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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于丹所说所著就犹如苏丹红，为什么平民大众甚至有不少大爷大妈和孩子，不退避三舍，而心甘情愿热衷地排着长队购买她的书呢？老百姓愿意追捧她，纯粹是自主选择，谁也管不着！
于丹红了，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于丹的书卖火了，不仅在发行量上创下新高，而且引起海外的关注，有多家境外出版单位正洽谈购买版权。
就在于丹红的同时，对于丹的批评、抵制乃至讨伐从去年到今年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最近，一本由徐晋如、杨吴鸥主编的《解“毒”于丹——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与庄子》出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人问起曾联名博士生对于丹发难的博士生徐晋如，将于丹所言视为“苏丹红”一样的毒药是不是太不宽容时，徐理直气壮地坚称：“这只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描述。”虽然口气不容置疑，但好在只是他的一家之言。
其实，于丹红是不是苏丹红，决不是哪一位博士生抑或是学者武断认定的，这自有公众评述。至少如今还没有听说有《百家讲坛》的听众，阅读于丹书的读者中毒而去接受治疗的，这又何毒之有？
有人说，2006年是一个大众阅读的年头，尤其是央视的《百家讲坛》，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一批“说客”的讲话变成一本本畅销书。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易中天的《品三国》到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以及近期王立群的读《史记》一一出版，可谓是近年来出版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出版界的壮观、火爆在客观上适应了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引发了人们发掘我国文化遗产宝藏，重读经典、名著的兴趣，使经典走进普通平民百姓中，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善事，功不可没，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备受批判，处在风口浪尖的于丹。
作为观众、读者决不是无知的盲从，他们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选择，在“听”中“看”中更有自己的见解。一个讲座的收视率，一本图书的销售量，虽然不能和它的讲述者和著作者的学术水平画等号，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它跟普通百姓接受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如果说于丹所说所著就犹如苏丹红，为什么平民大众甚至有不少大爷大妈和孩子，不退避三舍，而心甘情愿热衷地排着长队购买她的书呢？老百姓愿意追捧她，纯粹是自主选择，谁也管不着！
对这一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民评述说：“现在的中国人在对文化和精神的认同上有一种缺失感，精神上需要支持，想从历史文化寻找根，而于丹等人讲述的内容却恰巧能和中国人的困惑，话语方式，生活经验相重合，容易引起共勉和认同，他们的表达方式也能实现和大众的契合，更而为大众接受。”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曾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过《论语今读》，他对于丹也给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人们觉得需要她，觉得她讲得很好，能打动人心，她是在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这有什么不好呢？”
有人在批判于丹时，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于丹的讲座和于丹出版的书，都明确地冠有“心得”二字。顾名思义，“心得”就是自己用心读书悟出来的体会感受，它绝对是“一家之言”带有个人的色彩。同样读一本书，由于学识，阅历的差异，各人所思所想是不尽雷同的，在经典的诠释上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各自表述的权利。
孔子也好，庄子也罢，他们都是两千多年前的圣贤，流传下来的典籍，也都是后人整理过的。这些经典字句精炼，深奥难懂，往往短短的一句话，就可以诠释出百字千字，在这过程中会有差异，甚至会有谬误，十分正常。本人是学文的，至今书架上还有四种版本的《论语》诠释本。在对于丹的批判中曾列举了《论语·颜渊》中“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一句，经查阅，我发现这四种版本对这句的释义都不一致，有一种版本的释义和于丹说的差不多，也从没听说有人去追究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
此外，这些年来，对于我国古典名著在电视上戏说成风，在图书中“大话”流行，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虽然也有诸多的批评，但人们对此还是很宽容的，为什么于丹对经典通俗化的“俗说”竟招来那么大的抨击和挞伐呢！
再来让我们看看于丹是如何被“毒化”的，有的说于丹“极端无知，传播了有害的思想”；有的说于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盲，她竟还敢在电视上讲《论语》”；还有的说“于丹跟学术毫不沾边，她完全是不学无术，不知她教授的头衔是怎么混来的”；甚至有一个学者竟然荒唐地说：“宁愿《论语》没有任何人知道，也不能让她这么歪曲”，这不由使人想起“四人帮”时期那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名言。看到媒体上这些白纸黑字，带着情绪化的语言，字里行间隐含着敌意，真让人不解，这是在批评，还是在进行人身攻击；这是仗义直言，还是文人相轻的嫉妒抑或是在炒作？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五一节前于丹新书发布会前，一些“倒于”的好汉打着印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的白T恤，高喊“捍卫国学，于丹认错”的口号，让人感到又回到三四十年前。你不同意于丹的观点，可以开讲座写文章去争论啊，你们不是一直标榜是“孔子”“庄子”的门徒吗？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还说：“和为贵”，你们吹毛求疵，贬损他人的言行是不是违背了圣训呢？这种明火执仗的表演不是显得没有底气的色厉内荏吗？我想，如果孔子、庄子在天有灵的话，那两位圣人肯定会对这些人的言行“很着急”和“很生气”的。
我们一直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毕竟“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扫”的“极左”时代已成为过去。对于名著和经典的解读及其传播和普及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如今言论自由，信息共享，在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呈现出多元互补、多元并存、多元互动的局面。在解读经典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观点，可以商榷，可以探讨，甚至可以针锋相对的争论，人文学科的意义往往就是在不断的反驳、争论中启迪升华的。但不应居高临下，唯我正确，扮演那种审判官的角色，很清楚，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有话语权，都是平等的。争鸣的双方最需要与人为善的心态，只要不含有敌意，应允许被批评者改正缺点，修正错误！
于丹在解读《论语》《庄子》中确有不足之处，甚至是解读错了，经别人提出后，她自己也诚恳地接受意见，态度是“三鞠躬，一握手”，全是谢意，全是和平温婉。人犯了罪，判了刑，还可以改正，在学术上知错改了不就行了嘛，有必要死抓住不放而大做文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吗，我不知那些口口声声要捍卫孔子、庄子的尊严，打算系统出书还经典面貌的人，你能绝对保证，你们对经典的解读都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解读经典绝对做不到一点也没有误差的，毕竟这些圣贤与你们相隔了几千年啊，一旦别人对你们的诠释产生了疑义甚至不客气提出批评，你们又将是如何对待？难道不应该换位思考一番吗？
学术争鸣本属正常，学术争鸣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至于于丹红是不是苏丹红还是让大家自己去做结论吧！
于丹红了，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于丹的书卖火了，不仅在发行量上创下新高，而且引起海外的关注，有多家境外出版单位正洽谈购买版权。
就在于丹红的同时，对于丹的批评、抵制乃至讨伐从去年到今年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最近，一本由徐晋如、杨吴鸥主编的《解“毒”于丹——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与庄子》出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人问起曾联名博士生对于丹发难的博士生徐晋如，将于丹所言视为“苏丹红”一样的毒药是不是太不宽容时，徐理直气壮地坚称：“这只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描述。”虽然口气不容置疑，但好在只是他的一家之言。
其实，于丹红是不是苏丹红，决不是哪一位博士生抑或是学者武断认定的，这自有公众评述。至少如今还没有听说有《百家讲坛》的听众，阅读于丹书的读者中毒而去接受治疗的，这又何毒之有？
有人说，2006年是一个大众阅读的年头，尤其是央视的《百家讲坛》，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一批“说客”的讲话变成一本本畅销书。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易中天的《品三国》到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以及近期王立群的读《史记》一一出版，可谓是近年来出版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出版界的壮观、火爆在客观上适应了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引发了人们发掘我国文化遗产宝藏，重读经典、名著的兴趣，使经典走进普通平民百姓中，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善事，功不可没，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备受批判，处在风口浪尖的于丹。
作为观众、读者决不是无知的盲从，他们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选择，在“听”中“看”中更有自己的见解。一个讲座的收视率，一本图书的销售量，虽然不能和它的讲述者和著作者的学术水平画等号，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它跟普通百姓接受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如果说于丹所说所著就犹如苏丹红，为什么平民大众甚至有不少大爷大妈和孩子，不退避三舍，而心甘情愿热衷地排着长队购买她的书呢？老百姓愿意追捧她，纯粹是自主选择，谁也管不着！
对这一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民评述说：“现在的中国人在对文化和精神的认同上有一种缺失感，精神上需要支持，想从历史文化寻找根，而于丹等人讲述的内容却恰巧能和中国人的困惑，话语方式，生活经验相重合，容易引起共勉和认同，他们的表达方式也能实现和大众的契合，更而为大众接受。”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曾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过《论语今读》，他对于丹也给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人们觉得需要她，觉得她讲得很好，能打动人心，她是在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这有什么不好呢？”
有人在批判于丹时，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于丹的讲座和于丹出版的书，都明确地冠有“心得”二字。顾名思义，“心得”就是自己用心读书悟出来的体会感受，它绝对是“一家之言”带有个人的色彩。同样读一本书，由于学识，阅历的差异，各人所思所想是不尽雷同的，在经典的诠释上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各自表述的权利。
孔子也好，庄子也罢，他们都是两千多年前的圣贤，流传下来的典籍，也都是后人整理过的。这些经典字句精炼，深奥难懂，往往短短的一句话，就可以诠释出百字千字，在这过程中会有差异，甚至会有谬误，十分正常。本人是学文的，至今书架上还有四种版本的《论语》诠释本。在对于丹的批判中曾列举了《论语·颜渊》中“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一句，经查阅，我发现这四种版本对这句的释义都不一致，有一种版本的释义和于丹说的差不多，也从没听说有人去追究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
此外，这些年来，对于我国古典名著在电视上戏说成风，在图书中“大话”流行，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虽然也有诸多的批评，但人们对此还是很宽容的，为什么于丹对经典通俗化的“俗说”竟招来那么大的抨击和挞伐呢！
再来让我们看看于丹是如何被“毒化”的，有的说于丹“极端无知，传播了有害的思想”；有的说于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盲，她竟还敢在电视上讲《论语》”；还有的说“于丹跟学术毫不沾边，她完全是不学无术，不知她教授的头衔是怎么混来的”；甚至有一个学者竟然荒唐地说：“宁愿《论语》没有任何人知道，也不能让她这么歪曲”，这不由使人想起“四人帮”时期那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名言。看到媒体上这些白纸黑字，带着情绪化的语言，字里行间隐含着敌意，真让人不解，这是在批评，还是在进行人身攻击；这是仗义直言，还是文人相轻的嫉妒抑或是在炒作？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五一节前于丹新书发布会前，一些“倒于”的好汉打着印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的白T恤，高喊“捍卫国学，于丹认错”的口号，让人感到又回到三四十年前。你不同意于丹的观点，可以开讲座写文章去争论啊，你们不是一直标榜是“孔子”“庄子”的门徒吗？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还说：“和为贵”，你们吹毛求疵，贬损他人的言行是不是违背了圣训呢？这种明火执仗的表演不是显得没有底气的色厉内荏吗？我想，如果孔子、庄子在天有灵的话，那两位圣人肯定会对这些人的言行“很着急”和“很生气”的。
我们一直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毕竟“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扫”的“极左”时代已成为过去。对于名著和经典的解读及其传播和普及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如今言论自由，信息共享，在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呈现出多元互补、多元并存、多元互动的局面。在解读经典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观点，可以商榷，可以探讨，甚至可以针锋相对的争论，人文学科的意义往往就是在不断的反驳、争论中启迪升华的。但不应居高临下，唯我正确，扮演那种审判官的角色，很清楚，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有话语权，都是平等的。争鸣的双方最需要与人为善的心态，只要不含有敌意，应允许被批评者改正缺点，修正错误！
于丹在解读《论语》《庄子》中确有不足之处，甚至是解读错了，经别人提出后，她自己也诚恳地接受意见，态度是“三鞠躬，一握手”，全是谢意，全是和平温婉。人犯了罪，判了刑，还可以改正，在学术上知错改了不就行了嘛，有必要死抓住不放而大做文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吗，我不知那些口口声声要捍卫孔子、庄子的尊严，打算系统出书还经典面貌的人，你能绝对保证，你们对经典的解读都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解读经典绝对做不到一点也没有误差的，毕竟这些圣贤与你们相隔了几千年啊，一旦别人对你们的诠释产生了疑义甚至不客气提出批评，你们又将是如何对待？难道不应该换位思考一番吗？
学术争鸣本属正常，学术争鸣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至于于丹红是不是苏丹红还是让大家自己去做结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