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苏轼《自题金山画像》、"经学三书"、"和陶诗"之缘起及其晚年心境的深入探析,认为苏轼在贬谪之地开始并最终完成的经学及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一种致敬圣贤、砥砺人格、征服厄运、超越体制的"忧困书写",其最终的指向是"文格"与"人格"上的自我救赎和最终完成。苏轼一生最大的人格偶像,一是孔子,一是陶渊明。"经学三书"的撰写是为了向"圣人"孔子致敬,而历时近十年才完成的"和陶诗"一百数十首,则是向"贤人"陶渊明看齐。故苏轼所谓"平生功业",绝非仕途功名之功业,而是人格生命之功业。这种对"世俗功业"和"体制荣宠"的排拒和否定,与其生平一以贯之的圣贤志向密不可分,尤其在他晚年的颠沛困顿中,苏轼更为自觉地表现出对"势统"的疏离与对"道统"的皈依,也即从"外王"走向"内圣"。苏轼临终前的种种表现,足可见其一生虽出入佛、老二氏,但其思想之源头和人格之根柢,依旧与儒家圣贤之道未曾须臾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