存在着斗争，随着这一经营模式为越来越多的人知晓，被钓头告知新经营理念的人开始变得不情愿无止境地给告诉他信息的人钱财，违约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他们的约定目的违法，协约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钓头要如意地拿到钱财得越来越多地依靠暴力才能实现。于是，没有暴力施展能力的钓头慢慢地退出了钓头圈子。而且，随着知道这一“赚钱”之道的人增多，新钓饵知情并非都是钓头告知的，按理他们不必向钓头缴纳信息费，但钓头为了维持垄断利润，开始强迫所有的钓饵交钱，不然不能在此垂钓。于是，“钓头”越来越多地呈现出黑社会组织老大的性质特征，对“钓饵”进行盘剥和控制。任何人不经钓头的允许，不得在此做“钓饵”。实际上这时候钓头已经绑架了政府，将钓饵和政府区隔了。慢慢地“钓头”都蜕变为有暴力倾向的黑社会头子。他们的加入使“钓鱼执法”彻底腐化了。他们开始向“黑鱼”收取信息费，在执法人员出击时，保护已经缴费的黑鱼。在他们的保护下黑鱼更加猖獗，而黑鱼的猖獗又激起政府加大打击力度，给执法人员制定更高的任务指标。钓头既要收信息费又要“钓鱼”渔利。两难之下，他们开始有组织地向市民下手，借公权力牟利。他们教育和培训“钓饵”怎样假借自己的困难处境拉开市民的车门，讹诈市民，于是发生了上述的故事。这样，经过“传声污染”机制，政府的意志彻底变了味。从表现来看，“钓鱼执法”成了“钓鱼抢钱”、“公权碰瓷”，其影响之恶劣，无异于对公共道德进行釜底抽薪似的破坏。从上述分析来看“钓鱼执法”存在嬗变的制度基础，无论怎样，这株毒树都结不出正义之果来。
3.批驳浅薄的“利益链”说。
为了解释“钓鱼执法”的成因，利益链说似乎很过瘾，很切中要害，其实该说只是妖魔化政府、夺人眼球的伪命题。从笔者的分析来看，显然不存在各种媒体中广泛宣传的利益链。如果说存在利益链，这只有“钓头”和“钓饵”的利益短链，钓头从钓饵的活动中受益。“钓鱼执法”的过程是权力委托关系的传声污染过程，其间并不存在政府或者执法人员与钓头或者钓饵的共谋。
三、黑车及钓鱼执法的危害
(一) 黑车的危害
1.对普通乘客生命与财产的危害。
黑车没有装置与总部的通话系统，如果打车的是意图犯罪的歹徒时，黑车司机有被侵害的风险；反过来，歹徒也有可能假冒黑车，开一辆车停在街上，将乘客骗上车后，开车到对自己有利的环境实施犯罪活动。因为隐名社会的形成，犯罪活动发生前，侵害者与被侵害者没有持续的社会关系，事发后，这样的犯罪活动很难侦破。另外，由于黑车没有经过规范的管理，漫天要价，借绕路多收费等出租车固有的毛病都会更多地在黑车运营中出现。
2.对公共交通组织的危害。
黑车扰乱固有的交通秩序，正如前文所述，由于黑车不需要组织的管理和缴纳税金，因此其运行成本很低，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