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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是继“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以来学界在探讨人与自然、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趋向上提出的又一创新性概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即生态GDP核算体系，并将其作为一种制度推广。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评价制度的标准已经明确了。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评价某个地区或区域的发展状况。这种发展是兼顾了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引导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使人们告别“重经济发展、轻生态建设”的思想，同时这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保障。
绿色GDP和它的缺陷
目前用来考核政府业绩的唯一的指标就是GDP，它是20世纪30年代的产物，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某一时段国民经济活动的产出成果，进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其本质上追求的就是单纯的经济效益。这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不能反映社会成本，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为此付出的代价，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和质量，不能衡量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等。而且，一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惜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经济增长方式以过度消耗能源和资源、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留下了长远的隐患和危害。
西方国家早就认识到这种单纯的追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弊端。许多组织或个人为此纷纷提出了解决办法，如可持续收入思想、生态需求指标（ERI）、净经济福利指标、净国民福利指标等观点。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组织出版了《环境进展的监测》，正式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其内涵就是在现有GDP的基础上，减去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价值。然而，这个定义也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首先，在经济发展与资源价值相关的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简单地认为“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必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也必然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过程”，这只是简单的在核算中扣除了消耗（做“减法”），表现的仅仅是经济的实际水平，仍没有通过核算把人为干预下实际存在的生态价值统计出来（做“加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然界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进而制约了创造生态价值的积极性。
其次，可持续发展是绿色GDP核算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即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绿色GDP的概念本身反映的是环境资源损失的代价，即经济与环境之间的部分影响，而没有反映出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尤其是环境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的相关关系，因此只能说其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简单地认为绿色GDP的提出乃至其核算就能反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可以推进生态文明评价制度的建设就未免显得偏颇。
再次，绿色GDP的概念体现的是存量范畴，而资源再生产所带来的效益属于流量范畴，如何实现流量与存量的紧密衔接，这在该定义中没有反映出来。也就是在定义的过程中仅仅考虑了消耗资源的量，而没有考虑资源再生产的价值，即生态效益。当前的传统社会已经向现代生态社会转型，如果只是竭泽而渔，只注重绿色经济的发展而对地球形成生态欠账，那么绿色GDP可能要大打折扣甚至是负数。因此，只有将存量考虑进去，才能极大地调动各级政府再生产活动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会调节各级政府对环境资源等的态度。
绿色GDP核算制度难以推进
自绿色GDP诞生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开展了本区域内的绿色GDP核算。例如博茨瓦纳共和国将水资源的消耗计入其内，挪威纳入了自然资源价值，墨西哥将石油、各种用地、水、森林等资源纳入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但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没有一国以政府名义发布绿色GDP结果。可见，国外的绿色GDP核算同样没有正确地正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忽略了自然界的主动性即自然界自身的生态效益。这也是绿色GDP核算制度推广的艰难所在。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推进，“GDP至上”、“以总量论英雄”等发展观念得到了有力纠正。但是，一些地方在发展理念上仍然存在“重经济增长、轻生态建设”等误区。当前，用绿色GDP考核政府业绩及党政官员政绩的评价方法，一直难以开展。原因在于，一旦实施绿色GDP，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这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
再者，环境信息公开化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从一个观念转变阶段发展到利益博弈阶段，这其中首要的博弈就是信息的博弈，掌握着80%以上的政府信息，首当成为信息博弈的焦点。而在中国，各部门存在着绿色GDP核算结果不予公布的尴尬局面。可见，绿色GDP核算的概念还没有得到政府的全面支持。
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只有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指导下，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尤其是生态文明中强调的自然的主动性即自然界自身的生态效益，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从观念到行为上的转变。党政官员们已开始在观念和行动中“改弦更张”，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不管这个过程需要多久，都必须有一个好的开始，必须有一个好的切入点。生态GDP核算体系无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未完待续）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即生态GDP核算体系，并将其作为一种制度推广。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评价制度的标准已经明确了。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评价某个地区或区域的发展状况。这种发展是兼顾了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引导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使人们告别“重经济发展、轻生态建设”的思想，同时这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保障。
绿色GDP和它的缺陷
目前用来考核政府业绩的唯一的指标就是GDP，它是20世纪30年代的产物，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某一时段国民经济活动的产出成果，进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其本质上追求的就是单纯的经济效益。这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不能反映社会成本，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为此付出的代价，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和质量，不能衡量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等。而且，一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惜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经济增长方式以过度消耗能源和资源、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留下了长远的隐患和危害。
西方国家早就认识到这种单纯的追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弊端。许多组织或个人为此纷纷提出了解决办法，如可持续收入思想、生态需求指标（ERI）、净经济福利指标、净国民福利指标等观点。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组织出版了《环境进展的监测》，正式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其内涵就是在现有GDP的基础上，减去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价值。然而，这个定义也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首先，在经济发展与资源价值相关的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简单地认为“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必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也必然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过程”，这只是简单的在核算中扣除了消耗（做“减法”），表现的仅仅是经济的实际水平，仍没有通过核算把人为干预下实际存在的生态价值统计出来（做“加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然界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进而制约了创造生态价值的积极性。
其次，可持续发展是绿色GDP核算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即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绿色GDP的概念本身反映的是环境资源损失的代价，即经济与环境之间的部分影响，而没有反映出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尤其是环境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的相关关系，因此只能说其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简单地认为绿色GDP的提出乃至其核算就能反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可以推进生态文明评价制度的建设就未免显得偏颇。
再次，绿色GDP的概念体现的是存量范畴，而资源再生产所带来的效益属于流量范畴，如何实现流量与存量的紧密衔接，这在该定义中没有反映出来。也就是在定义的过程中仅仅考虑了消耗资源的量，而没有考虑资源再生产的价值，即生态效益。当前的传统社会已经向现代生态社会转型，如果只是竭泽而渔，只注重绿色经济的发展而对地球形成生态欠账，那么绿色GDP可能要大打折扣甚至是负数。因此，只有将存量考虑进去，才能极大地调动各级政府再生产活动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会调节各级政府对环境资源等的态度。
绿色GDP核算制度难以推进
自绿色GDP诞生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开展了本区域内的绿色GDP核算。例如博茨瓦纳共和国将水资源的消耗计入其内，挪威纳入了自然资源价值，墨西哥将石油、各种用地、水、森林等资源纳入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但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没有一国以政府名义发布绿色GDP结果。可见，国外的绿色GDP核算同样没有正确地正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忽略了自然界的主动性即自然界自身的生态效益。这也是绿色GDP核算制度推广的艰难所在。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推进，“GDP至上”、“以总量论英雄”等发展观念得到了有力纠正。但是，一些地方在发展理念上仍然存在“重经济增长、轻生态建设”等误区。当前，用绿色GDP考核政府业绩及党政官员政绩的评价方法，一直难以开展。原因在于，一旦实施绿色GDP，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这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
再者，环境信息公开化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从一个观念转变阶段发展到利益博弈阶段，这其中首要的博弈就是信息的博弈，掌握着80%以上的政府信息，首当成为信息博弈的焦点。而在中国，各部门存在着绿色GDP核算结果不予公布的尴尬局面。可见，绿色GDP核算的概念还没有得到政府的全面支持。
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只有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指导下，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尤其是生态文明中强调的自然的主动性即自然界自身的生态效益，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从观念到行为上的转变。党政官员们已开始在观念和行动中“改弦更张”，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不管这个过程需要多久，都必须有一个好的开始，必须有一个好的切入点。生态GDP核算体系无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未完待续）