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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周礼全先生百年诞辰，去年八月份写文章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提到此事，那时就想着应该写点什么，却不知如何下笔。去年底到社科院哲学所做讲座，见到张家龙老师，说起逻辑室，自然谈及周先生，还谈到他的黑格尔研究。我想，就从黑格尔的逻辑学说起吧。
周先生一生写下四部著作：《概念发展的两个阶段》（一九五七），《黑格尔的辩证逻辑》（ 一九八九），《模态逻辑引论》（ 一九八六），《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九九四）。前两本书是一九五七年以前完成的，后两本书写于一九八0年以后。从周先生的研究成果看，晚期似乎主要是逻辑研究，与黑格尔再无关系。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完成于一九五七年以前，一九八九年首次出版时，周先生附上和师母当年怀抱长子周郁的照片，喜气洋洋，衬托出对该书的情感。该书出版前后，周先生在社科院哲学所的学术年会上还做了一个“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形式主义”的报告。《概念发展的两个阶段》是一个小册子，先是一九五六年在《哲学研究》上连载，其中第三部分是“黑格尔论本质与概念发展”，显示出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直接联系。周先生曾给我讲过写该书的一些故事，包括他去贺麟先生家谈论关于《小逻辑》的翻译，贺先生在新版译序中说周先生“对照德文读了译稿，提了不少意见”。梁存秀先生也跟我说过周先生和他谈论贺先生译本的事情，所以，尽管逻辑室的人对黑格尔持贬低甚至否定的态度，我也曾一直深受这种态度的影响，但是我知道周先生不是这样看的，而且他对黑格尔的逻辑学深有研究。后来社科出版社再版该书时，周先生从美国寄来修改意见，委托我对该书进行修改，足见重视。我认真读了周先生的修改意见，最终只保留了周先生自己的修正，而他建议我做的修改，特别是增加关于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的相关思想，我没有敢动，只是加了几个注释。我认为，这是稳妥的做法。
二000年新年前夕，我借哈佛大学访学之机去新泽西看望周先生，陪他住了几天，和他聊了许多。有一次他让我谈一谈新近的研究，我谈being 问题，讲了近一小时，其中也讲到黑格尔的“是”“不（者）”和“变”。我对这次谈话记忆深刻，因为周先生自始至终，几乎没有说话。每次聊天，周先生说得很多，常常插话，总是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唯独这次不同：至少关于黑格尔他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我只是觉得兴奋，那是自己第一次阐述一“是”到底论，而且是在周先生面前，如遇知音，无拘无束。事后回想，此前关于being 问题，我也和他谈过一些想法，他还写信劝我，这些比较玄的东西，把玩一下可以。这次我可能“玩”大了，他索性也不劝了。再后来我认识到，我谈的看法是颠覆性的，对黑格尔的看法也是如此：以“是”来理解Sein，谈论“是”与“不是”，与以“有”来理解Sein， 谈论“有”和“无”，实在是天差地别，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认识。周先生的沉默，也许是一种批评，也许是一种默认，更可能是在思考他自己关于黑格尔的认识，使之与我谈的东西相互印证。在学术问题上，周先生向来是严谨的、谨慎的。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考虑成熟，他是不会发表意见的。他的态度使我更加确信，我的认识是有道理的。
最初跟着周先生读研究生，论文写亚里士多德逻辑，题目是周先生定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写过《关于亚里士多德推理的逻辑学说》和《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和排中律》。前者一九六二年发表，后者一九八一年发表，我写论文时还读了后者的油印件。当时我也不是完全明白，只是相信周先生，按照他说的去做。多年以后我认识到，亚里士多德逻辑和经典逻辑一样，是二值的，因此强调矛盾律和排中律。语言表达中还有三值和无值的情况，也有不是非真即假的情况，因而“是”的表达形成多样性。逻辑固然可以从中获得启示，得以发展，但是西方哲学家也一直在关注和考虑它。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会使人认识到，逻辑有一个从前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向亚里士多德的发展，也有一个从亚里士多德向后人的发展，其间是有区别的，因此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本身也就有了意义，对它的思考更是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黑格爾是对逻辑持否定态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关于逻辑的一些看法很成问题，但是他的许多思考却是有意义的。周先生研究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我以为是自然的。只要是对古代辩证法感兴趣或有所研究，对黑格尔感兴趣就是自然的，更不要说国内把德国哲学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把黑格尔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来源。
周先生晚年转向研究自然语言逻辑，《模态逻辑引论》是国内第一本介绍模态逻辑的著作，对国人学习模态逻辑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书后的“模态逻辑简史”，显示了周先生深厚的哲学史研究功力和水准。记得八九十年代哲学所来过一个德国哲学代表团，讨论方式为一对一，我协助做一些翻译工作。其中一个专家讲莱布尼兹，所领导特意请周先生出来和他对谈，周先生谈论莱布尼兹关于可能世界的思想如数家珍，令德国同仁称赞不已。会后梁先生也和我说起德国人对周先生的称赞，还点评了参加翻译工作的几个人的德语水准。我在德国留学时导师是莱布尼兹专家，周先生几次和我谈论莱布尼兹，由于自己没有什么研究，在周先生面前只能听，实在是说不出什么。
《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是周先生最后一本书，他做主编，主体框架和思想都是他的，参加者很多。我跟家龙师谈起该书，共同回忆起当年周先生在室里说要写一本逻辑书，要管五十年，好不雄心壮志。家龙师说，这本书很好啊，当时国际上自然语言研究已经兴起，周先生的书在国内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实如此。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哲学所曾当面听周先生和王浩先生谈起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王先生不屑一顾。后来我在周先生家里多次听周先生谈论自然语言逻辑，谈论他的那本书。晚年周先生对我说，他在美国见到王浩，王浩说，礼全啊，你那个自然语言逻辑还是很有意思的啊！二000年我将该书中周先生写的几部分内容编入《周礼全集》。我知道，周先生早年曾经写过关于自然语言研究的文章，他晚年的研究并不是心血来潮。这部分内容凝练了他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认识，可以看作他相关研究的精华。
周先生一生写下四部著作：《概念发展的两个阶段》（一九五七），《黑格尔的辩证逻辑》（ 一九八九），《模态逻辑引论》（ 一九八六），《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九九四）。前两本书是一九五七年以前完成的，后两本书写于一九八0年以后。从周先生的研究成果看，晚期似乎主要是逻辑研究，与黑格尔再无关系。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完成于一九五七年以前，一九八九年首次出版时，周先生附上和师母当年怀抱长子周郁的照片，喜气洋洋，衬托出对该书的情感。该书出版前后，周先生在社科院哲学所的学术年会上还做了一个“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形式主义”的报告。《概念发展的两个阶段》是一个小册子，先是一九五六年在《哲学研究》上连载，其中第三部分是“黑格尔论本质与概念发展”，显示出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直接联系。周先生曾给我讲过写该书的一些故事，包括他去贺麟先生家谈论关于《小逻辑》的翻译，贺先生在新版译序中说周先生“对照德文读了译稿，提了不少意见”。梁存秀先生也跟我说过周先生和他谈论贺先生译本的事情，所以，尽管逻辑室的人对黑格尔持贬低甚至否定的态度，我也曾一直深受这种态度的影响，但是我知道周先生不是这样看的，而且他对黑格尔的逻辑学深有研究。后来社科出版社再版该书时，周先生从美国寄来修改意见，委托我对该书进行修改，足见重视。我认真读了周先生的修改意见，最终只保留了周先生自己的修正，而他建议我做的修改，特别是增加关于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的相关思想，我没有敢动，只是加了几个注释。我认为，这是稳妥的做法。
二000年新年前夕，我借哈佛大学访学之机去新泽西看望周先生，陪他住了几天，和他聊了许多。有一次他让我谈一谈新近的研究，我谈being 问题，讲了近一小时，其中也讲到黑格尔的“是”“不（者）”和“变”。我对这次谈话记忆深刻，因为周先生自始至终，几乎没有说话。每次聊天，周先生说得很多，常常插话，总是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唯独这次不同：至少关于黑格尔他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我只是觉得兴奋，那是自己第一次阐述一“是”到底论，而且是在周先生面前，如遇知音，无拘无束。事后回想，此前关于being 问题，我也和他谈过一些想法，他还写信劝我，这些比较玄的东西，把玩一下可以。这次我可能“玩”大了，他索性也不劝了。再后来我认识到，我谈的看法是颠覆性的，对黑格尔的看法也是如此：以“是”来理解Sein，谈论“是”与“不是”，与以“有”来理解Sein， 谈论“有”和“无”，实在是天差地别，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认识。周先生的沉默，也许是一种批评，也许是一种默认，更可能是在思考他自己关于黑格尔的认识，使之与我谈的东西相互印证。在学术问题上，周先生向来是严谨的、谨慎的。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考虑成熟，他是不会发表意见的。他的态度使我更加确信，我的认识是有道理的。
最初跟着周先生读研究生，论文写亚里士多德逻辑，题目是周先生定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写过《关于亚里士多德推理的逻辑学说》和《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和排中律》。前者一九六二年发表，后者一九八一年发表，我写论文时还读了后者的油印件。当时我也不是完全明白，只是相信周先生，按照他说的去做。多年以后我认识到，亚里士多德逻辑和经典逻辑一样，是二值的，因此强调矛盾律和排中律。语言表达中还有三值和无值的情况，也有不是非真即假的情况，因而“是”的表达形成多样性。逻辑固然可以从中获得启示，得以发展，但是西方哲学家也一直在关注和考虑它。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会使人认识到，逻辑有一个从前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向亚里士多德的发展，也有一个从亚里士多德向后人的发展，其间是有区别的，因此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本身也就有了意义，对它的思考更是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黑格爾是对逻辑持否定态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关于逻辑的一些看法很成问题，但是他的许多思考却是有意义的。周先生研究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我以为是自然的。只要是对古代辩证法感兴趣或有所研究，对黑格尔感兴趣就是自然的，更不要说国内把德国哲学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把黑格尔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来源。
周先生晚年转向研究自然语言逻辑，《模态逻辑引论》是国内第一本介绍模态逻辑的著作，对国人学习模态逻辑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书后的“模态逻辑简史”，显示了周先生深厚的哲学史研究功力和水准。记得八九十年代哲学所来过一个德国哲学代表团，讨论方式为一对一，我协助做一些翻译工作。其中一个专家讲莱布尼兹，所领导特意请周先生出来和他对谈，周先生谈论莱布尼兹关于可能世界的思想如数家珍，令德国同仁称赞不已。会后梁先生也和我说起德国人对周先生的称赞，还点评了参加翻译工作的几个人的德语水准。我在德国留学时导师是莱布尼兹专家，周先生几次和我谈论莱布尼兹，由于自己没有什么研究，在周先生面前只能听，实在是说不出什么。
《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是周先生最后一本书，他做主编，主体框架和思想都是他的，参加者很多。我跟家龙师谈起该书，共同回忆起当年周先生在室里说要写一本逻辑书，要管五十年，好不雄心壮志。家龙师说，这本书很好啊，当时国际上自然语言研究已经兴起，周先生的书在国内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实如此。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哲学所曾当面听周先生和王浩先生谈起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王先生不屑一顾。后来我在周先生家里多次听周先生谈论自然语言逻辑，谈论他的那本书。晚年周先生对我说，他在美国见到王浩，王浩说，礼全啊，你那个自然语言逻辑还是很有意思的啊！二000年我将该书中周先生写的几部分内容编入《周礼全集》。我知道，周先生早年曾经写过关于自然语言研究的文章，他晚年的研究并不是心血来潮。这部分内容凝练了他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认识，可以看作他相关研究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